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徽州·徽州文化·徽州文化生态

一 说徽州

徽州，是一个行政区划概念。两千多年前（公元前216年）秦始皇在古徽州之域置黟、歙二县，属鄣郡。汉时属丹阳。三国时吴分割黟、歙，设黟、歙、新（歙南地域）、始新（歙东乡地）、黎阳、海阳六县，立新都郡。西晋太康元年（280年）改为新安郡。至隋开皇九年（589年）新安江中下游立为睦州，余置歙州，领有黟、歙、海宁、婺源、祁门、绩溪六县。北宋宣和三年（1121年），歙州被改名为“徽州”，徽州之名始于此。其六县格局未变。此后历元、明、清、民国860多年，其间海宁改称休宁，而所属六县基本地域一直未变。1934年婺源曾被划归江西，到1947年回皖，1949年又被划归江西。1987年徽州改称黄山市，绩溪划归宣州，行政区划调整，“徽州”不复存在。

徽州更是一个地理历史文化概念。秦时黟、歙二县的设置标志着这一地域相对独特的地理文化单元形成，从新都、新安、歙州到徽州，一千多年一府六县格局基本稳定。

和其他地域相比较，这一地域地理自然环境比较特殊。

古徽州地域，大致在黄山南麓，天目山以北，地处原始江南古陆，位于江南吴越文化的闽浙山地和楚文化的江湖山地之结合部，世称“吴头楚尾”，是“吴楚分源”之地。徽州境内，新安江、龙田河水系，下汇钱塘，阊江、婺江水系西入鄱阳湖，绩溪有数水北注长江。总面积在一万平方公里左右，人口最多时一百多万人。

徽州地处丛奥，崇山峻岭环峙，“居万山环绕中，川谷崎岖，峰峦掩映”。其境高山，60%以上平均海拔在1300米以上，30%以上平均海拔在1100米以上。徽州境内陵谷穿割围合，又形成大小不一、数量不少、山环水绕的小山谷地盆地，整合成若干片山岭环峙的群落，成为一个大月牙形盆地和各县的县境，像黟县城区一带、绩溪城区一带。徽之四境：东有大鄣之固，西有浙岭之塞，南有江滩之险，北有黄山之阨。加上“天目之巅”仅及“黄山之趾”，境内江河从徽之四境奔泻外注如悬布之势，“水之东入浙江者三百六十滩，水之西入鄱阳者亦三百六十滩”。徽州境缘高矗，人云“三百六十滩，新安在天上”。这是一种高台城垒式的地形。徽州陆路交通相对不便，形成相对闭塞的自然屏障，总体上看“八山半水半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在生产能力较原始的农耕社会，这种高台城垒式的封闭环境给人以一种可以安其生、乐其土的稳定感。而四射的江河则把徽州和外界连通，成为徽州人走出丛山的重要通道。山的封闭和水的开放是徽州自然环境的主要特点。徽州之地，位于地球北纬30度圈，处中亚热带北缘，亚热带季风气候使得徽州气候温润，气温适宜（常年在5℃—35℃）。一年之中，春、夏、秋、冬四季分明而比较均匀。因此，徽州境内动植物资源丰富，有各类植物3000多种，茶、木资源分别占全省的1/2和1/3。仅中药材就有1400多种，珍稀动物也有不少在徽州境内分布。大自然的惠赐和天工造化，孕育了气象万千、秀美奇绝、冠盖群山的人间仙境黄山风光，生成了江南第一名山齐云山的丹霞地貌，形成了绝不亚于漓江风光的新安江山水画廊。山青、水碧、空气清新，自然生态环境世人艳羡，成为诱人的宜居环境。

而另一方面，徽境“保界山谷，土田依原麓，田瘠确，所产至薄，独宜菽麦红虾籼，不宜稻粱”。土壤以红壤为多，沃土很少，“地狭斗绝，厥土騂刚而不化。高山湍旱少潴蓄，地寡泽而易枯，十日不雨则仰天而呼；一骤雨过，山涨暴出，其粪壤之苗又荡然空矣。大山之所落，多垦为田，层累而上，指至十余级，不盈一亩”，农耕条件较差，“一岁所入收，十不赡一”，历来是一种辛劳耕作一年，只能收三个月粮的“待补经济”。徽州各县皆然。

