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邀结势援以干荐举”——干谒与谒禁

以往对于宋人交游的研究多是考证彼此之间的诗文唱和、学术切磋，等等，明显侧重于交游的正面论述。而对于官僚士大夫的私谒却少有论及，这可能与研究士人交游所依赖的传记、墓志铭、神道碑，乃至诗文唱和等等的书写方式不无关系。这些史料大都是隐恶扬善，对于私谒这种不甚光彩的行为自然少有记述。实际上，私谒现象历代都有，且防不胜防。宋代干谒请托风气之盛，从中央到地方，从高级官僚到一般吏人，从文臣到武将，从外朝到深宫，几乎在在可见，时时有之，成为宋代一种相当严重的社会弊病。

私谒主要指为了某种目的而私下拜谒请托的行为，即宋代奏章中常常弹劾的“奔走权贵”、“出入权门”、“结托权要”、“游走于公卿之门”，等等，其具体情形又很复杂。最为常见、影响最广的当数“邀结势援以干荐举”，以下着重对此予以讨论。相对于地方社会来说，京城的士人数量更多，高官显宦更为密集，私谒现象也就更为突出。因而，在此主要探讨东京的士人私谒。

入仕之后，通过荐举得以升迁是官员最为关心的要事，故而奔走权门以求举状遂成为他们热衷的活动。由于干谒之风多有弊端，对此朝廷不无干预，一些官员也有抵制，士人社会也多有批评。学者以往在讨论北宋士风之时，曾对奔竞之风有所论及。本节则拟通过考察北宋东京的士人私谒，进而探讨举主门生关系及其与当时政治、社会的联系和互动。

一 干谒权贵，以求荐举

前来高官宅中拜谒之人多是为了求得举状。据赵升《朝野类要》所说，求得改官奏状者，对其举主自称“门生”。一旦拜谒奏效，实现荐举的目的，双方的举主门生关系也随之缔结，并在日后的官场中显示出举足轻重的作用。

“赏识之下，率为闻人”，经由名公巨卿的慧眼识才，大批孤寒士子得以脱颖而出，登上时代的舞台，整个北宋可谓英才辈出，代不乏人。比如李昉所赏拔、荐引的门生，日后多有成为朝中重臣。王操《上李昉相公》诗中对此赞叹道：

朝苑优游数十春，文章敌手更无人。对扬旒冕如僚友，下直门阑似隐沦。倚槛白云供醉望，榰筇黄叶落吟身。年来得意知难继，大半门生作侍臣。

门生将来飞黄腾达，对于举主而言，也会产生莫大的“得意”感和成就感。李昉之子李宗谔也颇有父风，“有望于朝，名实之士多出其门”。再如晏殊，“文章擅天下，尤喜为诗，而多称引后进”，一时名士如范仲淹、孔道辅等皆出其门。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诸如韩琦对于欧阳修，文彦博、曾公亮对于王安石，张方平、欧阳修对于苏洵父子，等等。举主担负着为朝廷举荐治国英才的重任，慧眼识才、为国纳贤往往被视作个人的美德与功绩而传为佳话。在墓志铭、神道碑，乃至正史传记等的撰写中，传主的荐才之举也多受到褒扬。

大多数达官显贵对于荐举活动比较积极。欧阳修即“奖引后进，如恐不及”。在时人眼中，荐举得人乃值得自豪的政绩。孙抃为御史中丞之时，曾举荐素不相识的唐介、吴中复为御史，“后二人皆以风力称于天下”。孙抃晚年执政，尝叹曰：“吾何功以辅政，唯荐二台官为无媿耳！”

一身正气的举主对待荐举之责非常珍视，在荐举之前要经过悉心的考察。比如谢泌，对于荐举之事就很慎重。他在咸平五年（1002）知贡举，后曾“判吏部铨”。《倦游杂录》云其“名知人，少许可，平生荐士，不过数人”，其中如王曾者，“而后皆至卿相。每发荐牍，必焚香望阙再拜曰：‘老臣又为陛下得一人。'”魏泰：《东轩笔录》亦云，谢泌“居官不妄荐士，或荐一人，则焚香捧表，望阙再拜而遣之。其所荐虽少，而无不显者”。

