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区域经济发展理论

西方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研究的侧重点是区域增长的动力机制及其区际差异问题。产业结构及空间结构一般被置于其理论框架之内，作为影响区域增长或发展过程的一个变量。由于各学者研究的角度和所考察的对象不同，因而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发展理论。概括起来，主要有发展阶段理论、输出基础理论、增长极理论、累积因果理论、中心—外围模式和新古典模型。

一 发展阶段理论

发展阶段理论（Development Stage Theory）侧重于研究区域发展特别是结构演变的过程。最早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并提出具体的理论模式是胡佛和费雪（Hoover and Fisher, 1949）。他们特别强调先进技术的采用对区域结构变化的影响，认为一个区域的发展通常经历五个发展阶段：

（1）自给自足经济阶段：这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其特征是区域投资和区际贸易甚少，区域产业几乎全为农业，区域人口绝大部分为农业人口，经济活动均随农业资源呈均匀分布。

（2）乡村工业兴起经济阶段：随着交通运输的发展，乡村工业及其相关产业开始产生，但乡村工业的原料、市场和劳动力仍来源于农业区域。其分布也与农业人口分布相对应。

（3）农业生产结构转换阶段：随着区际贸易的扩大，区域农业生产开始由粗放型农业转变为集约型且专业化的园艺、乳酪、果蔬等的生产。

（4）工业化阶段：由于人口的增加和农业生产的规模经营，迫使区域不得不谋求工业化。工业化阶段一般又分为前后两期，即以农、林、矿产加工业为主的前期发展阶段和炼钢、石油炼制业、金属加工制造业、化学制造业为主的后期发展阶段。

（5）服务业输出阶段（成熟阶段）：这一阶段以服务业如资本、技术和专业性服务等的输出为主，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最后阶段。

显然，胡佛和费雪的发展阶段理论是区位理论的范围扩展，而且它只是对区域发展过程的状态描述，而没有涉及区域发展的动力机制及其原因的解释。诺思在评价这一理论时曾指出，胡佛和费雪的“发展阶段次序不符合美国的区域发展历史事实……而且，这理论也没能对区域经济增长和变化的原因提供任何可借鉴的意见”（North, 1955）。

二 输出基础理论

输出基础理论（Export Base Theory）最初由诺思在研究美国历史时期的区域经济增长时提出。后经蒂博特（C. M. Tiebout）、珀洛夫（H. S. Perloff）以及博尔顿（R. E. Bolton）等人的发展而逐步完善。它的理论基础是静态比较分析中的外贸乘数概念，其基本思想是：一个区域的增长取决于其输出产业的增长，区域外生需求的扩大是区内增长的主要原动力。因而，增加区域的输出基础即区域所有的输出产业和服务，将启动一个乘数过程，其乘数值等于区域输出产业与非输出活动收入或就业量之比。

诺思在其著名的论文《区位理论和区域经济增长》中，首先提出输出基础概念，他把区域输出基础定义为“一个区域所生产的可供输出的商品的总和”，其中“可供输出的商品”主要是指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生产的单项输出商品。按照他的观点，输出产业兴办的成功是影响区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区域增长或者是由于相对竞争区域来说其输出品的地位提高了，或者是由于开发了新的输出品。因为，输出产业的发展既决定着区域绝对收入和人均收入的水平，也决定着区域将要发展的地方性产业的规模和数量。从这一观点出发，诺思认为，一个区域只有当“它的输出基础如主要是由最终消费品和（或）最终生产制成品组成的，那这个区域就实现了工业化”（North, 1955）。

博尔顿根据诺思的思想，提出了一个关于输出基础理论方面的具体的短期增长模型（Bolton, 1968）：

yp＝yx·Yx/（a+Yx）

yn＝yx·bYx/（a+bYx）

其中，yp为个人总收入增长率；yx为外生收入（输出产业收入）增长率；yn为内生收入增长率；Yx为外生收入（包括外生需求产业的财产收入和转移支付之和，工资、薪金及业主收入）。