千百年来，这一地域中原移民的社会历史变迁情况比较特别。

据古徽州地域出土文物发现和考古研究，早在六七千年以前，这一地域即有原始人类活动的足迹，同样经过了智人时代、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陶器时代、青铜时代等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阶段。三千多年以前至西周、春秋战国时期，大量古徽州原始青瓷器、陶器、青铜器的出土，就曾使专家们惊叹：“其形制之精美，铸造技艺之高超，绝非短时期所能炼成。其多样化的原始瓷器，更超越中原地区。”从对屯溪西周墓葬“钟形五柱乐器”等大量出土文物的分析研究，专家们推论：当时在古徽州地域活动栖息的先民，其生产生活已经发展到了相当的水平。只是由于缺乏更多的文字、文献记载，一些专家认为古徽州汉代以前的历史尚在黑暗之中。《越绝书》等极少量的历史文献对包括徽州地域在内的江南山越人的零星描述是：这些先民“断发纹身，凿齿锥髻，踞箕而坐，喜生食，善野音，重巫鬼”，习水便舟，巢居，善铸铜，并有以印纹陶为代表的越族文化。他们“饭稻羹鱼，火耕水褥”，连语言也是“鴂舌鸟语”，与中原先民很有些不同。

正是由于古徽州独特的地理自然环境，高台城垒，相对封闭，历代较少战乱，因此，数千年来，徽州人文地理沧海桑田，变易激荡，经历了特别的社会历史变迁。长达两千年的中华封建帝制，以暴易暴，改朝换代，战争频繁，灾祸连连，“长街踏尽公卿骨”。北方动荡，中原百姓一次次掀起了南迁浪潮。“寻得桃源好避秦”成了战乱中人们的期盼。高台城垒、号称“世外桃源”的古徽州地域也就成了人们躲避战乱和各种灾难的理想之地。

据史志及一些徽州族谱、家乘记载，自两汉以来，历朝历代都有不少北方中原世家士族和平民百姓陆续入徙古徽州。方、汪、舒、程、邵、余、金、黄、叶、戴、吴等族姓是两汉、西晋动乱期间引起的移民潮入迁古徽州的姓氏。而唐末黄巢兵乱、宋代靖康之难后南宋建都临安（杭州）这样一些社会大动荡，就更有七十多个北方族姓大举入徙古徽州。所以，民国《歙县志》说：“邑中各姓以程、汪为最古，族亦最繁。……其余各大族，半皆由北迁南，略举其时，则晋、宋两南渡及唐末避黄巢之乱，此三朝为最盛。”

由于徽州地处江南万山丛中，环境相对封闭，历来较少战乱骚扰，山重岭复，足资隐避；且自古以山水灵秀著称天下，最宜人居，足供亘游，所以千百年来，除大量躲避战乱的北方移民入迁徽州之外，历代还有一些文人雅士、隐士喜好徽州山水而徙入定居的；也有的是被朝廷封赐而以徽州为家的官宦家族；还有的是当年秦始皇时候被派到南方打仗，北返滞留的兵士；等等。据徽州学家考析，古徽州的历代移民，至少有六个方面的来源。古徽州社会是一个典型的移民社会。

主要由北方中原入徙徽州的世家士族，选取徽州丛奥风水宝地聚族而居，重宗法血缘，严主仆之别，坚守着北方祖居地的各种遗风。他们不仅给当时相对荒寂的古徽州带来了中华中原地区的先进生产技术、生产工具，而且带来了以孔孟儒学为核心的中原文化。隋唐之际，歙州汪华统一歙、宣、杭、婺、饶、睦六州，保境安民，在域内推行中原士族和山越土著和合和融的政策。入徙的中原百姓在和山越原居民长期共处、矛盾、交融、同化的过程中，经过漫长的磨合、交流、沟通，消融了土著、客籍的差异，形成了新质的徽州人和徽州社会。奠定了此后徽州文化繁盛的社会基础。

由大移民历史因素形成的新质徽州人，身上既流淌着山越人的血液，更承袭着北方世家士族的基因。他们保留着质朴悍勇、从不屈服、难安易动的特性，更秉承着崇文重教、尚礼仗义、实诚理性等特质。古徽州自宋代以来，科举兴隆，名臣辈出，大批贤相廉吏，出为世用，而徽商兴盛又以徽骆驼的精神、贾而好儒的特色令世人注目，此后许多徽州文化的人文事象，都紧连着徽州大移民的历史渊源。

