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思维和存在的历史同一

传统的唯物主义哲学和唯心主义哲学，分别从对立的两极去思考自然界与精神的关系问题，因而始终僵持于“本源”问题的自然本体与精神本体的抽象对立，并以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去说明二者的统一。旧唯物论以自然界为精神的本原，力图把精神还原为自然，用自然来解释人类的精神活动，从而把物的尺度当作人类全部行为的根据，这就是旧唯物论的自然本体论；唯心论则以精神为自然界的本原，试图把自然还原为精神，用人类的精神活动来解释自然，从而把精神的尺度当作人的全部行为的根据，这就是唯心论的精神本体论。

由于旧唯物论以自然为本体，只是从被动的观点去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取消了人的能动性，因此它所坚持的是一种单纯的、自在的客体性原则；由于唯心论以精神为本体，只是从能动的观点去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抽象地发展了人的能动性，因此它所坚持的是一种单纯的、自为的主体性原则。这样旧唯物论和唯心论就不仅固执于“本原”问题上的自然本体与精神本体的抽象对立，而且造成了思维方式上的客体性原则与主体性原则的互不相容。它们把这种本原问题上的抽象对立和思维方式上的互不相容扩展到全部哲学问题，就使它们自身成为片面夸大两极的哲学理论。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全部旧哲学的批评，正是精辟地揭露了这种两极对立的哲学的根本缺陷，指出了在其原有的思维方式内无法解决的内在矛盾，开辟了以实践的、历史的思维方式去回答和解决全部哲学问题的哲学道路。这就是以“思维和存在的历史同一”为内容的“历史的内涵逻辑”。

一 思维和存在服从同一规律

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从根本上说，是思维规律与存在规律是否服从同一规律的问题。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德国古典哲学，不仅自觉到了思存关系问题的这个根本问题，而且试图克服本原问题上的自然本体与精神本体的抽象对立，扬弃思维方式上的客体性原则与主体性原则的互不相容，以新的思维方式开拓新的哲学道路。

康德充分地意识到，与人无关的自然，对人来说只能是一种“有之非有”、“存在着的无”，因而他把与人无关的自然设定为“自在之物”或“物自体”。于是他提出人对世界的认识必有自己的根据，这就是提供时空观念的感性形式和提供判断形式的知性范畴。感性形式和知性范畴使世界对人生成为“现象”，即人所把握到的世界；而“物自体”则作为消极的界限而限定人类认识的可能性。这样康德就承诺了两种“本体”的存在：既把“自然本体”作为认识的对象性前提和认识的消极界限而承诺下来；又把“精神本体”作为认识的主体性根据和认识的积极界限而承诺下来。在认识领域内，与其说康德是消解了自然本体与精神本体的对立，毋宁说他是在证明这种对立的不可克服。

康德哲学的真实意义在于他证明了：不仅两极对立的本体（自然本体和精神本体）都是不可或缺的，而且它们之间是不能简单还原的；人的认识只能成立于对立两极的统一；统一的结果是使自在的世界变成自为的世界即属人的世界；属人的世界是实践理性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人类行为所服从的“绝对命令”就是人类自我约束的“自律”，因而是人类的自由领域。这样，康德就把实践理性作为人类全部行为的根据而确立为哲学的新出发点。

这个新出发点对于自觉形态辩证法理论的发展具有实质性意义。它要求从主体的活动出发去体认自然与精神、客体与主体的交互作用，阐发其间的辩证转化。费希特的“自我”就是作为一种能动性的活动，而实现为建构“非我”的过程。黑格尔则把实践理性的意义扩展到认识领域，实现了辩证法理论的本体论、认识论和逻辑学的统一。黑格尔认为，消解自然本体与精神本体的抽象对立，克服客体性原则与主体性原则的互不相容，必须诉诸把它们统一起来的中介环节——概念的世界。概念是自在的客观世界对自为的主观世界的生成，即外部世界转化成思维规定；同时，概念又是自为的主观世界对自在的客观世界的生成，即以观念的形态构成思维中的客观世界。自在的自然与自为的精神、单纯的客观性与单纯的主观性统一于自在自为的概念世界之中。

概念作为自然与精神双向生成的中介，它既是物的尺度与人的尺度的和解，又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所以它首先是具有客观意义的主观目的性，即以“真”为根基的“善”的要求。这种“善”的要求是在思维中所达到的自然与精神、客观与主观的统一，它通过概念的“外化”、“对象化”即外部现实性活动而生成人所要求的世界。列宁说，在黑格尔逻辑学的概念论中包含着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这个萌芽，就在于黑格尔对概念的实践理解中，具有把实践活动作为自然与精神、客观与主观统一的中介，并通过这个中介来说明世界对人的生成的天才猜测。正是这种天才猜测使黑格尔哲学成为“聪明的”即辩证的唯心主义理论，并构成传统哲学向现代哲学转化的中介环节。它不自觉地为现代哲学指出了一条本体中介化的现实道路。开拓这条道路，则是现代哲学所实现的哲学革命。

