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精神初探:中国政治制度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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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理论创新、研究方法与结构安排

一 理论创新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制度精神”,然则主要的研究对象是“制度敬畏”,即使一制度得以有效运行的内在逻辑与灵魂支撑,是人们对制度本身的一种敬畏与遵奉的思维习惯。由于目前学界对“制度精神”的研究相对比较零星而散乱,因此,这就为本书的研究在理论创新方面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和可能。

笔者认为,本书的创新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学科体系上的创新。既然“制度精神”相对而言还是一片尚未充分开垦的田地,那么对“制度精神”的研究无论是在其自身理论体系的构建上还是在对制度实施过程中的现实分析上,都带有一定程度的创新与尝试。然而,笔者深知事物发展的辩证原理,既然是一种尝试,就会存在两种可能,也许这种尝试是成功的或者是有益的,但也许这种尝试是失败的或者是受人非议的,因此,笔者深知理论创新的艰难与坎坷,但是无论如何,笔者都将竭尽所能,在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逻辑框架下不断补充和完善这一理论体系,为“制度精神”获得应有的重视与地位提供自己的绵薄之力。

其次,观点上的创新。一门学科的生命力,既不在于其体系是否完善,也不在于其体系是否新鲜,而在于其面对当下的社会生活是否具有说服力。潘伟杰:《宪法的理念与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3页。同样,一种理论体系要具有足够的解释力与说服力,不仅在于其自身的理论观点是否能够自圆其说,还在于这些理论观点是否与现实的社会生活能够较好地契合在一起,也就是能够在社会的发展变化中始终站得住脚,这就需要将理论与现实进行高度的融合,使得理论能够解释现实,现实也能够反映出内在的理论。本书不仅对制度精神这一概念进行了界定,而且对制度精神的构成要素、制度精神的运行条件以及制度精神的培育措施等方面都提出了一定的看法和见解,如制度精神可以分为制度立意和制度敬畏两大部分,从制度的维度又可以将制度精神分为正式制度精神和非正式制度精神,而制度立意和制度敬畏都包含在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精神之中;此外,制度精神的培育模式可以从三大要素来进行分析,即人、制度和时间,其中,我们可根据相关人性质的不同分为官员主导模式和民众主导模式等,以及制度方面所具有的“传染性”与“标杆效应”等问题的阐发,相信这对我们深入理解和把握制度精神有着重要的参考作用。

二 研究方法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研究方法的选用对事物的研究所起到的作用不可估量。本书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

历史分析。在情境理性立场上,我们研究制度的时候,不仅关注制度的逻辑结构,而且关注制度的历史。汪丁丁、韦森、姚洋:《制度经济学三人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9页。对于像“制度精神”这样一个还没有被充分开发的理论领域更是如此,我们只有从历史中才能获得与“制度精神”密切相关的资料与养料,在历史的长河与发展变迁中考察制度精神的发展轨迹,从古希腊的哲学发展中探寻西方在看待制度这一主题时所走过的研究路径,从我国的历史长河中去挖掘制度精神的衍生轨迹,这些历史的分析将会成为本书开展研究的基础方法,同时,对于制度精神这一理论体系的建构奠定扎实的基础。

实证分析。正如曹锦清先生所言,“若要广泛而深入地分析现实社会生活如其所是的那个样子,实证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在实证研究的过程中,要注意历史的分析与自然生态环境的考察。历史与环境这两个视角对我们透视社会生活现象的意义,是有着积极作用的”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7页。。尤其对本书这样一个需要借助制度的实践发展来考察制度精神的发展演化这一课题而言,更是如此。可见,对任何调查研究而言,有时方法远比结论重要,因为最终结论的有效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最初的方法是否得当。恰如迈克尔·曼所言,“过多地以学究方式注意事实会使人失明,过多地倾听理论和世界历史的节奏会使人失聪”[英]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一卷,刘北成、李少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前言,第2页。。因此,本书将结合实证研究的方法对制度的相关主体进行一系列的现实考察,做到尽量接近制度发展的真实面貌,弥合理论与现实、文本与实践之间的差距所带来的张力,从而为规范性研究奠定扎实的基础。