徽州移民社会始终是处在动态的变迁之中。自明代成弘以后，徽州山多、田少、人众的矛盾更加突出。徽人外出经商渐成习俗，“新都业贾者什七八”，所谓“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差不多大多年轻的徽州人都“十三四岁，往外一丢”，走出徽州丛山做生意，这种人口的大移动，对徽州本土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影响是深远的。特别是有不少徽商在经商所到之地，或生意大发，落地生根，由寄籍而入籍当地，不再回乡；或沉溺于当地优裕的生活环境，亦乐不思蜀，只认他乡为故乡；或生意惨淡，无颜见江东父老，终老他乡；或商途多舛，不知所终。最为甚者，太平天国战乱，徽州本土成为拉锯战场，徽商故里“十室九空”，面对千村薜荔，许多已在外乡立足的徽商，沮丧神伤，纷纷逃离徽州本土，不再返归故土。在此同时，清乾隆时期开始，另一种移民潮又在徽州兴起，宣州及安庆怀宁、望江等地农民陆续进入邻近的徽州山林，他们或“居主山，种主田”，或烧林垦山种苞芦，搭棚定居，史称“棚民”，这些棚民以祁门、黟县、绩溪边境山间为最多，不少还逐渐形成了新的村落。

徽州明代以后的这种移民变迁历史，对当时徽州社会的人口结构又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徽州文化中，为什么徽商自道光以后特别是咸丰、同治以后从兴盛的巅峰迅速消退？为什么徽州本土的农耕经济始终未能快速地发展？徽州特别的社会历史变迁情况，可能是其内在的影响因素。

徽州这一地域作为“程朱阙里”，程朱理学在民间社会有特别深广的影响。

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两兄弟是北宋哲学家、教育家、北宋理学奠基人。其祖籍地在徽州歙县篁墩。朱熹（1130—1200）是南宋哲学家、教育家，徽州婺源人。朱熹发展“二程”学说，集儒学之大成，进一步将孔孟原始儒学理论化、精致化、普世化。在对儒学典籍的艰苦训诂、探究中，构筑了能够自圆其说的、广博吸纳佛道精粹的庞大理学思想体系。朱熹对于儒学“天人合一”思想的承传和创新，表现了突出的非宗教性、很高的哲理思辨性、浓厚的自然科学性。朱熹倾毕生精力建构的“理学”新儒学思想体系，竭力复兴和维护孔孟儒学在中华民族文化中的本位性和主导性，坚持“道统”，着重在阐述“心之理”过程中为走向兴盛的中国封建社会准备了一整套趋向成熟的封建伦理道德规范，为当时统治者提供了非常适用的社会道德制衡原则，是对百姓“治心”的完备思想工具；同时朱熹对“物之理”也多有创新性的探究和论说，自然科学色彩浓厚。有的发现在世界自然科学史上都有影响，被科学史家称为“是敏锐观察和精湛思辨的结合”。总之，中华道统从原始儒家的人学到董仲舒的神学，再到程朱理学的形成，是完成了中华民族历史上一次重要的理性超越。程朱理学成了此后六七百年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被整合为官方哲学。这除了封建统治者的崇奉操作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社会和思想原因。

二程祖籍徽州，朱熹念念不忘新安。程、朱和徽州人之间强烈的双向乡土认同，使得“程朱阙里”的徽州之地受“程朱理学”的影响格外广泛而深刻。有一个共识在徽州民间根深蒂固：“我新安为朱子桑梓之邦，则宜读朱子之书，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以邹鲁之风自恃。而以邹鲁之风传之子若孙也。”于是古徽州社会，士农工商各个层面，政治、经济、民间生活，从塾学到宗族祠堂，从民间习尚到家庭教育，无不有程朱理学的深深烙印，“儒风独茂”、“得诸私淑者深欤”。时人对徽州的印象是“理学第一，文章次之，人之节俭有唐魏之风。俗尚骨鲠，耻脂韦之习”。

徽州出为仕宦者，在程朱理学的正规训练中，差不多都能坚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忠贞耿介，勤勉政事，清廉正直，努力为朝廷做事，为国分忧，为民谋福。徽州历代为官者，不论居庙堂高位的丞相还是居僻处之小吏，栋梁能臣多，清官廉吏多、御史大夫多。庞大的徽人为官群体，出现了一大批青史留名的宰相、尚书、御史、知府、县令。被马克思称许的中国著名理财官清代道光间的户部侍郎王茂荫，连皇帝也不得不佩服他的“廉静敢言”、“忠孝清正”，褒奖他“鞠躬尽瘁”，从而“名垂青史”。王茂荫之所以能“渴不饮盗泉水，热不息恶木荫”，也主要是受程朱理学思想的熏陶，他恪遵“理学诸先儒所言”，“敬事、慎言、明礼、达用”，还总觉得有愧朱夫子教导。