假如a＝0, yp＝yn＝yx；假如a＞0, yp或yn＜yx；假如a＜0, yp或yn＞yx。博尔顿在研究了美国的区域情况后发现，在大多数情况下，a＜0。其原因是，地方产业（如建筑）的投资增长要快于当地政府在增加收入或输出替代等方面的支出增长。因而，区域总产出增长率和内生收入增长率一般都要大于输出的增长率。唯一例外的情况是，在边际支出倾向大于1的条件下，增加的输出可能被较高的输入所抵消，那么，增加输出并不能较大地推动区域经济增长。

实际上，输出基础理论包含下述假设前提，即所有非输出经济活动（特别是区域的贸易和服务活动）由输出产业的扩大或缩小所诱致。而且，它没有考虑资源容量的限制和供给因素的影响。因而，在短期应用时，就明确假定存在未利用的资源和剩余容量。如果这一假设不成立即存在供给短缺的情况，那么输出的扩张不是增加总收入，而是提高价格或者促使短缺资源从地方产业转移到输出产业。同时，输出基础理论还具有三个重要特征：首先，它是凯恩斯收入理论在开放经济中的应用，不同的是，输出被单独抬到作为影响总需求的唯一外生变量的关键地位，而其他的可能影响均被考虑为不重要。其次，它把输出基础看成是同质的，因而忽略了输出需求增长的区域来源。在输出基础理论中，世界经济仅仅被划分为“区域”和“世界其余部分”两个部分，这种高度的简化，掩盖了区域间的功能联系，继而忽视了区域增长的区际传递过程。最后，在分析区域增长时，输出基础理论十分重视国家需求类型的变化。它特别强调，为了弄清区域增长过程，一个区域不能孤立地研究。即是说，一个区域的增长快慢不能在其边界内决定，国家经济（某些情况下是国际经济）扩展的速度是决定区域增长率的主要因素。

三 增长极理论

增长极理论（Growth pole theory）最早由弗朗索瓦·佩鲁（Francois Perroux）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其基本思想是“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它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于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终极影响”（Perroux, 1970）。

佩鲁的增长极概念是通过对经济发展过程的观察，运用归纳推理而得出的一个包含社会系统、经济和地理空间中增长和结构变化的一般性概念。佩鲁在其早期的工作中曾集中研究了经济空间中增长极的发展，他在其《经济空间：理论与应用》一文中，把经济空间定义为“存在于经济元素之间的结构关系”并分为三种类型：（1）作为计划内容的经济空间；（2）作为受力场的经济空间；（3）作为均质整体的经济空间。其中第二种空间是增长极的出发点，它是“由若干中心（或极、焦点）所组成。各种向心力或离心力则分别指向或背离这些中心。每一中心的吸引力和排斥力都拥有一定的场；它们与其他中心的场相互交会”（Perroux, 1950a）。1950年，佩鲁深入研究了鲁尔工业区，并在其1955年的论文《增长极概念》中分析了关于地理空间的产业增长。按照他的观点：在地理或抽象的空间上，那些具有创新能力的增长公司或厂商构成推进型产业发展的核心。这些推进型企业通过扩大规模来增加销售和与其联系的其他企业的购买。这样，一个推进型企业的出现将导致一整群企业销售规模的增长。20世纪60年代，布代维尔把佩鲁的增长极概念扩展到内容更为广泛的区域范畴。他认为，“一个区域增长极是指区位在一个城市区，并在其影响范围内引导经济活动进一步发展的一系列推进性产业”（Boudeville, 1966）。80年代以后，弗里德曼（J. Friedmann）、罗德温（L. Rodwin）以及其他学者用“集中的分散化”思想进一步阐述了这一理论。总的来说，增长极理论建立在以下三个基本概念之上。

（1）支配效应。佩鲁认为，现实经济中经济因素的作用是在一种非均衡条件下进行的，无论是大的经济单元之间还是小的经济单元之间，由于相互间的不均等影响而产生了一种不对称的关系：一些经济单元处于支配地位，而另一些经济单元则处于被支配地位。佩鲁把这种“一个单元对另一个单元施加的不可逆或部分不可逆影响”称为“支配效应”（Perroux, 1950b）。具有创新性的产业活动往往发生于大的经济单元之中，它们能通过其规模、谈判力及其运营性质等特征而对其他经济单元产生支配影响，因而这种经济单元就成为支配性单元。这样，由于熊彼特式的创新企业的存在，将产生一大批“群集的追随者”，即追随、模仿创新企业而出现的一批企业。

