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堂之外:北宋东京士人交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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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第一节 选题缘起

苏辙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云:


至京师,仰观天子宫阙之壮与仓廪、府库、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后知天下之巨丽;见翰林欧阳公,听其议论之宏辩,观其容貌之秀伟,与其门人贤士大夫游,而后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苏辙集·栾城集》卷22《上枢密韩太尉书》,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81页。


这段话颇有层次地描绘了地方士人初到京城的心理体验。他们对于帝都气象的最直观印象是“天子宫阙之壮”、“仓廪府库城池苑囿之富且大”,这些景观是地方州县所无法比拟的。随后拜会文坛领袖欧阳修,结识其众门生,切身感受到名公巨卿、贤士大夫们的雍容气度及其蕴藉的人文氛围。一座城市,不仅包括各种凝固的建筑,更离不开其中活动的人群。人际交往不仅是具有社会属性的“人”的生存需要,也是城市文明的核心要素之一。鉴于士人群体在宋代政治、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丰富的相关史料,本书选择士人的交游作为探讨的主要对象。

多年来,学术界对于“士人”、“士大夫”等概念有过许多讨论,对此笔者不拟过多涉及。一般来说,士人是指古代社会的“书生”或“读书人”。在本书的特定背景下,我们把具备一定经济实力与文化背景、参加过科举考试(“业进士”、“举进士”)或曾出仕做官(特别是文官)的这批人物皆归为士人。参见邓小南《北宋苏州的士人家族交游圈——以朱长文交游为核心的考察》,《国学研究》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74页。士大夫基本涵括士人的以上特征,但强调的是政治身份和政治等级,其基本要点是作为知识载体的士人与官僚的合二为一,是士人和官僚相结合的产物。参见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10页。

学术界普遍认为,北宋士人的政治地位空前提高。赵宋朝廷是一个典型的文官政府,其权力结构是以广大的庶族士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为士大夫群体力量的形成、为其参政议政提供了适宜的外在条件。参见邓广铭《宋代文化的高度发展与宋王朝的文化政策》,《历史研究》1990年第2期,后收入《邓广铭治史丛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6—74页;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述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王水照《宋代文学通论》,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邓小南《试论宋朝的“祖宗之法”:以北宋时期为中心》,《国学研究》第7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5—146页;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可以说,宋代为士人的主体意识高度觉醒和士大夫政治文化相当发达的时代,士人的活动无疑构成宋代历史的核心内容之一。近年来,关于士大夫是否为“精英”存在一些争议,可参见王曾瑜《论中国古代士大夫及士风和名节——以宋朝士大夫为中心》,《河北学刊》2011年第1期;张邦炜:《君子欤?粪土欤?——关于宋代士大夫问题的一些再思考》,《人文杂志》2013年第7期。本书认为,士大夫之所以被视为“社会精英”或“知识精英”,主要是缘于他们在文化上的贡献和政治上的影响。他们经过科举考试的历练,在知识或文化上拥有超出普通民众的优势,既是知识的传播者、传承者,也是文学、艺术等文化的创造者。北宋士大夫更是有着强烈的参政议政意识,他们通过参与各级政府的行政运作,在不同程度或层面上拥有政治上的话语权和控制力,甚至左右朝廷的政局走势,对社会和历史的影响力不言而喻。但是,作为知识或政治精英的士大夫并不一定是道德的楷模或正义的化身,他们身上存在着功利、享乐等人性的弱点。绝大多数士大夫都汲汲于富贵,追逐着科举与仕宦的梦想,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甚至追求声色犬马、骄奢淫逸的生活。像范仲淹、王安石这样在道德和节操上也堪称“精英”的理想化的士大夫可谓凤毛麟角。

学界以往对于士人社会的研究,多是侧重于他们在朝堂之内的重大政治行为,毕竟这些内容会直接影响到朝政大纲、时代走势。一个时代的氛围之造就,虽然无法脱离朝堂这一核心,但东京士人的活动性质及整体社会气氛,则更多取决于朝堂之外的诸多因素,比如家世背景、文化教育、仕宦阅历以及情趣抱负,等等。士人的完整生存状态并不仅限于朝堂之内,士人在朝堂之外的活动空间更为广阔,活动内容更为丰富。交游即为士人在朝堂之外的重要活动。

