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思想改造

中国科学院筹建时，副院长人选拟安排范文澜，但他为了潜心学术，摆脱行政事务的纷扰，坚辞未就。中国科学院成立伊始，即卷入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范文澜也未能置身事外。思想改造运动在科学院展开后，号召科学工作者积极开展 “新我” 对 “旧我” 的斗争，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采取和风细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改造方法。中央颁布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撰文清算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历史观。

第一节 坚辞未就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时，中央就考虑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科学院作为全国最高科学机构。1949年9月4日，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两个文件草案印发，让提前到达北平参加会议的各界代表讨论。《共同纲领》草案第四十三条提出 “设立科学院为国家最高的科学机关”；《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将科学院列为政务院的政府部门。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据此在国务院下设科学院，行使管理全国科学研究事业的政府行政职能。科学院与文化部、教育部、卫生部和出版总署等政府部门由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指导。科学院与政府其他各部不同，直接领导若干研究所，但不在各省、直辖市、自治区设置相应的地方分支管理机构。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任命郭沫若为科学院院长，陈伯达、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桢为副院长。中国科学院筹建时，副院长人选拟安排范文澜。据刘大年回忆： “副院长人选中曾拟请范文澜。范因在学术观点上与郭沫若分歧，坚辞未就。”范文澜也想解脱烦琐的行政事务的纷扰，潜心学术研究。“他不慕虚荣，进北京不久，坚决辞谢上面预定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职务。”张稼夫回忆： “在科学院工作时期，科学院的重大事项，郭老、李老、竺老、范老和我都事先交换意见，统一思想，然后再交院务会议通过。”尽管范文澜未任副院长之职，但在科学院的地位很高。

1949年11月1日，中国科学院开始在北京办公。水利部、文化部、教育部、新闻总署、出版总署也于是日召开成立大会。中国科学院因副院长李四光尚在欧洲，陶孟和与竺可桢滞留宁沪未归，是日没有举行成立仪式。中国科学院成立后，先后合并华北大学研究部，接管了前北平研究院各所、前中央研究院各所、前中国地理研究所、前静生生物调查所、前西北科学考察团等二十四个单位。中国科学院下设近代史、考古、语言、社会、近代物理、应用物理、物理化学、有机化学、生理生化、实验生物、水生生物、植物分类、地球物理等13个研究所，一个紫金山天文台，一个工学实验馆。1950年，中国科学院聘请范文澜、刘大年分任近代史研究所正副所长。

中国科学院的行政工作通过院务会议或行政会议做出决定，并通过一厅三局具体实施。办公厅总理全院行政事务。计划局对院内外有关研究单位、学术团体以及个别学者的研究计划进行审查或审核，并对各种研究计划分别实行监督或调整，以及拟订计划或资金补助，还对全国科研状况进行调查、研究与统计。联络局负责与国内外各学术团体的联系和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编译局则编辑出版本院各种书刊，审核院内外科学稿件，组织翻译国外科学论著，资助出版各专门学报。

中国科学院设有聘任委员会、专门委员和各种专业委员会。1950年1月，成立聘任委员会，对本院各研究机构的研究及技术人员进行职称评审，提交院长决定聘任。该机构于7月撤销，9月成立学术评审委员会，负责评议和审查本院高级研究和技术人员学术标准、科学奖励的学术标准以及其他院长交议的有关学术标准事项。专门委员乃是在对中国知名科学家调查的基础上聘任。早期曾设 “评议会”，后来流变为 “科学工作委员会”、“专门委员会” 或 “专家委员会”，郭沫若考虑到组织委员会在名称上可能有麻烦，故改称 “专门委员”。专门委员为名誉职务，属于学术顾问性质，并以学科分为若干组，商请研讨与科研有关的重要问题。专业委员会为对专项业务和专门学科业务工作的统筹管理而设置。1950年，中国科学院调查全国的科学人才。经过专家推荐，共推出自然科学家865人，从中聘请113人为专门委员，另外聘请社会科学专家47人，共160人，分成20组，作为中国科学院的顾问。1955年6月1日，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4个学部中的哲学社会科学部共有学部委员61人，包括陈伯达、胡乔木、周扬、艾思奇、胡绳、范文澜、尹达、张如心等人。1950年，中国科学院聘请的专门委员名单中，近代史组和历史考古组的名单如下：

（一）近代史组

白寿彝 田家英 吴玉章 何干之 邵循正 金灿然 胡乔木 范文澜 徐特立 华岗 叶蠖生 翦伯赞 刘大年

（二）历史考古组

尹达 向达 杜国庠 吴晗 李亚农 吕振羽 金岳霖 侯外庐 梁思永 夏鼐 金炳昶 马衡 陈寅恪 陈垣 汤用彤 裴文中 冯友兰 翦伯赞 郑振铎 邓之诚

1954年，近代史研究所设立学术委员会，由王崇武、田家英、刘大年、刘桂五、何干之、罗尔纲、邵循正、金灿然、胡华、胡绳、范文澜、荣孟源、黎澍等人组成。其中所外学者7人，约占54%。刘大年将“组织所外研究力量，扩大研究队伍”，作为今后应努力的方向。所外学术委员的热情很高，时任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获悉受聘为近代史所学术委员，欣然写信向范文澜和刘大年致谢，并提出积极的建议，“谢谢聘我做学术委员会委员，我当努力在你们的领导下完成我分担的任务。我有两点希望：（一）能认真实行规程第二条所规定的项目，不要像上一届的专门委员会一样，只有个空名义；（二）大力组织所外研究者，这种力量还在成长，很值得发掘”。金毓黻也认为应进一步发挥所外学者作用，目前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尚是最薄弱的一环，近代史研究所如此，各高等院校也不例外，建议多聘请兼职研究员，并作为将来改任专职研究员的准备。

