第四节 农业生态治理模式

一 生态脆弱性概念

关于生态脆弱性的研究，可追溯到20世纪初，美国生态学家Clements提出了生态过渡带 (Ecotone) (Clements,1905)。20世纪60年代，脆弱生态环境成为生态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论题，许多学者对脆弱生态环境的概念、制图、研究的理论基础进行了深入的、多方面的探讨，比较重视全球变化对脆弱生态环境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期，中国地学、环境等领域的学者将过渡地带思想引入各自研究领域中，形成了生态环境脆弱带等相关概念，但在生态脆弱性或者生态环境脆弱性等概念的定义方面，不同学科的学者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 (魏琦，2010)。

Kochunov (1993) 认为，脆弱性是系统质量重建的情况，包括结构变化、行为变化以及自身发展的变化，并指出通过脆弱性概念可以区别出以下几种脆弱转变类型：突变型、渐变型、可逆型、加强型和自然型。Timmwerman (1981) 认为，脆弱性是一种度，即系统在灾害事件发生时产生不利响应的程度；Kates (1984) 认为，脆弱性是度量系统遭受损害和产生不同程度的危险；Bogard (1988) 把脆弱性定义为人们无法采取有效措施减轻不利损失的一种软弱无能的状态；Smith (1997) 认为，脆弱环境是来自具体灾害事件的风险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Mitchell (1989)则认为脆弱性是一种遭受损失的潜势；Blaikeetal (1994) 指出，脆弱性即个体和群体所具有的预测、处理、防御自然灾害的不利影响并恢复自我的一种能力；Dow (1992) 认为，脆弱性是易脆弱化的环境所具有的敏感性。

国内学者也对生态脆弱性进行了大量研究，提出了不同的定义与见解。刘燕华 (2001) 认为，脆弱的生态环境是一种对外部环境因素的改变反应敏感、自身稳定较差、可塑性较小的生态系统。牛文元 (1989)认为，生态脆弱性主要表现为生态环境改变的速率、生态系统抵抗外界干扰的能力和生态系统的敏感性与稳定性。赵桂久等 (1995) 指出，生态脆弱性是生态系统在特定时空尺度上相对于外部干扰而表现出的敏感性反应及其可恢复性程度。王让会等 (2001) 认为，生态脆弱性是生态系统在特定时空尺度，对于外界干扰的敏感反应和自我恢复能力，是自然因素和人类活动共同作用的结果。王介勇等 (2004) 认为，生态脆弱性是由于各生态环境因子类型、数量和质量在时空上的不均衡性，生态环境系统在人类活动和外界环境作用下表现出来的易变性以及可能性响应。王小丹等 (2003) 认为，生态脆弱性是一个涉及生态学、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灾害学、气象学等多学科的综合性概念，是指生态受到超出自身调节范围的外界干扰作用，而表现出对干扰的敏感程度。赵珂等 (2004)认为，严格的生态脆弱性概念侧重于突出生态系统偏离原生态环境的程度，即生态环境受到外界干扰后所表现出来的不稳定性特征。乔青等(2008) 认为，生态环境抵抗外界干扰能力弱、恢复能力低，容易由一种状态转变为另一种状态，而且一经改变很难恢复到初始状态的性质为生态环境脆弱性。而从自然和社会层面而言，生态脆弱性是自然因素和人类短期经济行为共同作用的结果，是特定生态系统在一定时空尺度上相对于外界干扰的响应而存在的。影响生态脆弱性的自然因素主要包括全球或区域性自然过程引起的气候、水文、地貌、地质、植被、土壤等变化，其背景是在漫长的地质年代形成的。人类短期经济行为包括因工业、农业、牧业、交通、运输等行业发展产生的毁林、耕垦、过牧、过量灌溉等行为。上述关于生态脆弱性定义的表述尽管不同，但都表明了以下含义：一是系统群体或个体存在的不稳定性；二是对外界干扰或环境变化较敏感；三是受到外界干扰时，该系统易受到损坏，并且难以恢复。具体可理解为，受生态环境因子类型、数量和质量在时空上配置的不均性影响，生态系统稳定性差，敏感度强，在遭受人为干扰或环境胁迫时，易受到破坏，难以恢复到初始状态，并对人类生存和农业发展造成一定的影响。

二 生态脆弱区域治理

生态脆弱区也称生态交错区 (Ecotone)，是指两种不同类型生态系统交界过渡区域。这些交界过渡区域生态环境条件与两个不同生态系统核心区域有明显的区别，是生态环境变化明显的区域，已成为生态保护的重要领域。