被举者对于举主的知遇之恩心怀感戴，终身以门生自居，彼此之间声气相通，互相扶持。当举主与门生的关系过于密切可能危及朝廷利益时，皇帝自然不会无动于衷。在皇帝看来，这种私交在日后的政治生活中会凝结成一股强大的合力，不可避免地为政治斗争中的结党埋下“祸根”。由于举主与门生的关系容易引起皇帝的猜忌和防范，一些士大夫在荐举之时刻意避免让对方知晓。据《涑水记闻》载：

真宗时，王文正旦为相，宾客虽满座，无敢以私干之者。既退，旦察其可与言者及素知名者，使吏问其居处。数月之后，召与语，从容久之，询访四方利病，或使疏其所言而献之，观其才之所长，密籍记其名。他日，其人复来，则谢绝不复见也。每有差除，旦先密疏三四人姓名请于上，上所用者，辄以笔点其首，同列皆莫之知。明日，于堂中议其事，同列争欲有所引用，旦曰：“当用某人。”同列争之莫能得。及奏入，未尝不获可。同列虽嫉之，莫能间也。丁谓数毁旦于上，上益亲厚之。

像王旦这样的举主，荐才并无延揽私恩之意，而是有意避免与所荐之人产生私人恩情。对此中关系之微妙，一些深谙为臣之道的举主心领神会，在荐举之时懂得不市私恩，使恩归于上。《宋史》载：

昉居中书日，有求进用者，虽知其材可取，必正色拒绝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颜温语待之。子弟问其故，曰：“用贤，人主之事；若受其请，是市私恩也，故峻绝之，使恩归于上。若不用者，既失所望，又无善辞，取怨之道也。”

李昉不愧为仕历三朝的元老重臣，自有其高妙的处世策略。在荐举活动中，不单单涉及举主和门生双方，还有第三方，即皇帝或者朝廷。在这三方互动的荐举行为中，举主正好处于皇帝、门生两者之间，需要小心谨慎地处理好所涉及的三方关系。再如贾黄中，对“当世文行之士”多所荐引，“而未尝言，人莫之知也”。范祖禹也是如此，所荐之士“后多贵显，人无知之者”。《宋史》论曰：“黄中多所荐引而不有其功，此固人之所难也。”此类褒扬之词也透露出君臣秩序观念对举主如何摆正自身位置所倡导的取向，那就是要维护皇权的绝对权威，而不能借荐举之名以售私恩。

荐举之时，刚正清廉之臣往往不涉及个人私情。欧阳修与梅尧臣相知甚深，“相与至厚，然不闻荐引，卒使沉于下僚”。对此中原因，范冲曾问其父范祖禹。祖禹曰：“前辈不以朝廷官爵私于朋友故旧。”接着祖禹又言及祖辈范镇，云其亦是如此。据范祖禹所云：“旧日子弟赴官，有乞书于蜀公者”，遭到范镇拒绝，因为在范镇看来，“仕宦不可广求人，知受恩多，则难立朝矣”。

当然，并非所有官员都像李昉、贾黄中、欧阳修、范镇、范祖禹等人那样耿介廉明，因缘请托、徇私舞弊的现象也时有发生。从举主方面看，荐举的名额往往优先配置在个人的人际圈内，而其核心的圈层即血缘、亲缘以及学统内的成员，等等。尤其在“选人倍多，员阙常少”的宋朝，阙位竞争甚为激烈，“遇有合入阙次，多被权贵之家将子弟亲戚陈乞，便行冲改”，“待阙者多是孤寒贫乏之人，得替住京，动经年岁”，“只就权贵勾当家私，不问孤寒便与不便”。正如曾巩所说，“京师多尊官要人，能引重后辈。公卿家子有宾客亲党之助，略识文书章句，辄岀与寒士较重轻，由此名称多归之，而主升绌者，因得与大位”。对于拥有丰富人际资源的公卿子弟而言，无疑是“近水楼台先得月”。

