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乡村社会资本研究述评

国内外学界关于乡村社会资本研究主要集中于乡村社会资本的概念界定、性质、功能和局限等方面，本书在分析社会资本概念、测量、类型、性质、功能以及研究局限基础之上分析乡村社会资本研究现状。

一 社会资本研究述评

国内外学者对社会资本研究集中于对以下问题的回应：就国外研究现状而言，罗伯特·普特南把社会资本的研究总结为对以下四个问题的回应：一是什么是社会资本；二是社会资本是否与其他资本形式一样有效用；三是如何区分好的和坏的社会资本；四是社会资本影响经济发展的机制为何。就国内研究现状而言，马得勇认为，社会资本研究应当对以下六个问题作出回应：“第一，社会资本的本质到底是什么？第二，社会资本是个人的还是社会的？第三，社会资本是普遍的还是特殊的？其如何测定？第四，社会资本和制度是什么关系？第五，社会资本的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第六，社会资本是救治各种社会弊病的济世良方吗？”围绕社会资本研究所要解决的问题，本书认为，国内外学者从概念界定、类型、作用、特性、发展趋势、测量和研究局限等维度对社会资本作了相关研究。

（一）社会资本概念界定

当前学界关于社会资本仍没有一个权威性的统一定义。学界从多学科与多维度对社会资本概念进行界定。首先，就学科基础而言，涉及社会学、经济学与政治学等学科。其次，就研究视角而言，具体包括结构、关系、认知与功能主义等视角。

就从不同学科基础对社会资本概念界定而言，其一，社会资本社会学研究视角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詹姆斯·科尔曼、罗纳德·博特、林南等。詹姆斯·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是个人拥有的表现为社会结构资源的资本财产，由构成社会结构的要素组成，主要存在于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之中，并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罗纳德·博特把社会资本定义为，“网络结构给网络中的行动者提供信息和资源控制的程度”。而林南认为，“个人通过涉取镶嵌性资源以增强工具性行动或情感性行动中的期望回报而在社会关系中进行的投资”。其二，社会资本政治学研究视角的代表人物有罗伯特·普特南、肯尼斯·纽顿等。罗伯特·普特南把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肯尼斯·纽顿认为，“社会资本可以用规范价值、网络、结果，这些自发产生的集体工具和资源来理解和定义”。其三，经济学视角的社会资本理论以世界银行的部分经济学家为代表。他们的基本观点是，“社会资本能够形塑一个社会的社会互动关系的数量和质量的各种制度、关系和规范”。

就不同研究维度来界定社会资本概念而言，其一，就社会资本概念结构维度的界定而言，结构维度是指个体之间联系的模式和形态。主要代表人物包括布迪厄、朱旭峰、边燕杰、刘春荣等。布迪厄将社会资本界定为，“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那些资源是同某种持久性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这一网络是大家共同熟悉的、得到公认的，而且是一种体制化关系的网络”。朱旭峰认为，“应该从结构主义的视角出发，亦即从社会网络的结构而不是以其功能来定义社会资本”。边燕杰指出，“社会资本的存在形式是社会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网络，本质是这种关系网络所蕴含的、在社会行动者之间可转移的资源。任何社会行动者都不能单方面拥有这种资源，必须通过关系网络发展、积累和运用这种资源”。刘春荣认为，“社会资本在一般意义上被界定为一种嵌入于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之中的行动资源”。

其二，就社会资本概念关系维度的界定而言，社会资本关系维度主要是指社会网络中人们共有的信仰和规范。这个维度衍生出来的主要概念有尊重、信任、规范、义务等。弗朗西斯·福山将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或当下特定群体中，成员间的信任普及程度。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指出，“社会资本是关于互动模式的共享知识、理解、规范、规则和期望，个人组成的群体利用这种模式来完成经常性活动”。

其三，就社会资本概念认知维度的界定而言，张勉、魏钧、杨百寅指出，“认知维度是指社会网络中人们共享的特征、解释和意义体系，例如共享的语言、符号、故事等”。

由此可见，学界关于社会资本概念界定大抵可以总结为社会网络关系、社会规范与摄取资源能力等方面。本书认为社会资本概念已有界定存在以下缺陷：一是缺乏明确定义，界定过于宽泛；二是社会资本理论一直受到功能主义观念的困扰。本书从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界定社会资本概念：社会资本内涵包含信任、规范、网络与制度等方面；根据社会资本结构层次，社会资本外延包括个人与组织社会资本、微观和宏观层次的社会资本。

