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传统私塾概说

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私塾”是古代中国民间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专门教学机构，属于私学的一种。而私学与官学相对。宋朝以前的私学机构，没有以私塾命名的，从宋代以降乃至明清，私学出现了“家塾”、“义塾”、“私塾”、“族塾”等含有“塾”字的名称，除此之外，类似的机构还有“义学”、“族学”、“私馆”等名称，不一而足。

夏商周时代，中国已经有学校，夏朝的学校称为“序”和“校”，“序”既是王公贵族进行骑射、议政、祭祀、养老的场所，又是其教育子弟的场所；“校”指地方政府办的学校，主要进行军事训练、宗教教育和道德教育。商代在都城设的学校分为大学、小学两级，地方办的学校称为“序”和“庠”。周朝的学校，在都城开办的分为小学、大学，在地方办的有家塾、党庠、州序和乡校等，皆称为乡学。这些学校都是官府办的，目的是培养贵族子弟，为其进入统治阶层服务，即“学在官府”，所以夏商周时代的学校从办学性质而言都属于官学，私学那时是不存在的。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由于周王室的权威衰落，诸侯国的势力大增，加之诸侯国互相征伐、社会变动激烈，打破了官府垄断办学的制度，私人开始办学、讲学，因此出现了“百家争鸣”。春秋战国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学术自由和繁荣的时代。这一时期以孔子办的私学历史影响最大。不过这一时期的私学，似乎不是主要针对儿童教育，而是成人教育，孔子自己就说过“吾十又五而志于学”。春秋战国时代的私学和后世所说的私塾不完全相同。

西汉时期除了官学之外，私学也比较发达，专门从事儿童教育的私学机构一般称之为“书馆”。书馆一般分为两个学习阶段：第一阶段主要进行识字教育，所用的教材有《仓颉篇》、《凡将篇》和《急就篇》等。除了学习汉字外，还经常进行书法练习和少量的数学训练。第二阶段除继续识字和书法之外，重心转移到培养学生的伦理道德教育，使用《孝经》、《论语》等书籍，使学生初步接受儒家学说的熏陶。

西汉的书馆这一初等教育机构及其教育内容等，开创了后世私塾的教育模式，诸如识字教育、书法教育、儒家学说的传授、少许的数学知识、个别教学等，为以后私塾教学所继承并发扬光大。

隋唐时期，随着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繁荣，私学也随之繁荣。这一时期私学依其教学程度，有初级和高级之分。初级私学进行启蒙识字教育和一般的生活与伦理常识教育，高级私学进行专门经书教授和其他专业知识传授。

隋唐时期的初级私学又分为乡学、村学、私塾、家塾、家学等。乡学是在人口较多的地方，以乡为办学主体，多由本乡官绅、富户捐献，聘请教师，教授本乡子弟。村学以村为办学主体，主要招收本村子弟。私塾是由塾师自己办学，自己招生。家塾以一家或家族为办学主体，聘请教师教授自家子弟。家学，即由学生的父母、兄长等充任教师，教授自己的子女或弟妹。隋唐时代的私塾和后世所称的私塾比较而言，其含义范围比较狭窄，仅指塾师自己设学。

隋唐时期，尤其是唐代初级私学所用的教材有《急就篇》、《劝学》、《发蒙记》、《启蒙记》、《开蒙要训》、《千字文》、《训俗文字略》、《兔园册府》、《蒙求》和《太公家教》等。这些蒙学读物中，现在我们最熟知的是《千字文》。

宋元时期，针对儿童教育的教学机构又称为蒙学。这一时期的蒙学分为官办和民办两类。民间办的蒙学或私学有不同的名称，如“小学”、“冬学”、“乡校”、“私塾”、“家塾”、“蒙馆”等。

宋元时期的蒙学教材与前朝的教材相比，一个鲜明特点是分类编写的教材开始出现，这是中国蒙学教材发展的新现象、新阶段。该时期的蒙学教材按其内容不同可分为五类：第一类是以识字为主的教材，如宋末王应麟编撰的《三字经》、宋初佚名编写的《百家姓》等；第二类是侧重伦理道德教育的教材，如吕本中的《童蒙训》、吕祖谦的《少仪外传》等；第三类是历史教学的教材，如宋朝王令的《十七史蒙求》、元朝陈栎的《历代蒙求》等；第四类是诗歌教学的教材，如朱熹的《训蒙诗》、陈淳的《小学诗札》等；第五类是名物制度和自然常识教学的教材，以宋方逢辰的《名物蒙求》为代表。

上述蒙书教材中，以《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流传最为广泛，也最被社会认可，合称为“三、百、千”。

宋元时期的蒙学教材不仅开创了分类编写的先河，而且充分注意儿童的心理特点、兴趣爱好和认知规律，更加注重内容和形式上的多样化、通俗化，在行文上多注重通俗押韵，文字简练，适合儿童诵读，便于理解和记忆，并且将识字教育、基础知识传授和伦理道德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

宋元时期的蒙学教育强调严格要求，打好基础，在生活礼节、学习习惯等方面制定了各种规则，要求儿童严格遵守，注重对儿童进行严格的基本训练，使之在各方面养成良好的习惯，从而终生受益。

明清时期私塾的办学方式、教学内容和管理方法已经定型，可以称为中国私塾教育的鼎盛时期。按照办学方式，有教师自己设学招收子弟的村塾、里塾，多为科举失意的读书人开办；有官宦富商为培养子弟而设的家塾，家塾的塾师都是由开办人聘请至家，专门辟出地方教授，称为处馆；还有专为一地或同宗同族子弟而设的义塾或族塾，这类私塾创办的目的在于鼓励本乡本族子弟读书入仕，也注重培养子弟的品德和乡土宗族意识，以利于宗族的稳定和发展。

明清蒙学教材的编写也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除前代编写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继续流传和被广泛使用外，明代萧良有编写的《龙文鞭影》，明朝人编写、清朝人邹胜脉增补的《幼学琼林》等，自问世以来一直到民国初年都非常流行，成为儿童教育的必读书。

私塾的教学管理以严格著称，近人以体罚概括这一管理方式。一般私塾中都备有戒尺、藤条、棍棒等管教工具，其中以戒尺最为常见。虽然现代人认为体罚不合教育之道，但传统中国人信奉“严师出高徒”，因而私塾的体罚是得到社会各界认可的。

隋唐乃至明清，随着科举考试的推行，又渐渐产生了蒙馆和经馆两类私塾。蒙馆专教给儿童最基本的文化知识，传授初步的儒家教义和做人的基本道德；经馆主要为有志于科举功名的人开设，主要教授儒家经典和科举考试作文的技术和技巧。

明清时期是中国科举取士的鼎盛期，而私塾大部分是为科举考试服务的，塾师教授也以适应科举考试为目的，对培养儿童的基本知识技能和思想品德教育有所忽视。因此，明清时期的私塾教育已经僵化，加之不注重自然科学知识的教授和残酷的体罚，因此诸如此类的缺点成为近代以来私塾屡受诟病的重要原因。

自1905年清政府正式宣布废除科举考试制度后，经馆失去市场，自动关闭，因此清末民初以后，“私塾”的含义和“蒙馆”的含义混同，指中国传统社会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教学组织和机构，属于初级教育。

清末特别是民国以后，随着西方学校制度的引入和全面铺开，私塾逐渐被学界和教育界视为非正规教育，成为与“学堂”和“小学”对立的机构，被视为推行新式学校教育的障碍物，因此历届政府和教育界的主流意见都是认为私塾是封建教育的代表，因之也是落后教育的代表，故不管采取取缔还是改良私塾政策，最终目标都是消灭私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