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致富能人到村支书

1947年夏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了位于华北平原东部的庆县。由此开始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庆县农村地区便被置于毛泽东时代典型的贫下中农式队、社干部群体的领导之下。这些由组织选拔上任的农村干部往往来自“村庄里的穷苦底层”，因其阶级成分低、在农村革命和土地改革中的政治表现好以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次群众运动中表现积极，而被赋予基层政权组织的领导权力。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农村社区中有能力在自由市场上赚钱致富、具有商业头脑的成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庆县农村的基层政治生活中一直被视为异己力量而遭到打击和边缘化，这种态势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经济改革进入较为成熟的阶段后才告一段落。一位庆县农民在接受访谈时回忆道：

当年的万元户在政治上可是需要特别小心谨慎的……他们从来不敢提自己在市场上做的买卖，即便所有的人其实都知道他们是靠啥发家的。这些人也通常是要隐瞒自己的财富；他们往往故意打扮得跟普通村民一样破破烂烂。他们也是绝对不可能当上村干部的——如果你富了，那么政治上你肯定就算完了。

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以严格的城乡区隔为标志的户籍制度逐步放宽，庆县有不少在改革初期成功致富的农村家庭开始离开他们世世代代生活的村庄，搬迁到城市生活；但这些家庭同时仍旧保留着他们的农村户口以及与原籍农民社区的密切联系。此时，这些先富起来的农村人士依然在政治上遭受边缘化：虽然党中央容许甚至鼓励民众从事营利性的商业活动，但地方党的领导干部和村民群众却一如既往地怀疑这些先富阶层人士在政治上是否可靠、在道德上是否干净。尽管如此，在市场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私营企业主们毕竟得以慢慢从过往遭受政治歧视和边缘化的社会身份中解脱出来并逐渐进入公共事务领域。在党的官方话语里，这些致富能人现在被称为“新社会阶层”。新社会阶层人士的政治和社会身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的变化直接导致了党在农村地区基层权力结构的深刻转型。

以庆县为例，在21世纪初，随着市场经济大潮呼啸而来，也由于世代更替及政策变化，庆县农村的基层干部队伍组成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和更新。根据笔者在2005—2006年在庆县进行的一项实地问卷调查显示（表1—1），在回复问卷的211位现任村支书之中，1/3是在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首次担任村支书职务；近46%则是在2000—2006年才获得首次任命。

表1—1　您何时首次担任村党支部书记职务？

资料来源：庆县村党支部书记问卷调查（2005—2006年，由笔者主持）。

但是，人事上的代际更替并非村庄政治精英群体出现的唯一变化；更为重要的是，来自新社会阶层的村支书比例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出现历史新高——这是比代际更替更为深刻和重要的结构变化。根据中共庆县县委组织部的纪录，1998—2004年，该县共有189位人士首次担任村党支部书记职务，其中67位（或35.45%）来自以私营企业主和致富能人等农村先富群体为主体的新社会阶层，而这一类别人士在新任职村支书群体中所占比例则在2001年和2002年达到最高峰值（见图1—1）。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源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于2000年春天至2001年夏天开始逐渐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重点要求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理论为马克思主义政权吸纳私营企业主与其他致富能人进入体制提供了理论依据，也自然而然成为城乡新社会阶层人士迅速进入中国基层政治场域并发挥影响力的关键政治基础。

图1—1　新社会阶层人士在庆县新委任村党支部书记中所占比例

资料来源：庆县村党支部书记问卷调查（2005—2006年，由笔者主持）。

然而，私营企业主和致富能人在新任职村支书中的比例在2003年和2004年期间出现下降。此现象有两种可能的解释。第一，庆县作为一个私营经济发展水平一般的内陆县，各方面而论有资格成为村支书人选的新社会阶层人士人数相对有限。自1998年以来，庆县当地党组织已开始连年积极吸纳农村私营企业主和其他新社会阶层人士担任村支书职务；在连续多年选拔人数达到高峰后，后备人选也相应逐步用尽。更重要的是，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引发了官方意识形态领域里新一轮关于私营企业主阶级属性的争论；随着意识形态之争重燃，庆县的领导干部在吸纳私营企业主和致富能人这一敏感政治问题上暂时采取更为谨慎稳妥的立场也是可以理解的。值得指出的是，在此时期，尽管存在上述因素的影响，中共庆县县委仍然态度鲜明地吸收了更多私营企业主和其他致富能人担任村支书职务。在2005年召开的一次县委、县政府干部会议上，庆县县委书记在其讲话中再次强调，“在深化市场经济改革的过程中继续从新社会阶层中吸收有才干的人才，以加强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的领导，对我们而言是非常关键的工作。这将继续是全县党建工作的重点之一”。

获得任命担任村支书职务的新社会阶层人士，其职业分布包括私营企业主、承包农场主、专业经营户，以及个体执业的专业人士（如医生、工程人员、农机服务业者、运输个体户等）等，不一而足。图1—2展示了庆县自1998年以来所有现任村支书的详细职业分类统计。从该分类统计可见，在新任职的私营企业主和致富能人村支书之中，小企业主和农场承包者所占比例非常之大，其次则是诸如医生或运输司机之类的专业经营个体户。而传统的纯农民式干部的人数在庆县新任职村支书中所占比例则达到历史新低。

图1—2　庆县私营企业主和致富能人型村党支部书记的职业分析

资料来源：根据中共庆县县委组织部相关资料统计。

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领导构成发生这样的转型绝非偶然。实际上，自20世纪90年代起，选拔有企业经营管理背景的人士去填补中共基层领导岗位的空缺，早已成为庆县县委干部工作的指导方针之一。其背后的考量正如一位中共庆县县委负责人解释的那样：

在庆县，我们需要让那些懂得如何在市场上获得成功的人来领导党的基层组织。不这样做，我们就无法把农村广大渴望脱贫致富的群众吸引并团结到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假设一个人自己都无法致富，任命他担任党的基层领导是难以令群众信服的。

任命经济上取得成功的致富能手担任共产党重要的基层领导职务也并非庆县独有的做法。例如，由民政部主办的一份政策性期刊《乡镇论坛》在2005年就曾报道，仅浙江一省就有近30%的新任村党支部书记属于“先富群体”。在该省一些以私营企业为政府主要税收来源的地区，这一比例甚至高达60%—65%。在欠发达的内陆省份情况颇为类似。根据《领导之友》杂志在2006年的报道，在山西省河津市（县级市）的148个乡村中就有60个村的村党支部书记或者村委会主任是私营企业主。2003年，另一份刊物《领导决策信息》更是明确呼吁，对“村民选举的‘富人化’倾向要依法保护”。同年，江苏省农业厅主管的期刊《江苏农村经济》发表的一篇文章更是将此呼吁直接表达为一句简洁醒目的口号：“没有致富招，不能当村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