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医废存之争的历史过程

中西医争论问题在近代医学史研究中是至关重要的论题。近代，西方医学全面登陆中国，逐渐赢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并在中国扎下根来，形成了特有的医学格局，并慢慢树立了中西医对立的前提。废止中医之论始发于清末民间，构成废除思想之滥觞，民国初期废医论者渐多，从俞樾有感而发“愤然”而议废医，到余云岫的全面“废止中医议案”，废止中医思潮此起彼伏。本节拟从近代中西医论争方面寻求理论与史实依据。有鉴于此，笔者拟对近年来我国大陆学界在近代中西医论争问题研究的相关成果予以简要梳理，且提出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与不足，以推动近代中西医论争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一 张功耀教授引发的21世纪中医废止的争论

进入21世纪，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进步，关于中医药是否应该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的中医存废之争再起波澜。2006年4月，从事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中南大学张功耀教授的一篇学术论文《告别中医中药》引发了新一轮中医存废之争。文章给出了废除中医药的四个方面的理由：“从文化进步的角度看，中医中药没有寻求到自我进步的道路，约束了人们对病理和生理的理解；从尊重科学的角度看，中医中药既缺乏经验基础又缺乏逻辑基础；从维护生物多样性的角度看，中医中药在倡导不科学施治的同时，破坏了生物的多样性；从人道主义的角度看，中医中药蕴含着装腔作势的医理解释，推行毒物、异物、污物入药。因此我们有充分理由告别中医中药。”

随后，张教授通过网络展开了他对于中医的系列批判。2006年6月1日，他在博客上发表第一篇文章《告别中医中药比破除迷信更容易》。同年6月13日，他又发表了《从中医药成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说起》一文，引起了网友强烈的反响，评论达百条。2006年10月7日，张功耀联合美国纽约的康复科医生王澄在“科学主义”旗帜下，在“医学捌号楼”网站进一步组织“网络签名”活动，起草并发布《关于征集促使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签名的公告》，要求支持废止中医中药人士进行签名，内容包括“删除《宪法》第二十一条有关中医药的内容”，“在五年内让中医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使其真正回归民间”，“立刻停止一切有关中医中药的研究”，“善待已经取得中医执业资格和职称的中医师，引导其从事主流医学”四个方面。将新时期的中医存废之争引向了高潮。

面对“中医是伪科学”、“废除中医”等甚嚣尘上的观点，2006年10月10日，卫生部表明了态度：“坚决反对”，发言人同时指出，目前中医药的发展确实面临一些现实困难和问题，但是，国家对中医药事业的发展非常重视。本次活动因卫生部的明确表态，而暂告一段落。2007年5月12日，“神农中医药发展论坛”在广州举行，来自全球500多位中医药代表齐聚广州，力挺中医药并首度发表共同宣言——《中医药发展宣言》（简称“广州宣言”），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废弃、排斥、歧视中医药的言行，反对盲目“西化”。

21世纪新一轮的中医存废之争暴露出了中医药发展所面临的许多阻碍因素。其一，保护中医需要从学理上论证中医存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要有力地推动中医哲学和中医文化的研究；其二，当今社会缺少一支既懂中医又懂中国哲学的专业队伍，中医哲学研究的滞后、对中医的形而上学分析的不足影响了人们对中医内容、特色、优势和发展方向的认识。

二 废医论滥觞的历史文化渊源

近代以来中医学历经浩劫，饱受非议，导致这一局面的出现是有其深刻而复杂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文化因素的。中西医学的命运“恰似一面巨大的文化透镜，聚敛着百年来中学与西学、传统与现代、民族主义情绪与科学思潮、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都市化与田园情结等各种冲突与张力”。从这个意义着眼，医学无疑可为活生生的文化标本，而中西医学的扞格与汇通，实质上就是两种文明与文化的冲突与融合。这一特性决定了中西医学的论争极易跳出单纯的学理之争，跨出医学界而拓展到文化、社会甚至政治领域。近代以来，渐进的“西风”，打破了中国传统医学的宁静。回眸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历程，求生存、求进步、求发展一直是社会的主旋律。受到西方外来科学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中国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启蒙”运动，于是就有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中西之争、新旧之争，直到辛亥革命后的新旧文化之争等这些思想文化的演变过程，“革新”成了历史运行的路向和变革的内容。作为传统科学代表的中医学在这场社会和文化变迁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于是乎，20世纪初，当整个社会思潮倾向于推崇全盘西化的大环境下，而对整个中国传统科学文化进行批判和抨击之时，中医学不可避免面临着“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的困难局面并饱受责难，“医学界的欧化思潮是中国近代医学发展史上必然的伴随现象，也是中国近代社会欧化思潮的必然组成部分”。特别是在五四运动弘扬科学与民主的历史背景下，针对中医药学理论是否符合“科学”特性的问题，中医药学界开始了中医药存废与否的讨论，而不仅仅关注以往“衷中参西”、“中西汇通”的论题。

