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拜谒

为了实现科举与仕途的理想，士人付出各种艰辛的努力，反映到交游上，积极拜谒名公巨卿即为重要形式之一。以往对于宋代士人交游的研究，多从属于人物或家族个案的范畴，而对于士人的拜谒活动，尚未有专门的探讨。

拜谒这一现象在各个朝代都比较常见，但在北宋这一特定的时代背景下，自有其特殊情形。诸如当时的科举、荐举等制度的规定与变迁，无不构成士人拜谒现象背后的深层动因，并对士人活动的内容与形式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对于相关的制度，学界有过不少精深的研究，本章不拟过多阐释，而是将这些制度作为背景，藉以深入探讨士人的拜谒活动。

地方社会也有这类活动，但都城东京的士人最为集中，拜谒活动也更为活跃。以东京为例来研究，具有较强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东京有别于其他城市的重要特征，不仅是城池的坚固、宫阙的壮丽，更在于其政治、文化功能所凝聚、伴生的优势资源。作为科举考试和官员调集的场所，东京云集了来自全国各地、各个阶层的士人，他们有着情形各异的出身、经历等社会背景。缘于科举考试，举子在进京之后向知举官等相关人员行卷。东京荟萃着名宗宿儒，不少地方士子为了拜谒名师、问道求学，不辞劳苦远道京城。这里也聚居着高官显宦，一些中下级官员为求得举状，前往他们宅中干谒。这些都是东京有别于地方、比较突出的社会现象。

从拜谒活动的动机来看，其具体情形又很复杂。李觏在《上江职方书》中曾一语道破士人游谒于权贵之门的各种动机：

觏伏以新进俗儒，乐游贵富之门者，莫不有求也。或崇饰纸笔以希称誉，或邀结势援以干荐举，或丐禄粟之余以免困饿，或借威柄之末以欺愚弱。

李觏这个概括可谓言简意赅，其中的“崇饰纸笔以希称誉”和“邀结势援以干荐举”两种情形最能体现士人群体的特征，本章即着重对此予以探讨。具体而言，又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种情形：宋初的举子为了进士及第而向知举官等人行卷；士子向名宗宿儒投贽拜谒，以求师问学或博得延誉；中下层官员为了转官、升迁而奔走权贵之门。以这些拜谒为机缘，分别生成了三种门生关系：知举官与及第进士之间的座主门生、学问师承上的恩师门生以及荐举中的举主门生。

本章虽然论及各类士人群体，既有尚未入仕的举子，又包括全体文官；但并非全面讨论士人社会的所有问题，而是集中讨论士人的几种拜谒活动。透过“拜谒”这一视角，既关联到以各种门生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网络，又涉及当时的政治制度、世态人情等诸多层面，有助于我们更为立体、深刻地洞察北宋东京士人社会的某些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