至于宋、元、明、清以来的士子学人，则更是程朱思想在徽州热心的传播者、忠实的践行者。不仅有程洵、滕璘、滕琪、李季、汪琸、祝穆、吴昶、程先、程永奇、汪莘、许文蔚、谢琎等一批从朱熹问学的高弟子，历代还有一大批私淑朱熹，毕生致力于阐发和弘扬朱子之学的徽州硕儒。程朱理学在徽州一传再传，传人绵绵不绝。首先是这些文化人都以“崇紫阳之正脉，得濂洛之真诠”为自得，非常卖力地在“程朱”桑梓之邦推崇贯彻程朱思想。这些学人士子，积极校理刊刻程朱理学经典文集，作为徽州府学、县学、私塾、书院学习的基本教材。一部反映朱熹理学思想的代表性经典《近思录》，海内外整理刻本有一百多种，而其中徽州学人整理刊行的就达16种以上。至于徽州士子潜心程朱理学的阐发和探究，则更是理学家众多，形成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也很有影响的“新安理学”流派。士子学人崇拜程朱理学，虔诚地“格物致知穷理”，形成了徽州特色的学人风骨。“明义理”，“尚气节、矜取予”，“穆然于紫阳道学之传”。在宋元、明清朝代更替之际，徽州不事新主的民族气节之士都恪守程朱之所说，坚持“失节事大”。或殉旧国，或隐山林，连作画也是萧瑟荒寒、枯藤老树、幽深惨淡，成为新安画派的一大特色。在徽州文化发展史上，明代和清中后期徽州科举兴隆，中举入仕者特多；而在元代和清初则民间教育家和隐逸学者特多，这都和程朱思想教化有深层的关系。

宋以来崛起的徽商，身上大多流淌着中原士族阀阅之家的血液。承袭着“中华道统”的因子，他们“贾而好儒”，在对“文”的敬畏中，尤其膺服儒学的思想教化。虽身在商海赚钱发财，想的却是“一以郡先师朱子为归”。明清时期海内十大商帮，几乎都祭关公大帝、赵公元帅。唯独徽商，大多在经商之地所建的徽州会馆中，还要特别崇祭乡大儒朱熹夫子，在经商实践中坚守朱熹“以义为利”、“义先利后”、“以义取利”的规诫。不少徽商也同样热心程朱理学的传播。明万历间，大徽商吴勉学和吴养春就曾花巨资刊刻《朱子大全集》，聘徽州刻书名工，刊刻朱熹理学著作四百多种。在各类程朱理学著作版本中，徽商“师古斋”刻本最称精善。徽商黄玑芳“少读朱子小学”，以朱熹理学“佩之终身”，休宁徽商汪松“精研理学”，休宁徽商方舞像“好读书……治《通鉴纲目》，《家言》、《性理大学》诸书，莫不综究其要，小暇披阅辄竟日”。许多亦贾亦儒的徽商都是程朱理学的忠实信徒。程朱提倡的“仁义为先”、存天理、讲诚信、“生生曰仁”，“利他人而得利”，成为徽商做人经商的指导思想。他们在商海坚守货真价实，诚信不欺，义先利后，甘当廉贾，“虽为贾者，咸近士风”，塑造了一代中华商魂。当然，程朱理学封建宗法思想的深刻影响，官本位和贱商思想的深刻影响，也同时加重了徽商的封建性一面，阻滞了这一“时代变革性因素”迈向近代的脚步。

程朱理学在徽州对新安医学家庞大群体的影响，也是深入骨髓的。自宋至民国以来，900多位新安医家，基本上是由儒而医，亦儒亦医。他们从医的思想准则是“一以儒理为权衡”。坚守“是乃仁术”，许多新安名医把程朱关于“仁”的思想作了最出色的践履，良好的医德医风成为新安医家最突出的特色。明代祁门名医徐春甫，1568年在京中倡集46位名医（其中新安名医21名）成立了世界医学史上第一个民间学术团体“一体堂宅仁医会”，共同约定条规二十二条，要求“诚意、明理、格致、审证、规鉴、恒德、为学”，“善相劝、过相规、患难相济”，“深戒徇私谋利之弊”。新安医家对程朱儒学著述熟习能详，“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是他们的高尚追求。