马克思、恩格斯坚定不移地承认外部自然界对人及其精神的“优先地位”，并以是否承认这种“优先地位”作为划分唯物主义哲学和唯心主义哲学的标准。但他们认为：（1）在自然界与精神谁为“本原”的意义上区分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不能“在别的意义上”使用；（2）抽象的、孤立的、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关于自然界“优先地位”的证明，必须诉诸实证科学和人类的全部实践活动；（3）包括科学活动在内的人类实践活动，以自身为中介而扬弃了自然与精神的抽象对立，并实现为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具体统一；（4）正是由于旧唯物论和旧唯心论离开人类的实践活动和人类的历史发展去解决自然界与精神的关系问题，才把二者在“本原”问题上的抽象对立夸大、扩展和膨胀为整个哲学理论的互不相容，从而造成了各自无法克服的局限性（旧唯物论无法容纳能动性，旧唯心论则只能抽象地发展能动性）;（5）其结果，是造成了自然本体与精神本体、客体性原则与主体性原则的抽象对立和互不相容，并构成了“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6）因此必须“拯救”和改造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理论，在对实践的重新理解中创建新的哲学。

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仅仅把概念作为客观主观化和主观客观化的中介环节，以概念自身的生成和外化去实现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真与善的统一，就把概念发展变成了“无人身的理性”的自我对置、自我运动，从而也就把人与世界的现实的辩证关系神秘化了。因此，必须把被黑格尔哲学神秘化了的概念辩证法扬弃为实践辩证法的内在环节，不是用概念的辩证运动去说明人类的实践活动，而是用人类的实践活动去解释概念的辩证发展。

概念规定作为实践的内在环节，它既是实践主体对实践客体的规律性认识的结晶，又是实践主体对实践客体的目的性要求的体现，因而它才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正是在这种统一中，物的尺度与人的尺度才熔铸成人给自己构成的客观世界的图画。才升华出人在观念中所创造的、要求世界满足自己的、对人说来是真善美相统一的新客体。而所谓概念的“外化”、“对象化”，在其现实性上，也只能是实践作为外部现实性活动，把观念中的新客体（概念规定）转化成现实的新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劳动产品）。因此，马克思不仅以实践范畴去扬弃旧哲学中的自然本体与精神本体、客体性原则与主体性原则的抽象对立，而且把实践活动本身视为人与世界对立统一的根据，用实践的观点去解决全部哲学问题。

二 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关系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就其真实意义而言，就是思维是否具有客观性的问题，也就是思维是否具有真理性的问题。对此，马克思明确地提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思存关系问题在其现实性上，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

关于理论，人们往往简单化地从“解释世界”的视域把它理解和表述为“各种知识体系”，而没有从“改变世界”的视域把它理解和表述为“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概念系统”。因此，以实践的观点重新理解和阐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需要重新探讨理论及其与实践的辩证关系。

任何一种真正的理论，都具有三重基本内涵：其一，它以概念的逻辑体系的形式为人们提供历史地发展着的世界图景，从而规范人们对世界的自我理解和相互理解；其二，它以思维逻辑和概念框架的形式为人们提供历史地发展着的思维方式，从而规范人们如何去把握、描述和解释世界；其三，它以理论所具有的普遍性、规律性和理想性为人们提供历史地发展着的价值观念，从而规范人们的思想与行为。理论的三重内涵表明：理论不仅是解释性的，而且是规范性的；理论不仅是实践性的，而且是超实践性的。

首先，理论为人们提供时代水平的世界图景，从而规范人们对世界的理解和对世界的改造。现代科学和现代哲学告诉人们：“观察负载理论”, “观察渗透理论”, “观察受理论的 ‘污染’”, “没有中性的观察”。人们所“看”到的世界，是经过理论中介的世界，而不是以“白板”的头脑“反映”的世界；是镌刻着理论的历史性内容的世界，而不是与理论的历史发展无关的自在的世界。

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人是历史文化的存在，而不是非历史非文化的存在。人们作为现实的（而不是抽象的）存在，不仅具有生物学意义上的遗传性的获得，更具有社会学意义上的获得性的遗传，即个人被历史文化所占有，并从而成为历史性的文化存在。正是历史文化为我们提供变化着的、发展着的世界图景，正是历史文化规范着我们对世界的理解。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哥白尼的“日心说”理论，我们能否在经验观察中建构起“地球围绕太阳旋转”的科学世界图景？如果没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理论，我们能否在经验观察中建构起现代物理学的物质运动与时间空间关系的观念？更简单地说，如果没有相应的医学理论，在一张X光片或一张心电图上，我们究竟能“看”到什么？我们经常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 “实事求是”，然而却常常从消极、被动、直观的反映论出发（这同样是“观察渗透理论”），把这些根本性要求简单化、庸俗化地归结为认真的“看”和仔细的“听”，而很少反思理论对观察的规范作用，甚至把理论与观察对立起来。理论与观察、理论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在关于理论的反思中占有突出的重要地位。

其次，理论为人们提供科学的思维方式，从而规范人们的思维逻辑和思维方法。“观察渗透理论”，这不仅是说观察受到作为知识体系的理论的制约，而且是说观察受到作为思维方式的理论的规范。它规范着观察和实践的主体怎样思考观察对象和如何进行实践活动。列宁曾经说过：“辩证法是活生生的、多方面的（方面的数目永远增加着的）认识，其中包含着无数的各式各样观察现实、接近现实的成分……”人类正是凭借这些“方面的数目永远增加着的”认识成分，历史地扩展和深化对世界的认识，从而历史地变革和更新自己的世界图景。而认识成分的增加，则根源于科学理论的发展。

科学理论的进步，主要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学科门类的增加；各门科学的发展；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科学的划时代发现及其引发的科学革命；哲学对自己时代的科学精神的理论表征。正是在科学理论进步诸方面的交互作用和综合结果中，实现了人类思维方式的历史性变革。当代人类用以把握世界的认识系统，是一个由众多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认识成分按照一定的层次结构组成的、不断扩展和深化的有机整体。离开当代科学理论所提供的认识系统和思维方式，就无法构成当代水平的科学世界图景。而离开这样的科学世界图景，又如何形成规范人的思想与行为的科学的“世界观”？