中国科学院党组成立于1949年12月，书记陈伯达，副书记恽子强，党组成员有丁瓒、李亚农、吴征镒、汪志华、孙桐。1951年7月，改由恽子强任党组书记，丁瓒任党组副书记，党组成员有范文澜、李亚农、刘大年、曹日昌、汪志华、孙桐。为了加强党对中国科学院的领导，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1次会议于1953年1月14日任命张稼夫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任党组书记，党组成员有张稼夫、范文澜、秦力生、郁文、恽子强、刘大年、张庆林、刘咸一、彭庆昭。中国科学院党员人数很少，1950年并未公布。党的作用主要通过党员个人参与活动的形式来体现。加强政治领导主要是成立学习委员会，建立政治学习制度。还分派组织高级研究和技术人员以及中级以下研究和技术人员分别到中国人民革命大学高级班和中级班进行政治学习。

第二节 批判电影《武训传》

中国科学院成立伊始，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就卷入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范文澜自然也不能置身事外。电影《武训传》创作于1944年，编剧李士钊，导演孙瑜，主演赵丹，于1948年7月由南京中国电影制片厂投入拍摄，因经济原因而停拍。昆仑影业公司买下其拍摄权，于1950年10月完成影片制作任务。1950年底至1951年初先后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上演，以一个小学教师给学生讲故事作为引子，描写和赞扬武训行乞兴学事迹。《武训传》上演后，北京的《光明日报》、《新民报》，天津的《进步报》以及上海的《大公报》、《大众电影》等报刊，发表40多篇称颂《武训传》以及武训的文章，教育界人士也表示要发扬“武训精神” 搞好教育工作。也有少数人对武训及影片持批评态度。

1951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在全国开展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以教育干部和群众。5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亲自修改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指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性质，“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 对电影《武训传》的歌颂如此之多，说明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极为严重的程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了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因此，应当开展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以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

《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哲学社会科学界都迅速行动起来，召开各种批判会，各界人士也被组织起来，纷纷发表文章表态，徐特立、范文澜、何其芳、夏衍、艾青、袁水拍、胡绳、王朝闻、钱俊瑞、华君武、陈波儿、刘大年、翦伯赞等均发表言论批判《武训传》。范文澜以前并未注意武训其人，读了报上有关武训的文章后，立即找来《武训传》的影片观看，并阅读《武训画传》、《千古奇丐》、《武训其人其事》等有关武训的作品，深感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有义不容辞的 “责任” 参加关于《武训传》的讨论。范文澜将武训的阶级成分定性为游民，地主兼高利贷者。武训出身贫农家庭，从15岁至19岁当雇工，受尽雇主虐待，被地主李老辫赖去三年工钱，遭到一顿毒打，驱逐出门，其遭遇值得同情。武训在破庙中昏睡了三天，这正是其人生的抉择关头。“按照农民阶级，特别是贫雇农的反抗性，他可以参加当时当地的农民起义军，但武训不愿意。按照农民阶级的保守性，他可以回家帮哥哥武谦种地，但武训也不愿意。他选择的道路是做乞丐。”尽管武训出身雇农，但因幼年做过乞丐，沾染二流子习气，有游民思想的因素，致使其放弃农民阶级，加入农村游民阶层，“扛活受人欺，不如讨饭随自己”。游民极端散漫，极端自私自利，不愿参加正式的生产劳动，乃是吃 “空头饭”，吃 “浮头食” 的游离阶层。其思想特征有两重性，一是破坏性，二是奴隶性。游民容易被收买也会想方设法投靠反动势力门下做走狗，借势欺压和剥削弱者，以达到不劳而获，满足自私自利的目的。而武训正是这样一个人，凡是给钱之人，即使一两个钱，他愿意装狗装马装驴，任其拳打脚踢，对有势力的绅士娄峻岭、杨树芳之流，则奉若神明，当牛做马也感到荣幸。其胁肩谄笑，下跪磕头之丑态，表现其异乎寻常的奴隶性。而其对母亲和哥哥冷酷无情以及借绅士势力重利盘剥穷人，一丝一毫也不放松的凶狠行为，又表现其残忍性和破坏性。至于说到武训讨饭乃 “积钱兴学” 也是极端错误，武训劳动所得，或者耕种自己名下的三亩地所获，远远多于乞讨所得。武训讨饭并非出于迫不得已，也不是兴学非讨饭不可，乃是出于其不爱劳动，爱过 “随自己” 的游民生活。

武训将自己分家所得三亩地，变卖得钱120吊，加上讨饭所得90吊，跪求娄峻岭、杨树芳转向穷人放债生息。从30岁至50岁，武训积得土地230多亩，现钱2800多吊，转为地主兼高利贷者。50岁以后，又上升为大地主、高级绅士，并与官府交接，乞讨上升为奉令募捐。最后清廷也赏立牌坊，其地位更高。但武训一直到死，形式上仍保持乞丐身份，且终身未娶，致使许多人受其迷惑。武训之所以甘当乞丐，乃是有许多好处。“第一，一个乞丐想得到绅士的赏识是极为困难的，武训用 ‘行乞兴学’ 作为敲门砖、卖身契，十年工夫居然被杨进士收下当奴才。‘行乞’ 是武训发迹的唯一本钱，当然舍弃不得。第二，一个乞丐想放高利贷，是毫无保障的，武训必须依靠绅士势力，才能逼穷人还账。用 ‘行乞’ 之名，掩盖 ‘积钱’（剥削）之实，这正是他的妙处所在，当然舍弃不得。第三，绅士看武训是个特别忠实的奴才，可用的走狗，因他有麻痹反抗情绪，取消农民起义的作用。如果武训不做乞丐，娶妻生子，成家立业了，势必被绅士认为失去作用或变节僭越，不是从特别奴才的地位降为普通奴才，便是予以惩罚而斥逐，武训的前途从此完了。行乞对武训有大利，当然舍弃不得。第四，武训有极浓的二流子习气，有极深的无赖性格，做乞丐过着 ‘随自己’ 的游荡生活，适合于心之所好，不做乞丐就不便在街上 ‘拿大鼎’ ‘打车轮’ 闹着玩哄钱，因此他也有些舍弃不得。”武训一辈子保持乞丐名义乃势所必然，他以“行乞兴学” 起家，所以一辈子嚷着 “兴学”，也是势所必然。武训是个游民，又是地主兼高利贷者，武训不爱读书，却是个 “大教育家”，归根结底，他是一个极其狡诈的大流氓。