程朱理学的普世化对徽州社会和平民百姓的影响也是特别深远的。徽州宗族无论豪门大族还是寒素小支，无一例外恪遵朱熹《家礼》，敬祖睦族，规约族众。程朱强调上下尊卑、纲常伦理，徽州宗族就特别“重宗谊，讲世好，上下六亲之施，无不秩然有序”、“主仆名分尤极严肃而分别之”、“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主仆之严，数十世不改”。由于二程、朱熹等徽州大教育家对文化教育的大力倡导，徽州“十户之村，不废诵读”，即使僻野山乡，也“莫不有师、有学、有书史之藏”。文而化之，化而文之，教育的普及，使得徽州之地自宋以来，民风渐由“勇悍尚武”转向“俗益尚文雅”，整个民间“读朱子之书，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以邹鲁之风传子若孙”形成习尚。对程朱理学“讲之熟，说之详，守之固”达到极致，由于程朱理学的这种民间化，徽州社会“自朱子而后，为士者多明义理，称为东南邹鲁”，“礼仪之国，习于人伦，即布衣编氓，途巷相遇，无论期功强近，尊卑少长以齿”。“遗俗淳厚，而揖让之风行，故以久特闻贤于四方”。在当时的徽州，人们“行其野，则村墟刻镂，桑麻铺棻，比户习弦歌，乡人知礼让，未尝不厥然发奋而兴起，曰：‘此其俗化之厚，与其乡先生教泽之长也’”。这些对程朱思想熏陶下徽州民风的描述，虽然不无夸张之词，但程朱思想在徽州的移风易俗之功却实在是不可小看的。这种影响正面、负面兼而有之：它从整体上提升了徽州人和徽州社会的人文理性，同时充实和丰满了徽州文化的理性内核。在徽州大地随处可见的徽州古村落、古民宅，从选址布局到建构，程朱理学“天人合一”理念是其指导思想。古民居的砖、木、石雕和厅堂布置，包括充盈室内的各类楹联书轴，无不浸透了程朱理学的汁液。程朱教化的影子无处不在。《朱子家训》和按程朱思想编成的《朱柏庐治家格言》在徽州几乎随处可见，家喻户晓。

当然，被历代封建统治者加以片面政治强化、扭曲僵化而作为官方统治思想推行的“程朱理学”，对徽州社会的负面影响也很深刻。官本位意识，封建宗法的强化，世仆制的顽固维持，特别是封建礼教贞节观对徽州女人的思想毒害，都形成了徽州文化值得思考需要扬弃的“另一面”。歙县岩寺有一个蒋姓女子，18岁丧夫，为贞节自缢寻死获救后，又绝食五日求死，用斧头击头寻死，最后跳楼，头触门前石板，断石而亡。一班程朱理学的迂儒还为之赞叹作诗，写了一本诗集《蒋烈妇断石吟》！吴敬梓的《儒林外史》第四十八回《徽州府烈妇殉夫》，把女儿逼死“殉夫”还狂笑“死得好”的王玉辉，原型就是歙县儒生汪洽闻。徽州之地“节烈最多，一邑当他省之半”。在徽州府城内一座光绪三十一年的“孝贞烈坊”，竟登录了徽州府属“孝贞节烈女子”65078人。后儒理学杀人如此之惨烈，这种思想毒害，连不识字的女仆也不能幸免。歙县潭渡一大户人家之女仆，平时受老夫人“女子规”、“女子诫”之类理学思想的熏染。在其丈夫死后，买来棺材，要求殉节。老夫人力劝无效。女仆说：“平时在老夫人身边听读那些理学之书，就早已立下了守贞节的志愿。心意已决。”她悄悄买来了砒霜，药店故意给了假药而又未死成。她干脆躺入棺材，绝食七日而亡。徽州遍立于城乡的牌坊，三分之一是表彰女子“节烈”的贞节坊，可见封建礼教对徽州女人的思想毒害之深。

“贾而好儒”的徽商促成了徽州的历史辉煌。

文化作为上层建筑，它的繁盛，必须依托丰厚的物质基础。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文化的发展就会受到制约。徽州文化之所以从宋代以来，特色突显，至明清时期得到空前繁荣，几乎在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不凡的成就，形成了许多重要学术流派，产生了一大批著名文化品牌，这除了中华文脉的强劲延伸承传、中华主干文化儒学特别是理学的特别熏陶之外，最重要的是依靠徽商经济的丰厚物质基础。徽州文化的崛起和兴盛的历史，与徽商的发展轨迹基本同步。徽州之域，两宋间基本完成了中原大移民过程，山多田少、艰于农耕的现实，加上入徙人口的剧增，生存矛盾日趋突出，带有移民“开拓性”因子的徽州人终于冲破了贱商传统观念，“十三四岁，往外一丢”，义无反顾地出远门做生意。徽州自明代弘治之后，出贾远游渐成习尚，直到“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其所蓄聚则十一在内，十九在外”，“天下之民寄命于农，徽民寄命于商”。

