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两《唐书》的刊校

《旧唐书》修成后，何时刊刻，印本有几种，学术界认识不一，加之《新唐书》面世后，《旧唐书》少有流通，因此清代以前《旧唐书》的刻本流传至今的只有南宋绍兴年间浙东路茶盐司刻本 ( 又称越刻本，今残存69卷，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 和明嘉靖十八年 (1539) 闻人诠刻本。相比之下，《新唐书》虽晚出，但其历宋、元、明、清四朝，一直居于正史的地位，因此宋代以来的刻本远远多于《旧唐书》，流传至今较有名的南宋刻本有十四行残本、越刻本的元补版印残本、十六行残本及建阳书坊魏仲立刻残本，此外尚有元刻本、明成化南监刻本、明万历北京国子监刻二十一史本、明毛晋汲古阁刻十七史本等。有清一代，不仅恢复了《旧唐书》的正史地位，还重新校勘、刊刻两《唐书》，使之更为通行易得，不失为清儒整理唐代文献的主要成就之一。

一 武英殿本

被称为人类“文明之母”的雕版印刷术发展至清代，技术高度成熟，使用更加普遍，加之清代前期帝王“右文弘道”，普遍重视文化事业，整理刊刻古代文献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潮。就两《唐书》而言，清代以前，《新唐书》刻本较多，比较流行，而《旧唐书》不但刻本少，流传亦不广。清乾隆四年 (1739) 校刻正史，重新认识新、旧《唐书》的作用及价值，当时学者一改长期以来《新唐书》优于《旧唐书》的观点，普遍认为新、旧《唐书》“互有短长”，不宜偏废而当并行于世。因此在二十一史的基础上增入《旧唐书》，与《新唐书》并列，重新恢复了《旧唐书》的正史地位。这就是所谓的“武英殿本”，加上《明史》共二十三史，乾隆四十九年 (1784) 又增刻辑本《旧五代史》，成为殿本二十四史。

乾隆年间校刻二十四史，刊刻与校勘同步进行，除《明史》外每部正史都附有考证。在刊刻伊始，沈德潜即奉命担任新、旧《唐书》的总校官，奉敕校勘两《唐书》，所成校勘记附于每卷之末。参与校刻《旧唐书》的有陈浩、陆宗楷、叶酉、卢明楷、杨茂迁等人，参与校勘《新唐书》的有陈浩、林蒲封、孙人龙、叶酉、王济师、龚元朱等人。在殿本《旧唐书》的考证跋语中，沈德潜谓校刻《旧唐书》以闻人诠本为底本，由于闻人本“志多缺略，表全散轶，且纪、志中多前后讹舛之文”，因此又用《新唐书》作校本，“核其异同”。此外又征引《通鉴纲目》“以审其裁制”，广采《通典》、《通志》、《文献通考》及《文苑英华》、《唐文粹》等书“以广其参订”，同时还参考了沈炳震的《唐书合钞》。在校勘过程中，“参错者更之，谬误者正之，其辞义可疑而无从证据者，俱仍原文，凡以存阙疑阙文之意也”。沈氏自谓其“搜罗未备，挂漏良多”，又成考证若干条分附于每卷之末。因沈德潜系文人，缺乏史识，对《旧唐书》的正文“往往据他书随便改窜，若干地方失去了《旧唐书》本来的面貌，实在不如闻人本”; “所附考证也只能引用一些《新旧唐书合钞》的陈说，敷衍塞责，很少自己的心得”。

殿本《新唐书》则系用北监本重刻，沈德潜谓校勘时曾详加审阅，“合之《旧书》以辨其异同，质之‘三通’以核其典实，余如唐人文集及《唐文粹》诸种加参考焉”。“中间审指归，正讹谬，指漏略，各有依据，不敢师心。其他文义可疑，无由证辨，同于夏五、郭公者，姑从阙疑，犹之校勘《旧书》之例也”。黄永年先生认为，此次校刻《新唐书》，所用北监本本来就不算是好本子，加之“所附考证也出于沈德潜等人之手，和《旧唐书》考证一样不甚高明”。

殿本两《唐书》虽颇受后人讥评，但自从乾隆四年 (1739) 校刻二十三史之后，四十九年 (1784) 又增刻辑本《旧五代史》，成为殿本二十四史，是清代最为通行易得的正史刻本。殿本的翻刻本、影印本甚多，常见的有咸丰时广州陈氏覆刻本、光绪时成都书局覆刻本、光绪时同文书局、五洲同文书局两种影印本、图书集成局扁铅字排印本、竹简斋剪贴影印本等。殿本的刊刻与不断翻刻重印，使得两《唐书》广为流传，为清代学者阅读和研治两《唐书》提供了便利条件。

