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孤独迎战

刘大白从平水镇来到绍兴城里教书，开启了他人生旅程的新阶段。他对事业对人生充满着期待，但他虽怀壮志却不被人赏识，因此只能孤独地迎战。这自然是当时绍兴城里的腐臭气带来的。当时的绍兴社会和城市龌龊不堪，那种虚伪、无聊和猥琐，那种阴谋、权诈和俗气，总是令人十分厌恶，难以应付，而又备受压抑。这种现实使他很快就陷入了人生的寂寞、孤独和苦闷之中。

晚清时期的刘大白。张乐平提供

首先是他在学校不被重视，没有相知，孤立无援。当时的绍兴，虽然在一些有识之士的引领下，正处在社会变革的潮头浪尖上，但这里毕竟不是上海，城里人与平水乡下人相比也开化不了多少。因此，无论是在社会上还是学堂中，仍然是旧势力在主导着。当时学堂中以蔡元培、马用锡、杜亚泉、胡道南等为代表的新派阵营和以薛炳等为代表的守旧派斗争激烈。新派虽然人多势众，但学校创办人徐树兰对新派并不十分欣赏；所以旧派尽管人数不多，但有绍兴知府等旧势力的强大支撑，并不势单力薄，从不示弱。鲁迅在《琐记》中提到了绍兴中西学堂，“汉文之外，又教些洋文和算学”，却为“全城所笑骂”, “成为众矢之的了”，充分表现了当时守旧派势力的顽固和强大。因此，蔡元培的改革遭到了守旧派的反对和校董的干涉。因此，蔡元培在1900年被迫辞职。这也说明了当时绍兴社会现实的丑恶。

刘大白18岁就来教书，在学校里属于小字辈，既没有任何社会经验，又没有社会背景，一时不可能受到重视，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尤其是他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力量有限，在当时学堂内新旧两派激烈斗争的情势中，他对任何一方都是可有可无的存在，当然既不会被守旧派重视，也不会被维新派人士所器重。这种人生状态，在一般人看来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但对于一个心志很高却又没有历练的年轻人来说，却是很不幸的，也是难以接受的事情。刘大白青春年少而胸怀壮志，却不为人赏识，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自然产生了一种异常的寂寞感和孤独感。因此，他的《月夜集温句》中写道：“红丝穿露珠帘冷，四座无喧梧竹静。绮阁空传唱漏声，阶前碎月铺花影。”诗人描写了非常冷清、孤寂、凄凉而又朦胧的情景，不光显示了一份淡淡的愁绪，而且表现了一种孤独无助的深深的人生体验和感触。在这里，那种孤独寂寥的人生感触时时侵袭着他，使他感到异常的痛苦。他的《秋夜雨》这样写道：“孤灯凉影摇，夜阑人乍寝。秋窗风雨恶，冷到芙蓉枕。”孤灯只影，夜深人静，又遭遇秋风秋雨的肆虐，就是睡在被窝里，也感受不到半点儿温暖，诗人含蓄委婉地表现了自己孤独无助的人生境况所带来的内心痛苦和幽怨情绪。这种孤独、寂寥、无助的人生感受和体验，对于不甘沉落的刘大白来说，自然会促使他产生一种抗争的力量。

