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中国区域经济的变迁

——从不平衡发展到相对均衡发展

1978年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经历了从不平衡发展到协调发展的战略转变。根据区域经济发展思潮的重大变革，大体可以把这期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与政策的转变分为三个不同阶段，即1979—1990年向东倾斜的不平衡发展阶段、1991—1998年开始关注中西部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启动阶段和1999年以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全面实施阶段。1991年3月，中国政府在“八五”计划中首次正式提出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表明中国政府开始把区域协调发展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重要高度。1999年9月，中国政府正式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2003年10月决定“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 2004年1月又提出要“促进中部崛起”，这就标志着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进入了全面实施阶段。本文着重从产业集聚和企业迁移的角度，探讨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区域经济的变化过程，以揭示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区域经济变化的规律性及其内在动力机制。

一 中国经济区域的划分及其发展特点

中国是一个地区差异较大的发展中大国，区域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政府在“六五”计划中采用传统的沿海与内地“两分法”来反映这种差异性。到“七五”计划时期，中国政府在传统的“两分法”的基础上，按照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将全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大经济地带，并以此作为国家确定经济开发重点和生产力布局优先次序的依据。这种三大经济地带的划分方法，尽管有些简单和粗糙，但它对后来中国区域统计和区域政策制定有着重要的影响。这里所指的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实际上就是过去所讲的内陆地区，通常被统称为中西部地区。所以，在“八五”计划中，中国政府又采用了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这种“两分法”,“九五”计划则表述为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需要指出的是，在“九五”计划中，虽然中国政府提出了建立7个各具特色、跨省区市的经济区域的构想，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这种构想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实施。其原因，主要是7大经济区域划分的科学性本身就值得研究，更重要的是，国家划分这7大经济区域的目的并不十分明确。显然，这种方法是沿袭了苏联的综合经济区划思想，但随着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中央政府实际上已经丧失了构建综合经济区的能力。

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1999年中国政府决定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享受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地域范围，除了“七五”计划时期的西部10省（区、市）外，还包括原属于东部地区的广西和原属于中部地区的内蒙古，以及吉林省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湖北省的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这样从省级行政单元看，就形成了“10+2”的大西部概念和西部大开发背景下的新三大地带格局。之后，中国政府又先后实施了东北地区振兴战略和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由此就形成了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四大区域的新格局。在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中，就采取了这种四大区域的划分方法。东北地区的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原来分别属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在这种情况下，东部地区只剩下了10个省市，中部地区只剩下了6个省。事实上，从经济联系和一体化程度看，目前中部地区并非是一个完整的整体，还谈不上是一个经济区。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内部差异也很大。比如，在西部地区，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的发展情况就差别较大。在东部地区，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山东半岛和京津冀的差别也很大。只有东北地区可以大致看成是一个相对完整的经济区。

在本文的分析中，我们采用国家“十一五”规划的四大区域的划分方法。东部地区包括河北、北京、天津、山东、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南10个省市；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和黑龙江3省；中部地区包括山西、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6省；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12个省区市。从表2中可以看出，东部地区人口仅占全国的36.3%，但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ross Regional Product, GRP）占全国的55.7%，工业增加值占59.0%，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49.7%，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占87.3%，出口额占88.8%。相反，中西部地区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却远低于其人口份额。正是由于这种经济活动与人口分布的不协调，才造成了目前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严重不平衡和悬殊的地区差距。2006年，东部地区人均GRP已达到3518美元，而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只有2339美元、1573美元和1403美元。从省级行政单元看，人均GRP最高的上海是最低的贵州的10倍。若从市县乃至乡镇看，这种差距就更大。可以认为，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地区发展差异最大的国家之一。

