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严厉取缔私塾

1927年8月7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特别会议（史称“八七会议”），确定了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总方针。1927年9月19日，中共临时中央提出了“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到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时，中共领导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中央革命根据地、湘赣革命根据地、湘鄂赣革命根据地、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左右江革命根据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川陕革命根据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广东革命根据地等十几块比较大的苏区根据地。

一 禁止私塾政策的出台

在各个苏区创立初期，苏维埃政府就设立了主管教育的机构。例如，1928年1月，湖北省委在《乡村苏维埃的组织决议案》中指出，乡村苏维埃政权设立文化委员，负责管理乡村中的教育、娱乐、体育等文化事业。有些苏维埃政权成立后，在制订的施政纲领中，提出了普及教育的政策。1928年下半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一些苏维埃政权规定，苏区年满6岁以上的儿童均可入学，一般免缴学费。

不过，整体而言，各个苏维埃成立之初，其主要任务是发动农民，向他们宣传土地革命和革命政权的意义，使之拥护和参加革命，保卫新生的政权，正如1928年中共中央在给湘东特委的指示信中指出：“目前一般的宣传比较识字运动还重要，各乡区苏维埃须经常的开讲演会、游艺会等，扩大革命教育的工作。目前教育的目标主要使群众了解革命的前途、土地革命和苏维埃的意义。”因而除个别苏区外，绝大多数苏区并没有把开展小学教育作为工作重点，小学教育还没有大规模地发展起来，改造私塾就更未能提上工作日程。1929年春季，湖南省平江苏维埃政权重新建立后，内设有文化委员会，负责文化教育工作，“开办农村学校，但因政权不巩固，亦未曾进行”。

1930年春夏，大多数苏区在当地站稳了脚跟，走出了创建时的艰难困境，进入了发展和建设的新阶段。例如，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是1928年年初由贺龙、周逸群开始创建，经过两年的艰苦斗争，到1930年7月，已发展队伍两万多人，不久，又成立了湘鄂西苏维埃政府。在根据地的革命政权发展壮大、得到巩固以后，中共和各级苏维埃政权认识到，为了巩固政权和使民众增强对苏维埃政权的热爱和拥护，必须把发展普通教育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去做。早在1928年，中国共青团在儿童教育问题上就提出：“施以共产主义的教育，灌输浅近的政治常识，打破一切旧礼教的习惯，训练儿童的活动能力，养成儿童团体生活之观念，训练儿童的活动能力，使他们能够促进父兄的革命性和打破一切宗法社会的恶习惯。”

1930年11月，共产国际东方部进一步向中共提出在苏区兴办学校的建议，因为“这些设施根据农民的眼光看来，是有很大的意义的”。中共也进一步认识到了让人民大众接受教育的巨大意义：“享受教育是一项权利，也是一种反对剥削和压迫的有力武器，有利于提高工农群众的战斗力。只有读书写字，才能完成建立新社会的伟大使命。”于是苏区各级政权建立和健全文化教育行政机构，制订了苏区教育的总方针和各种教育法规，积极开展文化教育工作，确定了普及教育，教育为工农服务，取消封建、反动的教育的原则。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规定：“一切工农劳苦群众及其子弟，有享受国家免费教育之权，教育事业之权归苏维埃掌管，取消一切麻醉人民的、封建的、宗教的和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教育。”