二 《旧唐书》惧盈斋刻本

时至清代，可见的《旧唐书》刻本有闻人本、殿本、阁本 ( 即四库本)，虽仍少于《新唐书》，但基本上改变了清代以前《旧唐书》久无刻本的局面。然而闻人本刻版亡佚已久，“其书尤为难觅”；殿本《旧唐书》属二十四部正史之一，“坊肆间罕有单行者，寒素之家，购求匪易”；阁本仅缮写七部而未曾刻印，读者“艰于传钞”，因此对于清人来说，要研读《旧唐书》亦非易事。鉴于这种情况，喜好镌刻古籍的甘泉人岑建功在友人梅植之的鼓励下，以个人之力承担起重刻《旧唐书》的重任，由当时著名学者刘文淇主持，并延请沈龄、殷燠、凌镛、黄春熙诸人分任校字之事，“全书字句，悉以殿本为主，其间有刊刻小讹，为人所共知者，即随笔改正，外此则不敢妄改”。“至于行款书式，则仿照汲古阁史书，盖毛氏所刻十七史，久已风行海内，而《唐书》有新无旧，故特补其所未备也”。此即道光二十年 (1840) 扬州岑氏惧盈斋刻本。

清代所刻两《唐书》虽多，但各种版本均源于武英殿刻本，道光二十年扬州岑建功惧盈斋重新校刻《旧唐书》，虽然弥补了《旧唐书》刻本少的不足，但此次校刻，仍然以武英殿本为底本，仿“汲古阁”十七史版式重刻，“大概由于殿本是官书的缘故，其实用闻人本重刻才对，这是岑本的最大缺点”。值得肯定的是此次重刻《旧唐书》，亦经过了相当精审的校勘，附于此本《旧唐书》后之校勘记，是刘文淇等用闻人本和其他史料与殿本对校的成果，“远胜殿本沈德潜的考证”。盖缘于此，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书局点校《旧唐书》即以此本为底本，参校众本整理而成。

三 《旧唐书校勘记》

岑建功在校刻《旧唐书》时，延请罗士琳、刘文淇、刘毓松、陈立等人“校对各本，讨论群籍”，撰成《旧唐书校勘记》66卷。此次校勘，以殿本《旧唐书》为底本，除用《新唐书》对校外，还用《旧唐书》之闻人本、沈炳震《唐书合钞》、丁小鹤《唐书合钞补正》及张登封《旧唐书考证》(稿本) 等参校异同，亦即阮元所言“凡殿本、阁本之与闻本异者，一一胪列，并登载其考证；而沈氏《新旧合钞》所辨析者，亦附见焉”。罗士琳等校勘《旧唐书》所征引文献主要以宋代成书并引用过《旧唐书》的文献为主，即罗士琳在《凡例》中所言，“是书之例，以宋人所引《旧唐书》为主，或据刘昫所本之书详为考证，不沾沾于新、旧《书》之异同”。关于此点，岑建功在《序》中说得很清楚：

 

诚以《旧唐书》自越州本、影钞本外别无流传之宋本也，然如司马温公《通鉴》所载唐事皆据旧史，《考异》中所引之《旧唐书》则真刘氏之《旧唐书》也。周益公校刻《文苑英华》所引之《旧唐书》亦然。又如吴淑《事类赋》、乐史《太平寰宇记》以及《太平御览》皆在欧、宋未修《唐书》以前，诸书所引之《唐书》亦皆《旧唐书》也。《册府元龟》亦在未修《唐书》以前，其书虽不著书名，而皆据正史，书中所载唐事亦必有《旧唐书》，此皆《校勘记》中所当引证者也。

 

以上各类文献所引用之《唐书》虽在《新唐书》成书之前，但其所引未必即是刘昫之《旧唐书》，也有可能是唐吴兢、韦述、柳芳、令狐峘等人预修之《唐书》以及唐朝历代之《实录》。虽然如此，但岑建功认为，“韦述《唐书》固刘氏所据以为本者也，以其所本之书校其所撰之书，不仅于以新史校旧史矣”。此外，《旧唐书校勘记》引用的文献还有《唐六典》、《唐会要》、《通典》、《文献通考》、《廿二史考异》、《十七史商榷》、《陔余丛考》、《新旧唐书互证》等，“凡有资于考订者，莫不采录”。

黄永年先生认为，罗士琳《旧唐书校勘记》“用闻人本和其他史料校殿本，远胜殿本沈德潜的考证”。事实也的确如此，岑建功撰《旧唐书校勘记》时，态度十分审慎，其校勘也，“可从者从之，其有详略互异，字句迥殊者，则谨载之而不敢遽断，以待后人之采择，抑亦可谓详慎矣”。同时，《旧唐书校勘记》征引文献之广博，去取之谨严，也体现了作者的学识和功力。其引用文献不仅注明出处，还详注卷数，更为清代其他学者所不及。正如《凡例》所言：“凡引《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文苑英华》、《通鉴》等书，皆著明卷数。亦有不著卷数者，如本纪、列传所载事迹与《通鉴》所载皆有年代可考者，易于检查，不复一一尽载卷数。”在清人著述征引文献时普遍不注卷数的情况下，《旧唐书校勘记》特立独行，为后人查检核对提供了方便，体现了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