西医东渐对中国传统医学乃至整个社会生活、社会心理都带来了微妙而深刻的影响，身处社会的不同阶层的社会群体都开始了对西医的认知和接纳的过程，其间不乏复杂的心理转折。熊月之认为，西医在中国的遭遇很有典型意义，始而被怀疑、猜忌、排斥，继而被试用、接受，再而被信任、高扬，最后长驱直入，占领了医学主导地位。他归纳了中国人接受西医的五个环节：疑忌—接触—试用—对比—信服。基本反映了中国研究、吸收外来文化的心路历程。中国社会从上至下，统治阶级、知识精英、中医学界以及社会大众由于他们自身对西医的体验，以及对于西医实效性的信服，中国社会对西医的态度从畏疑、迷惑发展到接受和信赖。

清朝初年，康熙被法国传教士洪若翰和葡萄牙传教士刘应用金鸡纳树皮治愈了顽疾。受益于西来之术，康熙开始格外宠信传教士医师和西药。西洋医学对以康熙为代表的统治阶层形成了第一波冲击。“一般认为，西洋医学与中国统治阶层的最初接触始于康熙帝”。康熙晚年，清政府出台禁教政策，中国又经历了近百年的闭关自守。耶稣会士的活动进入低潮，“无论于传教或传医，都仅仅是匆匆过客而已”。西医卷土重来，一般以1805年牛痘术的传入为起点，但西医真正大规模的拓展则在鸦片战争之后。

近代以来，中医界人士成为支持西方医学和批判中医之弊端的先锋，并且在后来发展成为一股中医界内部的强大的欧化势力，这足以证明西化似乎已成为中国医学近代化历程的必然趋势，在上述思想文化背景之下，更有西医人士提出全面废止中医极端的西化论的言行。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对待近代以来中西医论争的处理上，一些医学通史类著作已做了一般性的介绍，例如，范行准的《中国医学史略》（1986）、李经纬和程之范主编的《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医学史》（1987）、甄志亚主编的《中国医学史》（1991）、廖育群的《岐黄医道》（1991）、邓铁涛主编的《中医近代史》（1999）、李经纬的《中医史》（2007）等医学通史专著中都有对于中西医论争概述。

三 清朝末年俞樾“废医论”

人们在回顾中国近代史上的中西医论争时，首先就不免追溯废医思想的渊源，俞樾作为中医废除论的首倡者，自然成为不可回避的人物。1879年，清末国学大师俞樾首次明确提出废除中医中药的主张，其思想构成了近代“废医存药”思想之滥觞。

俞樾（1821—1907年）字荫甫，号曲园居士。清末著名学者，经学大师，曾主讲苏州紫阳书院、杭州诂经精舍等，海内外求学者甚众，被尊为“东亚唯一的宗师”。

一生笔耕不辍，著有五百卷巨著《春在堂全书》，对中医药学也颇有研究，且能处方治病，这为他“废医存药”思想的产生准备了理论前提，因其写作《废医论》，被人说成近代史上第一个提出废止中医之人，因此学界对其研究成为与中西医论争相关人物研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对象。

在俞樾撰写的《俞楼杂纂》（共50卷）第45卷中专列《废医论》，分为七篇共七千余字：本义篇、原医篇、医巫篇、脉虚篇、药虚篇、证古篇和去疾篇。在《废医论》中，俞樾着重从医、卜、巫三者关系，《灵枢》、《素问》性质，脉诊和药物关系，以及当时医技水平四个方面，提出废除中医的理由。俞樾从文献考证角度提出废医观点是系统化的。他从医的起源、医巫关系，到脉、药又到治病，建立了一个自圆其说的体系。结论自然是脉也虚、药也虚、医亦虚，而最终“医不可恃”、“药不可恃”，故只能“全盘废医”。如他所说：“医之所以治病者，药也，药则又不可恃，脉虚，药虚，斯医亦虚矣！曲园先生所以愤然而议废医也。”（《药虚篇》）“今之世为医者日益多，而医之技则日益苟且，其药之而愈者，乃其不药而愈者也，其不药不愈者，则药之亦不愈，岂独不愈而已，轻病以重，重病以死。”（《证古篇》）但是俞樾的整篇文章“仅仅从考据角度，从古书到古书，由文献到文献，而对古今医药的实践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则难免会形成违背科学的错误观点、得出荒谬的结论”。

在《废医论》中，俞樾对中医大加鞭挞。到了晚年，不幸的家世和悲凉的生活逐渐改变了他对中医尤其是中药的看法。后来，俞樾在《医药说》中，感觉到之前“废医”理论中可能存在错误，故而修正地提出“医可废，而药则不可尽废”的观点，但无论如何，他终究是第一个提出废除中医的学人。