（二）社会资本测量

社会资本测量是社会资本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学界一般认为社会资本概念过于抽象，测量也就相对困难和复杂，学界不乏社会资本测量研究，已形成相对成熟的社会资本测量方法，但社会资本测量也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就社会资本测量指标而言，边燕杰运用了“社会网络规模、网顶、网差和网络构成四个测量指标”。赵延东、罗家德认为，“个体层次的社会资本测量应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对嵌入于个人社会网络之中，可以为个人所调用的资源总体的测量；二是个人在工具性行动之中所实际动用的社会资本情况”。王卫东认为，“社会资本测量涉及七个指标：网络规模、网络成员的ISEI均值、网络密度、网络成员中的最高ISEI、网络成员中最高ISEI和最低ISEI的差、网络成员包含的职业类型数和单位类型数”。

二是就社会资本测量方法而言，从近几年国内社会学界关于社会资本的经验研究中可以看出，大部分学者基本上从社会网络的视角来定义和测量社会资本。刘林平提出了费用测量方法，细化为处理公共关系上的开支，以相对固定的形式在股份制企业中体现为非技术性的干股。林聚任、刘翠霞借鉴Stone和Huges对社会资本测量的总结，运用问卷调查和访谈法，测量乡村社会资本，主要测量指标为：“社会风气观、公共参与、处世之道、信任安全感信任、关系网络”。

三是就社会资本测量问题而言，桂勇、黄荣贵认为，“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没有评估测量工具效度；其二，测量不够全面或者测量指标与社会资本理论缺乏对应”。

四是就社会资本调查内容而言，爱德华·格拉泽认为，“主要集中在两类问题上，第一类是关于诚信的问题；第二类是围绕个人所从属的非专业性组织的成员资格的问题，集中起来可以将其视为一个变量”。

（三）社会资本类型

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社会资本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学界关于社会资本分类大抵包括以下五个方面。林聚任、刘翠霞按社会资本的更替变迁标准对社会资本进行了分类，“社会资本可以分为传统型社会资本和现代型社会资本两类。它们在社会风气、公共参与、处世之道，信任安全感、关系网络等指标上分别表现为：悲观、消极、情感义务、弱、内向；乐观、积极、利益理性、强、外向”。国外学者大多按社会资本的层次进行分类，布朗将社会资本分为“微观层次、中观层次以及宏观层次三大类”。武考克将社会资本分为“整合、链合、协作、组织整合四个层次”。阿德勒将社会资本分为“外部社会资本与内部社会资本两类”。有学者按社会资本分类的理论框架进行分类，程民选认为，“社会资本可以划分为认知型、结构型和关系型三类”。帕克斯顿指出，“结构型社会资本包括客观上既定的角色、社会网络和制度、规章等；认知型社会资本则是成员间主观上共享的规范、价值、信任、态度和信念等”。还有学者按社会资本的所有主体进行分类，叶笑云认为，“社会资本可以分为个人拥有的社会资本、组织拥有的社会资本以及整个共同体拥有的社会资本”。而赵延东、罗家德将社会资本分为“个体社会资本与集体社会资本”。另外，有学者按社会资本属性将其分为两种功能性的子类型：整合性的社会资本和链合性的社会资本。

（四）社会资本积累途径

学界关于社会资本积累途径研究主要集中于六个方面：一是国家在社会资本积累中发挥的作用。李姿姿指出，“国家在社会资本的构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与社会互补和嵌入社会，在国家和社会互动中创造社会资本”。刘春荣指出，“国家介入所提供的组织资源及其制度化方式，对居民区内部的社会交往和人际信任关系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在纵向行政动员的组织策略中，居民间的交往关系往往被吸纳或建制化；而国家的基层组织的网络化则提供了社会资本增生的空间和激励”。

二是通过扩展社会网络积累社会资本。边燕杰认为，“社会网络传递比较充分的信息，沟通人情，培养和鼓励人际信任。由此可见，社会关系网络可以催生社会信任，从而积累社会资本”。

三是根据历史——结构解释。弗朗西斯·福山认为，“应在社会内部和历史上寻求社会资本的塑造力量，认为社会资本产生于市民社会组织内部个体之间的互动。”