（2）乘数效应。即各企业间存在着垂直的和水平的联系。一般可分为三类：前向、后向及旁侧联系。由于这种联系的存在，一个部门的发展能够通过列昂惕夫投入产出关联而对其他经济部门产生乘数效应。而这种联系又可根据其力量和重要性来考虑。联系的力量是指推进型企业或企业群的建立而促使其他相关企业建立的可能性。联系的重要性是指这些企业或企业群的建立通过地区乘数效应所导致的就业或生产的增长。用公式表示就是：

其中，Mi为产业i所产生的总就业；Ei为产业i所产生的“直接的”就业；Eij为部门i对部门j的需求产生的“间接的”就业；Eik为产业i对最终需求部门k的最终需求影响产生的“诱导的”就业。

（3）极化与扩散效应（或溢出效应）。一方面，推进型产业的迅速增长，将引起其他经济活动不断趋向增长极。这种经济上的极化不可避免地导致地理上的极化，从而产生各种聚集经济。而聚集经济又将进一步增强极的极化效应，从而加速其增长速度和扩大其吸引范围。另一方面，增长极的推动力将通过一系列联动机制而不断向周围地区发散，这些发散最终将以收入增加的形式对周围地区产生较大的地区乘数作用。极化效应与扩散效应均随距离而衰减，如扩散效应可用如下公式来度量：

Sr＝ S0e-αr

其中，Sr为离极r远的扩散强度；S0为极的扩散强度；α为距离衰减系数；r为距离。

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的综合影响就是溢出效应。如果极化强于扩散，净溢出效应为负值，这对落后地区（或腹地）不利；反之则为正值，对落后地区（或腹地）有利。

四 累积因果理论

区域累积因果理论（Cumulative causation theory）是在缪尔达尔（G. Myrdal）的循环与累积因果原理的基础上，经卡尔多（N. Kaldor）、狄克逊（R. Dixon）和瑟尔沃尔（A. P. Thirlwall）等人提出具体的理论模式而形成。缪尔达尔认为，“市场的力量通常倾向于增加，而不是减少区际不平等”（Myrdal, 1957）。按照他的观点，由于聚集经济的存在，繁荣区域会因市场的作用而持续、累积地加速增长，并同时产生扩散效应（Spread effects）和反吸效应（Backwash effect）。前者对落后区域有利，而后者则对落后区域不利。由于前者远小于后者，经这一不均衡的互动过程，繁荣区域越繁荣，落后区域越衰落。

卡尔多继承了缪尔达尔的基本思想，强调聚集经济、报酬递增、要素的迁入等产生的利益的循环累积，即强调反吸效应对区域增长的影响，并把这些影响因素整合在他的相对效率工资概念（货币工资与生产率指标之比）之中（Kaldor, 1970）。他认为，相对效率工资决定区域在全国市场所占的比重，其值越低，区域产出增长率越高。由于国内区域的货币工资水平及其增长率是相同的，而繁荣区域因聚集经济存在产生规模报酬递增，其产出和生产率增长率提高，致使相对效率工资下降。反过来，相对效率工资下降又导致区域产出增长率进一步提高，促使高速增长区域更趋增长。卡尔多的累积因果理论可用如下函数关系表示：