关于俞樾提出废医论的思想根源，学界对此问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或归于中医理论的科学性缺陷，或归于西学东渐以来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抑或有学者将其归于俞樾“温馨而不幸的家庭”。我们当前还不能确切地断言俞樾废医论思想的最客观的思想根源。然而，俞樾“废医”思想的影响逐渐在社会扩展开来。20世纪初，思想界已经有人对五行学说提出了否定意见。到民国时期，“中西文化之争”的社会思潮中也包含了废止中医的相关思想。像陈独秀、胡适、鲁迅、梁启超等这些当时中国最有影响的思想家都有过这方面的言论。严复认为，中医缺乏实际观察和逻辑推理，将中医药归为风水、星相算命类的方术。陈独秀说：“中医既不解人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梁漱溟道，中医只是“手艺”，“没有客观的凭准”。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对中医中药的讽刺更是影响深广——“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就连曾因病受中医惠泽的胡适也说：“回头想想我们家里的阴阳五行的 ‘国医学’，在这个科学的医学史上能够占一个什么地位。”

在近代中国百年历史中，出现过几次大规模的关于中医的存废问题的争论。民国期间，反中医事件迭起，摆在中医面前的已不再是发展问题而是存亡问题。为此，中医界与废止中医派进行了漫长而艰苦的斗争。仅直接与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请愿抗争就有十多次，地区性的抗争更是难以计数。与此同时，存废两派还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文字论争，由单纯的学理层面逐渐升级，演变为意识形态层面的政治斗争。值得回味的是，不论是抗争还是论争都因政权高层人士的介入而变得扑朔迷离，充满了戏剧色彩。传统中医经历了历史上最艰难的一段岁月。

四 北洋政府时期废止中医教育的斗争

晚清时期，以解剖学、病理学、细菌学等为基础的西方医学大量输入中国，这与以阴阳理论、五行学说为理论基础的中国医学是属于迥然而异的两种医学体系，并存的局面必然导致两者间的对峙与冲突。民国初建，百废待兴，北洋政府意在各方面有所建树，在医学教育上则模仿日本明治维新的举措，全面推行西洋医学，但与日本当年对待汉医的政策不尽相同，对中医基本上持放任、观望和遗弃政策，并非急风暴雨式的扫除。

1912年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北洋政府教育会议，参照日本学制，通过并颁布了《壬子癸午学制》，在医学教育方面完全没有了中医教学内容，而是只提倡专门的西医学校，其理由是：“惟现在世界大同，科学日精，凡讲授专门科学，须以最新学说为衡。”北洋政府企图实行自教育以消灭中医的政策。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

北洋政府教育部废止中医教育法规颁布后，立即引起了中医药界的强烈反对，各地代表于1913年11月23日起程赴京请愿。请愿书《恳请提倡中医中药准于另设中医药专门学校以重民命而顺舆情事》，既申述了顺乎医学规律的五项重要理由，又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八项具体措施。但是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汪大燮坚拒采纳，“医药救亡请愿团”不得不再送北洋政府国务院。这次“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成为近代史上中医界首次抗争救亡运动的“导火索”。

1913年12月29日，当时京师医学会的代表们曾冲进教育部，要求教育部解释并为“北京医学会”立案，时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汪大燮会见代表时，公然表态，“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所谓立案一节，难以照准”。还坦言日本明治维新废止中医的成功经验。此论一出，全国中医中药界哗然，驳斥之声纷纷见诸报端，北洋政府迫于舆论压力，似退非退，说什么“本部对于医学……并非对中医、西医有所歧视也”。并表示不是要废弃中医，只含混推托，“暂从缓议”。

后来几经奔走呼号之下，1915年北洋政府第一次赞同上海丁甘仁兴办中医教育的备案，中医界“似胜非胜”，因为围绕中医废存的斗争并没有终止，而是废止论者继续不断地蓄势待发。

五 国民政府初期余云岫废医论

20世纪20年代之后，中西医界为了争学术上的长短，各开报纸、办刊物，互相驳难，甚至出言不逊。虽然20世纪初的论争仅限于学理，但硝烟弥漫的文字论战已使中西医界在学术上分裂为对立的两大医派，其斗争和矛盾也就很难局限在学理分歧的范围内了。民国时期的中西医论争一浪接一浪，仅影响极大的就发生过四次：1920年余云岫与杜亚泉的争论；1929年的废止中医案的争论；1934年发生在《大公报》、《独立评论》上的“所谓国医问题”的争论；1941年发生在国民政府参政会的傅斯年、孔庚之争。