四是社会资本生成的制度分析。刘春荣认为，“正如马隆尼等学者对英国伯明翰地方治理的研究所发现的，地方治理的制度安排深刻地影响着社会资本的发展”。

五是发展社团有助于建立人际间的互信和互惠交换的规范，从而增加社会资本。陈健民、丘海雄指出，“具体社会资本生成路径为：社团——沟通合作——平等交换规范——互信——社会资本——政经发展”。

六是构建民众自治组织，积累社会资本。方竹兰认为，“我国社会资本积累应从构建社会资本的自组织系统做起，而民众自组织是社会资本的物质载体，社会资本积累的第二层面，培育民众之间的互相信任关系则是第三层面”。

综上所述，社会资本积累应当发挥国家、社会网络、市民社会组织、地方治理制度、社团、民众自组织等作用。

（五）社会资本功能

社会资本功能包括积极功能和消极功能两个方面。就社会资本的积极功能而言，一是社会资本在降低交易成本、科技创新和提高组织效率中发挥着积极作用。罗伯特·普特南运用社会学之“社会资本”的概念去分析社团如何缔造人际间的信任和互惠的规范借以提高政府的绩效和促进经济的发展。社会资本的概念对制度变迁的经济绩效差异提供了一种相对合理的解释。而李华民指出，“聚合传统社会资本、重构和扩张新型社会资本成为社会转型期维系社会稳定的依赖途径”。

二是社会资本能够超越集体行动困境，提供公共资源。如布迪厄和詹姆斯·科尔曼所指出：“社会资本是一种镶嵌于个体间关系之中的行动资源，而这种资源对公共物品的提供和集体行动的困境提供了一种解决路径”。肯尼斯·纽顿曾指出：“社会资本通过把个体从缺乏社会良心和社会责任感的、自利的和自我中心主义的算计者，转变成对社会关系拥有共同利益感的共同体的一员而构成了将社会捆绑在一起的黏合剂”。何君安、梁忠民指出，“社会资本是社会所具有的一种矫正调节个体行为的重要手段，是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社会机制和维系社会生活的重要力量”。王覃刚、冀红梅则认为，“社会资本是利他行为的社会动力学基础。社会资本有两个基本作用：一是拥有社会资本往往表现为拥有一定的社会声望，紧密的、排他性的社会关系网络本身就是一种身份标志；二是社会关系网络是社会资源分配的一个重要途径”。

三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人类可持续发展》中指出，“社会资本对人类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四是社会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钟涨宝、黄甲寅、万江红认为，“社会资本经济功能包括：经济增长、制度变迁、劳动力转移和技术创新四个方面”。林南将社会资本的功能概括为四个方面：“其一，促进信息流动；其二，社会关系人可以对代理人施加影响；其三，社会关系资源及其被确认的与这个人的关系反映摄取社会资源能力；其四，社会关系被期待着强化身份和认可”。李华民具体指出社会资本的投资收益表现：“其一，在宏观方面，促进制度创新与提高制度变迁效率；其二，在微观层面，个人获得能力通过所参与网络动员稀缺资源，并因此带来非正式制度收益”。

就社会资本的消极功能而言，不同类型社会资本的消极功能有所不同，就个体社会资本而言，符平指出，“个体社会资本的运作尽管存在双赢的结果，一般是从一个连续的长时期来看待，但也存在大量的被支配方利益受损的现象就组织社会资本而言，社会资本被运用于一些非法组织，造成社会危害和社会不稳定”。另外，社会资本通常会排斥群体之外的他人获得为该群体所控制的社会资源。曾璨、陈宏军认为，“网络或社区的封闭性有时会阻碍成员的创新活动，共同体的成员身份对个体提出了服从要求，不利于个人自由和事业开拓”。

根据以上研究回顾，本书认为，社会资本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功能。积极功能体现在降低交易成本、解决集体行动困境、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经济发展以及提升制度变迁效率等方面。而社会资本消极功能主要体现在个人利益受损、封闭性和导致社会不稳定三个方面。

（六）社会资本研究困境

社会资本研究困境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社会资本理论的功能主义困境。功能主义研究视角使许多网络理论无法在社会资本观测上实现统一，从而引起社会资本理论的自相矛盾。回顾整个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轨迹，我们可以将其描述为不断且不彻底的“去功能主义”的过程：后面的学者总是批评前人在定义社会资本时带有功能主义色彩，但又无法最终摆脱功能主义的沉重包袱。

