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莱茵报》的战斗生活

马克思和《莱茵报》莱茵省是德国经济和政治最发达的地区，地处莱茵河、摩塞尔河流域，物产丰富，盛产铁矿石和木材，炼铁业和纺织业十分发达。它毗邻法国，在1795年法国革命后期为拿破仑的军队所占领，一直处于拿破仑的统辖之下，拿破仑失败后，又回归德国，受着普鲁士专制王朝的统治。但英国产业革命和法国政治革命这一广泛地推动19世纪欧洲历史的大潮流，强烈地影响着莱茵地区，法国的革命思想和自由精神，并没有因普鲁士的反动统治而销声匿迹，这里多次发生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随着关税同盟的建立，到40年代初，德国资本主义有了长足发展。随着它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势力的增长，它需要有自己的舆论阵地，《莱茵报》作为德国资产阶级利益的最初表达者便应运而生了。

在此之前，德国自由主义思想没有发表的园地，只有通过普鲁士境外的报纸如《曼海姆晚报》《莱比锡总汇报》等传播。普鲁士报纸慑于书报检查机关的控制，避而不谈政治，只能给读者提供一些毫无意义的报道或无聊的谐谑之谈。形势的发展，要求改变这种不合时宜的舆论环境。在德国，第一个公开而大胆地出来保卫自由主义思想的是《科尼斯堡文学报》。但这家报纸基本上以知识分子为对象，而即将问世的《莱茵报》则力图公开捍卫莱茵工商业的利益。

《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简称《莱茵报》，是1841年9月由科伦富商康普豪森、奥本海姆等人在合股接办奄奄一息的《莱茵总汇报》的基础上创办起来的，1842年元旦以新的名称出版。当时《莱茵报》的资产阶级反对派立场并不鲜明，因而得到政府的支持和协助，同时政府当局也企望它支持政府的政策，反对教皇至上论者及其喉舌《科伦日报》。只是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特别是马克思的积极参与，《莱茵报》的革命倾向和激进的政治观点才日益显露出来。

马克思同《莱茵报》有密切的联系。在《莱茵报》筹建始初，他便结识了参与该报筹备的荣克和赫斯，他们对马克思的才能非常赏识。《莱茵报》的首任主编是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学生赫天铿。他试图把报纸办成温和的自由主义的机关报，于是便同持激进倾向的荣克和赫斯等人发生了冲突。在赫天铿辞职后，由于马克思的推荐，因激进观点而被解除了中学教师职务的鲁滕堡担任了报纸主编。尽管鲁滕堡不能胜任此项工作（马克思也曾为之深感不安），然而，从这时起，青年黑格尔派分子和持激进观点的人便成为《莱茵报》的主要撰稿人，并左右着报纸的方向，从而使报纸的性质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特别是从1842年10月15日马克思继鲁滕堡任《莱茵报》主编后，该报的革命民主趋向愈来愈明显，它竭力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备受压迫的贫苦群众奔走呼号。

报界生活对于刚刚走向社会的青年马克思犹如一所政治大学校。这里，有许多复杂而又敏感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促使马克思去思考，去探索，社会不平现象激起马克思的无比愤懑，劳动群众的苦难生活引起马克思的极大同情和关注。他开始放弃纯理论问题的研讨而转到现实的、具体的政治问题上来，以饱满的战斗热忱投入现实生活的激流，同时又极其清醒地意识到面临的严峻现实和艰巨任务。诚如他在给卢格的信中所说的那样，“不要以为，我们在莱茵省是生活在一个政治的埃尔多拉多里。要把《莱茵报》这样的报纸办下去，需要最坚强的毅力”。

青年黑格尔派分子在参加《莱茵报》后，便都立刻着手给该报撰稿，为之而进行战斗。马克思从1842年5月起为《莱茵报》撰稿，使该报的战斗力显著增强。他原来计划对莱茵省议会的辩论作全面的批评，以便证明它为什么不符合人民的愿望，为什么不能体现普遍利益原则，同时揭露政府的政策。他试图先讨论出版自由问题和“大主教问题”，即政府和科伦大主教之间的纠纷问题，然后再对省议会的社会立法以及关于林木盗窃、禁区狩猎和分割地产的法律进行批判性的分析。但是，马克思的计划并没有完全实现。在他预想发表的文章中，只有关于出版自由和林木盗窃法的文章发表出来，关于普鲁士政府与大主教的冲突的文章未被书报检查所通过，其余的根本就没有动笔。此外，马克思还深入农村，进行社会考察，撰写政论和评论文章，并同《科伦日报》等反动报纸展开论战。青年马克思的文章，犹如匕首投枪，深深刺痛了敌人，使反动当局颇感震惊，同时也大大鼓舞了为自由民主斗争的人们。马克思的战友们对这些文章更是称颂备至，如卢格在《德意志年鉴》里写道：“从来还没有人说出，甚至也不可能说出任何比这些文章更加深刻、更加论据充足的意见来”,“我们真应该为这种完美、这种天才、这种善于把那些依然经常出现于我们政论中的混乱概念整理得清清楚楚的能力感到庆幸。”