余云岫是中国近代医学史上十分显赫的人物，生活在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时代，外来的科学文化在中国社会广受中国民众的欢迎，科学理念深入人心，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面临着西方“科学”文化思想的强烈冲击。以余云岫为代表的西医界同样也宣扬西方科学理念，他们“是一些热衷于用科学及其引发的价值观念和假设来话难、直至最终取代传统价值主体的知识分子”。他们以“民主”、“科学”为口号，开始了对有深厚传统文化基础的中医的批判。余云岫提出的全面废止中医举措，在当时国内引起强烈反响，后世对近代中西医论争问题研究中，余云岫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人物。20世纪30年代，围绕中医教育正式立案问题的斗争，仍然十分激烈，虽然中医界继上海丁甘仁举办中医学校之后，各地兴办多所中医学校，但仍未取得合法地位。中医界人士先后在中华教育改进会、全国教育联合会上提出中医应加入教育系统的八大理由，并要求：教育部聘请中医专家，议定中医学科课程；医学校内设中医一科，遇需要时，亦得设立单科中医学校。此要求并不高，然而1925年教育部召开部务会议，竟然以“不合教育原理，未便照搬”而予拒绝。与此同时，废止中医论者大行其道，连篇累牍。因此，中西医之间的论争日益激化，从而引发了20世纪最大的一次中医存废之争。

民国时期中西医之争首先在学理上展开了激烈的论争，20世纪初，余云岫和杜亚泉就中医的基础理论问题展开了论争。1920年夏，《学艺》杂志先后刊发余云岫的医学论文《科学的国产药物研究之第一步》，文中对中国医学之理论多有批判，之后杜亚泉撰《中国医学的研究方法》，杜亚泉对余云岫的医学观点进行回应。余云岫认为中医理论与事实相分离，这是非科学的，但又肯定了中药的实际疗效。在余云岫的叙述中，对于中医的阴阳五行理论，是持“六合之外，存而不论”的态度的；而对于中医的药物作用，属于科学研究范围之内的，则以科学的态度对待。杜亚泉在沟通中西医时，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西医的进步和科学性，但在论争中，其花了大量气力去证明中医本身就是科学的，甚至不厌其烦地论证“中医的什么就是西医的什么”，并寻求中西医间的共通之处。

假如说20世纪初的中西医论争还局限于学理层面的话，那么10年之后发生的一次大的中西医论争，则更为轰轰烈烈，其涉及面及影响远远超出了之前的论争。1928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虽然由汪企张提出废止中医案未获通过，但同时支持中医教育的提案也被封杀。而教育部继续坚持错误立场，于1929年4月29日，下令各中医学校改称传习所，并不得在教育机关立案。

1929年2月23日至26日，南京政府卫生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其代表无一名中医，几乎完全是西医。他们在会上讨论了废止中医四项提纲，一致通过了废止中医最残酷、最彻底，理由最能混淆视听的余云岫提出的名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的提案。余云岫提出废止中医的理由大致可以概括为：中医以阴阳五行、五运六气、藏象等空想学说为理论基础；脉诊法来源于无稽的纬候学说；中医无法预防疫病、勘定病类等，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强种优生；中医仍持巫祝谶纬之道，无法实现民众思想的科学化。此废止中医的理由，在余云岫看来是相当充分的，但它片面的地方也很明显。其将中医理论全部否定，根本否定中医临床治疗的实际效果，将中医与巫祝谶纬混为一谈，是缺少科学态度和客观评判的；将中医的不足与强种优生直接联系起来，也是相当片面的言辞。这些认识上的误区，为中医界的反击提供了借口。如果该提案得到实施，中国医疗保健数千年积累的优秀遗产，就会被彻底消灭。该提案通过后，立即遭到中医界的强烈反抗，也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

面对如此残酷的局面，中医界、中药界，海内外无不为之震动，各地中医药团体、期刊报社、商会，纷纷致电南京政府，表示强烈反对。1929年3月17日，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在上海总商会开幕，有来自15个行省的132个团体共262名代表。大会提出了响亮的口号：“拥护中医药就是保持我国国粹”，“取缔中医就是致病民于死命”，“反对卫生部取缔中医决议案”。大会决议：发表宣言，成立永久性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组成请愿团，要求政府立即取消议案。面对全国中医界发起的强大舆论压力，教育部答称：“今后对于中医学校一律组织中医讲习所，准予备案。”卫生部则电称：“查中医一案，本部力主提倡……并无废止中医中药之说。”应该说，这场声势浩大的抗争，虽然未获全胜，但成绩不小，至少迫使国民政府卫生部不得不将废止中医案暂时搁置起来。

经过中医界人士的进一步努力抗争，在海内外中医界强大压力下，不久，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不得不下令：撤销教、卫两部的禁令，以示维护。至此，中医界之抗争应当说取得了胜利，然而在有关教、卫两部对具体问题的处理上，仍然我行我素，或不断刁难，废存双方的争论一直持续。

20世纪前50年，确是中医发展史上的一个黑暗时期。回顾这50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占据主导地位，在政治、军事、科学文化艺术以及医学界，西化就意味着进步，强调国学则意味着落后、不科学，这种现象几乎成为社会时尚。此风在医学界尤为突出。那些持此种观点的医学界人士不调查不研究，不考虑中国实际，一味跟着洋人的指挥棒跑，视中医药为落后、不科学，甚至视之为中国卫生发展的障碍。