二是社会资本理论仍然存在着一些阻碍其学术发展的共同缺陷。张文宏在《社会资本：理论争辩与经验研究》一文中将其概括为以下三方面：“其一，多数学者只是强调了社会资本的积极作用，而对于它可能产生的消极功能甚至‘反功能’却鲜有论及。其二，社会资本理论是另一种形式的理性选择理论，因而忽视了人类行动的非预期后果、非理性后果和无理性后果的存在。其三，来自不同传统的社会资本的修正主义理论家冒着试图用太少的理论解释太多现象的危险，从而使社会资本的术语和理论有可能流于时髦，而不能成为一个严肃的知识和学术领域。”

（七）社会资本现状

国内外学者都认为社会资本正在流失。李惠斌和杨学冬指出，“国外学者有对发达国家社会资本丧失的‘发现’的研究，如罗伯特·普特南的《独自打保龄球：美国下降的社会资本》的发表是标志性学术事件，罗伯特·普特南集中关注布迪厄提出的社会资本理论，将对关于在现代性中社会资本丧失的担心转变为经验研究”。赵孟营、王思斌认为，“中国城市居民社会资本有丧失的预兆：使用预兆其实是一种委婉的说法，事实上城市居民的社会资本已经在破坏和丧失之中”。

由此可见，无论西方还是中国，随着现代化逐步推进，社会资本在逐步流失之中，为此重构社会资本，发挥其积极功能尤为必要。

二 乡村社会资本研究述评

（一）乡村社会资本概念

学界关于乡村社会资本概念有以下四种经典界定，一是包先康、朱士群指出：“所谓乡村社会资本是指嵌入于乡村社会关系之中，可以动用的社会资源（如熟悉、信任、乡规民约、权威等）的总和。”乡村社会资本有其独特的内涵：熟人关系网络、村规民约、乡土信任。二是徐双敏、罗重谱根据社会资本内涵衍生出乡村社会资本内涵。他们指出，“乡村社会资本即乡村社会网络、乡村民间组织以及体现在这种约定中的传统互惠规范、村民公共精神和乡村社会舆论，它是乡村结构型社会资本和认知型社会资本的某种组合”。三是刘峰对乡村社会资本概念作如下界定：“村民之间普遍的信任、互惠的规范和通过自主组织所建立起来的致密的社会参与网络构成了村民合作所依赖的社会资本。”四是苗月霞从社会资本分类视角来界定乡村社会资本，她指出，“根据社会资本的不同特征，可以将社会资本划分为传统社会资本和现代社会资本”。传统社会资本一般是指由传统的血缘和地缘关系衍生而成的社会信任网络，这些社会资本体现了密切的人际关系，但是相对封闭，延伸的半径小，难以超越血缘和地缘载体而形成更广泛的社会资本。而现代社会资本则是以现代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为基础，体现更广泛社会层面的普遍信任与合作，这是现代民主社会的特征”。

（二）乡村社会资本功能

学界认为乡村社会资本功能包括积极功能和消极功能两个方面。就积极功能而言，乡村社会资本在农村经济发展中作用显著。汪小勤、汪红梅指出，“社会资本变迁能提高交易概率，同时也可能导致机会主义行为的增加。为了发挥社会资本的积极效应，避免其消极影响，必须引入正式制度”。刘峰认为，“乡村社会资本能够很好地解决乡村自主组织所面临的‘搭便车’、可信承诺与激励监督等问题”。岳成浩、薛冰研究表明，社会资本能够促进乡村社会集体行动。他们指出，“如果把农业生产合作化看成是一种集体行动，有效实现这种集体行动的途径和方法应该不是单一的。市场机制作为‘看不见的手’可以促成合作，国家权力也可以，但不管是市场，还是国家，他们发挥功能的有效性不得不依赖于一定存量的社会资本”。李佳、郑晔分析了“乡村精英中的社会资本功能”。针对制度供给的不足，乡村精英提供了自身拥有的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在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中具有替代政府正式制度供给的功能。一是乡村精英的社会资本可动员相关的社会制度资源；二是乡村精英的社会资本可以弥补契约的不完备性。吴光芸指出，“乡村社会资本是乡村治理的社会资源”。乡村社会资本把微观层次的乡村居民的个体行为与宏观层次的集体选择结合在一起，以合作互利为分析前提，说明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能够达成统一，因而既是集体行动中农民合作的基础，也是乡村治理强有力的社会资源。李小云、孙丽指出，“乡村社会资本为农民的生计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传统农村社区内‘先赋’关系的功能”。另外有学者认为，乡村社会资本能够促进农村社会稳定。利用乡村民间组织，培育乡村社会资本，重建家庭秩序，改善农民养老问题，从而保障家庭和睦与社会和谐。