由于徽州崇文的民风，加上许多徽商多为中原世家士族的家庭历史渊源，由儒而贾的从商经历，所以驰骋商海的徽商最突出的特色就是“贾而好儒”。如前所述，一方面他们从商之后，对孔孟儒学、程朱思想总是崇仰之，笃行之，用朱夫子“以义取利”、“义先利后”的教诲指导为商实践；一方面出于对“文”的敬畏和喜好，经商致富后，首先想到的就是致力于发展家乡和经商之地的文化教育，“其教子也以义方，延名师购书籍不惜多金”、“富而教不可缓也，徒积赀财何益乎？”，都纷纷捐巨资、出大力修建书院、办族塾、义学、置学田，“课子孙，隆师友，建书舍为砥砺之地，置学田为膏火之资”。徽商凭自己经商的丰厚财力，倾力于教育投入，不仅大大改善了徽州故乡子弟及后代培养的学习环境和条件，也进一步推动了重教尚文社会风俗的形成。在古徽州，“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养儿不读书等于养了一窝猪”的观念深入人心。

教育的兴盛直接促成了徽州科举的历史辉煌，所谓“一门九进士”、“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父子尚书”、“同胞翰林”、“一镇四状元，一县十九状元”的科举佳话和奇迹，在徽州文化中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徽商徽骆驼走出丛山崎岖地域相对狭小的徽州山区，近而江、浙，进而闽、粤、川、广、晋、冀、鲁、豫以至关外，远而海岛、南洋、日本，等等，“足迹几遍禹内”，形成了“无徽不成镇”的格局。他们凭丰厚的财力，依托血缘、亲缘、地缘、文缘纽结的庞大徽商团队，以贾而好儒、重义诚信的儒商风范，迅速融入经商所到的当地社会。不仅舍得资金奉献，热心社会公益事业，促进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还用自己的形象，影响着当地的民风习俗，促进了江南城镇化的进程，而且更要紧的是同时为徽州人才的培养和成长开辟了一个比徽州本土大得多、优越得多、视野开阔得多的崭新平台。在徽州文化中，历代不少杰出的徽州历史人物，许多为中华文明和人类文明作出大贡献的各类名人，差不多都是“长于内，成于外”。或“长于外，成于外”。他们承传着“小徽州”生命摇篮的文化特性，吸吮着“大徽州”大地母亲的营养乳汁。在广阔的天地里，“每得风气之先”，成就宏伟大业。徽商“往外一丢”丢出来的这一广阔平台，不仅对徽州文化的意义深远，而且对中华文明进步的影响也不可估量。

徽商经济是徽州文化丰厚的物质基础，徽商本身也是徽州文化的积极创造者。受封建宗法观念的影响，许多徽商致富以后，都积极将资金输回徽州本土，盖祠堂，修宗谱，精心建造徽派民居，营造黄山白岳间的“桃花源里人家”。由于受封建社会相关规条制约，百姓民居建制规模有一定的限制，徽商就凭自己的财力，在民居内部装饰上大做文章，把徽州的砖、木、石雕工艺发挥到了极致。一些代表性的徽州古民居，按“天人合一”、“顺适自然”等“风水”观念选址布局精巧构建，内部饰以儒学文化内涵深厚、工艺水平高超的砖、木、石雕，配以徽州特色的厅堂摆设，点缀文雅古朴、道德说教味浓厚的各类画轴楹联，使徽州古民居不仅是人们遮风避雨的栖息场所，而且成了对子孙后代潜移默化思想熏陶的又一个课堂，把人类住的文化发挥到了极致。世界文化遗产地黟县宏村古民居代表作“承志堂”，是徽商汪定贵请了几十位技艺高超的徽州匠师，花了几年时间雕镂内部的梁窗、隔扇、挂落……光是给木雕饰金就花了好几百两金子。他精心营构的这一“民间故宫”，整个建筑格局就是徽州宗法家庭伦理秩序的一种物化，而其中各个建筑空间的装饰都透露了丰富的文化信息，成为人们实地感知和触摸徽州文化的一个特色场所。歙县棠樾鲍氏徽商家族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在其村口高高竖起了“忠、孝、节、义”牌坊群。一座牌坊就记载着这个徽商家族虔诚践履封建伦理道德的一段很有震撼力的故事。绝无仅有的牌坊群，既是有一定的科学水平和艺术价值、美学价值的大型石雕工程，也是这个徽商家族的一个重要“精神文明建设”。棠樾牌坊群已成为中国宋以来汉民族在程朱思想影响下民间社会生活实态的一个见证。在青山、碧水、蓝天十分美丽的徽州土地上，几千个历史悠久、古民居粉墙黛瓦、水口绿树掩映的徽州古村落，被世人惊叹为“桃花源里人家”、“中国画里的乡村”、“中国最美丽的乡村”。这其中徽商投入的资金和花费的心血最多。徽州之域至今保存得相对完整的徽州文化人文生态，可以说大多是徽商给世人留下的宝贵文化财富。