六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医存废之争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医疗卫生条件非常落后，疾病丛生，疫病流行，全国面临着缺医少药的严重局面。“只有把大量中医力量发挥出来，才能担负起全国人民的卫生保健任务，今后要团结全国中医，要帮助中医提高技术”。然而，根据当时卫生部不完全的统计（不包括内蒙古和西南地区），“全国正式医师约为一万八千人，中医人数则远超于西医”。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中西医之间是隔有鸿沟的，甚至在新中国成立前后还有进一步加深加大的趋势。主张废止中医派的余云岫在1949年9月上海中华医学会举行的所谓“改造中医座谈会”上提出：“我在1929年全国卫生会议席上，早已提出废止中医的议案。我当时的办法，是不论中医的出身和学历如何，即使还在医塾里的学徒，都把他们登记起来，以后不再产生新的中医。我计算当时登记的中医，年龄最轻者，大约不下二十岁，假如一个人活满六十岁，不过再四十年的光阴，大都可以把中医肃清。”还是在这次座谈会上，余云岫希望人民政府能够同意其取消中医的意见，并总结了一个“处理旧医实施步骤”的方案，利用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委会上海分会公共卫生组的名义建议中央采纳。

1950年，卫生部副部长贺诚和王斌主持召开第一次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会上由于有余云岫参加，特别是得知余氏将在会上提出其改头换面的《废止中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中医代表一致提出反对意见，使大会难以继续进行。

此刻，毛泽东主席应会议负责人之请求，接见了卫生部门部分负责人，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团结新老中西医各部分医药卫生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会议在毛主席的指引下，总结革命时期卫生经验，制定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的卫生工作三大方针。这就给中医药人员，在中国人民卫生工作中的地位以正确的定位。

然而，要想一下子改变卫生部门仍以西医为主导、对中医不够重视的局面，并非易事。20世纪50年代初，卫生部副部长王斌提出，中医是封建医学，应随封建社会的消灭而消灭。要求按西医标准改造中医，不许中医进医院。后来在政府和毛主席支持下，最终事情得以平息，王斌也被撤销职务。但同时，“中西医结合”的提法成了中医废存双方争论的新主题。

在毛主席不断亲切关怀和亲自指导督促下，卫生部开始贯彻执行关于中医的方针政策。但可以看出，在一定意义上几乎完全处于被动局面，正如当时有人讲到的，“卫生部是算盘珠”，“不拨不动”。大约每次重要的毛泽东关于中医工作的指示，除有中央文件下达外，《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健康报》等，都要发表社论以贯彻执行，广大中医中药界无不如久旱逢甘霖般群情激动，积极性空前调动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中医研究院（后更名为中国中医研究院，2005年50周年时，再次更名为中国中医科学院）的正式建立，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四所高等中医学院（现中医药大学）的正式建立，各省市中医医院的建立，使中医不断发展壮大。

“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医在政策层面上获得了政府的大力扶持。1982年《宪法》赋予中医和西医同等地位。同时，医学界开始提出和研究中医药现代化的问题。但是，时至今日，关于中医药科学性问题的争论一直存在。

七 中医科学化研究

中医科学化问题是当前学术界讨论得比较多的问题，回顾中医学的发展历史，关于中医科学化的问题存在诸多争论。有人认为，中医没有必要走科学化之路；也有人认为，中医科学化之路可以走，但应该保留传统；还有人认为，中医科学化应该摒弃传统，走全盘西医化之路；甚至还有人认为，中医科学化实际上就是中医西医化。中医科学化是中西文化不期而遇、东西方哲学传统、价值观念和科学取向矛盾和冲突的反映，对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医科学化的研究主要有三条路径：中西医汇通、中医科学化、中西医结合。

（一）中西医汇通

中医学发展到20世纪初，由于西医越来越多地传入中国，中国医学虽然在中西医的二元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但其衰退之势也成了不争的事实。西医学凭借解剖、生理、病菌、疾病诊断，特别是外科手术治疗若干疾病的快速有效，逐步取得了国人的信任。中医为了求生存发展，部分学者也逐渐承认西医理论的可信性，在探索中西医汇通的方法和道路上，通过论述中医在学理、疾病认识诸方面如何与西医一致，从而证明中医是科学的。