中华苏维埃一大宣言宣布取消的“封建的、宗教的和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教育”与私塾教育大有关系，因为私塾一贯被视为封建教育机构的代表。首先中共把私塾视为传播封建思想的一个重要基地。1930年7月，中共闽西平和县委在工作报告中称：“平和山多田少，文化落后。全县只有2个中学，大乡村才有高小学校，普遍乡村是私塾学校念孔子书的，因这样封建思想特别浓厚。”由于私塾主要传授“四书五经”等儒家书籍，而中共苏区文教领导人凯丰把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称为孔教，“在中国除了帝国主义输入的基督教外，还有孔教，他的《圣经》是《四书五经》之类，对于孔教以及其他一切宗教都应当立即与教育和学校分离”。中共将“四书五经”比作基督教的圣经，也就认为私塾教育政教不分，是麻醉人民思想的教育。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不久，将三民主义作为指导教育的根本原则，在各级学校提倡“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所谓“中国的固有道德”。1927年南京市教育局严令塾师：“务须效忠党国，遵守本局规定条例，如有宣传他种主义和违反本局条例者，本局得随时勒令停办。”这就是说南京政府治下的私塾只允许宣传三民主义。从中共方面视之，私塾既是传播礼义廉耻、孝悌忠信等封建思想的主要渠道之一，又是宣传三民主义的载体，因而私塾教育和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教育有契合之处，故须反对之。1930年，中共领导下的共青团在国统区的学生运动中明确提出了“反私塾教育”、“扩大平民教育”、“实行免费教育和义务教育”等口号。故不管从反封建、反宗教迷信还是从反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教育而言，私塾都成为中共开展学校教育必须清除的主要障碍之一。

由于绝大多数苏区建立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教育事业很不发达的农村和贫困的山区，新式小学非常少，私塾是当地儿童接受教育的主要场所。20世纪20年代末，教育家俞子夷曾说：“一到乡僻，私塾要比小学多。”以江西为例，据国民政府教育部统计，1933年南昌、新建、进贤、清江等26县共有私塾6670所、学童101813人。江西宁都在成为苏区前，全县仅有中学1所、小学15所，私塾亦复不少。湖北浠水县在成为苏区前，县境内没有一所“官学”，只有零零星星的一些私塾。1933年，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的调查数据也表明，直到抗战爆发前夕，同新式小学比较，私塾在中国农村教育中占65.1%，占有较大的优势。

由此可见，私塾在苏区创立之初占据当地初等教育的优势地位，又被认为和“封建的、宗教的和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教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革命的小学教育格格不入，甚至两相对立。而为了建设无产阶级的新文化，必须扫除一切旧的反动文化。自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以后，中共认为“中国革命的第一个高潮已经过去，反动思想，弥漫全国，一切的封建的、宗法的、宗教的以及孔老的思想，均重新抬头”，“无产阶级的新文化运动应该是一切旧的文化的死敌，应该是扫荡一切旧的反动文化、反动思想最有力的军队。无产阶级的新文化运动应该针对着目前革命环境的需要，与目前中国革命的根本任务相适应”。

为确立无产阶级在文化教育上的领导权、发展革命的小学教育，各级苏维埃大多采取了严厉取缔私塾的政策，与代表旧式封建迷信、复古教育的私塾一刀两断，以建设人类历史上全新的社会。由于中共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为最高理想，加之苏维埃政权是向苏联学习的产物，所以当时从中共中央到各个苏维埃都认为，苏区小学教育的性质应该是共产主义教育。1933年时任少共中央书记的凯丰指出：“苏维埃政府的教育基本原则，是以共产主义的教育来教育群众。”因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小学校暂行条例》规定小学教育的目的为：“训练参加苏维埃革命斗争的新后代，并在苏维埃革命斗争中训练将来共产主义的建设者。”也就是说，苏区的小学教育要为革命战争服务，为阶级斗争服务，为苏区的各项事业服务，为培养共产主义建设的新后代服务。于是取缔封建私塾、建设列宁小学，成为苏区发展小学教育的前提和共识。

1930年5月，湖北监利县苏维埃制定的《第一次工农兵贫民代表大会文化问题决议案》指出：“过去的封建时代空蒙学说以及现代的三民主义、国家主义的学说，都是社会主义的障碍物，政府应将这种学校和私塾严格取缔，而经营设办各种学校，以提高群众的知识。”1932年2月，湘赣省苏区明确指出，必须反对复古教育与私塾教育。

