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从战后复兴到高速增长时期的能源安全问题（1946—1972）

1945年8月14日日本战败投降后仅14天，即进入被占领状态，为期六年零八个月。在占领初期，美国代表盟国独家占领日本，当时盟军司令部的任务是彻底铲除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对日本实行“非军事化”，包括遣散军队，收缴和销毁武器弹药；为摧毁战争潜力而销毁、拆迁战争设备；禁止生产武器、飞机等，以便把日本引向和平发展的道路。1945年11月，美国总统特使兼驻日大使埃德温·波利提出“波利中间赔偿计划”（其数额低于日本应最终支付的战争赔偿总额，具有临时方案性质，故称为“中间赔偿计划”），该计划的主要内容为：通过拆迁日本的工厂，既收削弱日本战争潜力之功，又奏增强其亚洲邻国的经济实力之效，以保证在远东重建均势，防止日本重新发动侵略战争。

在战败投降之际，日本的石油库存量有45万千升，由于遭受空袭，国内炼油能力从412万千升/年减少到110万千升/年。1946年11月发表的埃德温·波利使节团的最终报告提出，石油产业可能用于再军备、可能转用于军需产业，因此应该完全撤除人造石油的生产设施，并将日本的炼油能力限制在230万千升/年（月产4万桶），石油储备能力上限为160万千升。

然而，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在1948年年底中国共产党取得全面胜利的前夕，美国的对日政策就产生了方向性的转变。1947年3月杜鲁门总统发表“杜鲁门主义”，表示要向“与共产主义威胁做斗争”的国家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构筑全球规模的对苏包围网。1948年5月，美国陆军部提出：“为日本复兴所必要的工厂应当继续存在……在石油产业，没有必要撤去人造石油的制造设备和炼油厂的设施。”事实上撤回埃德温·波利使节团的最终报告，这意味着仅过了一年多，美国对日本石油产业的立场发生了180度的转换，显示出由于“美苏冷战开始”、“朝鲜半岛被分断为北朝鲜和韩国”、“共产党势力在中国抬头”，促使美国对日占领政策出现急速变化。1949年5月，占领政策的最高决策机构“远东委员会（FEC）”发出“中止撤除对日赔偿设施”的指示。

对战后日本石油产业发展来说一个幸运的情况是，日本国内石油开发（上游部门）的各种设施未成为美军空袭的对象，但由于战争期间的滥采和油田管理混乱，日本国内的原油生产量从1945年的24.3万千升下降到1948年的17.9万千升。在占领军总司令部天然资源局NRS的协助下，日本官民联合的石油资源开发促进委员会PEAC从美国引进最先进的探矿技术、合理管理油田油层的方法以及气体压入法、水攻法、水压破碎法等二次回收技术，在1946年11月开始实施第一次石油资源开发五年计划，太平洋沿岸的炼油厂陆续开始生产。其结果，1950年日本国内原油生产量提高到32.8万千升，1951年达37.2万千升。其后，接受占领军总司令部天然资源局NRS的技术劝告，为了保全油层而限制原油生产，将年产量维持在30万千升。从1950年1月以后，美国占领当局批准太平洋沿岸的炼油厂恢复生产，解除了日本战败导致其石油产业发展所受到的束缚，1950年日本恢复了原油进口。

但是，战败后的日本面临的主要课题是经济复兴，这意味着战后日本的能源安全问题是为了确保经济复兴和增长所需能源的“和平发展国家的能源安全”问题，与视石油为“血液”的“战争国家的能源安全问题”有着本质的不同。与石油相比，战后初期的日本更需要煤炭和钢铁，然而在战后初期日本虽然尚有部分铁矿石储备，却没有储备煤炭，“缺煤”比“缺铁”更严重，被奉为“黑色钻石”的煤炭奇缺导致战后初期日本工业陷入严重的“能源荒”之中。

一 以“倾斜生产方式”克服煤炭奇缺问题

由于失去了来自中国、朝鲜半岛等曾遭日本侵略和殖民统治的国家和地区的煤炭供应，导致日本国内大批工厂因缺少煤炭而停工或开工不足，或陷入“以煤定产”“以电定产”的尴尬局面。1946年12月，日本政府根据著名经济学家、能源问题专家有泽广巳的建议，在1947年、1948年采用“倾斜生产方式”，将材料和资金“超重点”地投入作为基础工业的钢铁、煤炭工业，特别是将煤炭产业作为“重中之重”，首先增加煤炭生产用于钢铁工业，再以增产的钢铁用于煤炭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促使这两个工业部门在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之中迅速扩大。电力供应的恢复也使日本得以照亮夜晚的城市上空。