其次是绍兴社会愚昧迷信、腐朽落后的思想给他带来了心理重压。在绍兴，对于人的死亡，人们十分忌讳和恐惧，有一套迷信的处理和解释方式。他们总认为有鬼魅在作怪，尤其是对于吊死、跌死、烧死、淹死等非正常死亡，通常称为“五殇”，认为是有厉鬼作乱，须举行“蹩吊”仪式，将鬼魂赶出村外。在绍兴历史上之所以一直流传着演社戏和迎神赛会的风习，其生存依据就在这里，他们试图以此娱鬼，驱鬼消灾。绍兴有一种重要的风俗是要为死人“做七”。这就是人去世入殓后，不能立即下葬，要过七七四十九天，每七天要请和尚、道士来做佛事、念经，为死人超度。依次称作“头七”、“二七”……据说到了“五七”那天，去世者原住的卧室也还要保持原样，以便死人的灵魂返回人世。如前所述，刘大白屡次丧妻，自然也是依据绍兴习俗处理的。据他的女儿刘缘子说，不知是刘大白的哪一位妻子去世后，金家为她做“五七”。刘大白本来就不相信这一套，但因为家里是为自己的爱妻而作，又不便过分反对，就说：“‘五七’那天，死人还能返回来，那末我正好再见见她，与她叙谈。”于是，他便彻夜坐在卧室中看书，等待亡妻的灵魂返回。他守了一夜，也不见有任何动静，便趁此告诉家人那完全是迷信。但是，金家人都说那是因为他是活人，阳气太重，将死人的阴气冲跑了，因而鬼魂才不敢出现了。由此，我们不要只看到刘大白对于封建迷信的斗争颇费心思，更应该看到绍兴迷信的世俗风情。显然，这种迷信行为与刘大白的思想是格格不入的，但它带给了刘大白的尴尬与痛苦。

然而，绍兴愚昧迷信、腐朽落后的思想给刘大白带来的最大痛苦，则是对他屡次丧妻的迷信解释。本来，人的死亡，只要不是他杀或自杀或意外事故死亡，那就是生命本身已经到了极限，不是其他人所应该负责的。一个人屡次丧妻，本来就是一件非常悲伤和不幸的事情，是值得人们同情的。然而，孙席珍指出：“绍兴人的迷信鬼神，可称寰球独一无二。一年三百六十五日，爆竹声天天不绝。”“因此寺庙生涯太好，专替和尚道士做会。”在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的“五四”时代，绍兴还如此迷信，在晚清时代就不言而喻。的确是这样，刘大白遭遇这种莫大的苦难后，人们不是去寻求更多的科学解释，去同情他的悲惨遭遇，去理解他的痛苦，去开导他的思想，而是在一种迷信的解释中无意识地归罪于他。他们认为，刘大白之所以屡次丧妻，是因为他命中克妻，就连他父亲这种秀才也是这样认为的。这种迷信说法，毫无科学依据，但对刘大白的伤害则是巨大的，使他有苦难言，有口难辩。照这种说法，刘大白几任夫人的去世，都是他的原罪造成的，是他先天的罪恶导致的结果。正是这样，刘大白陷入了更加孤独的境况之中。

自然，这也使他与鲁迅一样，对腐朽落后的绍兴社会缺乏好感。他说：

我对于故乡底社会，故乡底城市，以为正跟故乡底名产臭腐乳一样，是霉烂了的，——不但霉烂了，而且被满身粪秽的逐臭的苍蝇，遗下了无数蝇卵，孵化成无数毒蛆，把它窟穴而糟踢 (踏) 得龌龊不堪了的，所以不但厌恶，咒诅，甚而至于骇怕了。因为厌恶，咒诅而且骇怕，甚而至于十多年来，离开了她，不敢偶起那重向山阴道上行的一念；虽然有那我所恋念，讴歌，而以为远胜西湖的山水，招魂也似地邀著我。不得已，不得已，万不得已而必须向霉烂了的，龌龊不堪了的故乡社会，故乡城市中一走，真无异受了森罗殿上阎罗天子底判决，被牛头马面推入臭秽不堪的沸屎地狱中去。

当时的绍兴社会和城市，新文化、新思想和新观念刚刚兴起，但顽固的旧势力、封建的迷信思想和愚昧的酸腐气居于主导地位，它野蛮地阻滞着社会前进的步伐，残忍地扼杀着新事物和进步力量，那些渴望进步的青年自然难以苟且。当年鲁迅“要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初出茅庐的刘大白胸怀志向又苦难不断，在这里自然不能如意，非常孤独，倍感寂寥，造成了深深的心灵伤害。因此，绍兴并没有给他留下好的印象，使他感到自豪与荣耀，反而使他非常地厌恶它，诅咒它。他向往着一片更加璀璨的人生之境和人性之域。这成为他走出绍兴的一个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