再次，理论为人们提供具有时代内涵的价值规范，从而塑造和引导人们的价值观念和价值追求。每个时代和每个社会都不可避免地具有相互抵牾的价值冲突。这种价值冲突，既表现为“我们到底要什么”的社会的价值规范和价值导向与“我到底要什么”的个人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认同的冲突，又表现为该社会的相互矛盾的价值规范和价值导向的冲突以及个人之间的相互矛盾的价值取向和认同的冲突。

从表层看，个人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认同具有极大的主观性、任意性和随机性；从深层看，个人的价值取向总是“取向”某种社会的价值导向，个人的价值认同总是“认同”某种社会的价值规范。因此，在现实的价值矛盾中，社会的价值导向和价值规范居于主导的和支配的地位。人们想什么和不想什么，怎么想和不怎么想，做什么和不做什么，怎么做和不怎么做，从根本上说，取决于社会的价值导向和价值规范。而社会的价值导向和价值规范之所以具有“导向”和“规范”的作用，首先在于这种“导向”和“规范”的理论性。它以“价值范式”的方式给出系统化的人类生活的价值坐标，确立价值坐标的正、负向度，提出价值评价的标准及其解释原则，因而对个人的价值判断、价值选择和价值理想等具有“导向”和“规范”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提供的价值坐标，其正向度是人类的解放和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其负向度则是马克思所说的人在各种“神圣形象”和“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目标和价值导向，不仅要求人类从人对人的“依附性”中解放出来，而且要求人类从人对物的“依赖性”中解放出来。盛行于当代的各种各样的科学主义思潮、人本主义思潮以及后现代主义思潮，也无不具有价值导向和价值规范的作用。从总体上看，这些思潮的价值指向，不仅是“消解”马克思所说的人在各种“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而且也是“消解”价值坐标上的价值尺度，因而形成了相对主义的和虚无主义的价值导向，并造成了弥漫于整个社会的“存在主义的焦虑”。这种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理论思潮和社会思潮，在当代的中国也是不容忽视的。所谓“中止对立的是非判断”、“封闭一切的价值通道”、“从情感的零度开始”的理论思潮，与“耻言理想，蔑视道德，拒斥传统，躲避崇高，不要规则，怎么都行”的社会思潮相互呼应，使人们感受到一种“信仰失落”、“形上迷失”和“意义危机”的迷惘与困倦。当今的时代迫切需要“价值范式”的理论重建。

理论的三重内涵表明，理论不仅具有解释功能，而且在实践的意义上具有规范功能、批判功能和引导功能。因此，需要我们从理论的基本内涵及其功能重新探索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

关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我们经常强调的是理论对实践的“依赖”，却往往忽视理论对实践的“超越”，并因而在强化实践意识的同时却弱化了理论意识。源于实践的理论，并不仅仅是对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更重要的是对实践活动、实践经验和实践成果的批判性反思、规范性矫正和理想性引导。这就是理论对实践的超越。伽达默尔说：“一切实践的最终含义就是超越实践本身。”这个论断是意味深长的，值得深思的。实践活动作为追求自己的目的人类历史过程，人类的历史发展过程也就是实践活动的自我超越，即历史地否定已有的实践方式、实践经验和实践成果，又历史地创造新的实践方式、实践经验和实践成果。在实践自我超越的历史过程中，理论首先是作为实践活动中的新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目的性要求而构成实践活动的内在否定性。这种内在否定性就是理论对实践的理想性引导。正因如此，伽达默尔又说，“理论就是实践的反义词”。

理论作为实践的“反义词”，并不仅仅在于理论的“观念性”和实践性的“物质性”，更在于理论的“理想性”和实践的“现实性”。人是现实性的存在，但人又总是不满足于自己存在的现实，而总是要求把现实变成更加理想的现实。理论正是以其理想性的世界图景和理想性的目的性要求而超越于实践，并促进实践的自我超越。

理论对现实的超越，还在于它以自身与现实的“间距性”而批判性地反思实践活动和规范性地矫正实践活动。人类的任何一种实践活动都具有“二律背反”的性质，并因而表现出正、负“双重效应”。无论是当代人类所面对的“全球问题”，还是市场经济所形成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都表现出了实践活动的二重性。因此，实践需要理论的“反驳”，即理论地批判反思实践活动并促进实践活动的自我超越。

理论之所以能够“反驳”实践并促成实践的自我超越，是因为理论自身具有三重特性：其一，理论具有“向上的兼容性”，即理论是人类认识史的积淀和结晶，因而它能够以“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去反观现实的实践活动；其二，理论具有“时代的容涵性”，即理论是“思想中的时代”，因而它能够以对时代的普遍性、本质性和规律性的把握去批判地反思实践活动和规范地矫正实践活动；其三，理论具有“概念的体系性”，即理论是概念的逻辑系统，因而它能够在概念的相互规定和相互理解中全面地观照实践活动，并引导实践活动实现自我超越。

理论对实践的超越，更重要的在于它能够把握到实践的“规律”，从而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缩短”并且“减轻”实践过程中的“阵痛”。实践总是以“片面性”的形式而实现自己的发展，即总是以付出某种“代价”为前提而实现自己的发展。由此便不可避免地造成实践过程中的，特别是社会变革过程中的“阵痛”。理论不仅规范和引导人们“做什么”，而且规范和引导人们“不做什么”。人们总是以某种理论、观念去观察现实，并用这种理论、观念规范自己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途径与方式。马克思说：“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理论的价值，就在于它能够以其对实践活动的规律性认识而“缩短”并且“减轻”这种“阵痛”，促进实践的自我超越。

