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四库馆臣对唐代文献的初步研究

自汉代刘向、刘歆父子校理国家藏书，创立了中国目录学史上著录书籍“条其篇目，撮其旨意”的典范后，历代目录书踵而继之，在著录文献时都十分注重总结文献主旨，考订作者生平，有时还兼及书名、版本、卷数及文献内容的考辨。因此《四库全书总目》在编纂之初即明确“条其篇目，撮其旨意”的著录、存目方式，在《凡例》中明确规定了提要的撰写体例：

 

今于所列诸书，各撰为提要。分之则散弁诸编，合之则共为总目。每书先列作者之爵里，以论世知人，次考本书之得失，权众说之异同，以及文字增删，篇帙分合，皆详为订辨，巨细不遗。而人品学术之醇疵，国纪朝章之法戒，亦未尝不各昭彰瘅，用著劝惩。其体例悉承圣断，亦古来之所未有也。

 

在实际编纂过程中，《四库全书总目》也基本上做到了叙述或考订作者之爵里、总结该书内容主旨及得失，条理井然，详略得当，体现了编纂者的学识和水平。这种编纂体例在唐代有关文献中均有所体现。四库馆臣固然对越来越稀缺的唐代文献视若拱璧，但对能够保存下来的文献的价值则不因其稀缺而一概肯定，而是本着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地总结评价每一部文献，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可资借鉴的资料。

一 论世知人

作者是文献的创造者，也是文献的灵魂，因此详述作者生平、爵里是《四库全书总目》的首要内容。唐代文献历时久远，有的作者或不见于记载，有的虽有记载但又异文迭出、真伪羼杂，针对这些问题，四库馆臣发挥其擅长考据的优点，对唐代文献的作者大都能详加考订，以期做到论世知人。

根据《四库全书总目》的体例，每部文献“先列作者之爵里”，而具体到每一部文献，有的作者之爵里史书记载明确，有的记载歧异，而有的则不见于史籍，因此四库馆臣在撰写提要的过程中针对具体情况做出了不同的处理。首先，对文献中记载明确的作者，则简要叙述其里籍生平，然后注明事迹具见某某文献。如《经典释文》的作者陆元朗，“字德明，以字行。吴人，贞观中官国子博士，兼太子中允。事迹具《唐书》本传”。又如《耒耜经》的作者陆龟蒙，“字鲁望，吴江人，事迹具《唐书·隐逸传》”。《陈拾遗集》的作者陈子昂，其事迹“具《唐书》本传及卢藏用所为《别传》”。诸如此类，不复一一列举。

对于文献记载有歧义的作者，四库馆臣详加考订，然后得出比较公允的结论。如唐代诗人李白的籍贯一直是学界津津乐道而又争论不休的话题，四库馆臣在《李太白集提要》中综合王琦《李太白年谱》中的研究成果做了详细的考订，兹转录于下：

 

《旧唐书·白传》称山东人，《新唐书》则作陇西成纪人。考杜甫作《崔端薛复筵醉歌》有“近来海内为长句，汝与山东李白好”句，杨慎《丹铅录》据魏颢《李翰林集序》有“世号为李东山”之文，谓杜《集》传写，误倒其字，似乎有理。然元稹作《杜甫墓志》，亦称与山东人李白，其文凿然。如倒之作东山人，则语不成文，又不得以魏《序》为解。检白《集》《寄东鲁二子》诗有“我家寄东鲁”句，颢《序》亦称合于鲁一妇人，生子曰颇黎，盖居山东颇久，故人亦以是称之，实则非其本籍，刘昫等误也。至于陇西成纪，乃唐时李氏以郡望通称，故刘知几《史通·因习篇》自注曰：“近代史为《王氏传》云琅琊临沂人；为《李氏传》，云陇西成纪人，非惟王、李二族久离本郡，亦自当时无此郡县，皆是魏晋以前旧名。”今勘验《唐书·地理志》，果如所说，则宋祁等因袭旧文，亦不足据。惟李阳冰《序》称凉武昭王暠之后，谪居条支，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惊姜之夕，长庚入梦。颢《序》称白本陇西，乃因家于绵，身既生蜀云云。则白为蜀人，具有确证。二《史》所书，皆非其实也。

 