时至北宋，权贵之家也意识到依靠世袭、恩荫等方式不足以保证家族的长盛不衰。为了维持家族势力的可持续发展，他们也在寻求其他的出路。首先，在血缘范围内，他们注重家法，教育子弟求取科举功名。其次，他们还通过联姻等方式积极吸纳科举及第者进入家族的姻亲网络。再次，通过荐举等方式来积累人脉，其主要表现形式即为滥发荐章，收买人情。仁宗至和二年（1055）二月，宰臣刘沆“欲杜请托侥幸之路”，因陈“三弊”，其中之一即为：“近臣保荐辟请，动踰数十，皆浮薄权豪之人，交相荐举，有司以之贸易，遂使省府、台阁华资要职，路分、监司边防寄任，授非公选，多出私门”。权贵徇私不仅有悖于官员选任的公平原则，对仕途迁转的正常秩序形成莫大的搅扰；而且造成了荐举不实的后果，助长了奔竞之风。

在不同阶层的士人的互动模式中，达官显贵的积极荐举是自上而下的一种表现。与此相反的自下而上的模式，则是中下层官员奔走于权贵之门以求举状。士人行为模式的背后潜藏着制度的动因。作为宋代官员选任的重要途径，荐举保任法深深地影响到士人的生存发展。荐举法要求有一定员额的举主作为幕职州县官磨勘改官的前提之一，举荐遂成为直接关系到每个下层官僚仕途前景的要切事件。诚如庆历五年欧阳修所说，“凡要切差遣，无大小尽用保举之法”。

为了早日取得规定的荐章，蹭蹬于仕途的中下层官员除了勤于职守、多积劳效这一正途外，那就是结交权贵，经营人脉。正如庆历三年时任谏官的欧阳修所指出：“近年风俗偷薄，士子奔竞者，至有偷窃他人文字，干谒权贵以求荐举，如邱良孙者；又有广费资财，多写文册，事业又非绝出，而惟务干求势门，日夜奔驰，无一处不到，如林概者。”由于交通权贵，被纳入其关系网络，将获得更多被荐举的机会，所以游走于公卿之门被视为仕途升迁的终南捷径。

朝中有人举荐对于仕途的发展意义非常。利之所趋，干谒之风大为盛行。特别是在都城东京，云集着众多达官显贵，丰富的举主资源所伴生的荐举活动更为活跃。游走于权贵之门，堪称京城社会的一道“风景线”。达官显贵的宅中多有故交旧友的干谒请托。《过庭录》云：

石苍舒与韩魏公有旧。韩拜相，石至干禄，留数月无成。石作诗以别归，云：“[逸上句。] 帘前二圣拥千官。唯有扫门霜鬓客，却随社燕入长安。”韩览之恻然，遂注一官而去。

无独有偶，章惇身居高位时，宅中亦有这种情形。王观早年与章惇友善，时号“观三惇七”。后章惇位至执政，而王观蹭蹬不达。观遂至堂见惇，惇邀其至阁中话旧。临行，观谓惇曰：“相公莫要忘了观三。”惇颇有惭色。故交旧友一旦飞黄腾达，常常成为干谒请托的首要人选。面对故人的请托，当权者往往不好断然拒绝，在举人任官时难免会羼杂私情。

当权者如若不留情面地拒绝前来干谒之人，还可能遭其怨恨，甚至招致报复。蔡确早年“尝从处厚学赋，及作相，处厚通牋乞怜，确无汲引意”，处厚遂怀恨在心。王珪用其为大理丞。“王安礼、舒亶相攻，事下大理，处厚知安礼与珪善，论亶用官烛为自盗。确密遣达意救亶，处厚不从，确怒欲逐之，未果。”蔡、吴二人的关系进一步恶化。王珪“请除处厚馆职，确又沮之”。蔡确不仅对处厚不加提携，而且几次三番在其升迁路上设置障碍，处厚内心积蓄的怨怒可想而知。正好蔡确作《车盖亭诗》，吴处厚遂借机报复，于元祐四年上奏，引发了惊动朝野的大狱“车盖亭诗案”。