就乡村社会资本的消极功能而言，苗月霞认为，“传统乡村社会资本消极作用愈来愈明显”。如乡村民间宗教作为传统社会资本的一种主要形式，在乡村治理的过程中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同时有学者认为，乡村社会资本并不一定能起到积极作用。研究结果发现，人情越多，并不一定社会资本越多，村民合作并不一定就更容易。

根据以上文献回顾，乡村社会资本在农村经济发展、农村社会稳定、乡村社会治理、农民集体行动、农民合作以及提供农民生计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但乡村社会资本也有其消极作用，如有学者认为乡村社会资本并不一定能降低交易成本。本书认为，乡村社会资本在促进农村制度变迁和提升农村制度效率方面能够发挥积极作用。

（三）乡村社会资本积累

学界大抵从四个方面分析了乡村社会资本积累。一是钱桂年认为，“我国乡村社会资本积累可以从培育乡村民间组织做起。国家要为农民创造横向交流的环境，大力提倡横向联合，引导和鼓励农民自发成立自己的民间组织”。二是赵泉民、李怡指出，“通过培育现代乡村社会关系来积累现代乡村社会资本。以血缘、地缘为人际关系初始禀赋的中国乡村，决定了社会性质必是一个熟人社会，行动逻辑起点自然就是以己为核心的差序格局社会环境下的关系取向”。三是苗月霞指出，“我国社会资本建构需要从两方面着手：首先，要对现有的社会资本存量进行改造，发掘传统社会资本的积极效用；其次，要利用制度创新增加现代意义的社会资本的规模”。四是李军从推动力视角来研究乡村社会资本积累，他指出，“政府是社会资本的最大来源之一，政府的合法性和可信度对于社会资本的形成和增加至关重要。因为，国家不仅能够做一些积极的事情来创造社会资本，而且也能够做一些积极的事情来减少社会资本的储备的消耗”。

因此，学界认为，我国乡村社会资本积累途径主要包括培育民间组织、乡村社会关系与发挥国家作用三个方面。本书认为乡村社会资本积累的关键是政府组织应当缩减管制范围，给乡村社区、邻里社区以及乡村民间组织更大的发挥空间。

（四）乡村社会资本现状

学界不乏对乡村社会资本现状的研究。李军研究表明，“在农村最近30多年发展中，社会资本显得不足，一方面是传统社会资本逐步消融，另一方面是现代社会资本还远没有建立起来，个体原子化严重，合作能力不足”。主要表现在社会网络稀薄；宗族关系网络日趋减弱，组织能力消失殆尽；传统道德式微，社会规则无力；人际信任淡化，合作能力不足；民居建筑空间扩大，公共空间萎缩等。苗月霞认为，“我国目前正处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之中，在这一时期，中国社会资本的特点是传统社会资本丰富而现代社会资本不足，农村地区的家族就是传统社会资本的典型代表”。林聚任、刘翠霞从五个方面分析了我国乡村社会资本现状，“具体包括社会风气观、公共参与、处世之道、信任安全感和关系网络五个方面，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法分析农村社会资本的状况。”游碧蓉、郑境辉从乡村社会资本变迁视角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其变迁具体体现为人际关系基础的变迁、人际关系强度的变迁、社会网络整合方式的变迁、规范的变迁和信任模式的变迁”。李炯标、魏红英指出，“乡村社会资本是与村落家族的农耕性、封闭性、自给自足性、血缘性和心态保守性等基质密切相关的。这些基质又使得宗族权威难以超越这种镀上利己性的差序格局。”

由此可见，因为我国传统乡村社会资本建立在传统差序格局基础之上，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转变，我国传统乡村社会资本正在不断弱化和流失，同时正经历由传统乡村社会资本向现代乡村社会资本的转型，但我国现代乡村社会资本尚未完全建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