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大学》的解释

王阳明对《大学》的解释涉及文本和思想两个方面。关于思想方面，这里仅提出并从整体上与《中庸》做些比较，揭示它们的宗旨及特色，至于《大学》《中庸》中概念或范畴的分析与阐释见以后各章。

一 两篇《大学》原文的出入

关于《大学》文本，王阳明的基本主张是反对朱熹《四书》学中的《大学》，即所谓“今本”，恢复《礼记》中的《大学》，即所谓“古（旧）本”。根据徐爱的记录，王阳明最早提出此说是在正德七年（1512），与他同舟由南京回绍兴的路上。他后来回忆：听到老师“于《大学》‘格物’诸说，悉以旧本为正，盖先儒所谓误本者也。爱始闻而骇，既而疑，已而殚精竭思。参互错综，以质于先生，然后知先生之说，若水之寒，若火之热，断断乎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听到王阳明的观点由惊疑到服膺，最后是赞扬。

《大学》原为《小戴礼记》第四十二篇，写作时间约在战国末期至西汉之间。作者是谁尚未定论，一种说法是曾子所作，一种说法是孔门七十子后学者所作。后有郑玄作注，孔颖达为正义，在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过。自唐代韩愈、李翱维护道统，开始推崇《大学》与《中庸》，北宋时司马光编撰《大学广义》，是为《大学》独立成书的开始。程颐视其为“入德之门”。朱熹以为它是“修身治人的规模”。与“垂世立教之大典”。绍熙元年（1190），朱熹以《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定为四书，主张《大学》经部分是孔子之言而曾子叙述，其传十章则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录，亦有以为子思所作。朱熹又以《大学》第五知本章亡佚而作补传，系统建立起自己的《大学》诠释模式。

《礼记·大学》原文开始一段：“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朱熹《大学章句》以此段为经文，并在此段前面加了一段，即“子程子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程子包括程颢和程颐。程颢说：“《大学》乃孔氏遗书，须从此学则不差。”程颐也说：“入德之门，无如《大学》。今之学者，赖有此一篇书存，其他莫如《论》、《孟》。”又“修身，当学《大学》之序。《大学》，圣人之完书也，其间先后失序者，已正之矣”。朱熹发挥二程的以上主张，强调《大学》为孔门之书，为初学者入德的门径，甚至比《论语》和《孟子》更为重要，至少说应是最先学习的经典。

接下来朱熹把《礼记·大学》以下文字分为十章并称为传，即作为解释经文的传文，自己又对传文作阐释。如他写道：“右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凡二百五字。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旧本颇有错简，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经文，别为序次如左。”后面则是具体十章，分别解释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本末、知本、诚意、正心修身、修身齐家、齐家治国、治国平天下。最后是总结这十章，前四章统论纲领旨趣，后六章细论条目功夫。第五章为明善之要，第六章为诚身之本，后两者尤为初学当务之急，读者不可以因为其浅近而忽视它。

这里尤其重要的是朱熹以为第五章一传原是阐释格物致知之义，可惜已经失传，于是借鉴程子之意加以补充：“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程子之意包括程颢、程颐。如程颢说：“莫先于正心诚意，然欲诚意，必先致知，而欲致知，又在格物。致，尽也。格，至也。凡有一物，必有一理，穷而至之，所谓格物者也。然而格物亦非一端，如或读书，讲明道义，或论古今人物，而别其是非，或应接事物，而处其当否，皆穷理也。”致知在格物，格物在穷理，知属于人心，物及理属于客观的对象，人心与物及理内外有别，属于两种东西，这是以心与物、心与理相分离为前提的。物及其理外在于人，人只有通过格物穷理才能获得关于它的知识，朱熹发挥二程解释格物致知的主张，也是为《大学》第五章作补传的宗旨。王阳明则不赞同这种观点，对其所改动的《大学》文本也提出质疑。

二 文本涉及的问题

据《礼记·大学》的注疏，其原文隐含有朱熹所说三纲、八目的分别，也隐含有诚意以下六目的释文。而三纲、格致却未见隐含的释文，注疏本的“致知在格物”独立成句，不见与三纲、八目的联系，这种结构招致宋儒的怀疑。主要集中在以下两方面，其一，《礼记·大学》本诚意是否有错简，如果是则错简是否就是三纲的释文；其二，“格致”目释文亡佚。最早修正《礼记·大学》的是二程兄弟。他们主张《礼记·大学》诚意章“康诰曰克明德”至“与国人交，止于信”作为三纲释文，并在古本中找到格致的释文。朱熹继承二程，明确了《大学》分经传，纲目对称，把格致与诚正以下六目并列，分《大学》为经一章传十章，值得注意的是，在传中增加本末章，为格致章作补传，阐释程颐“即物穷理”的思想。后来朱熹学术地位上升并成为官学，所为《大学章句》影响巨大。