简言之，“倾斜生产方式”就是将经济资源集中地向整个工业复兴所需的煤炭和钢铁等基础材料“倾斜”的经济政策，而为了加强煤炭生产，首先需要资金和劳动力。在资金方面，日本政府设立了复兴金融公库，重点向矿业、电力等大企业融资；在人员方面，日本政府决定为矿工“特别配给”主食、衣服、烟酒等，并改善矿工的住房条件，以便招揽更多矿工承担矿下的艰苦劳动。与此同时，还从八幡制铁所等钢铁企业调人支援九州的煤矿。这意味着民间煤矿已被完全置于国家管理之下，煤矿生产已被完全置于政府计划之下。

据战后日本第一次经济白皮书的估计，“煤炭增产20%，可促使工业生产增产40%，工业生产能力的加强，又可以向煤矿提供增加煤炭生产所需的材料和机械。就这样，通过煤炭的增产可望找到解决日本经济矛盾的头绪”。这个预计基本上成为现实，至1948年，日本国民经济重新进入再生产良性循环轨道，经济混乱和生产滑坡得到缓解，日本经济开始迈上复兴之路。

然而，倾斜生产时期的经济恢复，是在全面回归战前统制经济的条件下，依靠严厉的经济统制而实现的，这种生产方式只是适用于非常时期的权宜之计，不可能持久。比如在1947年和1948年，为保证倾斜产业的资金需求，复兴金融公库投放的政府贷款约占全国设备贷款总额的70%，其中煤炭、电力、海运、钢铁四大产业接受的政府贷款，分别占其贷款总额的98.1%、92.9%、84%和73.4%。这意味着重点产业的生产，基本是靠政府财政资金启动的，这既使财政难以为继，也因为复兴金融公库过度投放资金导致通货供给量增大，通货膨胀加剧。随着物价不断上涨，民众生活陷入极其艰苦的境地，工人运动不断高涨，经济和社会很不稳定。

1947年3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杜鲁门主义”，美苏冷战开始。1948年年初美国陆军部部长罗亚尔公然声称要把日本变成对抗共产主义威胁的堡垒，决不容许日本这个反共堡垒自身因为经济社会不稳而给所谓“共产主义势力”渗透提供可乘之机。从1949年至1951年，美国占领当局启动“道奇计划”（Dodge line），竭尽全力稳定日本经济，其中包括停止在倾斜生产方式时期向重点产业提供资金的主渠道——复兴金融公库的贷款业务，以防止通货膨胀蔓延，这意味着倾斜生产方式作为历史的一页被翻了过去。其后，随着作为燃料的煤炭日益被石油所取代，煤炭产业在1959年被定位为“结构性衰退产业”。

1987年《日本经济新闻》评选战后最重要的经济政策，将“成功地把矿工业生产水准提高到必要水准”的“倾斜生产方式”与“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国营公司民营化并列，作为“其成果应得到后世评价”的战后三大经济政策之一。对倾斜生产方式的评价甚至高过1947年开始的“农地改革”。

缺煤是战后日本最初遭遇的能源安全瓶颈。有泽广巳提出的“倾斜生产方式”取得成效，体现了经济学家、金融专家等社会科学工作者和煤炭产业的科技人员一起，为解决战后日本最初的能源安全问题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 能源革命：从煤炭到石油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舰船的燃料被发热量是煤炭两倍的石油所取代，在作为化石能源三种形态（液态、气态和固态）的石油、天然气、煤炭中，石油长期保持着“第一能源”地位，这是因为石油具有难以取代的、全面而特殊的用途和价值。例如石油经过精炼可作为汽车、喷气机的燃料，还是重要的化工原材料，人们日常使用的塑料、合成纤维、肥料、润滑油、清洁剂等均是石油化工的产物，石油还是军事上必需的战略物资，早在100年前从英国开始，世界各国的军舰就从烧煤改为烧油（现在部分航空母舰和潜艇又转向“烧铀”），至于军机就更离不开从石油提炼的高性能汽油。