比较分析。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只有建立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才能让我们较为清楚地了解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外在状态,知晓事物处于何种程度、何种水平。因此,本书将在对制度精神的研究中引入与其相关的其他概念,以求详细具体地将制度精神与其他概念进行重要的区别,帮助我们准确定位制度精神的内涵和外延,从而把握其自身的理论体系与现实特点。

本书不排除规范性研究方法的使用,也就是将大量的经验性、实证性的材料置于理性审视的理论框架下,时刻注重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视角阐发问题本身,力求做到理论与实践的更为恰切的融合。

三 结构安排

本书的结构安排具体如下:

第一章是导论。重点对全书的选题及意义、概念、框架及研究方法等相关问题作一简要说明。同时对书中所用的基本概念进行解释和说明,并进行横向的概念间的比较,以求清晰表明本书的研究对象,使读者对研究内容有一个较为清晰的把握。

第二章是制度精神的理论探源。制度精神的产生与形成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自有其自身的理论渊源。本章将从西方和中国这两个维度来阐释正式制度精神和非正式制度精神的历史发展轨迹,力求从历史的维度和发展的高度对制度精神的理论源起进行纵向的简要梳理,为我们进一步分析制度精神的内在逻辑与发展走向提供夯实的理论基础。

第三章是制度精神的特点与功能。在对制度精神的理论渊源进行梳理之后,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对制度精神的特点及其功能进行简要的介绍,本章要回答的是制度精神的意义与价值所在,即制度精神到底有哪些必不可少的功能使得我们必须重视研究这一理论体系,或者说我们研究制度精神的必要性体现在哪些方面,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制度精神本身,更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认识和把握制度体系的构建。

第四章是制度精神的选择与生成。承上来说,既然制度精神在现实生活中是如此的必要和重要,那么就中国的制度体系构建而言,选择何种类型的制度精神就成为当前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本书认为,在现实政治中,由于正式制度精神的匮乏,即缺少对正式层面的制度的遵守与敬畏,使得我国当前一些制度在实践当中难以达到较好的效果。换言之,这种敬畏心理的缺失成为制度运行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因此,对正式制度精神的注重与强调就成为我国当前政治发展的必然选择。同时,制度精神从生成模式上看又分为本土生成和外来移植两种模式,在当前这种情况下,本土生成西方的正式制度精神往往难以实现,需要通过吸收和借鉴西方的制度精神使之本土化,这应是推动我国制度体系建设的有效途径。

第五章是制度精神的践行。由于要对制度精神的具体运行进行实证上的考察,因此有必要对属于制度立意层面的制度精神进行分析,通过人们对直观的制度文本的主观感受,为形成相对稳定的制度敬畏提供重要的思想前提。因此,本章将重点对制度立意产生之初的诉求、官方认可等要素进行分析,并对制度立意如何在制度施行过程中与制度文本之间的三种表现样态即制度立意与制度文本相一致、相偏离和相背离的情况进行阐释,然后对制度敬畏的构成要素、影响要素以及制度立意与制度敬畏的深层关系进行分析研究,以此通过对制度立意的产生过程的梳理为制度敬畏的真正生成与培育提供有价值的借鉴。

第六章是制度精神的培育。既然我们需要吸收借鉴西方的正式制度精神,那么如何培育这种制度精神以及培育出来的制度精神又如何加以巩固,等等,这些关乎制度精神培育的课题,将是本章研究的重点所在。笔者试图构建一个粗略的分析框架来考察正式制度精神的培育与生成,即从人——制度——时间这三个维度来进行具体分析,其中在“人”这一维度上,重点探讨领袖主导模式和民众主导模式的特点与功能;在“制度”这一维度上,重点探讨通过树立制度的“标杆效应”来应对制度的“传染性”从而影响正式制度精神在我国的本土化进程;在“时间”这一维度上,重点探讨正式制度精神的巩固的具体表现。上述三个维度基本上勾勒出了正式制度精神得以培育的整体进程,为我们深入把握制度精神的动态演变提供可能的分析视角。

第七章是结论。通过前几章对制度精神这一概念以及相关理论体系的建构,本章将对制度精神进行宏观和整体的把握与评价,通过梳理前已论及的各种理论观点,将其糅合在制度精神这一理论体系的框架内,使之具备一定的现实解释力与理论说服力,为制度哲学的发展演进提供一种可能的借鉴与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