为了办好《莱茵报》，使之真正成为革命民主派的舆论阵地，马克思呕心沥血、发奋工作，在两条战线上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一方面，他要反对反动的封建势力及其舆论工具对自由民主运动的扼杀；另一方面，还要反对这个运动内部的极端分子的“左”的行为和愚蠢之举给报纸造成的危害。

坚持办报方向 深化哲学思想 马克思坚决捍卫报纸有讨论任何问题的权利，不论是宗教的和哲学的问题，还是政治的问题，都应允许自由发表，政府不得以任何借口加以干涉。在当时的德国，最大的实践问题是政治，而在政治领域，首当其冲的是出版自由。因为没有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政治问题便无从谈起。《莱茵报》不仅是出版自由的捍卫者，而且也是实践者。它积极宣传自由主义思想，披露当时最敏感的现实问题，抨击现存制度和现行政策，把矛头指向普鲁士专制制度。《莱茵报》这种日益增长的反政府倾向，使普鲁士政府深感不安和痛恨。于是，他们加强了书报检查，在一般检查官检查之后，还要受到高级官吏即行政区长官的检查，并且还威胁说，《莱茵报》若不改变办报方向，就要把它查封。在这种极其严峻的形势下，马克思非但没有退却，而且竭力将《莱茵报》办成战斗的报纸。他利用每一个机会向反动的封建专制制度进攻，用种种迷惑书报检查机关的形式来巧妙地掩护自己的激进批评，从而使《莱茵报》得以继续存在下去。

与此同时，马克思还同《科伦日报》等反动报纸进行了斗争。该报的政治编辑、反动政论家海尔梅斯，对《莱茵报》进行了种种污蔑和攻击。在1842年6月28日的社论里，他指责《莱茵报》攻击作为国家基础的基督教，说它违背传统，竟然在报纸上讨论宗教和哲学问题，呼吁政府禁止这种讨论。他还诬陷《莱茵报》动机不纯，“它主要目的不是在教诲和启发人民，而是要达到其他另外的目的”。马克思驳斥了这种谬论，称海尔梅斯是一个“十分愚昧、庸俗和迂腐”的人，正当整个思想界力求摆脱书报检查制度的桎梏时，他竟然还呼神唤鬼地向书报检查制度求助，还硬要和它结成同盟。马克思揭露了海尔梅斯在国家问题上的反动立场，认为这种可悲的立场是和维护基督教国家相适应的。基督教国家是理性国家的对立物，它以基督教为精神基础，因此，必然禁止对宗教的任何批评。而现实的、理性国家，则是通过哲学的批判才得到发展的。

在同《科伦日报》论战中，结合对现实生活的体验，马克思大大深化了自己的哲学思想。如前所述，马克思在黑格尔影响下，主张意识和生活辩证统一的观点。尽管开始他是在唯心主义基础上理解两者统一的，但是，这种思维方法，有可能使马克思对哲学问题采取较为现实的态度，并促使他逐步转向唯物主义。马克思同当时德国哲学家一样，高估哲学对历史发展的作用，然而，与他们不同的是，他深深感到，德国哲学的致命弱点是脱离实际，陷入抽象思辨之中。它“喜欢幽静孤寂、闭关自守并醉心于淡漠的自我直观”,“它不是通俗易懂的；它那玄妙的自我深化在门外汉看来正像脱离现实的活动一样稀奇古怪；它被当作一个魔术师，若有其事地念着咒语，因为谁也不懂得他在念些什么。”这些论述，可谓是鞭辟入里，切中要害，道出了旧哲学的主要特征，预示了新哲学所必备的实践品格。