二 中国区域经济的不平衡增长态势

当前，在比较中国的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时，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政府部门，普遍存在一个认识误区，即把各地区的GRP增长速度直接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全国GDP增长速度进行比较。由于中国各地区GRP数据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全国GDP数据不具有可比性，这种直接比较的结果无疑会产生一种错误的判断。事实上，中国31个省区市的GRP总量远高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全国GDP总量，在未按经济普查数据进行调整之前，2001—2004年分别高9.7%、11.7%、15.5%和19.3%。即使按经济普查数据调整后，2005年仍然高8.0%, 2006年高9.6%。在全国31个省区市中，2005年只有云南和海南两个省的GRP增长率略低于全国的GDP增长率，2006年仅有新疆的GRP增长率略低于全国的GDP增长率。特别是，自1992年以来，这种差异越来越大。2006年，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全国GDP增长率为11.1%，而各地区GRP增长率平均达到13.7%，后者比前者高2.6个百分点。因此，在比较各地区GRP增长率或人均GRP时，应该采用31个省区市的汇总数进行比较。否则，将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表3计算了1980—2006年中国四大区域的GRP增长率。从表3中可以看出，在国家政策的有力支持下，近年来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已经出现逐步加快的趋势。自1999年以来，西部地区GRP增长率已连续7年逐年加快，从7.3%上升到2006年的13.2%；这期间，中部地区由7.9%提高到13.1%，东北地区则由7.9%提高到13.5%。从横向比较来看，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仍要低于东部地区，大体呈现出东部地区增长较快，而其他地区增长较慢的不平衡格局。在1980—1990年，东部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2%，中西部地区为8.8%，东北地区只有8.1%。1991年之后，随着中国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加快，东部与其他地区之间的增长率差距开始加剧扩大。1991—1998年，东部地区GRP年均增长14.7%，中部地区为12.0%，而西部和东北地区分别只有10.4%和9.5%。1999年以来，随着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东部与其他地区之间的增长率差距有所缩小。1999—2006年，东部地区GRP年均增长率为12.2%，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则保持在10.5%—10.7%之间，三个地区的增长速度十分接近。

如果以各地区GRP平均增长率为1，计算四大区域的GRP相对增长率，从表3中可以看出，1999—2006年与1991—1998年相比，东部地区的GRP相对增长率在下降，东北和西部地区的相对增长率在上升，而中部地区则保持相对稳定。到2006年，中国四大区域的GRP相对增长率正在逐步向1逼近。这表明，近年来四大区域的GRP增长率已越来越趋近各地区的平均增长率，呈现出相对均衡的增长态势。从图1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四大区域GRP增长率差异和东西部地区间GRP增长率差值均在趋于缩小。1999年西部地区GRP增长率比东部地区低2.6个百分点，2004年低1.5个百分点，而2005年只低0.4个百分点。从1999年到2006年，中国四大区域的GRP增长率变差系数则由0.138下降到0.037。

从各省区市的情况看，在1991—1998年，GRP年均增长率超过14%的5个省份全部集中在东部地区，包括福建（增长率为17.2%）、浙江（16.1%）、广东（15.8%）、江苏（15.7%）和山东（14.3%）。这些新兴工业基地支撑了90年代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相反，GRP年均增长率低于10%的8个省份全部集中在西部和东北地区，包括云南（9.8%）、甘肃（9.7%）、辽宁（9.6%）、陕西（9.4%）、宁夏（9.3%）、贵州（8.7%）、黑龙江（8.5%）和青海（8.1%）。然而，自1999年以来，沿海新兴工业基地的增长速度均有所回落，年均增长速度保持在11.0%—12.6%之间，而西部和东北一些省份的增长速度出现逐步加快的趋势（见图2）。尤其是内蒙古，GRP年均增长速度由10.0%提高到15.0%，并连续多年增长速度在全国保持首位。事实上，近年来内蒙古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靠资源、投资和品牌拉动的。从内蒙古成长起来的一批知名品牌，如伊利、蒙牛、鹿王、鄂尔多斯等，对推动内蒙古经济的快速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 中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变迁

伴随着区域经济的不平衡增长，中国区域发展差距特别是东西差距也在进一步扩大。虽然这种东西差距的扩大并非是从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的，但1978年以来的市场转型无疑对其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魏后凯，2007）。从图3中可以清楚地看出，1980—2003年，除东部地区人均GRP相对水平在持续提升外，其他三个地区人均GRP相对水平都在趋于下降。其中，下降幅度最大的是东北地区，其人均GRP相对水平由150.8下降到109.3。2004年以来，这种情况出现了一定变化，东部地区人均GRP相对水平已开始下降，而中西部地区则出现了上升的趋势，只有东北地区人均GRP相对水平仍在继续下降，到2006年已下降到102.6，略高于各地区平均水平。从2003年到2006年，东部地区人均GRP相对水平由159.8下降到153.0，而中部地区由65.7提高到68.6，西部地区则由59.2提高到61.2。

