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接受西学

刘大白在绍兴从教，一方面使他积累了社会经验，另一方面又为他学习新的现代知识创造了条件。当时，正是中国吸收西方社会思潮的起步时期，也是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初期。绍兴是中国引进西学，传播新知，现代化步伐起步较早的区域。刘大白在这里受到了新派人物的影响，学习和吸取了西方的新知识、新思想。

众所周知，中国向西方学习，是从洋务运动开始的，经历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转变过程。从1894年的“公车上书”开始，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在处理中西“体”“用”关系时有了转变，力主中国全面向西方学习，将洋务运动时期的存“体”采“用”，转变为“用”“体”同取，进行社会改良。从此，吸收西方的先进文化思想和民主宪政就成为一批先进的近代知识分子的努力方向。这就产生了1898年的“戊戌变法”。尽管这次变法运动很快就被顽固的封建守旧派镇压，成为短命的“百日维新”运动。但它揭开了中国接受西方社会思潮的大幕，使人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必须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对民众进行思想启蒙，进行更加彻底的社会革命，才能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因此，创办新的报刊，译介先进的书籍就渐渐风行起来。

绍兴的有识之士感应了这种时代潮流，较早地开始了新文化的传播。徐树兰创办绍郡中西学堂就有意提倡新文化，他在学堂左边建古越藏书楼，明确其宗旨有二：一为“存古”；二为“开新”。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蔡元培 (孑民) 弃官回绍，任绍郡中西学堂总理 (校长)。为传播新文化，进行思想启蒙，他在学校创立了“养新书藏”图书室，采集一大批新书，订阅了一批新报刊，又制订了15条借书规则，为师生吸收新知创造了条件。刘大白是这个图书室的直接受益者。他在学校一面教书，一面学习，像久旱的沙漠遇上了甘霖一样，广泛吸取新知识，接受新思想。《时务报》和《国闻报》等新报刊以及一些介绍西方科学思想的译著，成为了他的伴侣和朋友。这种学习，既开阔了他的眼界，又启发了他的思想，推动了他的进步。

刘大白最主要的是从徐锡麟和王世裕两位维新人士那里接受了维新思想的影响。徐锡麟和王世裕都是反清革命组织光复会会员，是清末绍兴传播西学的先驱者。他们致力于民众思想的启蒙，提倡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创办体育会和大通师范学堂，培养革命力量，宣传社会革命，在绍兴的社会影响很大。在传播西学方面，他们有两个最重要的举措：

首先是开设书局，创办报刊。徐锡麟1903年回国后创办了特别书局，经销新书，传播西学；王世裕1902年10月开设进步书店“万卷书楼”，暗中销售《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和《杭州白话报》等进步书刊，宣传革命。1903年7月9日 (清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十五)，在蔡元培、徐锡麟、秋瑾等人的支持下，王世裕与陈公侠、蔡国卿等一起创办了绍兴第一张铅印报纸《绍兴白话报》，目的是“唤起民众爱国，开通地方风气”。因此，该报致力于传播西方先进文化思想，进行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对社会大众展开思想启蒙，当时被称为“鼓吹革命的先声，政治宣传之领导”，成为绍兴传播西学的先锋。其栏目除了《中国近事》、《绍兴近事》、《外国近事》等刊登绍兴和摘载国际国内大事的新闻栏目之外，还有《论说》、《大事记》、《绍兴五千年人物谈》、《小说》等，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教育、科技、文化、文学、历史、地理以及世界知识等多方面的内容。如社会评论《绍兴人》、《望将来的绍兴人》、《绍兴造新村说》、《妇女缠足于德育智育体育全有妨碍》、《当哭歌》、《药石良言》；政治评论《中国同外国来往的事情》、《世界上顶小的国》、《日本国议院章程》、《闲谈琐录》、《俄皇彼得大帝遗训》；经济评论《发财三要》、《发财求原书》、《再讲博览会》；教育评论《女学歌》、《论勿教养孩童格害处》；科技专论《动物浅说》、《考究古时候人类发达情形》、《考究地理学的要素》以及《日本的西乡隆盛的演义》、《记刺客》等小说杂文。这些文章，不仅评论了时局，传播了科学知识，而且宣扬了西方先进的思想，发挥了很强的思想启蒙作用。刘大白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些文章，思想视野一下子就打开了。因为《绍兴白话报》具有明显的反清革命的政治倾向，1908年 (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十五日)，出至200号就被迫停刊。