许多徽商，本来就是出身文化世家，也有的从事的就是文化产业的开发，像在徽墨、歙砚的生产和经营中，就有不少徽商大家。徽商经营的徽州刻书业，创造了中国徽派刻书的历史辉煌。在“贾而好儒”的徽商中，徽州旅扬二马（祁门马曰琯、马曰璐）、盐业总商江春等，文名远播。有的徽商甚至自豪地宣称：“吾能事无虑累百，其可市者三：以儒则市甲第，以贾则事素封，以弈则市国手。”有一种遨游文海、商海的豪气。休宁刻书商胡正言，创造了饾版拱花套印技术，是中国印刷术自活字印刷伟大发明以来对印刷术的又一重大创新。当年鲁迅先生和郑振铎先生就积极仿制翻印其《十竹斋笺谱》，认为传承和光大这一重要徽派工艺，保存这一中华瑰宝有紧迫性。鲁迅曾说：“这事我们得赶快做，否则，要来不及做，或轮不到我们做。”正是由于徽商的“贾而好儒”，对文学艺术的爱好和不懈追求，经过长期的艺术积累，由徽商扶植和培育的“四大徽班”进京以后，吸取众家之长，终于形成了国之瑰宝“京剧”。名传天下的徽菜是中国八大菜系之一，作为特色饮食文化，是徽州文化的一个特色版块。而徽菜的形成，主要就是号称“徽厨”之乡的绩溪。宋、元、明、清以来，涌现了一大批以经营徽菜为生的徽商。这些徽商，充分利用徽州家乡的原材料优势，突出徽菜山珍野味、原汁原味、重（讲究）油、重色、重火功的特点，广泛吸纳其他菜系的长处，融合创新，终于使徽菜香飘四海。这些徽商，以“一根擀面杖打到苏门答腊”的壮志雄心，创造了徽菜文化产业的历史辉煌。此外，还有叫响京城的王致和豆腐，名扬长江上下的胡玉美豆酱，闻名海内的张小泉剪刀，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拿金奖的万安罗盘、祁门红茶，还有让世人回味无穷的黄山毛峰等徽州文化特色品牌，差不多都是徽商在艰苦打拼中汗水与智慧的创新和奉献。

纵观徽州文化的崛起和兴盛，徽商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是关键性的。资深徽州学家在评析徽商在徽州文化兴盛过程中的作用时，认为徽商是徽州文化的“酵母”，此话当可成立。

正是由于以上四个方面的原因，古徽州自宋以来民俗崇尚文雅，文风昌盛，名臣辈出，人文荟萃。到明清时期，进入“区域总体全面发展”，几乎在中华文化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产生了许多重要的学术流派和著名的文化品牌，形成了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民间工艺艺术、民间风俗习惯。徽州这一相对独特的地理历史文化单元孕育和绽放了灿烂的徽州文化之花。徽州一府六县及其周边地域，成了各类物态和非物态文化遗产的徽州文化生态空间。

由此可见，“徽州”已成为又一个文化积淀丰厚的重要的中华文化符号。

按胡适“小绩溪”、“大绩溪”的思路，徽州又分“小徽州”和“大徽州”。“小徽州”指原徽州一府六县，“大徽州”指徽州人特别是徽商社会活动影响特别大的两淮、江浙等地域。徽州文化的产生和兴盛，是“小徽州”和“大徽州”互动、影响的结果。