从图4中可以看出，除个别年份外，自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间人均GRP的相对差距系数均呈不断扩大的趋势。从1980年到2003年，东部与西部地区间人均GRP相对差距系数由44.7%提高到63.0%，而东部与中部地区间相对差距系数则由38.9%提高到58.9%，二者分别增加了18.3个和20.0个百分点。在这期间，四大区域人均GRP的变差系数虽然出现多次波动，但总体趋势也在不断增加，从1985年的0.334提高到2003年的0.465。东西差距扩大幅度较明显地主要集中在1986—1989年、1991—1994年、1997—1999年和2001—2003年四个时期。2004年以后，中国东西差距系数已开始出现逐步缩小的趋势。这与四大区域人均GRP相对水平的变化趋势是基本一致的。需要说明的是，首先，2001年以后的差距系数采用按经济普查数据进行了修订，其计算结果比未修订前要大一些。由此导致2001年差距系数比上年明显增加，但其变动趋势基本上是一致的。其次，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的东西差距就一直在不断扩大，即使是在“三线建设”时期（刘树成等，1994；魏后凯等，1997）。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东西差距的扩大是过去历史时期差距扩大趋势的延续。

再从省际差距来看，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均GRP省际差距大体以1990年为拐点呈“U”形变化（见图5）。在改革开放的初期阶段，由于东北、华北等一些高收入地区以及上海、辽宁等老工业基地经济增长不景气，加上广东、浙江、福建等中低收入地区经济的迅速增长，导致中国省际人均GRP差距出现了逐步缩小的趋势。从1978年到1990年，中国省际人均GRP变差系数由0.974下降到0.601，加权变差系数则由0.635下降到0.423，二者分别下降了38.3%和33.4%。值得注意的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东部各省市经济的全面持续快速增长，中国省际人均GRP差距又开始出现了逐步上升的趋势。1990—2003年，中国省际人均GRP变差系数和加权变差系数分别上升了26.8%和30.7%。2004年以后，中国省际人均GRP变差系数已开始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然而，相比较而言，2005年中国省际人均GRP变差系数和加权变差系数仍要比1978年低18.3%和0.6%，但要比1990年高12.5%和22.7%。

由此可见，虽然目前东部地区的增长速度仍要高于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但自2004年以来，以人均GRP度量的中国区域发展差距已经出现了逐步缩小的良好态势。如果这种良好的态势能够稳定下来的话，那将表明中国的区域发展将进入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或“拐点”时期，即由不平衡发展转变为相对均衡发展的新时期。导致2004年以后中国区域发展差距的缩小，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国家政策和投资的拉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不断加快；二是由于沿海地区要素成本的上涨以及产业升级和环境保护的压力，沿海企业“北上西进”和产业转移的步伐在加速；三是人口统计口径变化和人口迁移的影响。过去，中国各地区人口数是按照户籍人口来统计的。2005年以来，各地区人口数根据1%人口抽样调查充分考虑了流动人口，即按常住人口进行统计。由于统计口径的变化，导致2006年广东省人口比2004年增加12.0%，北京增加5.9%，浙江增加5.5%，天津增加5.0%，上海增加4.2%；而中西部一些省份人口则出现下降趋势，如重庆下降10.1%，四川下降6.4%，安徽和湖北分别下降5.4%，湖南下降5.3%，贵州、广西和河南下降3%—4%（见图6）。考虑到这期间各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率差别不大，这种悬殊的人口增长率差异较大程度上可以看成是近年来人口跨省流动和迁移的结果。人口从中西部到东部地区的迁移，自然有利于缩小地区差距尤其是东西差距。

四 经济活动的集中化趋势及其影响

如前所述，在改革开放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区域经济呈现出不平衡的增长格局，区域发展差距在不断扩大。很明显，这种不平衡增长格局和区域差距的扩大，是经济活动特别是制造业向东部沿海转移和高度集中的结果。1980—2006年，东部地区实现GRP占全国总额的比重由43.6%迅速提高到55.7%，提高了12.1个百分点；而东北地区所占比重由13.7%下降到8.5%，减少了5.2个百分点；中部地区所占比重由22.3%下降到18.7%，减少了3.6个百分点；西部地区由20.4%下降到17.1%，减少了3.3个百分点。从图7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经济活动的地理集中化趋势。这说明，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中国的经济活动在不断向经济繁荣的东部地区转移和高度集中。这种集中化趋势是中国经济市场转型的结果，它主要表现为各种生产要素和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向东部地区的集中趋势。