从教育政策的制定角度分析，一项教育政策的制定，由拥有法定决策权的高层组织和个人完成，包括国家的立法组织、行政决策组织、司法机关、政党领袖和某些高级官员等。苏区取缔私塾政策的制定是由苏区的最高权力机关苏区工农兵代表大会、中共、苏维埃政府以及教育行政部门等共同组织和决策。工农兵代表大会是苏区政权模仿苏联的最高权力机关设立的，根据1931年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的规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之最高权力机关为全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的大会，大会闭会期间，全国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政权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下组织人民委员会，处理日常政务，负责发布一切法令和议决案。”人民委员会即苏维埃政府。湘鄂赣省制定的禁止私塾的政策是由该省最高权力机关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作出的，1931年9月23日，该省大会在通过的文化问题议决案中明确提出：“反对复古教育和私塾教育。”

作为苏区建设领导核心力量的中国共产党也是教育政策制定的最主要决策者。1930年中共鄂豫边特委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就涉及农村教育政策的制定问题，例如“组织教师联合会”、“制定教师统计表”、“各乡教师由乡农聘请，区农批准”等政策，这些政策都是鄂豫边特委工作计划的一部分。1931年6月，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在《关于苏区宣传工作决议案》中指出，苏区群众文化工作中的第三项任务是“编定小学教本，禁止用旧用国民党及《四书》、《五经》之教本”。

苏区教育行政机关也是教育政策的决策者之一。1931年，湘鄂西苏维埃政府下设有文化教育委员会，专门负责苏区内教化工作。

二 禁止私塾政策的具体措施与执行

在新开办的列宁小学中，各级苏维埃政权也采取各种措施，在教师的资格、教材和教学管理等方面作出规定和限制，严防封建私塾的复活。在小学教师的任教资格方面，规定凡是有封建思想、教过“四书五经”的人员都不能充当小学教师。《鄂豫皖区文化教育委员会巡视纲要》规定教师必须是无封建思想及宗教迷信者。有的苏维埃政府认为小学低年级教员没必要是“知识分子，只要识字的有革命经验的工农都可充当之”。有的苏维埃政府甚至明确规定私塾教师不得任教列宁小学，“以前那些教老书的学究先生，因为他们的思想陈腐，不许他们再过教员生活”。1932年湘赣苏区也规定，反对思想陈腐的老学究当教员。

在小学教材方面，苏区政权也坚决反对将“四书五经”等私塾用书作为小学课本。华容县苏维埃政府明确规定：“在苏区各赤色学校禁止采用四书五经等作教材”，“各列校绝对禁止教授四书五经及孝经等读物”。1932年湘赣苏区也禁止以“四书五经”等作教材。

有些苏区在禁止旧教材方面做得非常激进，焚烧私塾用的教材，以表示与封建教育的彻底决裂和对其永远排斥。1927年年底，共青团广东省委在致海丰县委信中指示，为了巩固苏维埃政权，必须对民众加强红色教育与宣传，因此“四书五经、三民主义、基督教圣经等反动书报应当一律焚烧和禁止发行”。1928年，共青团中央要求苏区内的青年团员自觉行动起来，查禁“四书五经”等反动书籍，1928年7月，中国共青团第五次大会指出，“禁止一切反动书报（如圣经、三民主义、四书五经等）”是苏区共青团的任务之一。1931年江西永新县规定：“禁止私塾学校在苏维埃的存在，所有反革命书籍及封建复古书籍，搜集送交县文化部封闭或焚毁。”同年，在皖西北地区，即出现青年团烧“四书五经”的行动。该区苏维埃政权禁止“四书五经”充当小学教材的工作取得了不小的成绩。据1931年9月共青团皖西北特委报告，皖西北每乡都有一所列宁小学，已经将“过去读三民主义、子曰诗云的学校取消很多”。

在教学管理方面，苏维埃政权认为私塾让学生整日背诵，塾师不细致讲解课文的做法是奴隶式的教法，因此规定列宁小学的教师要运用启发式的教学，“苏维埃的教育，必须采取启发式，要充分发展儿童自动的能力和创造性”。1931年10月，湖北通山县苏维埃通过的《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决议案》（节录）提出，列宁小学教师“把学校上课式，完全变为开会式，反对呆读呆背的教授法”。在学生管理上，禁止教师体罚学生。鄂豫皖苏区规定，列宁小学“要铲除一切封建的管理方式，如学校用勤务及旧式的处罚”。