《四库全书总目》的结论即《新唐书》所言“陇西成纪”是李白的郡望即祖籍，《旧唐书》所言“山东”是李白的旅居地即客籍，而“蜀”则是李白的出生地即原籍。20世纪上半叶，关于李白氏族及籍贯问题的讨论成为学术界的热点，李宜琛在《李白的籍贯与生地》一文中提出李白应生于西域的说法。此后陈寅恪在《李太白氏族之疑问》中又详细考证，亦断定李白“生于西域，不生于中国”。至今这一问题似仍悬而未决，而综观古今学术界有关李白籍贯的研究成果，似未见有超越《总目》之处者。

又如关于《宣室志》的作者张读，文献记载不一，《四库全书总目》考证如下：

 

陈振孙《书录解题》称读字圣朋，《唐书·艺文志》载读《建中西狩录》十卷，注曰读字圣用。朋、用字形相近，义亦两通，未详孰是也。深州陆泽人，《旧唐书》附见其祖张荐传中，称其登进士第，有俊材，累官至中书舍人，礼部侍郎。典贡举，时称得士，位终尚书左丞。《新唐书·艺文志》则称为僖宗时吏部侍郎，高彦休《唐阙史》亦称张侍郎读，为员外郎张休复之子（案《旧唐书》作希复），牛僧孺之外孙，年十九，登进士第，不言其为吏部、礼部，以典贡举之文证之，盖《新唐书》为误矣。

 

或存疑，或辨误，显示了纂修者谨慎的治学态度和严密的考证方法。

此外，对许多不见于史传，里籍、仕履不详的作者，《总目》的编纂者也尽其所能予以考订，得出作者大致的生活年代。如《五经文字》的撰者张参，馆臣据其《自序》题有“大历十一年六月七日”，结衔称“司业”之文，推测其“盖代宗时人”。而这一推测又从刘禹锡《国学新修五经壁记》所云“大历中名儒张参，为国子司业，始详定《五经》，书于讲论堂东、西厢之壁”的记载中得到了印证。在编纂《四库全书》时，浙江巡抚采进本中有不著撰人的《灌畦暇语》1卷，《唐志》、《宋志》皆未见著录，四库馆臣据文中作者皆自称老圃，惟唐太宗一条独称臣称皇祖，知其为唐人。又据其中“蒲且子”一条称近吴道玄亦师张颠笔法，又引用韩愈诗二章，“云后来岂复有如斯人”，断定《灌畦暇语》“确为唐人著述”，且其作者为“中唐以后人”。又如《北户录》的作者段公路，四库馆臣据《新唐书·艺文志》称其为宰相文昌之孙，知其“当为临淄人”。而《学海类编》作东牟人，“亦未详所本”，仕历、始末不可考。又据《北户录》卷首结衔，“知官京兆万年县尉，据书中称咸通十年，知为懿宗时人而已”。而对那些无从考订的作者则用“里贯未详”、“未详何许人”、“始末不可考”、“仕履无考”等文字予以说明。

二 版本源流

唐代文献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难免发生散佚、分合、卷帙错乱或漫漶不完等情形，经历代传钞刊刻后有时也面目全非。因此在撰写《四库全书总目》时，四库馆臣力求将著录的每一部文献的版本源流及递嬗关系交代清楚，让读者了解《四库全书》所收版本与原本之间的关系。如集部别集类著录有《颜鲁公集》15卷，《补遗》1卷，《年谱》1卷，《附录》1卷，四库馆臣在《颜鲁公集提要》中对颜真卿的文集流传情况作了详细的说明：

 

其集见于《艺文志》者，有《吴兴集》十卷，又《庐州集》十卷、《临川集》十卷，至北宋皆亡。有吴兴沈氏者，采掇遗佚，编为十五卷，刘敞为之序，但称沈侯而不著名字。嘉祐中，又有宋敏求编本，亦十五卷，见《馆阁书目》，江休复《嘉祐杂志》极称其采录之博。至南宋时，又多漫漶不完。嘉定间，留元刚守永嘉，得敏求残本十二卷，失其三卷，乃以所见真卿文别为《补遗》，并撰次《年谱》附之，自为后序。后人复即元刚之本分为十五卷，以符沈、宋二本之原数。沿及明代，留本亦不甚传。今世所行乃万历中真卿裔孙允祚所刊，脱漏舛错，尽失其旧。独此本为锡山安国所刻，虽已分十五卷，然犹元刚原本也。