范文澜由此对武训 “行乞兴学” 提出质疑，认为不过是投靠绅士门下的一种手段。武训口口声声让穷孩子读书认字，其本人却并不喜欢读书认字。他三十岁以后已经投靠绅士，如果真爱认字，如果向杨进士使用惯技磕头跪求的话，吩咐村里塾师，一天二天教武训一个字或一句“天地玄黄”、“赵钱孙李”。但不曾听说过武训有如此要求，却忙于在街上献丑哄钱或用心计盘剥穷人的钱财。他自己一辈子不认字，足见他并不真以为认字很必要，要穷孩子读书认字，岂不成了骗人的把戏？他剥削穷人的钱，口称替穷人家孩子办学，而实际情况如何呢？所谓 “崇贤义塾” 的学生，就教师的地位，教学内容，学生人数而言，均可想象学生的成分不会是贫苦农民子弟。有人辩解其为穷孩子办学的动机良好。然而，谁钻进武训的头脑里，见识过他的真正动机呢？说其动机好，不过是根据其口头好听的话而已。第一个 “崇贤义塾” 穷孩子上不了学，他又办了两个 “义塾”，也没有因为穷孩子上不了学而有所改善。可见其动机乃是投靠绅士而办学，非为穷孩子而办学。

范文澜给武训扣上 “最狡诈的大流氓”、“极反动的大奴才” 的大帽子，将其定性为一具 “封建僵尸”。武训打着 “行乞兴学” 招牌，企图破坏蓬勃发展的农民起义，成了统治阶级值得大大表扬的 “有用工具”。其十足的奴隶性和反动性，从满清绅士、官僚、皇帝到北洋军阀，以至于蒋介石，均将其捧得 “高入云表”。统治者就希望中国人民学习“武训精神”，那就会 “天下太平”，可以高枕无忧。“武训精神” 还极符合帝国主义的 “口味”，《新约全书》教训奴才说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去让他打。武训对有势力的人均看作善人，百分之百地践行了新约的教导。所以，武训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颇受欢迎的 “上上人物”，被送到封建圣人孔子堂上并肩而坐，丝毫也不偶然。新民主主义社会，武训成了臭秽的 “封建僵尸”，再不允许停在人们的头脑里，更不允许在人民面前跳梁胡闹。武训应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一起被彻底消灭。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以前，不少人歌颂武训；《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以后，还有些人为武训辩护，依然在歌颂武训。歌颂武训的人，究竟是些什么人呢？范文澜一一点明。一、人云亦云型。这类人并未研究过武训，仅因他人说好，也就跟着说好。一旦认识武训的真面目，就会毫不犹豫地予以唾弃。二、募款办学型。这类教育界的改良主义者，自以为 “教育” 能够 “救国”，在反动统治时期，募款办学，自不免借武训 “行乞” 以比自己募款，以武训 “兴学” 以比自己 “救国”，通过捧武训以捧自己，至少也是给自己解嘲打气。还有一些所谓的进步教育家，被其 “为穷孩子办学” 的把戏所迷惑，要高捧武训来比自己办进步教育。如果他们学习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政策和认识武训的大奴才真面目，就会抛弃武训，无所留恋。三、同情 “利他主义” 型。这类人以为不管武训如何卑鄙无耻，但他那种 “受苦忍辱” “舍己为人” 的 “利他主义”，还是值得钦佩。然而，只要懂得武训所利的 “他”，不是穷孩子的 “他”，而是利了地主富农的 “他”，反过来也就利了武训的“己”。如果发现武训并不是 “利他主义” 而是 “利己主义”，肯定愿意抛弃武训，犯不着为其辩护。四、封建思想型。“这一类人头脑里有封建思想，甚至有浓厚的封建思想。他们口头上虽然也说要 ‘铲除封建残余，配合土地改革’，实际上把武训那种反对农民起义，彻底投降地主的丑恶行为看得很合心意，认为值得介绍给劳动人民，走武训的奴才道路。”那些大吹大擂、真心诚意歌颂武训的人如果认识到自己封建思想的沉重，自己行为客观上的作用，不是 “铲除封建残余，配合土地改革”，而是宣传封建复辟，反对农民翻身，那就应对人民负责，赶快采取严肃态度接受批评和自我批评，公开承认错误，悬崖勒马。五、思想顽固型。这类人头脑僵化，成为武训这具僵尸的藏身之所。仍在为武训也是为自己辩护，挖出各种破碎 “道理”，认为其有些微可取之处，不该一笔抹杀。此类人中封建毒素太深，对社会科学完全无知，若有知也是知此 “为无产阶级而生，生与无产阶级为友；为无产阶级而死，死后与无产阶级同穴” 之类的语无伦次的昏迷梦话。应给予此种人严厉批评，帮助他们学习和改造。武训从头到脚，浸透封建主义毒素，在此土地改革的今天，仍有些人进行歌颂，说明革命思想战线还存在弱点，使武训之徒有机可乘，应引起高度警惕，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加强思想建设，防止受到封建主义的毒害。

新中国成立初期对电影《武训传》的错误思想进行讨论和批判，宣传革命思想，批判改良主义，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帮助广大知识分子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提高觉悟，澄清是非，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无可厚非。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也不应一概否定，其中有些观点也是正确的，对于研究历史、评价历史人物也有指导作用。但是，这种批判采取政治运动的形式，显然极不合适，开创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以政治运动解决意识形态领域问题的先例。这次批判，对文化思想界的混乱状况估计过于严重，批评过于严厉，涉及的人也较多。一些批判文章主观片面，简单粗暴，无限上纲，甚至将《武训传》错误地上纲到反对土地改革、反对镇压反革命、反对抗美援朝的高度。范文澜对武训做出非历史主义的要求和不符合历史实际的评价。