为了争取更多被举荐的机会，官员们积极通过各种关系辗转寻求门路，千方百计创造条件以搭建有效的官场网络。元祐中，游冠卿知咸平县回京。是时，其同年友范祖禹之叔范镇在中书，冠卿遂想通过祖禹求得范镇的特殊关照。一日，冠卿来谒祖禹，曰：“畿邑任满，例除监司，欲乞一言于凤池。”

宰相而下，两制等侍从官员肩负着为国荐才的重任，他们宅中多有干谒现象。宋朝皇帝“以两制为贤，使主天下之士”，“得一士为天下利，繄两制之功；失一士为天下害，繄两制之罪”。士子深知两制官的喜好很大程度上关乎着自己的仕途命运，“遇其知则朽株为春华，咈其意则夷路为太行”。能否与之建立良好的私人关系，对士人的宦途沉浮往往起到关键性作用。因而，他们“日干于两制之门”，“书不惮手之胝，言不恤唇之腐，拳拳俯伏于下风，唯恐不得请也”。士人最常见的方式不外乎投献贽文，并争取获得谒见机会，巧言令色，以“露其才业”，谋求权贵赏识，获得仕进。比如张士逊，淳化三年进士及第，久困选调，年近五十，始转著作佐郎、知邵武县。“还朝，以文贽”翰林学士杨亿，可是，连续三日前往其门，“连值杨公与同辈打叶子，门吏不敢通，公亦弗去”。杨亿忽从窗户的缝隙看到了士逊，见其气度非凡，遂客气地“延入款语，又观所为文，以为有宰相器”。不久，杨亿就举荐张士逊为监察御史，后累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前往权贵宅中的拜谒者络绎不绝，主人自然是应接不暇。为了提高拜谒的效率，拜谒者往往马不停蹄地一日奔走数家。皇祐、嘉祐中，“未有谒禁，士人多驰骛请托，而法官尤甚。有一人号 ‘望火马’，又一人号 ‘日游神’，盖以其日有奔趋，闻风即至，未尝暂息故也”。达官权贵的私第分散于京城的不同位置，“远近不一，极日力只能至数十处”。

王安石在变法时不次用人，却使干谒之风有机可乘，甚至出现了被时人讥刺为“三拗”的怪异现象。据《石林燕语》所载：

祖宗时，执政私第接宾客有数，庶官几不复可进。自王荆公欲广收人材，于是不以品秩高卑皆得进谒，然自是不无夤缘干求之私。进见者既不敢广坐明言其情，往往皆于送客时罗列于庑下，以次留身，叙陈而退，遂以成风。执政既日接客，至休日，则皆杜门不复通。阍吏亦以榜揭于门曰：“假日不见客。”故事，见执政皆著靴不出笏，然客次相与揖，则皆用笏。京师士人因言厅上不说话，而庑下说话；假日不见客，而非假日见客；堂上不出笏，而客次出笏，谓之“三拗”。

王安石此举的本意，自然是为变法的推行不拘一格地拔擢人才；但其客观效果，确实助长了浮薄之徒的干谒活动。这也为变法的反对者抨击王安石提供了口实。

北宋晚期，蔡京权倾一时。为了能够得其接见，有人可谓煞费苦心。有一士人每天都第一名赶到蔡家门口，如此累月。蔡京因阅门下见客簿，非常惊异，被其诚心打动，“召与语，可听，遂荐用至大官”。这一锲而不舍终获接见的例子，也许激励了更多的后来者加以效尤。更有甚者，采取更为过激的方式，结果却弄巧成拙。颜天选欲谒见蔡京，未果，乃随职事官入道史院。被发现后仍不肯退出，并与吏人发生争执。蔡京命人将其引来，语之曰：“公少年高科，乃不自爱惜！道史与国史同例，奈何阑入此耶！”天选遂被吏人执送开封府鞫罪，特旨除名，送宿州编管。据说，“自此士风稍革”。