思维与存在的历史同一，是理论源于实践的同一，是实践经验升华为理论的同一，是理论反驳实践中的同一，也是实践受理论规范的同一。正是在理论与实践的辩证运动中，才构成思维与存在的历史的同一。深切地反思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是在当代推进实践发展和理论创新的重要课题。

三 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关系

人既是现实性的存在，又是理想性的存在。但是，我们往往把理想与现实这对范畴想得很简单，似乎“现实”就是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理想”就是我们想让它成为一个什么样子。其实，“理想”是人的存在方式，“理想”是人的活动方式。我们需要从人的存在方式去思考理想与现实的关系。只有深入地理解理想与现实的关系，才能“现实”地理解思维和存在的关系。

世界就是自然。它存在得自然而然。但是从自然中生成的人类需要认识自然，改造自然，把自然变成对人来说是真善美相统一的存在。这就是人对世界的超越。人生也是自然。它自然地生，它自然地死，生和死都自然而然。但是，人却要认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把人生变成“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这就是人对于人生这个自然的超越。正是在这种双重的意义上，人要给自己创造一个人所理想的世界，人要给自己创造一个人所理想的人生，因此人是一种理想性的存在。

人是一种超越性的、创造性的、理想性的存在。人是理想性的存在，这不是一个空泛的、抽象的命题或者判断，它具有丰富的内涵，直接地表现为人类实践活动的超越性。实践活动的超越性，它内含着的是人类精神活动的超越性。实践活动、精神活动的超越性，它具体地表现出来的是文化活动的超越性，它构成的是人自身的生活境界的超越性。在人们的生活境界的超越性的过程中，它体现的是价值追求的超越性。所以，人的理想性，或者说理想与现实的关系，这就是实践活动的超越性、精神活动的超越性、文化活动的超越性、生活境界的超越性和人的价值追求的超越性所构成的思维与存在、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

首先我们分析作为人的存在方式的实践活动的超越性。实践活动，它表现了人同世界的一种特殊的关系，这就是思维与存在、人与世界之间的否定性的统一关系。在这种否定性的统一关系中，它造成了世界本身的二重化，也造成了人自身的二重性，以及作为人的发展进程的历史的二象性。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在本质上是人对世界的否定性统一关系。

动物是一种“生存”的生命活动，而人则是一种“生活”的生命活动。如果从“人与世界”的关系去看“生存”与“生活”的区别，就在于动物的“生存”活动是一种纯本能、纯自然的活动，所以它表现的是动物与世界的直接的肯定的关系，也就是动物在它的自然而然的活动中实现自身与世界的统一。与此相反，人的“生活”的生命活动，恰恰是一种超越自然的活动，改变自然的活动，把自然而然的世界变成人所要求的世界，把理想变成现实的活动。这种把现实变成人所要求的理想的现实的活动，就是对世界现状的否定。人与世界的统一，正是在人对世界的否定性活动中实现的。能不能理解人对世界的否定性统一，这是理解思维与存在、人与世界关系的根本问题之所在。

人在自己的活动中把世界“二重化”了：一方面，世界永远是自然的世界、自在的世界；另一方面，世界又变成了马克思所说的“人化了的自然”、“属人的世界”。“世界”在人的活动中被“二重化”了。同样，人在自己的活动中，人自己也被二重化了：一方面，人永远是自然的、自在的存在；另一方面，人又是超自然的、自为的存在。“人”在自己的活动中具有了“自然”与“超自然”、“自在”与“自为”的二重性。“人”在自己的活动中，既是按照自己的目的进行活动，是人创造自己的历史，同时人的创造历史的活动又构成历史的发展规律，这又是历史的“二象性”。

我们经常使用“实践”这个概念，认为实践是人们有意识的、有目的的、改造客观世界和探索客观世界的客观物质活动，它具有社会历史性，如此等等。但是，究竟怎样理解“实践”？实践，它是人的存在方式。人就是一个实践活动的过程。因此，我们对于人、对于人同世界之间关系的理解，说到底，是对于实践活动的理解。什么是实践活动？实践活动就是否定现存世界的活动。动物以本能的方式实现它同自然的统一，是一个肯定性的活动。而人的实践活动是一个人同世界的否定性的统一的活动的过程。这才能理解人是一个超越其所是的存在。为什么人是这样的？因为人是以实践的方式存在的。实践就是否定现存世界状态的活动，也就是实现人同世界的否定性统一的活动。

理解了人对世界的否定性统一关系，我们就能深刻理解辩证法了，就能深刻理解思维对存在、主体对客体、理想对现实、人对世界的辩证关系了。辩证法就是源于人对世界的否定关系。没有否定关系，怎么能有辩证法呢？所以马克思说什么叫辩证法？辩证法就是在对事物的肯定理解当中，同时包含着对它的否定的理解，这才叫辩证法。为什么我们在对事物的肯定的理解当中，能够而且必须包含着否定的理解呢？因为人是以实践的方式存在的。人同世界的关系是一种否定性的统一关系。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都是我们否定现存世界的结果和产物。实践活动，说到底是一种理想性的活动，就是把人的目的性要求、人给世界构成的客观图画取得现实性的过程。这个过程，它消灭了世界本身的现实性，而把人的目的性要求变成了现实性，从而实现了在否定性的关系中的人同世界的统一。这不就是理想与现实的辩证关系吗？这是最重要的，这是人同动物的根本性区别。人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人是一个否定性的存在，或者说人是一个理想性的存在。人的全部的实践活动，不过是把人的目的性要求取得现实性。而人的目的性要求能够取得现实性，是否定了世界的现实性。这就是我们的人的全部的行为。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够真实地理解思维与存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人不是站在世界之外，“看看”世界是什么样。认识事物，是因为对事物具有一种目的性要求，否则不会去认识那个事物。在人的认识活动中，已经具有了实践自身的否定性。所以人的认识是作为实践活动的内在环节而存在的。