第三节 “新我”战胜“旧我”

1951年秋，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和批判刚告一段落，又在知识分子中集中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新中国成立时，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有200多万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具有不同程度的革命性。他们爱祖国，对新中国的成立寄予莫大希望，愿意为国家建设和人民服务。他们中的很多人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受旧思想影响较深，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和方针政策还缺乏应有的了解，还不能完全适应新社会的需要。中国共产党本着一贯的团结和教育知识分子的方针，确定对知识分子进行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政策，组织他们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参加各项政治运动，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以便更好地为人服务。

1951年暑假，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发动职员学习40多天，揭开全国性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序幕。9月29日，周恩来在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会上对3000余名高校教师做了题为《关于知识分子改造问题》的报告，在高校知识分子中引起热烈反响，推动全国性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0月23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的开幕词中，高度评价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认真展开高等学校教师中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的短评。毛泽东的讲话以及《人民日报》的短评，将这场学习运动由高等院校扩展到各界知识分子。11月1日，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通过《关于中央人民政府各项工作报告的决议》，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团结广大人民，广泛开展思想改造运动，有系统地组织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学习运动。

由北京高校开始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也于11月波及中国科学院。11月22日，中国科学院成立 “中国科学院研究人员学习委员会”，制订《中国科学院研究人员学习计划》，由郭沫若任主任委员，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桢、吴有训任副主任委员，范文澜也是学委会成员。12月18日，中国科学院专门召开思想改造动员会，郭沫若院长在大会上做了《为科学工作者的自我改造与科学院研究工作改进而奋斗》的报告，号召纠正 “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超阶级”、“超政治” 的错误思想，克服工作中的缺点。党中央对中国科学院的思想改造工作十分关注。1952年初，中共中央宣传部成立科学卫生处，负责联系中国科学院。中宣部在中国科学院成立思想改造学习党组，派科学卫生处副处长赵沨任书记，刘大年任副书记。党组成员有恽子强、丁瓒、范文澜等人。党组下设思改办公室，由刘大年负责，工作人员有汪志华、张克明、刘桂五、何祚庥、徐云。思想改造运动共分三组进行，刘大年和刘桂五负责哲学社会科学部分；何祚庥和徐云负责东区，主要是物理所和近代物理所；张克明和简焯负责生物和地学部分。中国科学院的思想改造运动被定为1952年的首要中心任务： “加强思想领导，组织科学家进行思想改造的学习，推动科学家长期地、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1952年7月以前，中国科学院的思想改造主要是学习和讨论，检讨工作仅限于在领导层进行，尚未全面铺开。

1952年1月6日，《光明日报》发表范文澜在中国科学院研究人员学习会上作的《科学工作者应怎样展开 “新我” 对 “旧我” 的斗争》的演讲，对比中国科学院忠诚老实运动与思想改造运动二者的目的、宽度与深度的不同之处，说明思想改造斗争的艰巨性。忠诚老实运动是交代历史，分清敌我，要求知识分子明确站在革命阵营——人民方面，与反革命阵营分家绝缘；而思想改造则要肃清科学界中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思想的影响，批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错误思想，树立革命人生观，从而使科学研究工作能适合国家建设和人民的要求进行改革。即要求思想上非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切实地改造成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范文澜告诫要达到这个目的，工作非常艰巨。就两个运动的宽度而言，确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历史上没有问题，也交代不出什么问题，所以忠诚老实运动的面较为狭窄。而思想改造运动则涉及每一个人，因为每一个人的思想，以工人阶级的标准来要求，都有或大或小的差距，任何人都不能说自己已经完全工人阶级化。所以，每一个参加学习的人，都不能置身事外。再就两个运动的深度而言，忠诚老实运动收效较为容易，因为谁也不愿与反革命保持不清不白的关系，知识分子都愿意交代过去的历史，做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但思想改造运动却困难得多，因为思想改造是人在头脑里自己革自己的命。“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般说来，必须要受到来自革命方面即工人阶级方面的影响，思想里产生一些新因素。这些新因素逐渐形成为 ‘今日之我’，也可以叫作 ‘新我’。有了 ‘新我’，旧思想的我就成为 ‘昨日之我’ 或 ‘旧我’了。”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新社会一定要扫荡剥削阶级造成的旧社会，反映到思想上，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思想上，催促 “新我” 向 “旧我” 进行斗争，要将盘踞头脑数十年的 “旧我” 消灭。

范文澜论述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必要性。一方面，“旧社会的学校都是反动阶级办的，目的在于为反动阶级服务。所以凡是受过旧社会教育特别是受过高级教育的人，他的哲学、思想、知识、技术都不能不打上反动阶级的烙印。” 而知识分子敢于自高自大，自以为是，也是自恃有这个烙印。另一方面，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家庭。“能进高级学校的人，他的家庭的经济地位，一般是在小资产阶级以上，无产者家庭的子弟是不可能或极少可能进高级学校的，更不用说到外国留学了。” 高级知识分子出身于小资产阶级以至于地主资产阶级家庭，受到中国和外国反动阶级的教育，自己的职业收入，又过着较为优裕的生活。这样，高级知识分子必然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思想以及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范文澜坦承： “我是个知识分子，可能也算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我正在继续改造，想在这一次学习运动中前进一步。既然我和在座诸位是同行，按照同行不客气的规矩，我们不妨来揭发知识分子的癞头疮，癞子怕人摘掉他的帽子，夏天也好，屋里也好，总要戴帽子在头上。但是癞子对癞子，彼此彼此，索性打开窗门说亮话，大家把帽子摘下来透透空气，岂不感到痛快些。”范文澜列举知识分子的种种毛病，周恩来客气地称为 “自负”，范文澜则点明为 “自高自大，自以为是”。该病的起因乃是思想方法，夸大自己的长处，抹杀自己的短处；相反，夸大别人的短处，抹杀别人的长处。这种主观片面的思想方法，根源在于个人中心主义。有这种毛病的知识分子读马列的书，等于歪嘴和尚念经，念一句，歪一句，念一本，歪一本，念得越多，自高自大，自以为是的毛病愈沉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歪曲就愈加严重。所以，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首先必须改造思想，去掉个人中心主义。