哲学要想对世界发生实际作用，完成自己的使命，就必须从纯思辨的天国降到现实的尘世。同现实接触，才符合于哲学的真正本质。哲学源自现实生活，真正的哲学家产生于现实斗争。“然而，哲学家的成长并不像雨后的春笋，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那种曾用工人的双手建筑起铁路的精神，现在在哲学家的头脑中树立哲学体系。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就如同人脑虽然不在胃里，但也不在人体之外一样。”“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的这个脍炙人口的至理名言，深刻地指明了真正的哲学对自己的时代、对自己的人民的依赖，同时也指出作为理论思维的哲学同人们的普通意识有原则的差别。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马克思上述论述里，已开始把哲学思想同经济发展（如建筑铁路）联系起来，这对他思想的进一步深化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说，这是马克思能够冲破黑格尔唯心主义统治、求得自己思想发展的重要机制。

在上述思想的基础上，马克思又进一步阐明了哲学与世界的辩证关系。他说：“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这是他对博士论文中关于意识与现实辩证统一思想的进一步发挥。马克思对哲学在各个时代的作用作了思考，提出如下著名论断：“哲学已成为世界的哲学，而世界也成为哲学的世界”。这就是说，哲学不是脱离现实生活的孤芳自赏的东西，它要深入现实生活，指导改造世界的活动，成为实践的哲学。同时，世界也并非与哲学相对立的，通过与哲学相结合，世界将成为合乎理性的世界。这里，马克思强调使世界合乎理性，显然还带有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色彩，但他突出了哲学对世界的改造作用和精神的能动性，有着重要的意义。

与青年黑格尔派分道扬镳 为了办好《莱茵报》，马克思同青年黑格尔派进行了斗争，直至同他们决裂。

如前所述，马克思曾积极参加过青年黑格尔派运动，与布鲁诺·鲍威尔等人过从甚密，但他们在哲学、宗教和政治观点上从一开始便存在着分歧。随着马克思深入实际生活，这种分歧不断扩大和深化，他们终于分道扬镳，走上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马克思沿着主体与客体、意识与现实辩证统一的方向，勇敢而又冷静地参加当时的政治斗争，研究复杂的社会理论问题，一步一步地走向唯物主义。与此相反，青年黑格尔派坚持应有和现有、主体和客体对立的观点，逃避和惧怕现实斗争，片面地鼓吹“批判”，试图通过“纯批判”来改变现存事物。1841年底，在柏林由一部分青年黑格尔派分子成立的“自由人”团体，他们生活放荡不羁，思想空洞晦涩，在激进的言辞下掩盖极其保守的思想倾向。从“博士俱乐部”到“自由人”反映了青年黑格尔派运动的蜕化趋势，它从一个曾经是进步的政治力量，完全沦为脱离实际、蔑视群众，醉心于抽象的哲学批判的庸人团体。

在宗教问题上，“自由人”仍持激进的批判的态度。然而，它依然死抱住黑格尔的国家观，相信普鲁士国家是理性的体现，其最高使命就是继续进行批判，反对国家的基督教性质，使理性得以实现。在他们看来，要在国家生活中确立自由原则，主要是通过宗教批判。这样一来，他们就把一切现实生活问题，都变成神学问题。与此相反，马克思则把对宗教的批判服从于迫切的政治斗争。针对“自由人”的观点，马克思强调，要“更多地联系着对政治状况的批判来批判宗教，而不是联系着对宗教的批判来批判政治状况”。同时，他提出一个深刻见解：“宗教本身是没有内容的，它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随着以宗教为理论的被歪曲了的现实的消灭，宗教将自行消灭。”这不仅反映了马克思的宗教观，而且可以看出他哲学思想的深化。他认为，谈论哲学，用哲学来批判宗教，并不是挂着“无神论”的招牌，而是要切切实实地向人民宣传哲学的内容。

“自由人”继续对反动政治势力进行斗争，但也是以极端的面貌空谈批判。1842年3月29日，布鲁诺·鲍威尔被撤职，他们认为这是世界性的事件，是普鲁士反动政策的一个象征，于是动摇了对普鲁士国家的信心，并且使他们反政府的倾向和激进的政治情绪更加激烈。他们不仅对政治进行批判，而且对那些并非无条件地拥护自由的政派也展开了批判。他们在《莱茵报》连续刊载文章，批判“中庸之道”，批判“妥协者”，甚至打算批判那些“没有原则”的南德意志的自由主义者。在“自由人”看来，“中庸”和历史是彻底对立的。历史力图把原则贯彻到底，通过对立而发展自己；而“中庸”害怕原则，厌恶对立，总想保持中间状态。他们不去研究现存的事物和复杂的政治关系，一味空谈批判，否定一切，把这些概念完全变成只能“激怒庸人”、而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的空洞词句。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有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他还指出：“《论中庸》一文的作者号召进行批判；但是，一，我们大家都知道，政府怎样来回答这样的挑战；二，光是某个人屈服于批判，是不够的；问题在于，他是否选择了适当的场所。”可见，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派不分场所、不分时机，空谈批判的做法是十分厌恶的。这样做，只会促使政府加强书报检查，使《莱茵报》处于更加困难的境地，同时，也会把那些本属进步运动的成员或者是同情和倾向于这个运动的人，驱赶到敌人一边去。马克思已经清楚看到柏林“自由人”的愚蠢行为会给事业带来的严重危害。