王阳明质疑程朱《四书》本之《大学》，具体说是《大学章句》，而主张恢复古本《大学》，即十三经中《礼记》之《大学》。他主要围绕着：其一，经文“亲民”与“新民”之辨，其二，传文第五章作补传是否合理两大问题展开自己的论述。

《传习录》开篇，徐爱就记录了他与王阳明问答涉及《大学》中的亲民与新民问题：

 

爱问：“‘在亲民’，朱子谓当作‘新民’。后章‘作新民’之文似亦有据。先生以为宜从旧本作‘亲民’，亦有所据否？”先生曰：“‘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与‘在新民’之‘新’不同，此岂足为据？‘作’字却与‘亲’字相对，然非‘亲’字义。下面‘治国平天下’处，皆于‘新’字无发明，如云‘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之类，皆是‘亲’字意。‘亲民’犹孟子‘亲亲仁民’之谓，亲之即仁之也。百姓不亲，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所以亲之也。《尧典》‘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以亲九族’至‘平章’、‘协和’，便是‘亲民’，便是‘明明德于天下’。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亲民’。说‘亲民’便是兼教养意。说‘新民’便觉偏了。”

 

《大学》古本和朱熹《大学章句》本的经文都作“亲民”，程颢改正《大学》，不改“亲民”，或改正《大学》则于“亲”字下注“当作新”。朱熹虽然尊重经文，但在解释经文时引用程氏“亲，当作新”并指出：“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又进一步推论说：“今亲民云者，以文义推之则无理，新民云者，以传文考之则有据，程子于此，其所以处之者亦已审矣。矧未尝去其本文，而但曰某当作某，是乃汉儒释经不得已之变例，而亦何害于传疑耶？”而在传第二章改“亲”为“新”，变为“新民”。“后章”指朱子《大学章句》本传第二章、《大学》古本第五章，都有“作新民”三个字，这似乎在为朱熹改“亲”为“新”做注脚，因此在他看来是有根据的。王阳明却不赞同朱熹的观点，徐爱就此发问，采用《大学》古本“亲民”是否有根据？

对此他阐释了自己的观点：《大学》古本第五章和朱熹《大学章句》传第二章“作新民”的“新”是自新之民，与朱熹讲的“在新民”的“新”字不同，这怎么能做根据？“作”字却与“亲”相对，但并非“新”字义。并引经据典证明己义。如下面“治国平天下”并不是发明“新”之义，如《大学》第三章“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大学》第九章“如保赤子”，《大学》第十章“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之类皆说明“亲”之义。《大学》讲的“亲民”如同《孟子·尽心上》说的“亲亲仁民”，亲就是仁。《尚书·尧典》说的“帝曰：契，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孟子·滕文公》说的“使契为司徒。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凡此都是讲亲之义。《尚书·尧典》说的“克明俊德”就是《大学》的“明明德”，“以亲九族”，以及“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就是《大学》的“亲民”，“明明德于天下”。又如《论语·宪问》说的“修己以安百姓”，其中“修己”是“明明德”，“安百姓”是“亲民”。“亲民”兼有教养二义而“新民”似只有教义，因此较“亲”而言，“新”似乎片面。

总之，第一，古文《大学》“亲民”，朱熹改为“新民”，王阳明不赞同朱熹的修正，并区分第二章“作新民”与“在新民”之不同，前者是自新之民。第二，引经据典，如引《尚书》《论语》《孟子》等证明“亲民”更贴切《大学》本文，且《大学》诸传在说明经文时也多征引。第三，得出结论，亲民与新民相比更为全面，新民似片面。他主张亲民反对新民的观点与其赞同复古本《大学》一致。另外，也认为，“只说明明德而不说‘亲民’，便似老、佛”。明明德落到实处在于亲民，老佛方外不问世事，也就无所谓亲民。因此，亲民至关重要。

王阳明致罗钦顺书写道：

 

来教谓某“《大学》古本之复，以人之为学但当求之于内，而程、朱格物之说不免求之于外，遂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所补之传”。非敢然也。学岂有内外乎？《大学》古本乃孔门相传旧本耳。朱子疑其有所脱误，而改正补缉之。在某则谓其本无脱误，悉从其旧而已矣。失在于过信孔子则有之，非故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传也。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且旧本之传数千载矣，今读其文词，既明白而可通；论其工夫，又易简而可入。亦何所按据而断其此段之必在于彼，彼段之必在于此，与此之如何而缺，彼之如何而补？而遂改正补缉之，无乃重于背朱而轻于叛孔已乎？