中西医汇通的主要举措就是遵循“中体西用”的思想。汇通学派一家虽然看到了西医的优点，但是又要坚持从中医的立场和角度出发，因此，在如何融合中医学，进而形成一种更好的医学问题上，完全遵循了“中体西用”的思想原则。例如，恽铁樵在论述中西医学理问题时认为应“以中医为体、为主、为本，只能以西医补充中医，而绝不能以西医改变中医”。其言论充分反映了中西医汇通的思想倾向，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夏名霞在2009年发表的《对中西医汇通学派的认识和评价》中认为“中西医汇通学派为保护、发展祖国医学有一定贡献，为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长期共存的中西医关系格局奠定了历史基础”。常存库教授在2003年主编的《中国医学史》中认为“中西医汇通派的努力，值得肯定的是他们的愿望是良好的，态度是开明的，思想较之保守派是进步的。他们的努力客观上维护了中医学，对中医学在近代的生存发展是有贡献的”。在中西医汇通的方法和道路上，通过论述中医在学理、疾病认识诸多方面如何与西医一致，从而证明中医是科学的。虽然不承认，甚至极力反对西医以不科学、落后为由对中医的批判，但却削足适履地称中医如何与西医一样科学，难免有些牵强附会。现代科学理论与方法可以为我所用，但不能将其视为科学的唯一标准，用以论证中医的科学性。

（二）中医科学化研究

轰轰烈烈的中西医汇通运动后，中医科学化思潮又重新掀起了中医学的变革浪潮。“中医科学化”原是20世纪20年代末期中医有识之士有感于中医在与西医竞争中所处劣势地位而发出的自救呼声，后成为中医界比较普遍的主张。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严峻的卫生防疫形势，1950年8月，在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上，在毛泽东等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关心推动之下，提倡中西医团结，中西医护人员相互学习，共同发挥所长，为群众服务，“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会议的中心议题之一便是团结并改造中西医，要求“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提倡中医科学化的学者都笃信西方医学的先进理念与科学技术，希望运用近现代自然科学技术知识来阐释中医药学，探索和开拓一条中医药学的未来发展之路，一起实现中医与西医的大融合。

中医科学化的主要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承认中医有价值，而价值在经验，认为中医治病有效，依靠的不是中医理论，而是反复积累的经验；第二，认为中医理论缺少事实根据，是不科学的，应该摒弃；第三，肯定中医既然有实效，那么必然有实理，其中必然包含真理，需要使用科学方法揭示中医的真理性知识；第四，认为中医科学化的突破点在症候和药效；第五，试图构建新型的科学化中医，主张中医科学化的人士设想，因为旧中医中没有西医内容，西医中也没有中医成分，所以科学化后的中医将会是第三种新型医学。总之，对于中医科学化的认识，多数研究散见于中西医关系研究的论文中，过多强调运用现代医学探索中医发展道路和方法，完全融入西医理论的检验验证，这种研究不仅限制了中医的发展，而且经过了百年的尝试，收效甚微。以西医解释中医，符合者即科学，不符合者便视之为不科学，这种观点是不可取的。

（三）中西医结合研究

1964年，毛泽东在同医务工作者谈话时指出：“把中医中药知识同西医西药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广大医务工作者积极响应他的号召，在医疗与科研中探索中西医结合的途径与方法，以求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一批研究人员在中医老师的指导下，实践着中西医结合的途径，创造着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希望能在他们的刻苦钻研、经验总结、不断继承与创新中，为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作出自己的贡献。所谓中西医结合医学是综合运用中西医药学理论和方法，以及在综合运用中产生的新理论、新方法，研究人体系统结构与功能、人体系统与环境（自然与社会）关系等，探索并解决人类健康、疾病及生命问题的科学。自“中西医结合”口号提出后，经过中国医疗工作者几十年的酝酿与实践磨砺，逐步构建出了中西医结合理论，目前的中医学结合局面被称为“中西医结合医学”，似乎中西医结合医学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医学体系。但是，这与能称得上为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目标还相去甚远，这种医学体系的学术结构是否具备、是否成立等都缺少论证。

八 国外中医研究现状

关于中医药学本性的研究在西方缺少像其他“科学”的本性那样的深入探讨，但在不久的将来这一局面可能会改变。

在西方学界缺少中医药哲学大师的原因是十分明显的。因为在传统上中医药学只是一个中国地方性的哲学文化。但面对中国日益重要的经济与文化市场，相信未来会有一批训练特别有素的西方一流学者认真严肃对待这个文化。

当前，国外成立了许多中医药科研机构，相关机构也对中医药理论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一定成果。西方主流医学界对于中医学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其“替代医学与补充医学论”（CAM）与“整合医学论”相关医学思想当中。

（一）国外中医药研究机构

随着中医药在世界范围的迅速传播，中医药“治未病”的健康观及其防治人类现代疾患方面的优势和特色正逐步为更多的国家及国际组织所认同和接受。世界各国纷纷成立各种各样的中医药机构，包括各种学会、协会、研究所、学院、大学等。“相关国家利用研究机构，现有的科技资源或成立专门中医药研究机构，积极开展基础及临床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第一，成立独立或专门从事中医药的科研机构；第二，在西医药研究机构中设立中医药科研机构或实验室；第三，教育机构是从事中医药研究的主要力量；第四，医院开展中医药研究”。