达官显贵往往在宅院门口配备阍者把守。阍者，俗称门子，负责检查来访者的身份，以决定其可否进入宅中。《萍洲可谈》载：“士大夫以造请为勤，每遇休沐日，赍刺自旦至暮，遍走贵人门下。”由于权贵的私第门庭若市，能够得到接见并非易事，“往往计会阍者纳名刺上见客簿，未敢必见也”。名刺就像当今社会的名片，纳上之后，还要通过阍者这一关。“阍者得之，或弃去，或遗忘上簿，欲人相逢迎权要之门，则求赂，若稍不俯仰，便能窘人。”住宅空间的私密性通过阍者得到进一步加强。阍者对于能否获得谒见起着关卡的作用，其存在无疑增加了谒见权贵的难度，加深了宅第与外界的隔离。

达官显贵之所以设置阍者，也是缘于来谒者络绎不绝，而宅主应接不暇，疲于应付。这种现象的形成与拜谒行为的功利性不无关系。《渑水燕谈录》载：

史延寿，嘉州人，以善相游京师，贵人争延之。视贵贱如一，坐辄箕踞称我，人号曰史不拘，又曰史我。吕文靖公尝邀之，延寿至，怒阍者不开门，叱之，阍者曰：“此相公宅，虽侍臣亦就客次。”延寿曰：“彼来者，皆有求于相公；我无求，相公自欲见我耳。不开门，我竟还矣。”阍者走白公，公开门迎之。延寿挟术以游于世，无心于用舍，故能自重也如此。

严格来说，史延寿本人算不上士人，但他对阍者所说的这句话可谓一针见血，那些来谒者皆有所求，这才是吕夷简不轻易接见来客的主要原因。拜谒这一交游行为具有明确、直接的功利性目的，这使得交游双方处于不同的心理状态。来谒者多是有求而来，积极主动，宅主则心存戒备，消极应付。相应地，双方在交游中也处于不对等的地位，交游气氛也因此严肃紧张。

正如张邦炜先生所指出，至北宋晚期的士大夫阶层总体上已堕落，其中的一个表征即为奔竞之风愈演愈烈。徽宗即位之初，礼部侍郎陆佃的上疏中有云：“近时学士大夫相倾竞进，以善求事为精神，以能讦人为风采，以忠厚为重迟，以静退为卑弱。”虽然以科举为目的之进士行卷在庆历年间（1041—1048）已经废止，但作为士人拜谒的一种礼俗，行卷之礼直到北宋徽宗宣和年间（1119—1125）仍被一些士人沿用。

前辈行卷之礼，皆与刺俱入，盖使主人先阅其文，而后见之。宣和间，苍梧胡德辉见刘元城，尚仍此礼。

但是，宋初的“请见”、“谢见”、“温卷”以及“叙谢”之类的恭谨礼仪已经渐被摒弃，正如王辟之所云“近岁举子不复行此礼”。取而代之的则是，“相见之时以书启面投，大抵皆求差遣，丐私书，干请乞怜之言”。士人在先达心目中的形象也相应地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由北宋前期礼节甚恭的谦谦君子，到北宋晚期径求差遣的世俗禄蠹。同样是拜谒先达，却情形迥异。从根本上说，是行卷目的已由“崇饰纸笔以希称誉”变为了“邀结势援以干荐举”。如果说前者还保有几分士人身份的自尊和矜持，后者即已完全蜕变为赤裸裸的请托，甚至可以说是急功近利的“要官”、“跑官”。

除了投贽而外，私谒现象中还常有礼品的馈赠。朱梦说曾指出“当时搢绅之士，竞于取媚权豪。易古器，鬻图画，得一真玩，减价求售，争妍乞怜。服儒者衣冠，为侯门常卖。”士人行为方式的变异并不是孤立的，其背后隐藏的则是北宋中后期无休止的党争及其导致的士风败坏。