据王业强、魏后凯（2006）的研究表明，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制造业的地理集中度并没有明显的变化。但进入90年代之后，随着市场化改革的加快，资金和人才的流动性大大提高，由此加剧了中国制造业的地理集中趋势。中国制造业向东部地区集中趋势最明显的是在1991年之后。从1991年到2003年，东部地区制造业总产值占全国的份额由53.5%提高到73.3%，增加了19.8个百分点；相反，东北地区由12.3%下降到6.8%，中部地区由18.2%下降到10.8%，西部地区则由16.1%下降到9.1%，分别下降了5.5个、7.4个和7.0个百分点（王业强、魏后凯，2006）。当然，这里所讲的中国制造业向东部地区的集中趋势，主要是一种增量的集中而并非一定是存量的转移。正是由于这种增量集中的结果，导致目前中国大约3/4的制造业集中在东部少数地区。

在东部地区内部，制造业的地理集中趋势也具有较大的差异。在整个80年代，东部地区制造业产值占全国的比重基本保持稳定。这期间，环渤海地区（京津冀鲁）所占比重有一定下降，而珠三角地区（粤）则有一定增加。1991年之后，整个东部地区制造业产值占全国的比重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提升，由1990年的52.1%提高到2003年的73.3%，增加了21.2个百分点。在这期间，制造业产值份额增加幅度最大的是珠三角地区，由1990年的5.7%提高到18.7%，增加了13.0个百分点；其次是长三角地区（江浙沪），由26.4%提高到31.6%，增加了5.2个百分点；而环渤海地区大体保持稳定，其产值份额一直在17.5%—20.0%之间徘徊。分行业看，在所考察的28个两位数制造业中，1985—2003年，除烟草制造业向中、西部地区的云南、四川和安徽集中外，其他27个制造业都存在程度不同的向东部地区集中的趋势。其中，这期间制造业产值占全国比重提高幅度超过5个百分点的行业数，珠三角地区有18个，长三角地区有13个，而环渤海地区只有7个（王业强、魏后凯，2006）。

从某种程度上讲，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集中化趋势将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的总体效率，但也会加剧区域经济差距的扩大趋势，不利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从一些欧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看，如果各种要素和产业高度集中在少数发达地区，将容易产生经济“过密”和“过疏”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快速推进所带来的好处将被少数处于支配地位的核心地区所占有，而一些落后地区则有可能出现“边缘化”的危险。而且，生产要素和产业活动在狭小地域空间的高度集聚，很容易产生集聚规模不经济，导致各种要素成本上升，资源和能源供应紧张，生态环境趋于恶化，居民生活质量下降。

更重要的是，自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的经济总量和制造业活动在不断向东部地区集中，而人口分布几乎没有出现大的变化，由此导致人口与产业活动分布的空间不均衡。1980—1990年，中国四大区域人口与生产总值分布的不协调系数平均为14.6个百分点，而1991—2000年该系数提高到18.1个百分点，2001—2005年则提高到20.3个百分点（魏后凯，2007）。这种人口与经济活动分布的高度不协调，是造成加工能力与资源产地严重脱节、全国范围资源大调动和劳动力大流动以及地区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特别是，作为中国重要的经济核心区，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在大规模集聚产业的同时，并没有大规模地集聚人口，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以“流动人口”、“农民工”的形式存在。这些外来务工人员虽然为沿海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他们却不能在当地安家落户，融入当地社会，成为当地居民，不能充分享受自己亲手创造的工业化成果。可以认为，就业岗位（或产业）和人口分布的不协调，是造成当前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关键所在。如果这种不协调不能及时得到很好的解决，一旦发生突发性事件，很容易诱发社会不稳定和各种危机。2008年春节期间因南方连续大雪引起交通中断，导致大量旅客滞留在广州等地火车站，由此造成严重的混乱局面，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

五 从集中到扩散：中国产业转移的新趋势

近年来，中国产业发展的空间格局出现了明显的“北上西进”的新态势。所谓“北上”，就是外商投资和国内资本由珠三角向长三角，继而向环渤海和东北地区转移；所谓“西进”，就是沿海企业和外商投资向中西部地区推进。这种趋势表明目前中国的区域发展已经进入一个“转折”时期，其根本性的标志就是中国的经济布局正在由过去的各种要素和产业活动高度向东南沿海地区集中，逐步转变为由东南沿海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转移扩散。

对于这种产业转移扩散，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进行考察。一是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看，随着西部大开发、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和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实施，东北和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增长已明显加快，其投资占全国的份额不断提升。虽然2003年东部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曾高达33.2%，但之后投资增速开始逐年放慢，均低于中西部和东北地区。2001—2006年，中部和西部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平均每年增长24.6%和23.7%，东北地区平均每年增长25.4%，而东部地区则只有20.9%。这期间，东北和中西部地区的投资份额在逐步提高，而东部地区的投资份额则在趋于下降（见表4）。