战后中东陆续发现了大油田，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石油产区，其油田大多具有储量大、埋藏浅、出油多、油质好、生产成本低等特点。但在1960年之前，世界原油市场被号称“石油七姐妹”的西方跨国石油巨头联盟所垄断，它们不仅控制着大量原油产能，而且垄断市场交易、交易规则的制定权和解释权。尤其是美国，虽是世界上最大的产油国，但出于保护本国石油资源的战略考虑，也盯上了中东产油国，扶植和支持其石油跨国公司扩大对中东优质而廉价的原油进行掠夺性开采，致使中东石油产量迅速上升。然而，面对中东源源不断的石油，美国并没有实施大量进口，反而在1959年对原油和石油产品进口实施强制性限额，其原因是美国为了维护本国能源安全特别是石油安全，需防止因为依赖进口石油而受制于人，为此甚至禁止除加拿大、墨西哥之外的世界其他地区的石油自由进入美国（从邻国加拿大、墨西哥进口石油无须依靠远洋运输，没有风险）。另外，从1955年到1960年苏联石油生产迅速增加，到了50年代末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产油国，并开始向西欧、日本及发展中国家出口石油，特别是在1960年春，苏联以十分低廉的价格把大批原油卖给意大利、日本和印度，致使世界石油市场价格大幅下跌，而出口石油则成为与西方世界疏离的苏联经济与西方经济连接的唯一纽带。

这样，面对中东石油生产“大跃进”，处于冷战状态的美苏两大国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政策：一方面是作为世界第二大产油国苏联挤进石油出口国行列，另一方面是作为世界最大石油生产国兼消费国的美国“却将大批中东廉价石油拒之门外，加剧了国际石油市场的过剩，促使原油价格一跌再跌”。在1950—1973年期间，美、英、荷（荷兰）大石油公司“七姐妹”将每桶石油的平均价格压到约1.8美元的水平，仅为煤炭价格的一半左右。在1960年，为对抗美、英、荷大石油公司对全球原油市场的垄断，伊朗、伊拉克、沙特、科威特和委内瑞拉结成了“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中文称“欧佩克”）,1968年沙特、利比亚、科威特创立了“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以维护各成员国和该组织整体在石油领域的权益。但是，产油国的这些举动未能打破西方国家对世界石油市场的垄断，至1970年每桶石油价格进一步下降到1.3美元，实质价格仅相当于20世纪20年代石油价格的1/6，致使世界迎来了“一桶石油一美元时代”。而本国缺乏石油资源的日本、西欧则纷纷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将石油作为替代煤炭的最主要能源，将中东地区作为它们最大的海外石油供应地，为了充分享用石油利益甚至将自己国内开采条件差的煤矿都关闭了。在工业方面，石油不仅被用作燃料，也被广泛用作石油化学工业的原料。

中东石油大增产对世界各国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日本成为得到好处最多的国家，因为日本国内资源贫乏，可从世界各地选购最便宜、优质的石油，而其他发达国家考虑到保护本国的石油产业，几乎都不能像日本那样高度“自由”地利用国外石油资源。例如当时联邦德国、意大利采煤业发达，生产电力、煤气都要使用国产煤；法国与旧殖民地阿尔及利亚订有供货合同，只好购买那里的高价油；美国尽管有将本国石油资源“保存”到将来再用的想法和行动，也不可能让国内石油业立即“歇业”而完全转向依赖价格仅为国产油1/2的进口油……几乎可以说，唯有日本可以彻底贯彻使用世界上最廉价、最优质石油资源的方针。

在1958年的日本，作为发电燃料的石油单价已经低于煤炭；石油火力发电厂的建设费用也比煤火力发电厂的建设费低两成（因为进口煤炭需在港口建设储煤场，而发电用的石油可通过管道运送）。石油优于煤炭的特点促使日本迅速推进“从煤炭转向石油”的能源革命，使煤炭在一次能源结构中所占比重从1950年的40.9%大幅降低至1973年的0.7%，降幅达40.2个百分点；而石油所占比重则从1955年的11.7%跃升至1973年的59.0%，增幅达47.3个百分点。凭借大量利用进口石油，日本在沿太平洋带状地区大举建设炼油、钢铁、造船等资源消耗型重化工业，以石油为原料的化肥、合成纤维、塑料制品等石化工业也获得巨大发展，还在电力工业中迅速实现了从“水主火从”向“火主水从”的转变（水力发电占电源结构的比重从1945年的95.0%下降到1973年的15.2%；同期间火力发电的比重从5.0%上升到82.7%），继而在火力发电中从以煤炭为中心转向煤炭与重油混烧方式，进而转向以重油专烧为中心。由于对进口石油的充分利用，从1960年至1973年日本的石油进口量增长近10倍，在资本主义世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号石油消费国，也成为战后石油文明崛起中最大的受益国。

然而，正如在政治上曾出现过1960年导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取消访日和日本首相岸信介下台的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大规模群众性斗争那样，日本从煤炭转向石油的能源革命也经历了极大“阵痛”：随着煤炭产业的衰退，陷入经营困境的日本煤炭企业纷纷采取以裁员为中心的大规模“合理化”对策，引起了劳资双方的激烈对立和斗争，其中尤以“三井矿山”（现为“日本焦炭工业”）的裁员规模最大，由此引起工人采取罢工等形式的抵抗也最激烈。由于双方分别得到日本工会总评议会（简称“总评”）和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简称“经团联”）的支持，总计达30万人的“总评”工会会员加上“全学联”的学生从日本全国各地前来支援（在暴力团袭击工会会员的过程中有一名工会会员被杀害），从而形成日本全国“总资本和总劳动的斗争”。