范文澜强调思想改造的方法，主要是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时，采取的态度是与人为善、治病救人，反对横眉怒目，乱扣大帽子的粗暴态度；采取的方法是大家互助，帮助每一个同志的 ‘新我’，去战胜 ‘旧我’，反对盛气凌人，自居于医生地位，拿着药给别人乱灌。”看不见别人的进步，只看见别人不进步或进步太慢，容易犯急躁病。只要别人多少有些进步，应帮助其继续进步，急躁有害无益。思想改造与科学研究二者高度统一。思想未改造好，研究工作未必能做好。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工作者，许多稿子无人问津，不能出版，或者出版后受到批评，无辜的出版商不能不将书送到造纸厂改造，劳民伤财，莫此为甚。国家正处于大建设时期，文化高潮必然随着经济高潮而到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适应这个高潮，首先将个人中心主义思想改造成集体主义思想，将自己头脑换成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头脑。这固然是一个长期的工作，但集中时间和力量在一个时期打下扎实的思想基础很有必要。

范文澜要求知识分子积极参加思想改造，提出 “四要四不要” 进行互勉。一、要团结一致，不要自由散漫。国家进行大规模建设，需要大量知识分子，将知识分子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分配到最重要的地方，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若仍自高自大，自以为是，难于团结奋斗，思想一致，而仅仅个人力量微小。二、要不断接受新鲜事物，不要保持老一套。社会主义飞跃发展，知识分子应有高度接受新鲜事物的精神和勇气，以符合客观需要。如果故步自封，不求上进，势必脱离时代，成为失去作用的向隅者。三、要人民需要什么，我就做什么；人民迫切需要什么，我就赶紧做什么。不要我爱什么就做什么，人民要不要随便。人民在建设中提出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知识分子能够进行解答，人民才对知识分子满意。如果只凭个人兴趣，不顾人民的需要，人民也就敬而远之。四、要真正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使自己工人阶级化；不要摘引词句，装点门面。学习理论乃是指导自己的行动，要体会理论的精神与实质，融化成自己的思想。

毛泽东在政协第三次会议上预祝知识分子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能稳步前进，获得巨大成就。范文澜据此理解 “自我”，第一，是指思想改造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第二，指 “新我” 而言，所有别人的努力应看作“新我” 对“旧我” 作战时的友军。而之所以要“稳步前进”，是因为知识分子的“旧我” 抵抗改造相当顽强。知识分子应警惕起来，要求自己“快步前进”，切实督促自己，尽快达到思想改造的目的。而稳步前进乃是运动的领导者和参加者都应遵循的一条原则，但不要变得“慢步不前”。每个人都要用快而稳的步伐前进，不要借口稳步，停顿不前，也不要求快而急躁轻率。范文澜就如何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展思想改造，提出自己的实施意见。凡是对学习不耐烦，对学习怠工应付，主张多谈将来、免谈过去，都是“旧我” 在筑防御工事。凡是自己给自己原谅，希望别人原谅，埋怨别人不了解实际情况，批评与事实有出入，都是 “旧我” 在找防空洞。应放大眼界，放宽度量，放下面子，使 “旧我” 无处藏身。“新我” 应奋勇前进，同时欢迎别人来帮助搜集潜伏着的 “旧我”，把“旧我” 全部俘虏，召开群众大会，公审判罪，重者则 “枭首示众”。通过自己努力，别人帮助，共同研究分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除旧布新，公开承认错误，教育自己，也教育别人，以完成改造思想的艰巨重任。应谦虚谨慎，多看看自己，先看看自己。不要自以为思想没有毛病，伸手准备整别人，整到自己头上则消极怠工。应整别人与整自己同样积极。每个人先要作自我批评，无情地揭露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应抱着与人为善治病救人的态度，不允许有丝毫不可告人的卑劣动机。但被批评者却不可猜测别人的动机。或抓住某一点不正确意见，或强调方式、态度不好，做抵抗批评拒绝改造的工具。

第四节 和风细雨进行思想改造

中共中央对中国科学院的思想改造特别重视，中宣部副部长兼秘书长胡乔木很注意在运动中不伤害科学家从事科研的积极性。“三反” 运动结束后，中国科学院学委开始重点准备全院的思想改造运动。1952年6月，中央就中国科学院的思想改造方针问题，有过专门指示。“科学院各研究所进行思想改造学习的方针，和高等学校相同。但方法上应有区别，由于科学院党的力量较弱，不如各高等学校有学生群众，故应采取更加慎重的方式。北京科学院各研究所的思想改造运动已决定一般不用群众斗争的 ‘过关’ 方式。对大多数研究员只用检讨会的形式，由检讨者在副研究员以上人员组成的小组会议上做检讨报告，由别人对他提意见，做到认真严肃，本人接受批评即可，只有十分恶劣顽强抗拒者才需反复检讨，最后在全院研究人员代表大会或大会上检讨。”中国科学院较好地执行了知识分子政策，工作也比较自由，还有科研经费，高等院校不少人称中国科学院为 “防空洞” 和 “避风港”。