然翻检其书，岑建功所言“字句迥殊者，则谨载之而不敢遽断”并不尽然，其断定正误及以案语的形式出现的考证在文中时有所及。如卷39《周允元》: “累转左肃政：沈本‘政’下有‘台’字，是。”卷44《李正己》: “洽攻破其城外：沈本‘城外’作‘外城’是也。”“洧，正己从父兄也：《御览》有云李洧从父兄正己死。按：《李纳传》纳从叔父洧以徐州归顺，则洧为正己弟明矣，今本误。”

四 叶万《旧唐书》校本

叶万字石君，号潜夫，江苏吴县人，清初著名藏书家，一生嗜好藏书与校书，其所藏之书多以善本校正，且校对精严，一丝不苟，校本《旧唐书》即是叶万留下的一个极为珍贵的校本，今藏湖南省图书馆。笔者无缘见叶万《旧唐书》校本之全貌，据武秀成所见，知此校本系用闻人本作底本，用至乐楼抄宋本对校，“采用的是‘死校法’，即不论文字正误，皆逐一记于闻人本上。其所校异文一般用朱笔直接书于底本文字之上(覆盖于底本文字上)，少量的书于所校之字旁。若异文仅有偏旁的差异，则直接在底本文字上做偏旁部首的增删改易。若叶氏以为异文为误字，则于字旁标识‘∟'，若为底本所脱或所无之字，则于相应插入的字旁标上‘\'；若为抄本所无之字，则于底本上画‘〇'；若抄本此处缺字若干，则于此处标识若干‘□’号；若抄本与底本文字互倒，则以‘S’表示。”“叶氏所校抄本异文，皆书于底本文字上或行间，个别处有脱文较多者，因行间不便书写，便记于天头。其它天头上的异文，则为叶石君理校的文字，此类数量不多，不得与书于版框内的异文相混淆。天头上还有一些文字并不是校语，而是批语，如补注传主的字号等”。“叶氏对校，极为精细，凡同一异文，不论其是否屡屡重复出现，如‘丙’作‘景’、‘已’作‘以’等，皆一一不惮其烦，标注清楚，此足以说明叶氏校勘之严谨细密。可以相信，叶校本是非常忠实地保存了至乐楼抄宋本文字上的原貌”。

武秀成通过对叶万校本的研究，认为其“虽然讹误甚多，但仍然有着巨大的可供我们利用的校勘价值”。叶校本保存的至乐楼抄宋本的文字，为今《旧唐书》残宋本所无者多达65卷，其中本纪24卷、志4卷、列传37卷，“从叶校的异文看，其最有校勘价值的是本纪部分”。“同样珍贵的是，叶校本对考校《旧唐书》中的系时讹误也有不少稀见的资料”。王鸣盛撰《十七史商榷》，校勘考证《旧唐书》时即用过此校本，武秀成在为《旧唐书》作《干支系时讹误考校》时也利用了叶校本中的珍贵资料。

五 岑建功《旧唐书逸文》

道光二十年 (1840)，岑建功重刻《旧唐书》，同时组织人力对《旧唐书》进行校勘，在校勘的过程中，发现《太平御览》等文献中注明引自《旧唐书》、《唐书》的内容不见于刘昫《旧唐书》，于是将两者“绝不相比附者”汇为一编并加以考订，撰成《旧唐书逸文》12卷以附其后。显然《旧唐书逸文》是《旧唐书校勘记》的副产品，关于这一点，岑建功在《自序》中说得很清楚：“自南宋以后，《新唐书》盛行而《旧唐书》流传渐少，至明嘉靖时藏书之家已罕有足本。闻人氏所刻乃汇集诸家之书补缀而成，其中不无残缺之处。钱氏《考异》言《薛播》等传有论无赞，王氏《商榷》言《柳公度传》其文不完，赵氏《札记》言《张巡传》行墨脱落，皆辨论精详，能正今本之失。而逸文散在群籍，尚未有汇集之者。道光癸卯，建功重刻《旧唐书》，延同志诸君博考各书，成《校勘记》六十六卷，既为序而梓行之矣。复思诸书所引《旧唐书》颇有累牍连篇，与今本不相附丽，无须悉载于《校勘记》者，窃不自量，为之会萃成书，一一整比编排而加以考订，共得十有二卷，即名之曰《旧唐书逸文》。”