 

同是十五卷本的《颜鲁公集》，而此本已非《新唐书·艺文志》所著录之彼本，其间流传、散佚、复原之情形，一目了然。

同样收入集部别集类的沈亚之的《沈下贤集》，其篇目及流传情况则比《颜鲁公集》要复杂得多，对此《总目》也做了详细的考证说明：

 

是《集》凡诗赋一卷、杂文杂记一卷、杂著二卷、记二卷、书二卷、序一卷、策问并对一卷、碑文墓志表一卷、行状祭文一卷。杜牧、李商隐《集》均有《拟沈下贤》诗，则亚之固以诗名世，而此《集》所载，乃止十有八篇。其文则务为险崛，在孙樵、刘蜕之间。观其《答学文僧请益书》，谓陶器速售而易败，煅金难售而经久；《送韩静略序》亟述韩愈之言，盖亦戛然自异者也。其中如《秦梦记》、《异梦录》、《湘中怨解》，大抵讳其本事，托之寓言，如唐人《后土夫人传》之类，刘克庄《后村诗话》诋其名检扫地，王士祯《池北偶谈》亦谓弄玉、邢凤等事，大抵近小说家言。考《秦梦记》、《异梦录》二篇，见《太平广记》二百八十二卷，《湘中怨解》一篇，见《太平广记》二百九十八卷，均注曰出《异闻集》，不云出亚之本《集》。然则或亚之偶然戏笔，为小说家所采，后来编亚之集者又从小说摭入之，非原本所旧有欤？此本前有元祐丙寅重刊序，不署姓名。钱曾《读书敏求记》乃称为元祐丙申刻。考元祐元年岁在丙寅，至甲戌已改元绍圣，中间不应有丙申，盖即此本而曾误记寅为申。又是《集》本十二卷，曾《记》为二十卷，亦误倒其文也。《池北偶谈》又记末有万历丙午徐跋，此本无之，而别有跋曰《吴兴文集》十二卷，义取艰深，字多舛脱，不可卒读。因从秦对岩先生借所藏季沧苇钞本校阅一过，题曰辛卯仲夏，有小印曰邦采，不知为谁。然则此本校以季氏本，季氏本钞自钱氏宋刻，其源流固大概可见矣。

 

四库馆臣首先对《沈下贤集》12卷之来历及其中篇目的真伪提出了质疑，然后进一步就其版本源流作详细的考证说明。

三 撮其旨意

《四库全书总目》在列举作者之爵里、详述版本源流之后，对该文献的内容还做了概括和总结，即撮其旨意，有详有略。详者细列子目、介绍篇章或内容，略者“一言以蔽之”，说明文献主旨，使人一目了然。

详者如姚汝能之《安禄山事迹》: “是书上卷序禄山始生，至玄宗宠遇，起长安三年，尽天宝十二载事。中卷序天宝十三、四载禄山构乱事。下卷序禄山僭号被杀，并安庆绪、史思明、史朝义事，下尽宝应元年，记述颇详。”又如宋敏求之《长安志》: “是编皆考订长安古迹，以唐韦述《西京记》疏略不备，因更博采群籍，参校成书。凡城郭、官府、山川、道里、津梁、邮驿，以至风俗、物产、宫室、寺院，纤悉毕具。其坊市曲折及唐盛时士大夫第宅所在，皆一一能举其处，粲然如指诸掌。”略者如余知古之《渚宫旧事》,“所载皆荆楚之事”；裴庭裕之《东观奏记》,“其书专记宣宗一朝之事”；李德裕之《次柳氏旧闻》，所记“皆玄宗遗事，凡十七则”；崔令钦之《教坊记》,“所记多开元中猥杂之事”；无名氏之《玉泉子》,“所记皆唐代杂事，亦多采他小说为之”；刘崇远之《金华子》，所记“皆唐末朝野之故事”。诸如此类，《四库全书总目》仅用三言两语就对该文献的主要内容做了总结性的说明，如果没有通读过文献是很难做出如此高度的概括和总结的，由此也反映出了四库馆臣的敬业精神和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