人在自己的实践活动当中，把我们所生存的世界本身“二重化”了。我们生活的世界当然是一个自然的世界，它永远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世界。但是人的实践活动，使这个自然而然的世界变成了马克思所说的“人化了的自然”。或者像马克思使用的另一个概念，“属人的世界”。人同世界的关系，是由人的实践活动构成的。实践活动是一个否定现实世界的过程。它否定了这个现实存在，人的世界图景对象化给这个自然而然的世界，世界本身被二重化了，人同世界的关系，是一种否定性的统一关系。在这种否定性的统一关系中，首先是世界本身被二重化了。这就是“自在世界”与“世界图景”的二重化，这就是思维与存在的历史的同一。如果只是把世界理解成自然而然的世界，就无法理解真实的、现实的人同世界的关系，也就无法理解真实的、现实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

实践活动把我们所生存的世界二重化的同时，它使我们人本身具有了二重性。人的二重性是多方面的。我们可以说人既是一个自然性的存在，又是一个社会性的存在，人既是一个物质性的存在，又是一个精神性的存在。但是最深刻的是在于，人既是一个现实性的存在，又是一个理想性的存在。人是一个现实性与理想性的对立统一的存在，所以人是一个超越其所是的存在。认真体会一下自身的存在，就会理解人是怎样的存在。人是真正的辩证的存在。没有一个人不是辩证的存在。因为你永远不是你。你永远在否定性中存在。你既是你又不是你，你既是一个肯定性又是一个否定性，这才是真正的对立统一。你从昨天的你变成今天的你，而且你必然变成明天的你。这就是否定之否定，这就是人自身的二重性。人既是现实的存在，但人又是理想性的、超越性的、创造性的存在，这是人的最深层的二重性。只有理解了人的二重性，特别是理解了人的理想性与现实性的二重性，才能够理解思维与存在、人同世界的关系。

人的二重性的过程，构成了历史的二象性。人作为现实的存在，永远是历史的结果。历史给我们提供的条件，构成了我们每个人的现实的存在，所以我们永远是历史的结果和产物。同时，我们永远是在改变历史当中来接受历史的，所以我们又永远是历史的前提。我们作为历史的前提，给历史提供了一个又一个的结果，而历史的结果又构成了我们创建历史的前提，所以历史构成了规律性的存在。人的存在是实践的存在，这种实践的存在构成了一种历史性的存在。历史性的存在就是说，人既是现实的，又是理想的，所以人既是历史的结果，也是历史的前提。人既服从历史的规律，人又创造了自己的历史。人类的历史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在历史的发展的过程当中，思维与存在构成了历史的同一。

思维与存在的否定性统一不是抽象的。最直接的，它体现为人类精神活动的超越性。首先就是“表象”对于经验“对象”的超越。人的表象不光是反映了那个对象，而且还创造了没有的对象，那就是“想象”，想象又超越了经验对象的形象的存在。人又不仅仅是能够想象对象，还会构成关于对象的“思想”，这就是思想对表象的超越。不仅如此，人的“智力”又超越了给定了的“知识”，人的“智慧”又超越了形式逻辑所规范的“逻辑”。人在自身的精神活动中构成了一系列的超越，也就是思维对存在的否定性统一。

超越对象的表象，超越形象的想象，超越表象的思想，超越知识的智力和超越逻辑的智慧，这具体地体现了人类精神活动的理想性、超越性和创造性。无论是看过绚丽的朝霞还是闪烁的星空，我们常常会说，那美丽的景色在我们的“脑海中浮现”；无论是听过火爆热烈的打击乐还是如泣如诉的管弦乐，我们又常常会说，那动人的乐曲还在我们的“脑海中萦绕”；我们能够在“脑海中”背诵夏商周秦汉晋隋唐宋元明清历代王朝，让那远逝的尘封的历史“历历在目”；我们可以“在脑海中”运用加减乘除开方平方微分积分，让大千世界的万事万物成为计算的数字；我们甚至能够“在脑海中”构成玉皇大帝王母娘娘各路神仙妖魔鬼怪魑魅魍魉。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不用想象某种真实的东西而能够真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也就是思维对存在的超越性。

