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乡村社会资本与制度效率关系研究述评

本书认为，乡村社会资本不仅能够推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制度构建，而且能够提升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制度效率。而社会资本与制度效率关系研究是乡村社会资本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变迁效率及制度效率研究的理论基础，因此下文从社会资本、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社会资本与制度变迁效率以及社会资本与制度效率三个方面评述相关研究。

一 社会资本、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

学界认为，社会资本能构建并促进经济发展。一是社会资本概念通过解释经济个体如何实现合作并克服集体行动困境来解释制度变迁的经济绩效。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认为，“社会资本是关于互动模式的共享知识、理解、规则、规范和期望，个人组成的网络群体能够利用这种模式来完成经济活动，通过嵌入社会资本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弱化搭便车行为，保护产权，提高经济绩效”。李惠斌引用简·弗泰恩和罗伯特·阿特金森观点指出，“在新经济中，社会资本已经成为科技创新的一个关键因子，而科技创新是作用于经济增长的首要因素”。徐淑芳指出，“作为社会资本核心因素的信任对经济绩效具有显著的影响，信任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生产效率”。莱克和基费利用世界数值调查，实证考察了社会资本对经济绩效的影响，他们运用29个市场经济国家的调查资料进行分析，从中得出了重要结论：信任与民间合作较强的国家能有效地保护产权和契约权力，并发现信任对贫穷的国家来说更为重要。

二是社会资本通过促进制度变迁来推动经济发展。谢冬水认为，“社会资本通过影响产权制度，从而影响经济增长”。产权制度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社会资本是影响产权制度的重要因素；特定社会的社会资本形态是决定其产权制度安排、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社会资本是影响产权制度安排的重要因素，产权制度的选择植根于特定环境的社会资本之中。诺斯明确地将社会资本纳入了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范畴，他认为意识形态在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意识形态是一种节约机制，它使人们被一种世界观所引导，成功的意识形态能克服搭便车问题，促进人们不再按照有关成本收益简单的、享乐主义的和个人主义的计算来行事，从而降低交易成本。

三是社会资本通过提升组织成员合作效率来促进经济发展。日裔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从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方面研究了社会资本，他认为，社会资本是一个群体成员共同遵守的、促进相互合作的一套非正式价值观和行为规范。他在《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一书中指出，“在成员之间互相信任程度较高的社会里，经济运行的交易成本将大大降低，正式制度的缺陷也可以得到有效弥补，这些都为社会经济的繁荣提供了必要条件”。罗云恒认为，“社会资本具有一些基本功能，宏观上来说，社会资本能够在社会群体中形成和维持多边合作博弈、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囚徒困境，因而能够起到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社会效率的作用。微观上来讲，社会资本可以有利于改善政府绩效，有利于鼓励技术创新，有利于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有利于改进社区治理等”。而叶琳娜指出，“社会资本至少通过两条不同路径作用于经济增长：其一，社会资本作为资本的一种形式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其二，社会资本表现为非正式制度的形式，通过影响参与人的激励、预期和行为来影响增长”。

由此可见，社会资本已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间接或者直接动力，主要体现在降低交易成本，形成激励和约束机制，作用于正式制度等方面。

二 社会资本与制度变迁效率

学界从不同维度分析了社会资本与制度变迁效率的关系。一是社会资本是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何圣东指出，“在西方个人本位的社会中，个人及其自愿组成的团体获得了充分的发展，处于重要的地位，家庭的作用很小、地位较低，个人的行为不遵守像东方社会那样繁琐的家庭伦理，家庭的兴衰荣辱影响不大”。美国家族企业率先实现向现代企业制度的转变，除了技术和市场因素之外，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薄弱的家族文化传统和丰富的社会信任资本。有学者指出，社会资本是制度变迁轨迹中关键的一环，已经模拟出由于社会资本的积累而引发的制度变迁轨迹：没有新的观念，不会有新的制度；没有正确的观念，不会有合理的制度。陆铭、李爽研究表明，“社会资本是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社会资本通过影响不平等，从而成为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权力持续、精英循环”理论认为，在转型社会中，现有的社会关系网络与政治权力会嵌入市场经济中，并显性化为获取资源的优势，因而传统的权势拥有者在渐进转型的过程中将继续主导资源的配置。

二是社会资本与制度变迁效率。世界银行前副行长斯蒂格利茨认为，基于社会资本的制度变迁是中国改革成功的基础。李华民认为，“中国制度变迁效率的保持和提高，一方面依赖于正式制度的不断创新，另一方面依赖于传统社会资本的重新聚合与新型社会资本的构建，进而解除社会资本的缺失对经济社会制度变迁效率的闭锁”。郭贤指出，“社会资本丰厚地区，社会信任和规范塑造了民众的合作精神和集体意识，而广泛的社会网络和民众的参与意识又强化了这种信任，正是这种相互信任和集体合作成为制度变迁的极大推动力”。

三 社会资本与制度效率

学界就社会资本与制度效率之间的逻辑关系从以下三个视角进行了分析。一是社会资本的内在特质促进了制度效率。陈郁认为，“寓于公民社群的社会资本之所以促进制度效率，是因为社会资本作为参与一定网络的个体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能够帮助公民群体成员达成公共利益共识，成为遵守制度（或说契约）的助力器，最终使集体行动避免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谢冬水指出，“社会资本提升社会信任，从而提升制度效率”。当各方都以一种信任、合作与承诺的精神来把其特有的技能和财力结合起来时，就能得到更多的报酬，能提高生产率。缺乏诚信是经济落后的原因之一，在没有诚信的情况下，交易成本非常高，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互利合作的机会将会消失。刘灿、金丹在《社会资本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研究评述》一文中指出，“扎克与莱克提供了一个异质群体交易面临的道德风险问题的一般均衡模型，他们认为低的信任环境会减少投资率和增长，而高信任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

二是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能提升正式制度的效率。王廷惠认为，“非正式制度是制度体系不可或缺的构成内容，是正式制度产生、发展和有效运行的前提，是社会资本的核心内容。作为社会资本的非正式制度是决定经济绩效的关键变量，对经济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柯武刚、史漫飞把习惯、内在规则、习俗和礼貌等群体内随经验而演化的规则定义为内在制度，显然，这种内在制度可以用社会资本来解释。同时他们研究表明，内在制度能使极其棘手和复杂的情形变得井然有序，它鼓励反射式服从并能得到很高程度的遵守，从而使人们免受本能的、短视的机会主义之害，减少社会成员的协调成本和冲突。制度、社会资本与制度绩效之间存在着双重路线的复杂的因果关系：制度始源于人有目的的行为设计；社会资本作为社会活动的产物，既孕育于制度之中，又对制度起着重要影响，并最终影响制度绩效；制度决定着制度绩效的走向，制度绩效发展的快慢受到了社会资本的影响。

三是社会资本与制度效率的实践经验研究。燕继荣认为罗伯特·普特南研究社会资本与制度绩效的关系，以分析说明意大利南部与北部的差异被认为既有创见又极具说服力。罗伯特·普特南从治理模型来界定制度绩效的各个环节：社会需求、政治互动、政府政策、选择实施。赵武、木子澶指出，“中国三十多年经济社会体制改革所取得的相对成功，被认为是制度渐进变迁的绩效结果。中国渐进改革模式中所推行的对物质资本权利的调整，作为正式制度安排转换，之所以能够产生效率，可在社会资本范畴内得以解释”。

制度绩效源于制度渐进的变革，而社会资本是制度变迁的重要推动力，同时是制度实施的执行力。另外其还直接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作用于正式制度，提升正式制度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