其次是开办教育，推行女学。徐锡麟1901年到绍兴府中学堂任经学兼算学教员，1903年升任副监督；王世裕1902年任绍兴府会稽县学堂督办，1903年又参与组织越郡公学，致力于社会启蒙教育。1904年，徐锡麟等人创办绍兴明道女校，开绍兴女学的风气，王世裕大力支持。他们在《望将来的绍兴人》中对将来绍兴人提出了三点希望：第一点就是希望重视教育：“一望绍兴人多立蒙学堂，学堂里头专门要考究品性，开发知识，不可仍然像庙头先生样子，若蒙学堂能够办得好，将来自然好望绍兴人没有一个不知书识理了。”在开女学方面，他们在《绍兴白话报》上发表《女学歌》，不光提出了兴女学的重要性，而且追诉了女性遭受男权社会的残害：“将妇女，当作器玩；任残废，任削割，不顾良心。”提出了男女平等的问题：“无论男，无论女，总是天生；只有男，若无女，不成世界。老天爷，安排定，本无轻重”；而“孔圣人，垂书立教”, “教男子，教女人，原来平等，教王妃，教匹妇，并无区分”。文章指出：“百年来，外国人，遍兴学校。凡女子，七八岁，例读书文。能职业，能生活，能充教授。学医算，学制造，日上蒸蒸；学地理，学天文，人人有用。国盛强，民殷富，大进文明。”美国的女人“学成出仕”, “作官宦，明法律，翼替朝延”。日本变法二十余岁以来，大兴女学，已有“数万余人”，日本之所以富强，女学“功居其半”。因此，“设女学，物议必胜”,“大益民生”。文章提出：“故女学，实今日，第一当行。”可以说，这是绍兴女学的倡议书和宣言书。

徐锡麟和王世裕的革新举动给了刘大白很深的影响。据说，刘大白还成为了《绍兴白话报》的主要撰稿人。后来，刘大白又与王世裕一起创办《绍兴公报》，积极从事反封建的革命宣传，传播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辛亥革命后，当人们为徐锡麟的尸骨落葬于西湖孤山脚下而举行葬礼时，刘大白为他写了一副挽联哀悼，上联是“读春秋左传，吴有胥，越有种；皆名报仇雪耻，奈何民族精神。成败若弗论，潮汐往来，应惭后起”：下联是“严中外大防，宋则岳，明则于；惜志尊王攘夷，难免家奴事业！英雄纵不朽，湖山管领，合让先生。”这副对联既工整细巧又大气磅礴，高度礼赞了徐锡麟对于中华民族复兴所做出的突出贡献。其中“应惭后起”，自然包括了他自己，因此下联称“先生”。

在维新思潮的影响下，刘大白对社会对人生渐渐地有了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如前所述，戊戌变法的1898年，年仅十八岁的刘大白在扇面上录写的小说作者魏秀仁借笔下人物韦痴珠所写的《菊花赋》一诗，不仅表现了一种凄清的境况和高洁的人格追求，更表现了一种对现实的不满和对人生的积极追求，对岁月蹉跎表现出了深沉的苦闷。尤其是在扇面的另一面，他手书韦痴珠的《梅花诗》则更显其志：

 

暮景犹留几断霞，巡檐愿岂此生赊？鹿岩赠后风如昨，驴背归来日未斜。不分山林终索寞，非关春色自清华。枕屏夜夜瑶台梦，俯看红尘五万花。……独步群芳转似迟，珊珊仙骨几人知？馨香怀袖经年别，风雪漫天耐尔思。铁笛西风吹入破，瑶琴明月怨空枝。并州姑射仙山路，底事栽花总不宜？

梅花诗

伯贞又书

 

表面是咏花之作，实际上是借助咏花来抒发怀才不遇的忧闷，表现对黑暗现实的怨愤，表达了自己远大的人生志向，显示了激荡的血气和豪情。正是这种少年壮志，为他后来从事社会革命，倡导新文化作了主观准备。

刘大白十分痛恨和诅咒缠足的旧习俗。他认为缠足不仅残害女性的肉体，而且残害了女性的思想，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他用诗歌揭露和批判了这种人类的罪恶：“追原此祸起南唐，种弱形残毒未央。二万万人齐望赦，好宽束缚踏春阳。”在新思潮的影响下，刘大白不顾别人的指责，不让妹妹诒君裹足。同时，他还让她到山会小学堂去旁听学习。

刘大白接受西学的一个最独特的行动是钻研数学。他从1897年开始，前后花了八年时间钻研数学。如前所述，科举教育使他厌烦了空洞的“子曰”“诗云”的旧学，想学习一些“有用之学”。以往读私塾的时候，他从来没有接触过数学。这时，学校给学生开设算学课，给了他很大的启发。他觉得数学是一门有用之学，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自学数学。他从中国古代数学学起，很快就学完了《笔算数学》，又从杭州、上海等地买来历代的算术著作，如《九章算法大全》、《直指算法统宗》，以及西方经典数学著作。他尤其喜欢解答难题，并将各种类型的难题解法积累起来，汇集成《未见书室算稿》及《论筹算考释》等数册。1932年，钟敬文等几个住在杭州的朋友料理了他的丧事之后，帮他“整理那几乎占据了他底遗产底全部的数万卷书籍”时，“不但发现了他所收藏的数百种国文的和外国文的数学书”，而且还“获见到他年青时候苦心撰著的同性质的文籍”。可见刘大白对数学的用心之深。

钻研数学，不但使刘大白的逻辑思维能力得到了很好的训练，使他能够在烦乱的事相中抓住要害，在处理问题时能够条理清晰，而且激活了他的思维能力，养成了他刻苦钻研的习惯。1929年3月12日，刘大白在给徐蔚南的信中直言不讳地说：“数学使我养成比较逻辑的头脑。”的确，无论是他后来的创作还是工作，数学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应该说，接受西学，为刘大白从旧文人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变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