 

对于《礼记》之《大学》即所谓古本《大学》，朱熹为《大学章句》不仅沿袭程颐改“亲民”为“新民”，并补知本知至章之传，而且移易原本章句。如《礼记·大学》的第二、三章即知本、诚意，朱熹《大学章句》改为第五、六章，他在补注《大学》第五知本章说：“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格物，此谓知之至也。”《大学》古本即《礼记》之《大学》为孔子相传的原始本，朱熹怀疑其有脱误，进而改正补充。在王阳明看来，《大学》古本并无脱误，遵从旧本即可，过分尊信孔子固然有错，但朱熹分章削其传也缺乏根据。为学贵在得之心，求之于心非，即使言出孔子也不敢为是，更何况朱熹呢？求之于心是，即使是凡夫俗子也不敢为不是，这是不以圣人之言为标准而以己心为标准。至于《大学》古本，无论从传承、文辞、工夫等都十分贴切，因此不应加以怀疑甚至改正补辑。

对于《大学》“致知在格物”之义，程颐认为：“莫先于正心诚意。诚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格，至也，如‘祖考来格’之格。凡有一物上有一理，须是穷致其理。穷亦多端，或读书，或讲明义理，或论古今人物，别其是非，或应接事物而处其当否，皆穷理也。”朱熹也说：“故为大学之教，而必首之以格物致知之目，以开明其心术，使既有以识夫善恶之所在，与其可好可恶之必然矣，至此而复进之以必诚其意之说焉……然非有以开知识之真，则不能有以致其好恶之实，故必曰‘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诚’。”《大学》“八目”归结到格物，一切应从格物做起，这是把格物视为《大学》根本，格物致知对《大学》来说不可或缺，因此作补传是必然的。冯柯对朱熹与王阳明此番不同看法有以下评论，说：“致知格物之传，本传未尝缺，但简错尔。朱子以己意补之，则因其错而谓其缺，固非也。阳明见其补之非也，遂削之而复古本，则因其不缺而谓其不错，亦非也。”“今但据其所改正，而以听讼之释本末者为释格物致知，则节次分明，意义周密。不必补，不必复，不必移而传自完矣。”致知格物传未曾遗缺但简错，朱熹作补传与王阳明复古本均有误。他自己的主张是朱熹《大学章句》第四章听讼解释本末，为释、第五章格物致知，层次分明，意义周密，保持原样即可。

王天宇认为，《大学》为古人教学次第，朱熹的“穷理之极而后意诚”，与“居敬穷理”、“非存心无以致知”相矛盾。王阳明认为，《大学》次第只说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如果说“穷理之极而后意诚”为朱熹之说，此说虽然没有太大的矛盾，但与《大学》的本旨不相符合。“非存心无以致知”，这句话不仅与《大学》不合，也与《中庸》“尊德性而道问学”之旨不合。后来学者附会于朱熹《补传》而未能深入考虑经旨，牵制于文义而不体认于身心，所以往往失之支离而终无所得，这恐怕不是执经之错而是不考传之过。

正德十三年（1518），王阳明叙《大学古本》有“不本诚意，而徒以格物者，谓之支；不事格物，而徒以诚意者，谓之虚”。至嘉二年（1523）加以修改，增加“不本于致知而徒以格物诚意者，谓之妄。支与虚与妄，其于至善也远矣”。末又改“乃若致知，则存乎心；悟致知焉，尽矣”。似与初本结语判若两人，初本似受朱熹的影响，格物与诚意并举，而修改本则更强调致知并归于心，悟得致更为重要。钱德洪因此告诫众同门应反复体悟王阳明的思想，尤其注意前后的发展与变化，看来他治《大学》前后也有变化，论《大学》古本强调其精神：“身心意知物，一事，格致诚正修，一功夫。”体现其思想重实践、重工夫的特征。宋仪望对其《大学》古本的分析评价颇高，说：“一日取《大学古本》深加研究，遂发明其格物致知之说，而超然有悟于致良知一语，既而本之吾心，验之躬行，考之往圣，质之鬼神，建诸天地，然后知良知之用，彻动静，合体用，贯始终，常精常明，常感常寂，常戒慎恐惧，常大公须应，盖至是而先生之学始沛然决之江河而无复有疑矣。”以为正通过对《大学》的研究创建自己的格物新说，也由此体悟到致良知，最终创建致良知之学。