Ui＝f1（yi）f′1＞0

其中，Ui为i区生产率增长率，yi为i区产出增长率，Wi为i区的货币工资，Wi/Ui为i区的效率工资，为全国的货币工资水平。

总之，累积因果理论强调的是聚集经济、规模报酬递增等产生的利益，将通过一个循环的累积因果过程，扩大区际的不平等。按照缪尔达尔的观点，“通常观察到的经济发展程度与不平等间的负相关，在较大程度上可以用不发达国家的累积因果过程和扩散效应一般比反吸效应弱小来解释”（Myrdal, 1957）。用赫希曼（Hirschman, 1958）的话来说，在一个私人企业经济中，先进地区的极化效应（相当于缪尔达尔的反吸效应）大于它的涓滴效应（Trickling-clown Effect，相当于缪尔达尔的扩散效应），从而不能带动附近的落后地区发展。然而，在对这两种力量随时间而变化的看法上，缪尔达尔认为反吸效应总是远大于扩散效应；而赫希曼则认为这种现象只是短期的，从长期来看，地理上的涓滴效应将会超过极化效应，从而缩小地区差异。威廉逊通过对24国实际资料的分析，提出了人均收入增长与地区差异间的倒“U”形相关规律，从而证明了赫希曼的论点（Williamson, 1965）。

五 中心—外围模式

中心—外围模式（Core-periphery Model）由弗里德曼（J. Friedmann）提出。与累积因果理论从狭义的经济角度来探讨区际不平等的原因不同，弗里德曼从更广泛的范围来研究区际不平等过程。他把落后地区看成是与中心保持着殖民关系、依赖的且缺乏经济自主权的外围区，认为思想、技术、资本和态度等，所有这些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因素都产生于中心，或由中心从海外接收。这导致空间二元结构出现，并随着时间而增强。他特别强调政治与经济权力的不平衡、区域间文化变化速率的不对称，对创新扩散类型、投资资源配置的影响。然而，他认为，随着市场的扩展、通信设施的改善、态度的变化和城市增长的拓展，将会出现空间经济的一体化，从而中心与外围将变得模糊，区域间差异最终将缩小。

弗里德曼受罗斯托的阶段理论的影响，以中心地体系与国家经济间的关系为基础，最早在其专著《区域发展政策》中提出了一个具体的中心—外围模式。他强调空间结构的演变过程和经济增长的空间影响，认为“区域经济的持续增长，推动着空间经济逐渐向一体化方向发展”（Friedmann, 1966）。按照他的观点，通过经济的空间组织，将促使整个国家经济从它的前工业社会初始农业状态转变到成熟工业阶段。他把这一空间一体化过程分为四个阶段：（1）缺乏等级结构的独立地方中心。这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初始形式，地区间相互割裂，存在大量的自给自足经济。其特征是，具有典型的前工业社会结构；每个城市位于各自狭小的飞地中心；增长能力迅速耗竭；经济趋于停滞。（2）单个的强有力中心。这是一种因外部力量打破前工业社会维持的空间均衡状态而出现的首位形式，整个空间经济受唯一的城市区支配。其特征是，具有工业化初期典型的结构；外围地区出现；企业家、知识分子和劳动力向中心大规模迁移，逐渐损害了地方经济发展的基础；国民经济实际上缩小为增长潜能有限的单个大城市地区（即首位城市地区）；外围地区经济持续停滞可能导致社会和政治不安定。（3）单个全国性中心和外围地区强有力的次中心。这是一种过渡形式。随着投资向许多具有战略地位的次级中心地带集中，简单的中心—外围结构逐渐转变为多中心结构，大城市间的外围地区取代了全国的外围地区。（4）功能上相互依赖的城市等级体系。这是“组织结构复杂化”的最后阶段，大城市间外围地带逐渐被卷入附近的大城市经济中，从而最终实现地域组织的主要目标：全国一体化、布局高效益、增长潜力最大化以及必要的区际平衡工作最小化。

六 新古典区域增长模型

新古典区域增长模型（Neoclassical Regional Growth Models）运用标准的新古典国家增长理论来分析区域增长问题。早期的新古典区域增长模型，纯以供给为出发点。它把区域看作是一个总生产单元，认为通过要素市场的顺利运转，将实现收入和就业均衡，不平衡仅仅反映了市场对均衡调整的滞后和自身的不完善。实际上，这是把国家增长理论简单地移植到区域层面。20世纪60年代以后，一些区域经济学家开始把需求、规模报酬递增、新技术、聚集经济以及支持投资的公共部门的影响等因素引入新古典区域增长模型，使其逐步得以完善。