1992年，美国设立补充与替代医学办公室。1998年，该办公室经国会授权成为国家补充与替代医学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NCCAM），成为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27个研究中心之一。该中心致力于用严格的科学方法验证补充替代医学（包括中医药）的疗效，阐明其作用机理，并向民众发布准确的消息。在美国，除NCCAM外，还有加利福尼亚针灸委员会、美国中医研究所等科研机构从事针灸、中医药的研究。

伴随着欧洲经济、文化和生活的变革，现代医学取得卓越成就的同时，也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遇到许多棘手的难题：疾病谱的变化、疑难病的增加、合成药的副作用、沉重的医疗费用等。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传统医药榜样的中医药在防治现代疾病中所具有的优越性符合解决上述难题的需要，中医辨证的整体观以及辨证论治中所体现的人文关怀是现代医学理念所缺乏的。现将中医药在欧洲发展的概况综述如下：目前，中医药在欧洲有了较大的发展。欧洲不少医院都设有针灸科，许多西医诊所兼行针灸，中医针灸诊所遍布欧洲。中医中心、中医协会、中医系、中医讲座、中医进修班等相继建立和举办，中医书籍、杂志、网页等迅速增加。德国有中医传统医学研究院和汉堡赤心·杜中医研究所。英国有皇家植物园中草药鉴定中心以及伦敦国王大学药物研究组、剑桥大学药理系血管生成与中医药实验室，以中草药为基础，开展抗感染和抗肿瘤研究。

除此之外，韩国有韩医学研究院，泰国有东南亚泰中医药研究院等。在日本，有十多个西医药研究机构建立了传统汉方医药研究机构，如北里研究所、富山医科药科大学等设立的汉医药学研究所。

（二）国外中医药研究领域

目前，各国在对于中医药、针灸的研究中，没有我国那样有系统的理论指导和深厚的临床基础，但凭借其先进的仪器设备、活跃的科研思路，在中医理论、中药、针灸等方面进行的研究，也取得了具有一定特色的成绩。

首先，针对中医基本理论，“日本政府每年拨出1.72亿万日元的研究费用，并集中全国优势力量，利用现代高科技手段对中医基础理论，尤其是对 ‘证’的本质进行了深入研究，有可能在中西医结合上有所突破；同时还运用生化、药理、分子生物学和免疫学对中药及其复方的药理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一批引人注目的成果。在英国，对丹参、人参等中药的药理研究及阴阳五行中医理论的研究方面取得一些进展”。

其次，对于针灸的研究。针灸是中医药在美国发展的“排头兵”，甚至在很多美国人心目中，针灸就是中医，中医就是针灸。根据美国国家针灸基金会的统计，截至2004年，全美共有22671名注册针灸师，与2000年相比，增加了近8000人。截至2005年，全美已有40个州以及哥伦比亚特区通过许可、认证或注册等形式承认针灸活动的合法地位。公众普遍对针灸用于戒毒、中风康复、头痛、痛经、网球肘、肌肉关节疼痛、腰痛、腕管综合征和哮喘等病持认可态度。近年来，美国在使用中药配合针灸治疗艾滋病的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初步成果。美国设有专门负责针灸的统一考试机构——美国国家针灸与东方医学委员会（National Certification Commission for Acupuncture and Oriental Medicine, NCCAOM），通过者被授予专业证书，凭证书到所属州申请执照。针灸在欧洲国家的应用也相当广泛，已有10个欧洲国家官方认可针灸。欧洲一些国家医院和诊所中有从事针灸治疗的西医医师，多数为神经科、疼痛科麻醉或骨科医师兼任。2008年英国卫生部提给政府的建议中，针灸以独立的“名号”出现，将针灸“立法”与“注册”，把中医推向主流医学的位置，而不是替代医学。中医针灸在英国受到自皇家到平民的信赖，每年约150万人接受中医针灸治疗。2010年中医针灸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认可，被正式列入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更有利于针灸在世界的推广。

最后，对中药的研究。近年来，西方国家一些医药学术机构已开始重视中药的研究。以植物药为例，西方有40家植物药研究机构，开展了500多个研究项目。美国NIH和艾滋病防治中心分别对300余种中草药进行筛选和有效成分研究，从植物药中寻找抗癌活性成分，取得了较多成果。俄罗斯在中药研究方面也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如对人参、刺五加、甘草的有效成分、药理作用、临床应用等方面已取得一批高水平的科研成果。法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也对中医药特别是中药开展了不同程度的临床科研工作。国际上申请中药与其他植物药的专利数量亦在迅速上升。美国对中药研究的重点就是从中提取出新化合物从而研发新西药，主要的研究者大都是有机化学家及化学家。特别引起美国注意的是从中草药中分离出的很多免疫增强成分。美国政府每年都要拨大量经费用于替代医学防治艾滋病的研究工作，其中包括用中医理论辩证分析艾滋病、单味中草药抗艾滋病研究、中药复方抗艾滋病研究、针灸治疗艾滋病临床研究等。