《旧唐书逸文》主要辑自《太平御览》，其次为《太平寰宇记》、《事类赋注》、《通鉴考异》。岑建功认为这些文献“皆明引《唐书》，足以传信”。而《唐会要》、《册府元龟》所述唐代史事，如果已为《太平御览》等书所引用，即用来“校定其文”；若《太平御览》等书未曾引用，则不予裒辑，“诚以《会要》、《册府》虽根柢亦出于《唐书》，而究未尝明引，恐蹈无征不信之讥也”。《旧唐书逸文》于辑逸之外，兼有考证。岑建功在《自序》中就《旧唐书逸文》的编排次序及判断逸文的标准等情况作了详细说明：

 

凡年月之先后则本诸《通典》、《通鉴》、《新唐书》以推其次第；诗文之详略则证诸《英华》、《乐府》、《唐文粹》以验其异同，务期确有凭依，不欲参以臆断。其中有互见于志传而实为纪之逸文者，有互见于纪传而实为志之逸文者，有互见于纪志而实为传之逸文者，并为之条分缕析，详著其采入《逸文》之由，庶乎区别较明，不以纷歧致惑矣。若夫其词有与《通典》相同，有与《会要》相同，疑是《通典》、《会要》之文而《御览》误引，然既标《唐书》之目，无以证其必非《唐书》，与其过而废之，不若过而存之，疑以传疑，姑留之以备考云尔。至于或似逸文而已载于纪，或似逸文而已载于志，或似逸文而已载于传，或因姓误，疑为逸文，而已附载其先人传内；或因名误，疑为逸文，而已附载于他人传中，倘列于此编，则是指本文为逸文，必以滥收贻诮，今则概行删削，不使混淆于其间也。他如或引《唐史》，盖即吴兢诸人所著，或引《唐书》、《新语》，其书字乃系衍文，皆无涉于《唐书》，即不必更加牵引，以免枝蔓之弊焉。是故知其必有逸文而已，见他书所引者则据以纂入，疑其当有逸文而未见他书所引者，则听其阙如。盖深戒凿空之谈，自勉为实事求是而已。惟念载籍极博而闻见未周，纵竭力搜罗，仍虞挂漏，况《旧唐书》本文二百卷，事迹浩繁，虽阅至再至三，而《逸文》中重复疏舛之失终觉不敢自保，所望精于史学之君子为之匡谬补遗，俾旧史复为完书，则建功区区重刻之苦心亦藉以少慰也已。

 

阮元对岑建功《旧唐书逸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其所载事迹“有关系者甚多”，与那些搜集琐言碎语、无关大义者不可同日而语。至于其编次之精密，辨证之周详，“观其书者必能知之”；去取之谨严，校订之审慎，“观其《自序》者，必能识之”。然阮元对《旧唐书逸文》的推崇并不意味其完美无缺，清末李慈铭对其以《太平御览》为主要辑佚对象已提出异议，现代史学家岑仲勉先生对《旧唐书逸文》“几纯以《御览》为主，共成一十二卷”而大惑不解，发出了“岂刘昫之书脱漏至于此极耶”的疑问。岑仲勉详加考辨，列举出《逸文》中的七大可疑之处，并通过对唐人遗说、宋代目录及《太平御览》引文的详细考查，认为《太平御览》所引之《旧唐书》、《唐书》未必即刘昫所上之《旧唐书》，可能“兼举数种唐代之史”，此所言《旧唐书》盖指唐历朝《实录》,《唐书》盖指韦述、柳芳等人所撰之国史。“惟卷内引文又统称曰‘《唐书》'，则直犹通名之唐史矣”。虽然如此，岑仲勉并没有完全否定《旧唐书逸文》的价值，而是作出了一分为二的评价：“总之，《御览》‘《唐书》’下之引文，无论本据为何，集成一篇，固极有裨于史学，建功氏之差，在徒泥为刘书逸文而已。”

六 张道《旧唐书疑义》

咸丰年间，学者张道在阅读《旧唐书》时，发现书中有许多前后矛盾、自相牴牾之处，因此“有所疑辄笔之于册”，日积月累，几成卷帙，于是汇编成《旧唐书疑义》4卷，虽系“一人之见”,也可视为对《旧唐书》的校勘。《旧唐书疑义》系采用陈垣先生四校法之本校法，对《旧唐书》的纪、志、传记载有出入处一一指摘，设疑发问。如卷三《高宗废后王氏传》: “王皇后及萧淑妃为武后截去手足，投酒瓮中死，《传》中叙次甚明，而《传》乃先有武昭仪令人缢杀之文，何自为矛盾也？”又《张垍传》: “《垍传》云垍与陈希烈为贼宰相，垍死于贼中，而《刑法志》乃云于大理寺狱赐自尽。然垍兄均临刑而免，则垍何至死狱哉？”又《旧唐书疑义》卷二有《天文志补》、《五行志补》，则是作者据《旧唐书》诸本纪补其《天文志》、《五行志》之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