王阳明作《大学问》，钱德洪对此评道：“《大学问》者，师门之教典也。”学者刚拜他为师时必先以此教授弟子，使他们知晓《大学》讲的致知之心不出于民彝物则，致知之功不外乎修齐治平。学者如果能脚踏实地用功，则有一番听受，一番亲切。他常说：“吾此意思有能直下承当，只此修为，直造圣域。参之经典，无不吻合，不必求之多闻多识之中也。”有的弟子请他把自己的想法写成书，他却说：“此须诸君口口相传，若笔之于书，使人作一文字看过，无益矣。”嘉靖丁亥（1527）八月，他动身征思、田二州平乱，临行前弟子再次请教备录成书，他表示同意。《大学问》写成后又致书钱德洪说：“《大学或问》数条，非不顾共学之士尽闻斯义，顾恐藉寇兵而赍盗粮，是以未欲轻出。”之所以不愿意写成完书，是因为当时尚有持异说以混淆正学。他死后音容日远，诸弟子各以己见立说，学者稍见本体就好为径超顿悟之说而不再讲省身克己之功。所谓“一见本体，超圣可以跂足”，贬低师门所强调的诚意格物、为善去恶宗旨。一些人简略事为，言行无所顾忌，更有甚者荡灭礼教，反而自以为获得圣门最上乘，这显然曲解他的本义。另一些人自便径约而不知不觉已经沦入佛氏寂灭之教。古代人立言不过为学者示下学之功，上达之机要待人自悟而有得，言语知解并不能领悟。《大学》之教自孟子以后不得流传已经很久，多亏他重新发明良知并作为其立说的根本。

有鉴于后学曲解《大学问》这一现象，邹守益刻《大学问》并附于《大学》古本，其跋说：“阳明先师恐《大学》之失其传也，既述古本以息群疑，复为问答以阐古本之蕴，读者虚心以求之，溯濂洛以达孔孟，其为同为异，必有能辨之者！”钱德洪又把它置于《续编》之首以便学者开卷阅读，知晓他教人平易切实，而圣智神化之机跃然于纸上，对于曲解其思想深表遗憾，而真正理解它不无裨益。又称：“吾师阳明先生，平时论学，未尝立一言，惟揭《大学》宗旨，以指示人心。谓《大学》之教，自帝尧明德睦族以降，至孔门而复明。其为道也，由一身以至家国天下，由初学以至圣人；彻上彻下，通物通我，无不具足。此性命之真，几圣学之规矩也。”揭示《大学》宗旨即直指人心，以心学解释《大学》，所讲的修养治平之道反映人们的心性，为儒学的基本法则，也是他诠释《大学》的用心所在。

宋儒利用汉唐儒所承传下来的儒学经典重建了道统，但对汉以来流传的儒学经典文本却采取怀疑的态度，主要表现为怀疑汉唐儒所公认的经书作者、经义的合理性，以为经文有脱简、错简、讹字等，于是就出现改经、改传等。与宋儒的疑古学风有所不同，明儒对传统儒学经典大体尊奉，他们对宋儒怀疑甚至窜改传统儒学经典提出批评，其基本主张是汉儒传经离孔子时代不远且为孔门之旧，又附以师说家法，经典可信度高，尤其称赞郑玄的传经功劳，因郑玄在汉儒当中的突出地位，这也是对汉儒治经的肯定。后来清人编纂《十三经注疏》所选诸经注疏大都是汉唐之间儒者所为，凡此皆证明汉唐儒对整理传播儒学经典的贡献。可以说，明儒推尊汉儒治经在经学域领掀起了一股复古之风。王阳明治《大学》反对朱熹今本推崇古本恐怕也是这一复古风气的具体表现。

三 《大学》与《中庸》的宗旨及特色

《大学》与《中庸》同为《礼记》中的篇章，王阳明还讨论二者之间的关系。他治《中庸》《大学》受杨守陈的启发，杨守陈著有《学庸私钞》《读易私钞》《三礼私钞》《五经考证》等。他对于当朝理学最佩服杨守陈，不过苦于未见到其著述。及参与主持广东事务时，从黄佐处借得杨守陈《学庸私钞》，见其对《大学》再次分经与传，不必补缀而传义灿然，《中庸》不分章而改订其序，这两本书端绪相承，血脉通贯，开始知晓《大学》《中庸》古本实在于此。他曾为《大学》《中庸》作注，在答陆澄书时知认为所注，曾略具草稿，自以为所养未纯，未免犯务外欲速的毛病，找个机会已把此稿焚毁。不拘泥于注，治《大学》《中庸》重在精神，后来专门阐扬其义理。