早期的新古典区域增长模型认为，在规模收益不变，存在完全竞争的产品和要素市场的前提下，区域长期的增长来源于资本、劳动力和技术进步三个要素的区内供给率差异和区际流动的结果。由于假定随着区域资本劳动率的提高，边际劳动生产率（以工资率表示）也提高，而边际资本生产率则降低。因而，资本与劳动力其流向相反，即劳动力由低工资区流向高工资区。这样，低工资区因资本劳动率增长最快，其工人人均产出增长率也最高。其结果，区际差异将缩小，即区域将趋于均衡增长。

由于早期的新古典区域增长模型忽视了需求、规模报酬递增、聚集经济等的影响，一些学者对这一模型进行了改进。西伯特运用国家经济分析方法，并综合供给、需求、内外部效果的影响，通过一系列假设和恒等式，提出了一个一般性、总体性的区域增长模型（Siebert, 1969）。理查森进一步把区内空间结构的变动对区域增长的影响引入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标准增长方程式，提出了一个融合空间维的区域增长理论模型（Richardson, 1973）。用函数关系表示就是：

y＝[αk+（1-α）l]a+t

其中，指数α表示规模报酬递增（当α＞1）、递减（α＜1）与不变（α＝1）；资本增长率（k）为聚集经济（A）、区域收入增长率（y）、区域资本存量（K）、该区Z个城市中心每一单位面积资本存量之变异系数（CVz）、该区资本报酬率（R）与全国资本报酬率（）之差等变量的函数，即：

劳动力供给增长率（l）为人口自然增长率（n）、聚集经济（A）、区位偏好（F）、该区工资率（W）与全国工资率（）之差等变量的函数，即：

在这里，区位偏好（F）则设为聚集经济（A）、该区首位城市（N1）人口潜力之倒数（1/VN1）、居民居住于该区的平均时间长度（H）、工资率差异（W-）、该区至最接近的高收入区的迁移成本（TC）等变量的函数，即：

技术进步率（t）为聚集经济（A）、资本增长率（k）、该区首位城市在全国城市体系中的位次（GN1）、该区和其他地区联系的程度（q）与全国技术进步率（）之积等变量的函数，即：

理査森的区域增长模型明显地合并了不平衡增长与经由区际要素流动所导致的平衡增长过程。聚集经济及各种聚集变数决定了劳动力、资本、技术进步在空间上的聚集，从而导致区际的不平衡发展和区内的增长，而各种地区差异变数与区域资本存量的大小，则可能导致区域间平衡发展。因而，区域的增长过程取决于集中与分散这两股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

七 结束语

从以上对西方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的简略考察，可以得出，这些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主要遵循四条路线：发展阶段理论侧重于对区域结构演变过程的阶段次序的描述；输出基础理论强调外部需求，并把其看成是影响区域增长的唯一决定性因素；早期的新古典模型纯以供给为出发点，并把区域看成是一个缺乏空间维的点；而增长极理论、累积因果理论以及中心—外围模式则注重空间因素，强调区际的不平衡增长过程（至少在发展阶段是如此）。综合这些理论的观点，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有用的结论：

（1）影响区域发展的因素包括供给、需求、区内结构和区外的影响四个方面，任何区域的发展都是这四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2）从空间的角度来考察，区域发展过程是一个由不平衡增长到平衡增长的动态演变过程；或者说是由集中到集中后分散，再到分散后地方中心增长的空间经济一体化过程。

（3）依靠市场的力量来实现空间经济一体化是一个极为缓慢的过程，因而，中央政府的区域政策必须把区际平衡发展作为主要目标之一。

（4）输出产业或推进型产业与公共部门的发展间存在着互动的关系，即输出产业或推进型产业的形成，将诱导公共部门的发展，反过来，它又进一步促进输出产业或推进型产业的迅速增长。

参考文献

Bolton, R. E., Defense Purchases and Regional Growth.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66.

Boudeville, J. R., Problems of Regional Economic Planning.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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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over, E. M. and J. L. Fisher, Research in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In Problems in the Study of Economic Growth.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New York, 1949.

Kaldor, N., The Case for Regional Policies. Scot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70, 17（3）:337-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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