7月18日，陈伯达代表党中央，对中国科学院全体人员做了思想改造动员报告。陈伯达引用毛泽东和列宁的讲话，说明科学院的共产党员与党外科学家之间的关系，“共产党员在科学院的基本任务，是在于谦逊地向科学家们学习，帮助科学家们做好工作。” 共产党员在任何工作岗位上，应采取谦虚态度，防止骄傲自满，以便更好地团结党内党外同志共同工作。决不能滥用党的威信，妄自尊大，以党员身份发号施令，武断地认为一切科学工作者，不经过其同意，就不能做事情。“如果有一些共产党员的科学家，自负自己是共产党员，从而粗暴地对待科学工作和科学家，没有从事认真的研究，便在任何问题上自以为是 ‘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这样的共产党员的科学家，就是不能令人轻易相信的。对于这些具有错误的观点和错误的作风的共产党员科学家，毫无疑问，大家应当给予严厉的批评。不要以为他们是共产党员，或者党龄很长，就一定是 ‘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是不可侵犯的。”陈伯达的讲话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看过，讲话之前也与郭沫若院长以及几位副院长，以及院党委的范文澜、刘大年、汪志华、恽子强、丁瓒等人商量。陈伯达在中国科学院思想检讨运动之前对研究人员做报告，为科学家扫除了作思想检讨的顾虑，对中国科学院的思想改造运动顺利开展起了积极作用。

根据科学院本身的特点，经向国务院文委请示，中国科学院学委会确定科学院的思想检讨，不必采取大规模的群众大会的形式，只用检讨会的形式，由检讨者在各种小型会议上做报告，参加会议的人提意见，无须经会议通过。但要求严肃认真，真正提高思想。只有极少数人，可能因思想作风问题，需要别人着重帮助，可在不同的会上多次检讨。中国科学院制订的思想改造计划，将检讨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副院长、厅局长检讨，限于各所所长副所长到会，不超过20人；第二种是各所所长副所长检讨，限定研究员、副研究员及若干代表参加；第三种是对于突出的个别人，由全院指定人参加。并特别强调中国科学院与高等院校不同，采取和风细雨，自觉革命的方针。范文澜在中国科学院的思想改造中，较好地执行中共中央的方针，中国科学院和风细雨式的思想改造，与高等院校急风暴雨形成鲜明的对比。亲身经历这场改造运动的汪敬虞形象地回忆范文澜、刘大年等人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细节。

新中国建立初期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原则上是和风细雨，不搞大批判，但具体到每一个单位，又不尽相同。我记得在科学院刚展开运动不久，曾参加过一次北京大学周炳麟教授的批判会。那是在一个可容上千人的大礼堂里举行的。当时我看到面无表情的周先生坐在台下正中，两旁坐的是他的亲属，有人告诉我那是他的老伴和子女。大会上除了群众一个接一个上台批判以外，还有周先生亲属的揭发。他们也走上台，带着激愤的表情对自己的亲人进行声色俱厉的揭发批判。这种场面，在后来的反右等等政治运动中，看得多了，也就不以为怪。但在建国初期第一次看到时，却很不习惯，觉得异乎常情。

然而，在后来科学院思想改造的全过程中。我却没有再碰到这种让人不习惯的场面。相反，倒是有两个动人的场景先后出现在我的眼前。

科学院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全院的学习是分区进行的。我所在的经济所和近代史、考古、语言等所同在城东南，就以东南区的名义经常在一起开会学习。我记得在考古所郑振铎所长做思想检查的会上，有些群众有些激动，打断了他的发言。郑先生也有些不大受用，他一边讲着一边摘掉眼镜，用手绢去擦眼泪，会上空气有点紧张。就在这个卡壳的当口，原来不在场的范老（范文澜同志）忽然匆匆地赶来了（范老就住在会场附近）。他喘息未定就起立发言，对郑先生历史上的进步和学术上的贡献作了积极的评价。范老的讲话使会场上的气氛立即缓和下来。原来疾言厉色的面孔没有了，郑先生的脸色也好看多了。散会时候，看得出来，绝大多数同志都感到满意。

另一个场面也出现在考古所的学习会上。考古所梁思永研究员当时身患肺疾，基本上卧病在床，按规定他可以自学，不必参加小组学习。但是梁先生坚持要同大家一起参加学习。在这种情况下，小组学习会有时就在他的家里开。有一次我参加了这个小组会，看到梁先生靠在躺椅上，大家依次环坐。梁先生虽然躺着，却拿着学习文件认真思考和发言。他的亲属也在一旁，偶尔也说一两句话，不过与学习无关，只是对梁先生小声耳语，给梁先生以悉心照料。面对这一场面，当时我就想：这和周炳麟先生批判会的场面是多么强烈的对照！然而它的最大不同，应该说在对周先生、对梁先生、对所有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效果上。

范文澜在近代史所进行思想改造时，也采取和风细雨的方针。王仲回忆：“那个时候，我们所的气氛非常好，像一个大家庭。范老对同志的关怀，不仅是在业务上，他对你的思想改造也很关心。我们进行思想改造时，范老都去听一听每个人的发言，提一些意见。他就是很关心同志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时比较密切，现在整个社会也发生巨大的变化了，越来越感觉这个社会离我们相去甚远。所以，我感觉到老人优点很多，这觉得好像数不清的。”近代史所成员都觉得范文澜像个大家长，创造了和谐的氛围。

1956年1月，为了适应国家建设发展的需要，加强和改进党对知识分子的领导，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范文澜参加了这次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做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强调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发展社会主义建设既要依靠体力劳动，也要依靠脑力劳动。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已成为国家工作人员，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应改善对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安排，以发挥所长，给他们更好的信任和支持，改善其工作条件和待遇。毛泽东也到会发表重要讲话，表示中国应有大批知识分子，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技术，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会议简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专题报告之五》的《关于从资本主义国家回国留学生工作分配情况的报告》第三页第十四行，提到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的回国留学生周遂宁，“发表反动言论，政治上有重大嫌疑”。范文澜实事求是地为周遂宁辩护：

周遂宁于1954年11月由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同志介绍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工作。据她自己写的材料和我们从旁了解的材料，此人情况如下：

周遂宁，女，现年二十八岁。她父亲周津时是民主人士，1949年在重庆被蒋匪杀害，她自己于1948年由天主教神甫毛振祥介绍获得天主教学校奖学金及出国护照，到美国那萨芮斯学院学习，后到辛城大学研究院，51年回到香港，在港与蔡国衡结婚。同年7月回到北京，因发现怀孕，不久又回到香港。1952年10月随丈夫到英国，并入曼彻斯特城的曼城艺术学校为临时学生，53年7月随丈夫到欧洲大陆旅行，同年8月回到香港。54年7月回国，经上海到北京。她丈夫蔡国衡原来是金陵大学学生，现在香港英商合义公司当职员，思想很落后，往来的人很复杂。据周本人讲，她和蔡离开的原因是蔡的思想与她的思想不同。