正德十五年（1520）春，湛若水常与霍韬、方叔贤相会切磋学问，王阳明听到后说：“英贤之生，何幸同时共地，又可虚度光阴，失此机会耶？”同年秋，霍韬过南昌，论《大学》坚持旧见。他则说：“若传习书史，考正古今，以广吾见闻则可”，如果想要以此求得入圣门路，如同采摘枝叶来装饰本根，想要通其血脉很困难。这时湛若水寄来《学庸测》，方叔贤以《大学》《洪范》相赠。他分别致书，对湛若水的“随处体认天理”予以肯定，对修齐治平总是格物提出疑义，以为如此节节分疏觉得说话太多，应语意简略古朴，诠释本文应浅易其词，略指路径，使人自思而得，这样更觉意味深长。对方叔贤说：“道一而已，论其大本大原，则《六经》、《四书》无不可推之而同者，又不特《洪范》之于《大学》而已。”道只有一个而已，大本大原相通，无论是六经《四书》它们都有共通之处，不仅限《洪范》之于《大学》而已。如同草木相同之处在于生意，它们花实的疏密、枝叶的高下如果都相同，恐怕大自然的化工反倒不如雕刻。君子论学求其是而非求其同，至于入门下手处则不能不加以分辨，告诫他们不要拘泥于旧见而以己意创新。钱德洪认为，他对于初次拜见的学人大都以《大学》《中庸》首章来讲述圣学之全功，使他们知晓做学问的门路。嘉靖六年（1527），他奉命征思、田二地，临行前则先给诸弟子讲授《大学问》，钱德洪当时负责笔录。

关于《大学》与《中庸》宗旨及特色。王阳明认为，两书为孔门传心要法，《大学》，“本末兼该，体用一致，格物非先，致知非后，格致诚正，非有两功，修齐治平，非有两事”。体用一致、本体与工夫统一，《大学》“八目”可谓一以贯之，就是一件事。《中庸》也如此，“中和原是一个，不睹不闻，即是本体，戒慎恐惧，即是工夫。慎独云者，即所谓独知也。慎吾独知，则天德王道，一以贯之，固不可分养静、慎独为两事也”。学者刚听到这种说法没有不感到诧异的，既而反之本心，验之躬行，考之孔孟，又参之周敦颐、程颢之说，无不吻合。

《大学》为《礼记》第四十二篇，朱熹以为是孔子之言而曾子叙述。《中庸》为《礼记》第三十一篇，相传为子思所作。王阳明指出：

 

子思括《大学》一书之义，为《中庸》首章。（子思）撮一部《大学》作《中庸》首章，圣学脉络，通一无二，净洗后世支离异同之窟。

 

子思概括《大学》一书为《中庸》首篇，也就是说两本书的宗旨是一致的。具体说《大学》的正心是《中庸》的未发之中，修身是发而中节之和，天地位万物育是齐家治国平天下，词有详略而工夫无详略。于清远认为，《大学》明德、亲民、至善就是《中庸》的天命、率性、修道。《大学》的诚意、正心、修身就是《中庸》的不睹不闻、慎独。《大学》的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中庸》致中和、天地位、万物育。这是为王阳明“子思括《大学》全书之义，为《中庸》的首章”一句话做注脚。陈荣捷认为，如《大学》修身不比《中庸》不睹不闻而以《中庸》致中和比《大学》诚正，则更善。从字面上看，王阳明似乎相信子思先作《大学》，然后括其全书之义为《中庸》首章论述的思想，其谓《中庸》首章包括《大学》全书思想则为创见。论者多以为《大学》《中庸》思想相同。如朱子说：“盖《中庸》之所谓明善，即格物致知之功；其曰诚身，即诚意、正心、修身之效也。”此可谓括《中庸》一书之义为《大学》首章，正与王阳明相反，但同时强调二书之间的紧密联系。

《大学》为《四书》之一，王阳明主要讨论《大学》，对《四书》也有整体意见，认为后儒之论未免互有得失，所得超不过《四书》的范围，所失者可能有毫厘千里之谬，因此不如专求《四书》。《四书》的语言简洁朴实，如果以忠信进德之心求索，自然明白易见。他曾读《孟子》终篇，别人就此发问，他认为如今方会读书，一读书去能不回头，可见对《孟子》的喜爱。至于发挥《论语》《孟子》的思想以下各章都会谈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