(一) 生态脆弱区基本特征

1．系统抗干扰能力弱

生态脆弱区生态系统结构稳定性较差，对环境变化反映相对敏感，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发生退化演替，而且系统自我修复能力较弱、自然恢复时间较长。

2．对全球气候变化敏感

生态脆弱区生态系统中，环境与生物因子均处于相变的临界状态，对全球气候变化反应灵敏。具体表现为气候持续干旱、植被旱生化现象明显、生物生产力下降、自然灾害频发等。

3．时空波动性强

波动性是生态系统的自身不稳定性在时空尺度上的位移。在时间上表现为气候要素、生产力等在季节和年际间的变化；在空间上表现为系统生态界面的摆动或状态类型的变化。

4．边缘效应显著

生态脆弱区具有生态交错带的基本特征，因处于不同生态系统之间的交接带或重合区，是物种相互渗透的群落过渡区和环境梯度变化明显区，具有显著的边缘效应。

5．环境异质性高

生态脆弱区的边缘效应使区内气候、植被、景观等相互渗透，并发生梯度突变，导致环境异质性增大。具体表现为植被景观破碎化、群落结构复杂化、生态系统退化明显、水土流失加重等。

(二) 生态脆弱区技术治理

由于人为滥耕是许多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直接诱因，因此，退耕还林还草已经被认为是治理生态脆弱性的重要技术途径。就世界范围来看，国外退耕的规模一般较小，退耕的目的有时有政治和经济原因，不一定直接针对水土流失或荒漠化问题 (郝海广，2008)。美国、法国、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都曾开展过退耕还林还草。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就实施了一系列缩减耕地面积的计划，包括“休伊特”法案、“有偿转耕”计划、“自愿退耕”计划、“保护计划”、“植树”计划等，把数百万公顷农田改造成了森林和牧场 (孙金铸，2003)。退耕种草已经得到了普遍的接受，被认为是提高土壤肥力和恢复草地生态系统功能的有效手段。欧洲退耕还林基本上是以自发方式进行。2000年欧盟国家已有1200万—1600万公顷的农地转化为林地，其中法国200万—300万公顷。英国早期的退耕还林主要是为了发展用材林，后来逐步发展成为是针对防风保土和拓展森林游憩区域的行动 (马庆祥，2001)。英国的退耕退牧还林是以较高的补贴政策为保障 (郝海广，2008)。德国政府通过适度的经济补偿措施鼓励农民自主在耕地上造林，以保护生态环境和发展用材林 (杜梅，2007)。美国从1986年开始实施的土地休耕计划 (Conservation Reserveprogram) 是国家层面的重要生态修复计划，到2005年已累计投入304亿美元，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每年减少土壤侵蚀4.5亿吨；建成了80万公顷以上湿地保护区，恢复了68万公顷的草地与林地，有效改善了野生动物栖息地质量，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增加。

三 生态治理机制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人民福祉和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在充分考虑环境承载能力与资源可持续性的基础上，构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机制。因此生态治理机制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生态治理技术措施，二是生态治理制度性建设。我国目前关于生态环境治理的研究往往侧重于某一种生态问题的分析及治理措施的研究，如荒漠化治理、水资源合理利用等，缺乏对一些生态环境极度恶劣地区进行综合治理，同时实现经济和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的制度创新研究。生态治理成为20世纪以来引人注目的技术、经济活动，研究人员从技术、经济甚至社会角度不断探讨改进生态环境治理绩效的途径和手段。其实，人类活动才是造成生态恶化的最重要因素，由于在不同的制度规定下，治理主体的经济行为是不同的，制度绩效也可能大相径庭。因此，通过生态环境治理制度创新，尤其是要顶层设计，设计出有利于生态恢复和重建的制度安排，对于提高生态建设资金的使用效率，激发人们投资于生态环境治理，保护现有的生态资源有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杨曼利，2004)。在生态治理机制建设中，重点加强治理技术创新、完善奖罚问责机制、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重点还要加强风险防控机制。目前，国内外学者关于生态环境治理制度的研究成果颇多，但国外学者侧重于环境保护，国内学者则侧重于宏观政策、治理制度的微观机理的研究和局部问题的分析。一般来说生态环境治理活动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自然资源或生态系统的恢复与治理活动；另一类是环境保护和污染控制活动。前者与第一产业相关，后者则是第二产业发展的结果。第二类活动也被称为环境保护，它早已是20世纪的一大热点问题。

受气候变迁因素和人文社会因素的影响，西北地区的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生态脆弱区域不断扩大，尽管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也出台了许多优惠政策，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局部改善、整体恶化”的局面。持续恶化的生态环境不仅阻碍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严重影响了农业的持续发展。遏制生态恶化趋势，重建西北地区生态环境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因此，探讨生态治理模式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研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