周遂宁到研究所工作一年多来，思想一般表现要求进步，如和丈夫的关系，要求离婚，曾到法院联系办理离婚手续，未得到法院同意，现仍准备离婚。一年多来周不断向组织上反映她的思想和生活情况，积极要求接近党团员和进步群众，她与香港的通讯情况也经常向组织交代。

周虽然工作能力较差，对工作也生疏，但态度表现积极，愿意学习理论。

依现在情况来看，此人很幼稚，生活经验不多，历史相当复杂，但是没有发现有反动活动，更没有反动言论。这一点我们所了解和当地公安机关的了解是相同的。

周与她丈夫蔡国衡的联系，目前仍不断通讯，因为蔡每月寄港币一百元（或二百元）作为她女儿的教养费（她带有一个三岁女孩）。

因此，关于留学生工作报告中有关周遂宁的一段话应请予考虑更正。

范文澜

1956年1月13日

范文澜认为周遂宁积极要求进步，虽然其历史较为复杂，但并未发现有 “反动活动” 以及 “反动言论”，建议订正报告上的武断结论，解除其政治上的重大嫌疑。

在50年代初期遍及全国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中国科学院的思想改造运动成为较为成功的少数单位之一。

第五节 清算唯心主义

胡适散布的实用主义思想和错误观点，新中国成立后在学术界仍有很大影响，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一种阻碍。1954年12月，对《红楼梦》研究中唯心主义批判告一段落后，即转向对胡适在哲学、史学、文学、教育学等领域中唯心主义观点的批判。12月2日，中国科学院院务会议和作协主席团举行联席会议，周扬、茅盾、邓拓、胡绳、林默涵、于光远、何其芳、邵荃麟、范文澜、老舍、侯外庐等人参加会议，决定联合召开批判胡适思想的讨论会，讨论并通过批判胡适问题计划草案。一、胡适哲学思想批判（主要批判他的实用主义），召集人艾思奇；二、胡适的政治思想批判，召集人侯外庐；三、胡适的历史观点批判，召集人范文澜；四、胡适的《中国哲学史》批判，召集人冯友兰；五、胡适的文学思想批判，召集人黄药眠；六、胡适的《中国文学史》批判，召集人何其芳；七、考据在历史学和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召集人尹达；八、《红楼梦》的人民性和艺术成就及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召集人张天翼；九、关于《红楼梦》的研究著作的批判（即对所谓新旧 “红学” 的评价），召集人聂绀弩。关于讨论会的组织与活动方式，改以个人研究为主，采取较为灵活的组织形式和讨论方法；凡讨论的主要文章，都在《人民日报》发表。12月29日，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作家协会联合召开的批判胡适思想讨论会正式开始。

1955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要求全党进一步加强党的思想工作，各级党委必须真正做到将思想领导当作自己的首要职责。党在思想工作中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宣传唯物主义思想，反对唯心主义思想，要使党的干部能够懂得思想和客观存在的关系，懂得思想意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懂得根据社会现实生活的规律来开展党的工作，使广大人民群众脱离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清除各个学术领域的资产阶级思想，必须经过长期的努力，进行学术批评和讨论。解决学术争论，应采取自由讨论办法，不能用行政命令手段，反对采取简单粗暴态度；应当允许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保留自己的意见。进行思想批判和学术批评时，应坚持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团结改造知识分子政策。

近代史所所在地东厂胡同一号，胡适于1946年曾居住过。胡适前往台湾地区时，大批信札、遗稿等未带走，留了下来，有六个书柜。后来，近代史所编《胡适全集》时，收了不少胡适留下的东西，主要是来往书信。1953年《历史研究》第3期发表范文澜撰写的《看看胡适的 “历史态度” 和“科学方法” 》，论文长达33000多字，清算胡适历史观的 “态度” 和“方法”。范文澜批判胡适所谓的 “历史态度”，属于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哲学，因为受到马列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乃打着自然科学的旗帜，实验主义或实用主义即是如此。胡适的“历史态度” 的一个内容，就是达尔文的庸俗进化论，将生物进化视作只有量变没有质变，而实用主义者又将生物的量变渐变运用到社会学说，形式上也讲发展变化，实际上是否认根本的变——革命。将历史归结为生存斗争的彼此之间极少差异的各个阶段，因而否认历史是一系列的阶级斗争。胡适“历史态度” 的另一个内容，自称为“科学试验的态度”，实用主义归结为“一切真理都是应用的假设”。胡适认为一切学说理想，一切知识，都只是特征的假设。真理乃是人造，原不过是人的一种工具，犹如一个极顺从的女孩子，百依百顺地任凭涂抹。将客观实在与从主观冲动产生的东西统称为人造的假设，借以制造是非不明、真假不分的混乱状态，企图达到否认社会发展规律性的目的。而胡适的 “科学方法”，研究历史的方法，就是“假设” 的方法。胡适声称科学的方法，说起来其实很简单，只不过“尊重事实，尊重证据”，而在应用上，科学的方法只不过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胡适的“历史态度” 乃是一点一滴进化，崇拜强者而为之奴，否认客观真理与因果关系，任意涂抹和装扮历史，这不仅是他的历史观点，也是其政治观点。“所谓 ‘大胆假设’，就是先做出主观的违反事实强加于事实的结论。所谓‘小心求证’，就是寻找一些个别事实或捏造一些事实来证成自己的假设。”这种 “科学方法” 就其历史态度的工具，整套连篇累牍的《胡适文集》是“历史的态度” 通过“科学方法”而表现出来的各种“毒物”。范文澜从学术的角度，具体解剖胡适最为得意的反映其学术思想的《说儒》和《醒世姻缘考证》，揭露其在特定问题上表现的“毒物”。