二 朝廷禁谒，舆论监督

荐举制度的初衷本来是为了更好地选拔人才，但在实际操作中常被干谒者所钻营利用。干谒者的动机与目的虽不尽相同，但多数情况是希望通过私谒，求托权贵，将自己举荐给朝廷，捞得一官半职或使自己得到升迁。干谒之风既搅扰了官员选任迁转的正常秩序，也对社会道德风气造成了不良影响。为了防止请托，在源头上直接杜绝私谒现象，朝廷屡屡颁行“谒禁”的诏令，利用国家权力从制度规定上进行干预。公正、健全的制度环境当然是杜绝徇私奔竞的根本，但制度的完善往往是相对的，难免存有一定的漏洞，干谒现象依然是屡禁不止。

相对于朝廷法令的硬性规定，社会舆论能够起到一种软性的道德监督作用。在京城社会，以私谒为主要形式的奔竞现象虽然甚为常见，但还是为时人所不齿，被视为“非端士”之举。朱彧《萍洲可谈》载：

兴国贾公衮自京师归，余问物价贵贱，贾曰：“百物踊贵，只一味士大夫贱。”盖指奔竞者。

“多务奔竞”的士风所带来的弊端之一就是任人不当。以徇私请托为直接目的的私谒行为，其影响已经超出私人事务的范畴，对朝政纲纪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

私谒权门属于地位较低的一方主动向特权阶层谋求“制度外”关照的功利活动，其具体情形又比较复杂。宋人对当时的交游现象多有不满，其批评的矛头也多是指向这种行为。真宗时，赵湘曾在《送杜骧序》中感慨道：

古之人皆善游，或以名游，或以艺游，或以仁义游，或以忠信游，是故游之名焕乎，亘千古不可得而斥焉。今游者则不然，或以趋媚游，或以权势游，或以颊舌游。

“士风日下，人心不古”是人们抨击现实的常用措辞，这并不说明古代确实优于当前，而是将古人作为一个寄托，藉以道出美好的理想，并作为参照来对比当前的丑陋现象。在赵湘看来，理想中的交游活动应建立在志同道合的基础之上，“或以名游，或以艺游，或以仁义游，或以忠信游”；而现实中则多为势利之交，“或以趋媚游，或以权势游，或以颊舌游”。虽然也有个别正直廉洁的“善游者”，比如赵湘所赞誉的“行发艺振，名行实随”的杜骧；但赵湘也承认在社会大环境的污浊之下，这种“异于众人之化”的行为，“多为今之游者之所鄙邪”。对此，很多士大夫都有感触。李觏在《上江职方书》中一针见血地道破士人游谒权贵之门的不同动机。在权贵看来，前来拜谒之人的事由可能不同，但都会别有所求。基于这一心理定式，宾主之间无疑横亘了一道无形的鸿沟。权贵们对来访者自然怀有一种蔑视和厌弃，“唯恐拒之之弗绝”。虽然来访者中也有“道义而来者”，权贵们“亦多以是疑之，疑之不释，则所以待之之礼与众无异”，致使“好古洁廉之士，拂衣远遁”。士人在积极奔走，努力打开社交通道之时，也引起对方的质疑、厌恶与回避。这也许是始料未及的。

对于“丐私书，干请乞怜”的不速之客，“主人例避谢而入袖，退阅一二，见其多此等语，往往不复终卷。彼方厌其干请，安得为之延誉？士之自处既轻，而先达待士之风，至此亦扫地矣。”以贽文投献名公巨卿，最重要的作用乃以此得到“延誉”，而后人如此赤裸裸的干谒请托，给受卷者带来的只能是恶劣的第一印象，其结果难免适得其反，再企图得到延誉、荐举自然是缘木求鱼了。正如《渑水燕谈录》所云，“亦鲜有上官延誉后进者”。

有识之士认为，“缙绅之间多务奔竞，匪裁抑之，则无以厚风俗”，对此不无忧虑，并不断进行着监督和鞭挞。庆历二年，知谏院欧阳修弹劾茹孝标“居父之丧，来入京邑，奔走权贵，营求起复”。刘琦等人也曾上奏揭发王无咎来京师，“以聚徒教学为名，出入权门，营求直讲”。赵抃奏状陈乞追夺郑戡所授京官，弹劾其改授大理寺丞乃“违条转官”，“悉以戡家豪行贿，结托权要所致也”。再如，王广渊新除直集贤院，司马光认为广渊升迁的一个可能的途径即为“以唇舌便佞，游走于公卿之门”，以此得到执政的荐举。司马光之所以弹劾广渊，是因为“广渊虽有文艺，其余更无所长，于士大夫之间，好奔竞，善进取，称为第一。若以此获公卿之知，则其人固非端士矣”。这样一个无才无德之辈得到重用，司马光认为是“检人进者，乱之阶也”。