我非常欣赏联想集团的广告词：“人类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人类要是没有想象和联想，人的世界就不复存在了。然而，值得沉思的是，如果人类要是没有“思想”，人的世界就不复存在了。人的理性思维能力，把对象性的存在，变成了“概念”的存在。当我说“桌子”的时候，我是把桌子移进我的头脑了吗？当我说“火”的时候，我是把燃烧着的火放进我的头脑了吗？当我说“红色”的时候，我是把大脑染成红色了吗？都没有。因为我是以“概念”的方式去把握这个经验世界的。人不仅能够把握关于对象的表象，而且能够创造原来没有的关于对象的表象，能够驰骋自己的想象；人不仅能够想象世界上没有的形象，而且人能够构成关于对象的普遍性、本质性、必然性、一般性的概念，从而能够给自己构成一个概念系统的世界。什么是科学？科学就是各种逻辑化的概念体系。这样，人才能够以科学的方式去把握这个经验的世界。这就构成了人的科学的世界图景。卡西尔在《人论》中说，“科学是人的智力发展中的最后一步，并且可以被看成是人类文化最高最独特的成就”。“在我们现代世界中，再没有第二种力量可以与科学思想的力量相匹敌。它被看成是我们全部人类活动的顶点和极致，被看成是人类历史的最后篇章和人的哲学的最重要主题。”“对于科学，我们可以用阿基米德的话来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推动宇宙。在变动不居的宇宙中，科学思想确立了支撑点，确立了不可动摇的支柱。”正是科学的发展推进了思维与存在的历史的同一。

在任何一种比较成熟的科学概念框架中，我们都会发现，它总是从最为精练的初始概念和初始条件出发，以严密的逻辑手段推演出一系列的定理、定律、公式、方程，形成具有普遍性和预测性的结论，为思维理解、描述、刻画和解释世界提供强有力的逻辑。我们最为熟悉的欧几里得几何学，它的初始概念只有“点”、“直线”、“平面”、“在……之上”、“在……之间”、“叠合”，而它的整个理论从10条公设和10条公理出发，却用严谨的演绎方法推演出一个缜密的几何学体系。无怪乎后世的科学家们常常沉迷于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逻辑美之中，并把它作为科学逻辑体系的样板而予以效仿。我记得国内的一位学者，曾经引证法国物理学家德布罗意的一句话来评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这句话是，广义相对论对万有引力现象“这种解释的雅致和美丽是不可争辩的。它该作为20世纪数学物理学的一个最优美的纪念碑而永垂不朽”。他还引证德国物理学家玻恩的一句话：“广义相对论在我面前像一个被人远远观赏的伟大艺术品。”这些赞誉告诉人们，科学是对真的探索，也是对美的追求。在谈到人们对《资本论》的评论时，马克思说，不管这部著作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毛病，但它作为一个“完整的艺术品”，却是可以引为自豪的。确实，凡是读过《资本论》的人，有谁能不深深地折服于这部巨著“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呢？有谁能不被这个逻辑引发思维的撞击并产生强烈的逻辑美感呢？列宁说，马克思为人类留下了一部“大写的逻辑”即《资本论》。正是在这部伟大著作中，深切地体现了展示思维和存在辩证统一的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的“三者一致”。

古希腊的三位最伟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他们在人类理论思维能力形成的过程中，分别探索了人类用以把握世界的概念、判断和推理，并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形成了系统化的演绎推理的逻辑，从而给我们构造了一个人类思维运动的逻辑的基本范式。德国古典哲学给予我们的是什么？从康德开始，费希特、谢林，到黑格尔，是在对传统的形式逻辑，特别是对它的A就是A的同一律的反思当中，给人类构成了一个人类思想运动的逻辑，这就是概念内涵运动的逻辑。黑格尔的《逻辑学》就是所谓的本体论、认识论和逻辑学相统一的人类思想运动的辩证逻辑。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的理论遗产，把“思维的内涵逻辑”转化为以《资本论》为标志的“历史的内涵逻辑”，也就把“思维和存在的逻辑同一”转化为“思维和存在的历史的同一”。

四 思维和存在矛盾关系的文化反省

在对黑格尔哲学的讨伐中而形成的现代西方哲学各主要流派，尽管其旨趣不同，观点各异，但在其理论出发点和发展趋向上，都没有离开黑格尔哲学所提示的本体中介化的道路。特别是面对现代科学日益严峻的挑战（已经和正在把哲学从传统的世袭领地驱逐出去），以及现代社会生活对哲学的新的渴求（寻找人类现代社会生活的新的支撑点和人类对世界的新观念），它们都试图找到某种扬弃自然与精神、客观与主观抽象对立的中介环节，并以这个中介环节作为统一性原理而反省“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现代西方哲学的突出特征之一，是高度重视从哲学上研究语言。它们认为：虽然世界在人的意识之外（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但世界却在人的语言之中（人只能在语言中表述世界）；语言既是人类存在的消极界限（语言之外的世界是存在着的无），又是人类存在的积极界限（世界在语言中对人生成为有）；正是在语言中才凝聚着自然与精神、客观与主观、真与善的深刻矛盾，才积淀着人类思维和全部人类文化的历史成果。因此，他们试图通过语言分析来“消解”传统哲学或“重建”哲学理论。

但是，对于语言本身，现代西方哲学的各主要流派有迥然不同的理解。科学哲学认为，只有科学才是人性的最高表现和最高成果，只有科学理论（科学语言）才是构成人类活动支撑点的真理性认识。因此，逻辑实证主义试图用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去改造哲学，并把哲学归结为科学的逻辑。自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以来，包括库恩、拉卡托斯的历史主义，又把科学哲学的视野集中在科学知识增长问题上。他们认为，哲学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主要的使命是研究知识的增长和思维方式的变革；而研究知识的增长，最好莫过于研究科学知识的增长；研究人类思维方式的变革，最好莫过于研究科学理论（科学问题、科学范式、科学研究纲领）的转换。因此他们又把科学哲学归结为科学发展的逻辑。瓦托夫斯基则认为，科学哲学的真正使命并不是建构科学理论的逻辑模型或历史模型，也不是提供科学研究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而是要批判性地反思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对科学理论的概念框架作出深层的哲学解释。为此，科学哲学就必须超越科学对自身的理解，而达到对科学理解的理解，即对科学的人文学理解。在常识概念框架、科学概念框架和哲学概念框架的交互作用和相互转换中去把握人性的统一性，又在人性的统一性中实现对其最高表现——科学——的人文主义理解，从而使哲学成为沟通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桥梁。这就是瓦托夫斯基所提示的“最美好意义”上的哲学。