1961年8月日本煤矿工会召开大会，激烈批评日本政府的新能源政策。在日本社会党和“总评”的支援下，煤矿工会要求政府采取稳定煤矿工人就业、推进煤炭生产和流通的现代化、振兴煤矿所在地区经济、确立包括煤炭在内的综合能源政策。1961年9月北海道、九州等地的煤矿工人和各地群众在东京举行“3万人中央行动”，煤矿工人头戴装有矿灯的安全帽在银座游行，虽然斗争本身没有产生很大成果，但由于不是过去那种局限于企业内部的斗争，而是以全国规模向大藏省、通产省等有关省厅乃至日本政府开展强烈的请愿斗争，因而引起很大反响，政府被迫采取了包括设立雇用促进事业团、编制煤矿离职者求职手册等政策。

从经济上看，20世纪60年代是日本施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十年，是日本战后再次实现重化工业化（战前日本曾实现过“军事重化工业化”）的十年，也是日本从石油文明崛起中受益最多的十年，这意味着日本抓住了从煤炭转向石油的能源革命机遇，充分利用来自中东的廉价、优质的石油供应而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和重化工业化。在这过程中，日本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和工程师、技术人员、技能工人做出了巨大贡献。

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贡献体现在以下村治为代表的一批日本经济学家坚信日本经济完全有可能在实现战后复兴之后，再有新的高速发展，并精密地计算出国民收入在今后十年可增加一倍，从而在1960年池田勇人内阁制定“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下村治则被评价为池田内阁时期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设计师。事实证明，下村治等经济学家对日本经济的预测相当准确，在1950年日本的经济规模仅相当于美国的1/27，英国的1/3.5，法国的1/2.6，联邦德国的1/1.7，而在1968年日本的经济规模相当于美国的1/2.2，英国的3.1倍，法国的2.0倍，联邦德国的1.5倍，终于将英、法、德统统甩在后面，成为西方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在自然科技方面，工程师、技术人员、技能工人等科技工作者紧紧抓住了石油文明崛起的黄金时期，依靠技术进步迅速实现了战后的重化学工业化，保证了日本的能源安全。考虑到石油危机发生于1973年，这个石油“黄金时期”对于从战败废墟中挺立起来，又经历了1959年反对日美安保斗争“政治季节”的日本来说，大约也只有十几年时间。当然，即使在石油危机之后，虽有石油价格上涨和波动，中东等地的石油一直是石油消费国的最重要能源依赖，但与石油危机前的“黄金时期”相比，石油供给的安全性大大削弱了。

对于日本来说，能否抓住石油“黄金时期”的机遇，实现经济高速增长，换句话说，能否使本国的经济高速增长期与石油黄金机遇期在时间上“重叠”，关键问题就在于建设速度。如果一项大型工程一拖就是十几年，其结果必然是错失机遇，因此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奇迹”的核心，首先是在保证质量前提之下的“速度奇迹”，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日本大型工程从开工到竣工的建设时间分别为：月产氨500吨、尿素720吨的工厂，12个月；年产甲醇6.6万吨的工厂，14个月；一昼夜炼油5万—10万桶的炼油厂，10个月；年生产能力为5万—6万吨的水泥厂，6个月；月产钢梁15万吨的制梁工厂，12个月；年产能力为登记总吨位90万吨的造船厂，15个月。在电力行业，50年代后半期日本的火力发电机的功率为12.5万—17.5万kW，到了60年代后半期最大的火力发电机的功率就达到100万kW（东京电力公司的鹿岛第5号、第6号机），火力发电机的大型化导致发电成本大幅降低；在钢铁行业，日本建成的容积最大高炉在1953年为877立方米，1958年为1146立方米（川崎制铁公司）,1964年为2021立方米（新日本制铁）,1973年为4617立方米（日本钢管）,1976年为5070立方米（新日本制铁），其炉容量创世界最高纪录，23年间高炉容积扩大了5.8倍，产生了巨大的规模效益。与此同时，在钢铁生产过程中积极导入各种新技术，例如，以转炉取代平炉和电炉，使日产量提升至10倍；使燃料利用率提高18倍（对电炉）和7倍（对平炉）。

这种高速度、高质量、大规模的工业建设正是在“能源安全=石油安全”得到保证的有利条件下才得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