对于干谒请托这样的不正之风，一些刚正之臣不仅深恶痛绝，而且在职权范围内直接予以抵制。孙抃在召议馆职之时，以文投献翰林学士盛度。这一行为显然有悖公正和情理，为“正刚蹇绝”的盛度所厌恶，怒斥曰：“投贽尽皆邪道，非公朝所尚。”孙抃“惶恐失措而退”，唯恐比试学士院时被摈落。宋仁宗年间，“太后左右姻家稍通请谒”，时任宰相的王曾对其“多所裁抑，太后滋不悦。会玉清昭应宫灾，乃出知青州”。元祐初，钱勰知开封府，“老吏畏其敏”。“宗室、贵戚为之敛手，虽丞相府谒吏干请，亦械治之。积为众所憾，出知越州，徙瀛州。”不过，像盛度、王曾、钱勰这样有限的几个耿介清廉之士不仅难以改变腐败的现实，而且受到排挤打压，影响到自身的升迁。

来自士人社会的监督与揭发，对干谒之风也能起到一定的遏制作用。王安石为相时，行三舍法，“人间传以为凡试而中上舍者，朝廷将以不次升擢。于是轻薄书生，矫饰言行，坐作虚誉，奔走公卿之门者如市矣。”饶州进士虞蕃击登闻鼓，言：“凡试而中上舍者，非以势得，即以利进，孤寒才实者，例被黜落。”宋神宗遂下令开封府调查，虞蕃进一步揭发参知政事元绛之子耆宁“尝私荐其亲知，而京师富室郑居中、饶州进士章公弼等，用赂结直讲余中、王沇之、判监沈季长，而皆补中上舍。”当时权知开封府的许将“恶蕃之告讦，抵之罪”。宋神宗“疑其不直，移劾于御史府，追逮甚众”。虞蕃进而揭发许将“亦尝荐亲知于直讲”。于是许将、元耆宁、沈季长等人皆下狱，或被贬官，或被除名，分别受到相应的责罚。在此案的审理中，虞蕃的积极监督与大胆揭发有效地发挥了作用，此举不仅打击了涉案人员，而且起到了杀一儆百的社会效果，“士子奔竞之风少挫矣”。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耿介之士不事干谒。比如崔遵用开宝九年举进士，年方十八，虽其“文中格”，宋太祖“指以年少，时罢去”。遵用遂“羇游山东十余年，再至都下，生平交游，皆烜赫将相也，往往记召，终不肯一造其门下。”再如陈师道，“游京师踰年，未尝一至贵人之门”。舆论对陈师道的行为还是多有赞赏，称其“高介有节，安贫乐道”。这种孤高傲世的生存方式既体现出个人的洁身自好，也反映出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和对当权者的蔑视。

除了对奔竞者进行直接防范和惩处之外，朝廷也通过表彰典范，以达到正面激励的积极效果。皇祐三年（1051）五月，宰臣文彦博等指出“若恬退守道者稍加旌擢，则奔竞躁求者庶几知耻”。这个建议得到朝廷的采纳，这次“旌擢”的名单中包括“十余年不磨勘”的张瓌、“恬然自守”的王安石以及“安于退静”的韩维等人。靖康元年（1126）四月，少宰兼中书侍郎吴敏上言：“布衣江端友，隐居京城东郊，素有高行。当围城时，上书论事甚众，终不肯一至公卿之门。伏望特加官使，以风四方。”朝廷遂下诏“以为承务郎，赐同进士出身”。北宋末年，世风败坏，可能也是江端友隐居避世的历史背景。朝廷对其予以嘉奖，显然是为了砥砺士风，以期矫正和净化现实社会的不良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