二是从外商直接投资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出现了逐步“北上”的趋势，即由珠江三角洲向长江三角洲继而向环渤海地区转移。1999—2003年，珠三角地区实际利用FDI占全国比重由29.2%下降到14.8%，减少了14.4个百分点；而长三角地区由25.4% 提高到39.7%，增加了14.3个百分点；环渤海地区所占比重则由1999年的20.3%提高到2004年的31.5%。2004年之后，环渤海地区所占比重有所下降，而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所占比重有所增加。再从FDI“西进”看，从1999年到2004年，中部地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占全国的比重由7.5%提高到9.3%，东北地区由4.1%提高到9.0%，但西部地区却由4.5%下降到2.6%（见表5）。这期间，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出现了由东部向中部和东北地区转移扩散的趋势。自2005年以来，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向西部地区推进的速度开始加快，西部地区实际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占全国的份额由2004年的2.6%提高到2006年的3.5%，而东北和中部地区所占比重出现下降。但总体上看，2001—2006年与1979—2000年相比，中部和东北地区外商投资占全国的份额均有一定程度的提高。

三是从国内民间投资看，近年来沿海企业向中西部转移的速度也开始加快。据国务院西部开发办综合组提供的数据，从2000年到2007年上半年，东部地区到西部地区投资经营的企业累计近20万家，投资总额15000多亿元。其中，仅上海企业在西部地区投资就达1700多亿元，浙江、福建企业也分别达到1300多亿元（国务院西部开发办综合组，2007）。这表明，在国家政策的激励下，国内民间企业正在加快进入西部的步伐，积极参与西部大开发建设中。

近年来，沿海企业和外商投资西进的速度加快，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国家政策的有力支持。为鼓励沿海企业西进，2007年8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西部开发办等六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东西互动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的意见》；商务部还实施了“万商西进工程”，鼓励中西部地区承接沿海产业转移和加工贸易转移，鼓励沿海企业和经济技术开发区西进。二是沿海要素成本的上涨。近年来，随着产业的大规模集聚，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各种要素成本大幅度提升，土地和能源供应紧张，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趋于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广东、浙江、江苏等沿海省份纷纷提高市场准入门槛，加大产业升级和环境保护的力度，由此导致一些资源和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纷纷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三是中西部投资环境的改善和效益提高。随着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中西部地区投资环境尤其是硬环境有了较大改善，投资效益明显提高。2006年，西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资产贡献率平均为13.7%，比东部地区高1.1个百分点；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平均为11.3%，远高于东部地区的6.2%。可以预见，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今后沿海企业和外商投资向中西部地区推进的速度将会进一步加快。

六 结论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首先，从总体上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大体呈现出不平衡的增长格局，区域发展差距尤其是东西差距在趋于不断扩大。特别是在1992年1月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之后，随着市场化改革的快速推进，东西差距呈加速扩大的态势。这说明，市场的力量是导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或者说，这期间中国区域差距的扩大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结果。需要说明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发展差距的扩大，是在各地区均获得快速发展的基础上出现的，它是一种快速增长中的差距扩大。

其次，从最近几年的情况看，一些迹象已经表明，目前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即从过去的不平衡发展进入到相对均衡发展。其主要的标志是：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投资高速增长；各地区经济增长率逐步接近，出现相对均衡的态势；东西和省际差距已开始转变为缩小；外商投资和沿海企业西进的步伐加快。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转变，这是与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区域发展环境的变化以及国家政策的积极推动等因素紧密联系的。如果这种战略转变能够顺利成功的话，将会进一步有力推动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增长。至少在今后15—20年内，中国经济仍将会继续保持高速的增长态势。

最后，随着沿海企业和外商投资的“北上西进”，以及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内在增长潜力的充分发挥，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将进入“群雄并起”的多元化区域竞争时代。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依靠珠三角和长三角等少数地区支撑的。这些地区继上海、辽宁等老工业基地之后成为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第二代主导地区。从未来的发展格局看，京津冀都市圈、山东半岛城市群、东北哈大产业带、中原城市群、武汉都市圈、长株潭城市群、成渝都市圈、关中城市群等，都有可能成为支撑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新的主导地区和增长极，由此将形成“群雄并起”的多元化区域竞争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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