苏维埃政府和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作为苏区工农兵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执行机关，负责贯彻执行苏维埃代表会议制定通过的议决案和处理日常政务，因此它们也是取缔私塾政策的主要执行机构。1930年5月，监利县第一次工农兵贫民代表大会在一份关于文化问题的决议案中，指出“封建时代孔孟学说”是社会主义教育的障碍物，要求苏维埃政府“应将这种学校和私塾严格取缔，而经营设办各种学校”。苏维埃政府在苏区最高权力机关决议案的基础上，进一步制定实施措施。1930年7月，沔阳县苏维埃政府宣布改造私塾，明文规定：“凡未经批准之私塾，禁止开办；凡未取得《任教证》之塾师，不准任教。”

在苏维埃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两级执行机关中，教育行政部门作为主管教育的机关，更多地担负了具体执行任务。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一方面对苏维埃政府负责，“受同级执行委员会及主席团的指导与监督。城市则受市苏维埃的领导，称教育科。乡在乡苏维埃领导之下设教育委员会”。另一方面也有义务执行工农兵代表大会的决议案。1930年10月，湘鄂西第二次工农兵贫民代表大会在一份关于文化教育问题的决议案中，要求教育行政部门“彻底肃清孔孟思想，严厉取缔私塾”。1931年3月，湘鄂西联县政府文化委员会在《列宁学校条例》第十条中规定：“严厉取缔私塾，凡未经政府批准者，禁止开办。”1932年年初，鄂豫皖省负责教育工作的机构是苏维埃文化委员会，该机构在一份决议案中明确指出：“过去文化工作没有执行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的决议，（以）致走上了错误的路线。”1933年4月，苏维埃中央政府规定了地方各级教育行政机关的职责和任务：“省、市、县、区教育部及乡教育委员会的任务是正确地执行中央政府及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关于文化教育的政策、计划、命令、训令，领导广大的工农群众，用教育与学习的方法，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文化水平与政治水平，打破旧社会习惯的传统，使能有力的动员起来，加入战争，深入阶级斗争，参加苏维埃各方面的建设，以争取苏维埃运动在全国的胜利。”

苏区共青团也是禁止私塾政策的执行者之一，不过它主要起辅助作用。1931年6月，鄂豫皖苏区团中央分局的一份报告指出，对于苏区内的文化教育工作，团需要“派一个得力同志去加紧工作”。1933年10月，共青团发起协助教育工作的运动，与苏维埃中央政府教育部签订了协助条约，具体内容有共青团派遣100多名团干部到各级教育部门去工作，帮助教育部门进行扫盲，动员适龄儿童进入学校等。

中国共产党在苏区根据地内大力推行严格取缔私塾、发展列宁小学，取得了不错的成绩。1932年秋，《第二次闽浙赣省苏大会文化工作决议案》指出，列宁小学不再读封建书籍，在各县部分地获得好成绩，提高了儿童的文化程度，因而儿童也非常愿意到学校读书。1932年2月，赣东北团省委的一份决议案指出，“儿童踊跃地到劳动小学读书”。到1932年5月，仅在赣东北苏区，就有列宁小学2216所。据不完全统计，1933年，仅江西、福建、粤赣根据地的2932个乡中，就有列宁小学3052所、学生89710人。在江西兴国县，全县学龄儿童总数为20969人，进入列宁小学的有12806人，占学龄儿童总数的60%。中共在发展小学方面取得的成就，就连作为对手的国民党政府也表示佩服。1934年11月，国民党军队占领江西宁都，指出苏区“对于教育，似更积极……遍设列宁小学及俱乐部”。取缔私塾的政策的实施冲击了封建思想，使苏区的民众和儿童对共产主义思想有了初步了解和认识，国民党方面也不得不承认，苏区在“匪化一般儿童之成绩，已至足惊人”。