那么，究竟怎样从人文学的角度去理解科学理解？如何把握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中的人性统一性？卡西尔的文化哲学（符号哲学）是一种颇有启发意义的尝试。卡西尔提出，不应该从实体性的角度，而应该从功能性的角度去理解人性。因此，在对人性的理解中，必须用活动的统一性去代替结果的统一性，用创造过程的统一性去代替产品的统一性。这样，就可以用人类活动的体系规定和划定“人性的圆周”。作为这个圆的组成部分和各个扇面的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和历史，就成为人的普遍功能的“同一主旋律的众多变奏”，从而使我们把人的全部活动理解为一个有机整体。如是，卡西尔就把科学哲学所强调的科学本体扩展成人类活动的文化本体。

卡西尔的文化哲学是要证明：人与动物虽然生活在同一个物理世界之中，但人的生活世界却是完全不同于动物的自然世界的；人只有在创造文化的活动中，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文化，就是人不断解放自身的历程。这样，卡西尔就不仅把文化视为人与世界统一的中介，而且把人的世界归结为文化的世界。

如果说卡西尔为哲学研究提供了一个超越物理自然世界的“文化世界”，那么，自海德格尔以来的存在主义，特别是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则进一步为哲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意义世界”。海德格尔指出，哲学一直在探索“如何理解存在”的问题，特别是近代以来的哲学，更把哲学变成关于如何理解存在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但是，由于我们总是活动在对存在的某种领悟之中，因此，真正的问题在于“理解”是一种怎样的存在。伽达默尔的回答是：人作为历史性的存在，不是个人占有历史文化，而是历史文化占有个人；不是个人选择某种理解方式，而是理解构成人的存在方式；理解首先不是个人的主体意识活动，而是历史文化进入个体意识的方式。理解作为历史文化对个人的占有和个人正在展开的可能性，它实现为“历史视野”与“个人视野”的融合。这就是“意义世界”。

科学哲学把自然与精神的抽象对立扬弃为“科学世界”中的思想与实在的统一；文化哲学则把科学世界中的人性实现扩展成人性活动的圆周，构成扬弃人与自然抽象对立的“文化世界”；哲学解释学进而从历史文化对个人的占有出发，以理解作为人的存在方式而提出“意义世界”。可见，现代哲学在其发展和进程中越来越深入而具体地显现了人类存在的三重时空世界：人作为自然存在物，同其他存在物一样生存于“自然世界”；人作为超越自然的社会存在物，生活于自身所创造的“文化世界”；人作为社会——文化存在物，既被历史文化所占有，又在自己的历史活动中展现新的可能性，因而生活于历史与个人相融合的“意义世界”。这表明，人类不是以自己的自然存在而是以自己的历史活动所创造的社会存在为中介，而构成与世界的对立统一关系。现代哲学的根本特征，就在于以人类的社会存在为中介而扬弃了自然与精神、客观与主观的抽象对立，并把社会存在本身作为哲学所追寻的本体。

从对立的两极出发，并以抽象的两极对立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旧唯物论和旧唯心论，被探索两极融合、过渡和转化的中介哲学——现代哲学——所取代了。这种取代，是迄今为止的最深刻的哲学革命。它改变了哲学的提问方式和追求方式，从而改变了人类的致知取向、价值取向和审美取向，即从深层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方式，改变了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理解。

传统哲学在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中，总是力图获得一种绝对的、确定的、终极的真理性认识，即关于支配宇宙的最普遍原则的知识。因此，它把哲学所追求和承诺的“本体”视为某种超出人类或高于人类的本质，把“本体”当作一种自我存在的、与人类状况（历史、科学、文化、语言、利益、需要和物质生产条件等）无关的实体。它向自己提出的问题是：“什么是绝对的真？”“什么是至上的善？”“什么是最高的美？”在传统哲学看来，只有当哲学为人类揭示出这种绝对的真、至上的善和最高的美，人类才能得到关于世界的完整而正确的科学知识，才能在伦理社会生活中进行真实而有效的实践活动。这在致知取向上，就是固执于对绝对之真的追求；在价值取向上，就是执着于对至上之善的向往；在审美取向上，就是沉湎于对最高之美的幻想。而从根本的思维方式上看，则是把世界分裂为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非此即彼、抽象对立的存在。这就是反历史（反现实）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

本体中介化的现代哲学，则站在历史主义的立场，排斥对绝对确定性的追求。马克思提出，辩证法在其合理的形态上，就是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着对它的否定的理解，它的必然灭亡的理解；因此辩证法对每一个已经生成的形态，都在运动的流中，从它的暂时经过的方面去理解。人类在自身的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具有时代特征的关于真善美的认识，既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性，又是一种历史的局限性，因而它孕育着新的历史可能性。就其历史的进步性而言，人们在自己的时代所理解的真善美，就是该时代的人类所达到的人与世界的统一性的最高理解，即该时代人类全部活动的最高支撑点，因此具有绝对性；就其历史的局限性而言，人们在自己的时代所理解的真善美，又只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它作为全部人类活动的最高支撑点，正是表现了人类作为历史的存在所无法挣脱的片面性，因而具有相对性；就其历史的可能性而言，人们在自己的时代所理解的真善美，正是人类在其前进的发展中所建构的阶梯和支撑点，它为人类的继续前进提供现实的可能性。真善美永远是作为中介而自我扬弃。它既不是绝对的绝对性，也不是绝对的相对性，而是相对的绝对性——自己时代的绝对，历史过程的相对。