学界以往在讨论政治人物、政治事件时,也曾注意到人际关系的因素对于朝堂事务的影响。不过,其研究依然是立足于朝堂之内,所关注的多是重大事件中所凸显的人际关系的客观结果,而对于此前这些关系如何生成的过程还少有研究。正如吾师邓小南先生所指出,在以往过分关注“宏大叙事”的抽象概括方式下,曾经有意无意地筛漏掉许多活生生的行为,遗失了无数宝贵的历史信息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6—7页。。还有学者指出,史学研究往往侧重于事件,侧重于个体和机构的动机,而处于长时段中的那些不那么具有个性特征的过程和结构似乎完全被忽略了。[美] 沃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中译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4—45页。

近年来,有学者倡导历史研究的方式由过去的“事件史”转向“事件路径”,将关注对象从事件本身转向事件背后的社会制度、关系和结构,将事件定位为一种研究视角、切入点。李里峰:《从“事件史”到“事件路径”的历史》,《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144—153+192页。一种把事件本身当作研究对象、研究实体、研究领域,力求对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作出真实的描述,可以称之为“事件史”;另一种则把事件视为历史上社会结构的动态反映,试图挖掘出事件背后所隐藏的社会结构及其变迁,事件成了研究者透视历史的一种视角、一条路径,可以称之为“事件路径”的历史。后一种的典范之作比如孔飞力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刘昶译,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实际上,历史乃绵延、持续的过程,重大事件并非历史的全部,其爆发往往是众多细小因素的日积月累,最终得以促成。具体到某一历史事件,其背后往往伴生着一系列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而各种社会关系从生成、维系到发挥作用,正是通过看似平淡琐细的日常交游得以实现。

本书所讨论的“交游”即为一种广义上的人际关系之互动。作为具有社会属性的士人,他们依托于一定的社会关系而存在;士人社会的发展,也是各种社会关系不断生成、积累与丰富的过程。士人的交游对象包括各种层次的社会群体,但本书主要着眼于士人与士人之间的交游,这其中既包括朋友之间的游从,亦包括与权贵的交结。学界以往对于宋代士人及其家族的交游关系多有考证和梳理,本书虽然也会对相关人物的交游关系进行考察,但并非着力于这些关系的全面考订,而主要关注的是具体时空内的士人活动与政治制度、文化习俗以及都市空间的互动关系。

传统中国的乡土社会是以自然宗法、家族社会为基础,所拥有的空间观念具有浓厚的乡土性和草根性,其共同体交往的方式是以自我为中心,以熟人社会为半径,以血缘、地缘和学统关系为经纬。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1—28页。与乡土社会有所不同,京城社会所活动的士人大部分来自五湖四海,有着不同的地域和出身背景。他们在陌生的都市空间里,主要是通过形形色色的交游活动,建立起不同层次的社会关系,实现着彼此的身份认同。这里所说的空间概念,不仅是一种物质的客观范畴,而且是一种文化社会关系。参见许纪霖《都市空间视野中的知识分子研究》,《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士人的交游空间是人为营造的产物,是一种建构性的存在。基于特定的机缘,这些交游活动承载着不同层次的社会关系,共同烘托、营造出当时士人社会的多彩氛围。

具体来说,本书主要关注以下三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是北宋东京的士人交游与当时的政治、制度、文化习俗等背景因素有着怎样的互动?

第二是士人的各种交游活动与不同类型的都市空间有着怎样的关系?

第三是地方士人如何通过各种交游活动去融入京城社会?

总之,本书立足于朝堂之外,考察士人群体在东京开封的日常交游活动,联系这些活动所依存的政治、制度、文化等历史背景,探讨各种人际关系的生成与维系,同时关注士人活动与各种都市空间的互动,试图探讨地方士人融入京城社会的相关问题,以期对当时京城士人的生存状态以及士人社会的诸多现象获得更为丰富、立体而深刻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