三 严厉禁止私塾的原因

中国共产党在苏区推行的严厉取缔私塾的政策和种种措施，一方面是建设理想社会的应有之义，另一方面也与近代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步伐相一致，符合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型的趋势。譬如禁止在小学传授“四书五经”的规定，并不是中共的标新立异，而是延续了1912年民国成立以来中国教育界的一贯主张。民国元年教育部甫一成立，在1912年1月19日颁布的《普通教育暂行办法》中就明确规定，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开展，1920年年初北京政府规定，小学的国文教材内容改为白话文，“兹定自本年秋季起，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这一规定进一步巩固了小学不读经的政策。而根据地的小学教育政策就是承继这一规定，要求列宁小学教师必须“通语体文”，“能略知儿童心理者，明白学校管理”。

苏维埃政权在小学教育中规定使用统编课本、排斥四书五经等做法，也与近代政府审定教科书并推广使用、逐步排斥私塾教材的做法一脉相承。1914年12月，北京政府教育部就规定：“国定教科书与审定教科书并行于社会间，听人民之自择，庶穷僻之壤以其书美价廉，教授儿童，亦知改用教科书，所谓《三字经》、《千字文》者，可渐期绝迹。”

从思想文化理念而言，中国共产党采取严厉取缔私塾的政策，也是部分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反孔和非难儒家文化的做法，把儒家文化视为中国落后挨打不能进步的主要思想障碍。正如陈独秀所言，中国要进步的话，就必须做到：“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五四运动之后的二三十年代，很多知识分子显然认为，不管“打孔家店”或彻底否定儒家的价值是否过激或偏颇，对儒家的批判就意味着反封建，而反封建正是中国走向独立进步的前提之一。中共早期部分领导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和积极参与者，如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部分领导人是受这一思想文化思潮的洗礼成长起来的，如博古、王明等，自然反孔非儒的思想影响他们甚巨。因而他们在制定发展根据地教育政策时，自然而然地认为只有把旧社会的一切风俗习惯、伦理道德全部扫荡干净，才有可能建立无产阶级的新文化：“要把旧社会里流传下来的一切道德、宗教、风俗、教育以及旧礼教等，彻底铲除，就必须开始建立工农阶级的各种文化事业。”

从近代学校政教分离的原则出发，禁止在学校读“四书五经”，反对宣传儒家思想。“苏维埃政府应当禁止宗教干涉教育和学校，应当使一切宗教与教育和学校分离。在中国除了帝国主义输入的基督教外，还有孔教，他的《圣经》是《四书五经》之类，对于孔教以及其他一切宗教都应当立即与教育和学校分离。”中共进一步把政教分离作为苏维埃教育的基本原则之一，“把宗教权与教育和小学分离，禁止任何宗教干预教育和学校。把数千年统治于教育和学校的孔教废止。苏维埃的教育的基本原则就在这里”。基于政教分离的原则取缔私塾，这种做法符合现代教育发展趋势。当然，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是不是一种宗教，还存在争论，因此苏区把儒家学说定为宗教、认为“四书五经”相当于基督教的《圣经》还值得商榷。

中国共产党对私塾的严厉处置，更与其反对国民党统治、与国民党争夺革命话语领导权有关。1927年国共分裂之后，中共认为国民党政权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联盟政权，国民党在文化教育领域推行的是复古教育、党化教育、愚民教育。1932年5月，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训令指出国民党的党化教育“是封建教育与资本主义教育的混合物，它正在提倡恢复固有道德的复古教育，即封建教育，以及在西洋搬来的资产阶级所需要的资本主义教育；更有帝国主义的教会教育的侵略。这些都是反动统治束缚群众思想，以维持其统治地位的精神上的工具，都是我们所要革命的对象”。

上文中讲到的封建教育，即指固有道德的复古教育。而固有道德的具体内涵是有所指的。内涵之一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如1929年国民政府通过的《教育要旨》中规定：“须根据总理遗教，以陶融儿童及青年‘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国民道德，并养成国民之生活技能，增进国民生产能力为主要目的。”1932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的《今后中小学训育上应特别注重之事项》明确指出：“训练目标上，应发扬我民族固有美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固有道德”的内涵之二指礼义廉耻。