（三）作为替代补充医学的中医

在西方国家很多人使用CAM以寻求健康和幸福生活。由于现代医学存在局限性，随着疾病谱的变化、人口结构老龄化、病理变化的复杂化，近十余年来，补充与替代医学在欧美等现代医学高度发达国家得到快速的发展，逐渐被国际社会接纳，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中西医并重”是我国的卫生方针。我国的中医药是补充与替代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受到了越来越多西方国家的认可与使用。因此，全面了解和把握补充替代医学的发展现状与趋势，分析、探讨其发展对中医药事业发展产生的机遇，对于探索我国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方向和如何走向世界，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补充和替代医学被定义为主流医学之外，能补充主流医学的不足并提供主流医学不能达到的诊断、治疗和预防方法。这些方法使医学的概念多元化并对医疗事业作出了贡献。美国国家补充与替代医学中心（NCCAM）则进而把补充和替代医学定义为目前尚未被考虑为主流医学的构成部分的医学实践。该定义暗示补充和替代医学是被证实为安全有效的医学实践，并有可能被纳入主流医学。

中医药在世界范围也属于CAM的主要治疗手段和科学研究内容。如美国国家补充与替代医学中心（NCCAM）于2005年年底宣布新成立的6个CAM研究中心中有4个涉及中医药。

在西方国家中，我国中医药属于替代医学，它包括中医中草药、针灸、气功及现代医学以外的各国各民族的传统方法。进入21世纪，替代医学正在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兴起，它为人类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健康医疗模式。“虽然替代医学（Alternative Medicine）与补充医学（Complementary Medicine）不仅仅包括了中医学的内容，还包括了其他传统医学与物理、精神、行为治疗等非主流医学的治疗方法，但是，不可否认，中医学是替代与补充医学的主要构成部分。事实上，中医学在国际上仍然是作为非主流医学对西医学的补充的角度进行研究的”。何为替代医学？在美国替代医学（Alternative Medicine）是指西医以外的医疗；在英国叫辅助医学（Complementary Medicine），是指对西医起辅助作用的疗法。现在国际上通称辅助替代医疗（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CAM）。它包括传统医学和民间疗法，大多是经验性的、增强人类与生俱来的免疫力的、保健预防并有治疗作用的，其中许多未经现代科学证实。例如，“美国国家卫生总署（NIH）在1992年成立了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CAM）中心，中医及针灸是其中的最主要内容之一，其后又扩大为 ‘国家研究中心’，国会和白宫也先后成立了相应的工作机构。连偏于保守的英国上议院科技委员也提议英国政府设立基金，鼓励CAM研究，认为CAM能推动临床医学进步，对于未来医学领域的发展有很大的助益”。“国际上对传统医学、经验医学、天然医学或说是草医学均归于替代与补充医学的范畴，研究的目的主要是从传统医学、经验医学、天然医学或说是草医学使用的天然药物中寻找活性物质，作为药物研发的先导化合物，为新药研究打下基础；或者通过对天然药物活性物质的研究阐明天然药物的作用机理。由于多数地区的传统医学、经验医学、天然医学或草医学没有自身的完整的医学理论，因而这种研究方法对多数替代与补充医学而言并不存在太大问题。但中医学由于有自己独特的理论，国际上对替代与补充医学的研究显然并不能完全适应于中医学的需要”。替代医疗（CAM）的兴起说明了西医有不足之处，需要中医来补充（Complement），中医、西医各有所长，可以互补。但是，中医学在国际上仍然是作为非主流医学对西医学的补充的角度进行研究的。补充和替代医学在许多西方国家已被患者广为接受，而且主流医学界人士对其认识也在逐渐加深，这为补充和替代医学在西方国家的进一步发展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也为中医药学进一步走向世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随着对中医研究的深入，国外学者认识到中医学由于有自己独特的理论，国际上对替代与补充医学的研究显然并不能完全适应于中医学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整合医学论就产生了。“按照国家补充与替代医学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NCCAM）的定义，整合医学（Integrative Medicine）是将主流医学（西医学）的治疗与那些被高质量的科学证据证实了其有效性与安全性的补充与替代医学的治疗手段有机结合。整合医学时期具有两个显著特色：其一，整合医学的治疗手段必须被高质量的科学证据证实了其有效性与安全性，研究工作突出了科学性的原则与循证医学的原理；其二，为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将非主流医学作为主流医学的补充或者替代主流医学，而是要将主流医学与非主流医学的治疗手段有机结合”。美国SCI数据库收录的整合医学杂志已达14种。使用“Complementary”、 “Alternative”和“Integrative”为关键词在NCBI检索，发现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MEDLINE）收录的整合医学杂志有20余种。一个可喜的现象就是国际上甚至形成了整合医学的分支学科，其代表为整合肿瘤学（Integrative Oncology）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