为了制止“自由人”的愚蠢行为，当时持有进步观点的青年黑格尔派分子卢格和格奥尔格·海尔维格等人曾到柏林劝说“自由人”，警告他们切不可用轻率的行动损害了大家为之战斗的神圣的事业。“自由人”不仅置若罔闻，而且“对这一警告却报之以嘲笑”。布鲁诺·鲍威尔竟说，单从理论上消灭宗教和政治反动派便足够了，根本用不着用实际行动去消灭他们。他们所知道的就是“否定一切”。卢格认为，这种愚蠢行为，就如浪漫主义的空想一样，只是一种任性，一些十分可笑的东西。

1842年11月29日，马克思根据海尔维格给《莱茵报》编辑部的来信，发表了批评“自由人”政治立场和生活方式的短评。这更加激起“自由人”对马克思的不满。他们不理解马克思的观点和革命策略，指责马克思使《莱茵报》具有机会主义性质，给马克思加上保守的罪名，他们还狂妄地要马克思表明，在鲍威尔同卢格的争论中究竟站在哪一边。在对“自由人”的看法上，马克思与卢格是完全一致的。他同“自由人”的决裂已不可避免，梅因写给马克思的一封蛮横无理的信，更激化了他们之间的冲突。马克思考虑的是整个革命民主主义运动的利益，而梅因考虑的只是“自由人”这个小集团的利益。马克思在给卢格的信中，详尽地陈述了事情的缘由。他说：“书报检查机关每天都在无情地破坏我们，报纸常常几乎不能出版。因此‘自由人’的大批文章都作废了。不过我自己淘汰的文章也不比书报检查官淘汰得少，因为梅因一伙人寄给我们的是一大堆毫无意义却自命能扭转乾坤的废料……在鲁滕堡负责的时候，由于他毫无批判的能力，又缺乏独立性和才能，这班人已习惯于把《莱茵报》看成是自己的唯命是听的机关报，而我则决定不让他们再像以前那样空谈下去。因此，把‘自由’——这种自由主要是力图‘摆脱一切思想的自由’——的几篇毫无价值的作品去掉，就成了柏林上空阴云密布的第一个原因。”关于“自由人”论自由的作品，马克思坦率而尖锐地批评道：“这些作品不是从自由的、也就是独立的和深刻的内容上看待自由，而是从不受任何约束的、长裤汉的、而且是方便的形式上看待自由。我要求他们：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现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基于这种认识，为了保持住《莱茵报》这个阵地，为了民主主义运动的利益，马克思回敬了梅因，给他写了一封措辞相当尖锐的信，宣告了同“自由人”的决裂。

马克思同“自由人”的决裂，是有深刻的原因的。从政治上说，马克思坚持愈益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立场，并由此而开始走向共产主义；而青年黑格尔派则始终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表现了德国资产阶级的特殊的软弱性。从思想上说，马克思坚持意识与现实统一，认为思想乃是一种深刻的信念，它不可能脱离行动和实践，从而孕育新的唯物主义世界观；而“自由人”在反动势力的压力下，离开了积极的政治斗争，把批判、否定变成了目的本身，把思想、观念变成一种空洞的主观随意性，最后走上个人主义和极端唯心主义的道路。这种道路的分野，反映了他们世界观的根本的分歧。

在马克思的主编下，《莱茵报》赢得广大群众的支持，订户迅速增加。正如赫斯在12月6日致奥艾巴赫的信中所说的：“《莱茵报》的地位现在不管对读者来说，还是对政府来说都已经比较稳固了。不久之前我们和政府的关系还稍稍有些紧张，目前一切都很顺利，同时我们也没有损害自己的体面。”然而，这只是暂时的现象。随着《莱茵报》的政治影响扩大和革命民主主义倾向的加强，使得它同普鲁士政府的矛盾也逐渐激化。尽管马克思采取了灵活的斗争策略，《莱茵报》还是未能逃脱被查封的命运。1843年1月，普鲁士内阁会议决定从4月1日起停止《莱茵报》的出版。《莱茵报》虽然只存在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但它极大地锻炼了马克思，对于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