针对国民党推行的复古教育，中国共产党认为其性质是“反动统治束缚群众思想，以维持其统治地位的精神上的工具”。因而旗帜鲜明、针锋相对地提出，苏维埃教育坚决反对复古教育和私塾教育，并采取在苏区各赤色学校禁止采用“四书五经”等作教材，坚决反对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伦理纲常等孔孟学说及一切复古思想，禁止那些教老书的学究先生充当小学教师等措施，抵制国民党的复古教育和封建教育，以保证苏维埃小学教育的健康发展。

对私塾严格禁止，极力排斥塾师等乡村知识分子的政策，也和1927年“八七会议”后党内排斥知识分子的政策有一定关系。1924—1927年大革命失败，中共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将失败原因归之于陈独秀等党内一批知识分子党员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从而认为知识分子党员在革命紧急关头容易动摇，他们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具有很大的妥协性。1927年9月的《中央政治报告》指出：“我们党内的知识分子，在目前革命洪流中或完全消极，或者公开叛变”，“我们相信革命潮流继续发展下去，还有许多知识分子都有这个危险”。1927年11月召开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进一步认定，中共组织上的一大缺点，“就是本党领导干部并非工人，甚至于非贫农而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因此会议提出了“指导干部工人化”的目标，这就直接表明了对知识分子的排斥和不信任。在这一思想影响下，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1927年最早建立的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对知识分子就不太信任。1928年1月，中共海丰县委在一份报告中谈道，“海丰是文化低落的地方，知识分子的数量甚少，而我党自政变后对于一般知识分子特别戒严”。这一提防、不信任、排斥知识分子的风气，经过中共六大，再到193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达到高潮。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引进新的干部，首先是工人的积极分子，来做指导工作”，必须在短时期内坚决地“将关于党的指导成分的无产阶级化的指示实行到实际中去”。

党内排斥知识分子的主张占了主流，直接给这一时期苏区内的知识分子政策带来了重大失误。1930—1933年苏区排斥知识分子的政策还与反地主富农运动结合在一起。当时中共“左”倾主义认为，地主富农分子“霸占苏维埃机关，侵入党的组织的富农分子，差不多垄断了党与苏维埃的宣传鼓动工作。他们不但不想种种办法对广大工农群众做宣传鼓动工作，而且有意蒙蔽群众的耳目，有意停止学校，使教育工作完全停顿”。在这种判断之下，苏维埃政权极端排斥知识分子，有的地方甚至出台“年龄在40岁以上者不能充当教员”等极端规定。这实际上反映了苏区“左”倾关门主义的出现。这一“左”倾最极端的时期是在1931—1933年年初，例如1931年4月一份中央文件指出：“苏维埃人民教育委员会必须定出教育文化的工作计划，利用群众力量来执行这种计划。必须消灭那些富农分子包办苏区文化教育工作的非常的现象。”1931年8月，鄂豫皖苏区赤色教师学生代表大会更是认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所谓教育人员都是为资产阶级当走狗，赞扬资产阶级的，他们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是丝毫没有作用的。”

类似的政策与做法实际上涉及如何认识和评价包括塾师在内的旧知识分子的性质与作用，涉及如何评价苏区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问题。这些做法实质上只看到塾师具有封建思想、传播封建流毒的一面，并没有对塾师阶层进行辩证分析，没有认识到农村中的大多数塾师都是不受重视的小知识分子，生活待遇微薄，政治地位低下，具有反抗精神和进步要求，有愿意为革命服务的一面。在抗战及以后时期，中共正是在吸取了苏区时期对知识分子排斥的“左”倾关门主义的教训基础上，总结建党以来知识分子政策实施的经验教训，制定了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把塾师等一批旧知识分子转化成革命同盟军，为党夺取革命的胜利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壮大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