二 徽州文化简述

徽州文化的产生，渊源有自，它是徽州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总和。是徽州人数千年来承传中华文脉开拓奋斗积累的智慧创造。它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几乎每一个重要领域。徽州文化内容丰富，包括了徽州宗族、徽州土地制度、徽商、新安理学、徽州朴学、徽州教育、徽州文献、徽州文书、徽州档案、徽州方言、徽州文学、徽州戏曲、徽派版画、徽派篆刻、徽州刻书藏书、徽州文物、徽州书法、徽州民俗、新安版画、徽州科技、徽州消防、徽州民俗、徽州民歌民谣、新安画派、徽州建筑、徽州古村落、徽州三雕、徽州工艺、徽州文房四宝、徽菜、新安医学等特色板块，每一个专题都是特色显著、内容丰富、成就突出的大块文章。

徽州文化的历史成因，从根本上决定了徽州文化的本质特性。中原移民是徽州社会人口构成的主体，世家士族宗法血缘深深地烙着中华正宗封建宗法的印记，程朱集儒学大成的理学构成了徽州文化的理性内核，所以徽州文化的实质是中华儒学文化、中原文化的厚实积淀。其大量物态和非物态文化，由于徽州独特的地理自然环境，侥幸得以大面积留存，构成了相对完整、连续不断、特色显著、原始本真的徽州文化生态区，成为世人解读中华汉民族宋代以后民间社会生活实态的珍贵标本。国内外学者走进徽州，触摸徽州文化之后，都认为：“桃花源里人家”的徽州之地，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特色精神家园，是“儒教圣地”，是中华儒学的“耶路撒冷”。美国学者德莫克里特称：“徽州是了解中华封建帝国的关键。”

正是由于徽商这一“社会变革的因素”对于徽州文化在财力上的重要支撑和对徽州文化建设的倾情奉献，使得徽州文化充满活力，创新多多。所以，徽州文化又不仅是儒学文化的厚实积淀，而且更是与时俱进的时代创造。像徽商对传统四民观的突破，对中华儒商形象的塑造，对中华科技的贡献，对“挑战海洋”的尝试等；像启蒙先驱戴震对千百年来上下尊卑等级观念的质疑，对后儒理学的批判，对“体民之情遂民之欲”哲学的阐发等；像胡适对科学和民主的奋斗和追求等。徽州文化的许多领域和许多杰出人物的“每得风气之先”，集中体现了徽州文化刚健有为的积极进取精神，吃苦耐劳的徽骆驼精神，开放拓展的创新精神。这也是徽州文化最本质、最珍贵、最值得发掘和弘扬的品质。徽州文化中吃苦耐劳、诚实守信、同心协力、和谐理性、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无私奉献的精神，是厚德载物、自强不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

“徽州文化”又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徽州文化，指徽州之域数千年来形成相对独特文化单元前后的所有历史人文事象，包括徽州远古文化、山越文化、新安文化和明清徽州文化；狭义的“徽州文化”，则仅特指宋宣和三年“徽州”得名以后至明清兴盛时期的徽州文化。

人们常将徽州文化简称为“徽文化”，其内涵、外延未变。而当下也有人将“徽文化”当作“安徽文化”的简称。其所说的“徽文化”已包括淮河文化、皖江文化、皖南文化，像三曹建安文学、桐城文派、黄梅戏、包公、李鸿章等全烩于一锅。此“徽文化”，已经和“徽州文化”的概念大不相同。

同样，以徽州文化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学科“徽州学”，也简称为“徽学”。“徽学”最早由黄宾虹提出，在学术界，它的含义并没有歧义。但当下也有人将“徽学”内涵扩大，实际上把它作为了“安徽之学”的代名词，和学术意义上的“徽州学”、“徽学”已不是一回事。

三 徽州文化生态

由徽州古村落、古民居、古建筑、古遗存等物态徽州文化遗产，由徽州宗族宗法制度、徽州新安理学、徽州特色民俗风情、徽州民间技艺艺术等“非遗”活态文化，连同徽州自然生态环境，共同构成了徽州文化生态。

徽州文化生态，就是徽州物质文化遗产和徽州活态“非遗”文化在徽州特定地域适应环境生存而呈现的特色文化形貌。

徽州文化生态，是一个文化生存的环境空间（本书将在第二部分“空间维系”中作具体论述）。它包含徽州各类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的生存状况。它们之间是互为表里的相依相生关系，它们和徽州自然生态环境也是相依相存的关系。徽州文化生态，指的是所有徽州文化物态和活态的文化物种的所处环境，即其存续的徽州一府六县（歙县、黟县、绩溪、婺源、休宁、祁门）地域的整体环境。徽州文化生态，指的是徽州环境对徽州各类文化物种的影响以及在这一影响中产生的特色和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