四 品评优劣

《四库全书总目》在概括总结文献内容主旨的同时，还从实用价值及史料价值两个方面对所收文献做出了较为公允的评价。如张固所撰《幽闲鼓吹》，虽然篇幅很短，字数寥寥，但其所记之事“多关法戒，非造作虚辞无裨考证者比”，因此在唐人小说之中“犹差为切实可据焉”。唐薛用弱所撰之《集异记》，虽然卷帙无多，然“其叙述颇有文采，胜他小说之凡鄙”，而且所记常为后代文人引用，“亦小说家之表表者”。

此外，四库馆臣有时还将一部文献与同期同类文献进行横向比较，然后品评其高低优劣。如欧阳询《艺文类聚》“比类相从，事居于前，文列于后，俾览者易为功，作者资其用。于诸类书中体例最善”，不足之处在于征引偶有疏误，分类亦“不免丛脞少绪”,“繁简失宜，分合未当”。徐坚的《初学记》,“其所采摭，皆隋以前古书，而去取谨严，多可应用”。在唐人所编类书中，其“博不及《艺文类聚》，而精则胜之。若《北堂书钞》及《六帖》，则出此书下远矣”。又四库馆臣认为五代邱光庭的《兼明书》考证精核，具有条理，“在唐人考证书中，与颜师古《匡谬正俗》可以齐驱。苏鹗之《演义》、李涪之《刊误》、李匡乂之《资暇集》，抑亦其次，封演《见闻记》颇杂琐事，又其次矣”。唐令狐楚所编《唐御览诗》虽不尽如人意，然《总目》的编纂者认为其“上比《箧中集》则不足，下方《才调集》则有余，亦不以一二疵累，弃其全书矣”。其他如《因话录》在唐人说部之中，“犹为善本焉”,而《尚书故实》在唐人小说之中“亦《因话录》之亚也”。南唐刘崇远的《金华子》，主要记载唐大中以后朝野故事，“于将相之贤否，藩镇之强弱，以及文章吟咏、神奇鬼怪之事，靡所不载，多足与正史相参证。观《资治通鉴》所载宣宗对令狐绹、李景让禀母训、王师范拜县令、王式驭乱卒诸事，皆本是书，则司马光亦极取之。惟其纪刘袭兖州一条，以兖帅为张姓，而考之五代欧、薛二《史》，则当时兖帅实葛从周，不免传闻异词。然要其大致，可信者多，与《大唐传载》诸书摭拾委巷之谈者，相去固悬绝矣”。

在集部文献中，四库馆臣除品评著作之优劣外，还兼及作者的诗文风格、水平及人品的评论。如评论储光羲的诗曰：“其诗源出陶潜，质朴之中，有古雅之味，位置于王维、孟浩然间，殆无愧色。殷璠《河岳英灵集》称其‘削尽常言，得浩然之气’，非溢美也。”评论唐代诗僧皎然曰：“皎然及贯休、齐己皆以诗名，今观所作弱于齐己，而雅于贯休，在中唐作者之间，可厕末席。”评刘禹锡曰：“盖其人品与柳宗元同，其古文则恣肆博辨，于昌黎、柳州之外，自为轨辙。其诗则含蓄不足，而精锐有余，气骨亦在元、白上，均可与杜牧相颉颃。而诗尤矫出，陈师道称苏轼诗初学禹锡，吕本中亦谓苏辙晚年令人学禹锡诗，以为用意深远，有曲折处。刘克庄《后村诗话》乃称其诗多感慨，惟‘在人虽晚达，于树似冬青’十字，差为闲婉，似非笃论也。”对明人高棅所编、后人非毁即誉的《唐诗品汇》,《四库全书总目》评价曰：“平心而论，唐音之流为肤廓者，此书实启其弊；唐音之不绝于后世者，亦此书实衍其传。功过并存，不能互掩，后来过毁过誉，皆门户之见，非公论也。”而由于《全唐诗》系所谓康熙御定，《四库全书总目》称其“网罗赅备，细大不遗”,“得此一编，而唐诗之源流正变，始末厘然。自有总集以来，更无如是之既博且精者矣”。此论难免溢美之嫌，然在当时，时势使然，不足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