范文澜指出胡适散布的历史观及其研究历史的方法，对中国历史的破坏，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去头空足脔割其身。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一个国家，根据地下发掘的材料，中国历史可上溯到四五十万年以前。但胡适却武断地认为中国有历史的时期自商周始，商周以前的历史被拦腰砍断。鸦片战争失败后，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相勾结，一步步入侵中国，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蒋介石建立专制统治后，又与帝国主义的主要国家美国沆瀣一气，仰赖帝国主义的支持，全力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三十年的英勇斗争，终于驱逐帝国主义，消灭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成为伟大的国家。这部革命的中国人民和中外一切反革命生死搏斗的近百年史，不仅是中国全部历史的精华所在，而且为俄国伟大十月革命的胜利史同为全人类历史中精华之所在。光荣的中国古代史有这一部更加光荣的近一百年的历史继续，所以中国人民的历史是光荣的。但胡适却将近一百年的历史内容全部抽空，宣称中国没有封建势力，也没有帝国主义侵害，否认中国有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然也没有官僚资本主义。由此否认中国革命对象的存在，革命当然也不存在，近一百年来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不过是 “扰乱” 而已。胡适既割去中国历史的头，又抽空中国历史的足，对周秦以至鸦片战争的历史也不放过，按照其需要，把历史任意 “装扮涂抹”，连时间地点也可以随手摆动，更否认历史本身存在的发展规律。另外则是将胡适式的考据文当作历史研究，专门找些鸡零狗碎的题目进行考证，用刀将中国历史东割一片，西割一片进行研究，一个字义的发明，其意义等于发现一颗恒星。其目的就在于闭塞学历史者的耳目，不能认识历史发展规律，也不可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真理。

第二，仇视祖国，反对爱国主义。中国人民自古代起，各族人民就创造财富和文化，创造自己的历史。中国是自然条件十分优越的国家，中国历史有一大部分黑暗史，这是历代剥削阶级所造的罪孽，人民的历史是英勇奋斗文物灿烂的光明史，人民热爱自己的历史。但胡适却站在反人民的立场，对祖国的土地和历史采取仇视的态度，将中国看作 “一座破碎的舞台”，生在中国的人自古以来活该倒灶。胡适描绘： “剧中的主人是姓中名华——老中华。舞台是中国，是一座破碎的舞台——穷中国。” 中国有悠久丰富的历史遗产，这种遗产必须经过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才能汲取其有价值的成果。胡适却将中国历史遗产一笔勾销，认为中国在周秦以来就 “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上不如人，不但机械上不如人，并且政治社会道德都不如人”。从两千多年前以来，“我们所有的，欧洲都有了；我们所没有的，人家所独有的，人家都比我们强。”以为欧洲有过的，中国才能有或未必有，西欧没有的，中国也不可能有或者有也不值得一提，反正人家比我们强。胡适贬黜祖国的土地和历史，意图极为明显，既然在这 “一座破碎舞台” 上演悲剧的 “姓中名华” 的 “剧中主人”，从古至今未曾演过什么好戏，就该下台，连舞台和演员都交由帝国主义管理。中国是最野蛮的国家，胡适深深感谢帝国主义者，将我们从这种黑暗的迷雾中惊醒过来。祖国的土地被胡适装扮成了 “一座破碎的舞台”，祖国的历史被胡适涂抹成一团黑漆，“老祖宗造孽太深，祸延到我们今日”。胡适企图将 “青年一辈人” 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仇恨转移到自然环境和 “老祖宗” 身上。而所谓 “造孽太深” 的 “老祖宗”，在胡适的眼中并不是秦桧、曾国藩、蒋介石之流，只能是历史上的民族英雄、革命领袖和创造历史的劳动群众。“老祖宗” 的灾祸延到今日，按照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因果铁律”，唯有低首认罪接受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统治，祖国也不值得爱，而爱国主义则是反 “因果铁律”。

第三，一切为了反对阶级斗争。胡适的 “历史态度” 乃是一点一滴的进化，以此反对革命，以 “生存竞争” 来反对阶级斗争，以 “弱肉强食” 为天理，以“一切都是假设” 来否认客观真理，一言以蔽之，其反对阶级斗争为中心思想的反革命主义——实用主义。中华民族是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历史上汉族和各族的农民起义，大小不下数百次之多。中国劳动人民是阶级斗争的“老手”，所有统治阶级都被他们推翻，因此产生许多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这个革命传统到了旧民主主义时代，有了很大发展；到了新民主主义时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阶级斗争，已经发展到足以消灭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推动中国社会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但胡适却不敢正视这个现实，只好以卑劣手段来混淆视听。他声称 “太平天国之乱毁坏了南方的精华区域，六七十年不能恢复”，以此说明历史上所有农民战争都是 “破坏” “精华区域” 之乱。他不敢公开斥责岳飞，却替秦桧辩护，狡诈地将历史上所有的民族斗争（本质上是阶级斗争）都视作不明大势的妄动。否认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借以否认当时的阶级斗争。声称中国封建社会在两千年前就已崩坏，西汉乃资本主义发达时代，王莽一班人乃是“社会主义者”。企图使人觉得中国早已没有“封建社会”，“资本主义” 也早已发达过，“社会主义” 行不通，以此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伪造历史，以否认当前阶级斗争的革命理论。声称离开封建时代太远，否认还有地主阶级存在；“科举盛行以后社会的阶级已太平等化了”，否认被压迫阶级存在。中国并没有阶级，所以不能有阶级斗争。否认阶级的存在，借以否认阶级斗争。然而，客观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丝毫不因胡适否认而不存在不发展。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乃社会发展动力。

范文澜、黎澍、嵇文甫、周一良等一批史学界人士，发表大量文章批判胡适的历史观，着重批判胡适的 “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的治学方法，认为胡适的所谓 “历史的态度”、“科学的方法”，乃是反历史、反科学。这次具有政治特性的学术争论，难免有些愤激之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