对此，现代西方哲学表现出显著的一致性。波普尔等科学哲学家突出强调科学的人性方面，即科学作为人性的体现，是可以犯错误的。波普尔提出，科学的历史是发现理论、摒弃错了的理论并以更好的理论取而代之的历史。科学理论作为历史批判的对象，它的全部成果都是作为中介而存在的。同样，哲学解释学的根本目的就是激起人们的反省，向那些既定方向的假设确定性进行挑战。伽达默尔认为，理解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它首先是人的历史局限性，因此，“偏见”是不可避免的合法存在的。人类在理解中展现新的历史可能性，就实现为自我扬弃的辩证发展过程。

传统哲学从对立的两极去思考自然界与精神的关系问题，其实质是把人的自然属性和精神属性抽象地对立起来，从人的两极存在去寻求人类的安身立命之本；而从中介出发去思考自然界和精神的关系问题的现代哲学，其实质则是以人的历史活动为中介把人的感性存在和精神活动具体地统一起来，从人的历史活动去看待“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现代哲学所提供的辩证思维方式提醒人们：在致知取向上，不是追求绝对的终极之真，而是探索时代的相对之真，把真理理解为过程；在价值取向上，不是追求绝对的至上之善，而是探索时代的相对之善，把价值尺度理解为过程；在审美取向上，不是追求绝对的最高之美，而是探索时代的相对之美，把审美活动理解为过程。诉诸人类历史活动的现代辩证法理论，以中介的观点去对待现存的一切事物。这就是它的革命的、批判的本质之所在。它把人类对“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探索，由传统哲学对终极真善美的追求，改变为时代水平的相对性理解。

人类作为物质世界链条上的特定环节，是自在的或自然的存在；人类作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体，又是自为的或自觉的存在；因此。人类作为自在存在与自为存在的统一是自在自为的存在，即作为物质世界中达到自我认识和自我改造的能动性主体而存在。作为自在的或自然的存在，人类统一于物质世界，物质世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据即本体；作为自为的或自觉的存在，人的世界又只是世界对人的生成，人是自己的根据即本体；作为自在自为的存在，人类以自己的历史活动而实现物的尺度与人的尺度、客观规律与主观目的的统一，这就是“思维和存在的历史的同一”。

从自在性、自为性和自在自为性这三个不同的视角去看待思维与存在、人与世界的关系，就形成了三种不同的哲学理论：从自在观点出发的旧唯物论，从自为观点出发的旧唯心论，以及从自在自为观点出发的现代哲学。由于旧唯物论和旧唯心论从自在和自为这两极去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所以它们陷入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并成为抽象对立、互不相容的哲学理论。现代哲学在扬弃传统哲学的两极对立的过程中，其视角则越来越聚焦在沟通两极的中介环节上，使实践哲学、科学哲学、文化哲学、意义哲学等成为现代哲学的多元形态。而透视现代哲学多元形态的深层统一性，就会发现，其实质都是以人类的社会存在（或其中的某个特征、部分、方面、环节）为本体的。可以说，整个现代哲学的产生和发展，都是以马克思的实践辩证法理论所实现的伟大哲学革命为实质内容和根本方向的，而不管现代哲学的其他流派是否自觉到或是否承认这一点。马克思是真正的现代哲学的奠基人。

以人的历史活动为中介而探索思维与存在、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这是整个现代哲学的共同特征。但是，人的历史活动是以多种多样的中介环节而构成人与世界的对立统一关系的。从语言、科学、艺术、宗教、伦理等中介环节出发，都可以构成某种统一性原理去说明人与世界的统一。然而，正是由于现代西方哲学的各流派分别抓住某一环节并加以片面地夸大，才使之成为现代的唯心主义哲学。马克思的“历史的内涵逻辑”的辩证法，则不仅在于它把人与世界对立统一的诸种关系扬弃为人类实践活动的内在环节，而且在于它揭示了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物质生产活动——在思维与存在、人与世界关系中的基础地位。它以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去说明科学、文化、艺术、宗教和语言的历史，说明由它们的交互作用而构成的人类历史存在的进步性、局限性和正在展开的可能性，从而为回答“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奠定了现实基础。

马克思的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各种派别的这种重大分歧不是偶然的。哲学家“以何为本”，首先取决于哲学家“以谁为主”。现代西方科学哲学，从本质上看，是把科学家视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主体，所以它以科学家的科学活动及其成果为本体；现代西方文化哲学，从本质上看，是以较为宽泛的人文学者为主体，所以它以广义的文化活动及其成果为本体；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以“社会化了的人类”或“人类的社会化”为主体，所以它以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全部人类实践活动及其历史成果为本体。

马克思所理解的主体和本体，实质上是以扬弃的形态容纳了现代西方哲学的主体和本体。因此，我们应当从两个角度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一方面，如实地把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成果视为马克思实践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自觉地使之转化和升华为实践哲学的具体内容；另一方面，则自觉地坚持马克思所开辟的哲学道路，用实践辩证法理论去批判现代西方哲学由片面夸大实践活动的某个环节而导致的错误倾向。而要实现这两个方面的统一，其根本前提，则是以实践的、历史的观点去把握“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