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看世界

百年风云启示录——《冷眼向洋》书系总绪论

站在世纪之交的门槛，人们纷纷回顾这百年来的曲折历程。犹如从加长的万花筒旋转镜头中观看五彩缤纷的世界。面对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纪动画，企图作一番深入的反思，从中找出规律性的启示来，洵非易事。本书系想探讨的问题有两个，一是美国何以兴，苏联何以衰？另一个问题是明显加快步伐的全球化的大趋势及其种种悖论，特别是当前民族矛盾突显的现实，应该怎样理解？再进一步说：为什么20世纪资本主义不但没有如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所预言的那样走向腐朽、灭亡，却反而又有了新的发展，继续显示其生命力？为什么曾经令全世界劳动人民和进步知识分子雀跃欢呼，无限向往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个曾经是一时之雄的超级大国，竟在70年后訇然解体，幡然易帜，作为一种制度在这一大片欧亚大陆上受到严重挫败？“全球化”这个词可能不见于马恩经典著作，但是“工人无祖国”，“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自由人的联合体”等等命题已经包含这层意思。今天，我们却看到各国的社会结构都发生了，或正在发生着极大的变化，传统意义的各国无产者没有团结起来的迹象，而资产者却以各种形式联合起来，这是怎么回事？这些问题经常萦绕于几乎所有稍微关心世界形势的人的心中，谜面很简单，谜底却极为复杂，而且仍然存在多个探讨的角度。实际上这两大问题既是不同的问题，在深层次又有内在联系。我们尽量透过科技、经济、政策、制度等等外层的硬壳深入到问题的软核心来探讨，大体上形成了本书的思路：

对发展与平等的追求

综观20世纪的社会变迁，归根到底有两大动力，一是求发展，一是求平等。前者导致生产力和生活水平的突飞猛进，后者导致改良和革命。当然社会发展的进程从几千年前就已开始，但是那种激烈竞争，不进则退，速度就是生命，扩张为本能的发展方式则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特点，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此有精辟的阐述。这种方式当然不始于20世纪，却是在20世纪达到最大的覆盖面，把所有独立的国家都卷入其中。至于平等的要求，则并非“自古以来”就有的。人总是向往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但是各个时代，各个阶层的人心目中幸福的标准不同。在旧王朝制度下，以血缘为基础把人分为等级因而权利也按等级分配，被视为天经地义，平等并不列入基本的幸福观。直到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提出天赋人权的观念，亦即每个人都生而具有一些相同的不可转让的基本权利，这才把追求平等提到日程上，并且成为革命的动力。到了20世纪，这种思想向东传播，导致中国和俄国两个大国最后王朝的崩溃。此后在主要的文明大国中，不论还有多少王权和贵族制度的残余，“人生而平等”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反对各种不平等的表现成为正当的权利。于是，从某种意义上讲，就一个社会内部而言，“发展和平等”成为20世纪的两大追求。但是这二者又充满了悖论。在科学技术、物质生产以空前的加速度前进的同时，社会矛盾也空前地尖锐化。各种企图解决矛盾的学说和模式仍然不外乎在这两大追求之间寻求侧重点。无数思想家、政治家和实践者提出各种理论和方案有时成功，有时失败。即使成功也是相对的，新的矛盾又在新的水平上出现，如此往复，人类文明得以进步。就一个国家，一种社会而言，所谓成功与失败主要不在于政权在谁手中，或是疆土的扩大和缩小，也不是单纯的增长数字，而是要看相对来说，哪个能更好地满足人类的这两大诉求，同时较好地解决或至少缓解二者的矛盾，取得相对平衡的进展，从而达到真正的兴旺发达，否则反是。事实上，对20世纪的发展起重大作用的思潮在19世纪中期已经形成，不过在本世纪得到最大规模的实施。可以说，整个20世纪给各种思潮提供了登台表演的历史大舞台。

自由与平等的相悖与相成

毋庸赘言，自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本主义使人得到全面解放，释放出来空前的创造力。接下来欧洲独领风骚几百年，令人惊叹的科学发明层出不穷，艺术文化绚丽多彩，同时思想家辈出，各种主义、学说纷纷登场，百家争鸣，形成灿烂辉煌的思想史，物质和精神文明都达到前人无法想象的高度。总括起来，在实际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广义的自由主义。其基本出发点是：通过个人的才智和力量在创造财富中得到充分发挥以达到全社会进步，这是自由竞争市场经济的思想基础，也是其结果。它的理想的程序是：先从各个不同的个人和群体所追求的特殊目标和价值出发，通过个人的努力和创造，然后转化为人类普遍的进步和繁荣。问题是，在现实中并非全社会所有人群都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同步共同富裕。自由市场的本性是追求最大的利润，其中必然包括激烈的竞争和淘汰，每一个人为达目的，都不惜牺牲他人，不断制造“受苦受难”的人群，于是出现了经济发展与平等正好成反比的现象，受益者和受害者日益壁垒分明，对后者说来，日益不堪忍受。于是而有各种从受害者出发的学说和解决方案。从费边主义到社会民主主义到空想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各显身手。这些主张都关心弱势群体，而手段不同。总的说来，一种是在自由主义框架内的改良，一种是彻底推翻旧制度重建新的发展模式的革命。在实践中改良还是革命，往往不是以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而取决于客观形势，实际上取决于统治者有没有足够的意愿进行适时的、顺应发展需要的改良；也取决于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习惯的行为模式。历史上各个国家和地区发生过无数次民众起来推翻现政权的暴力革命，绝大多数都符合列宁的名言：“统治者不能按旧的方式统治下去，人民不能再按旧的方式生活下去。”换言之，也就是人民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本书的主题不是讨论革命和改良的历史条件，而是试图总结20世纪的广阔的历史舞台上两大发展模式的实践经验。

这里首先要把一些概念交代清楚：有些论者往往把自由与平等对立起来，似乎自由主义是不要平等的。这是误解，是把经济上的“放任主义（laissez-faire）”与整个自由主义等同起来，或者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代替了自由主义的全部。另外，美国自弗兰克林·罗斯福“新政”之后，出现了新的语义上的变化，“自由主义”成为关注平等、主张政府干预经济、加强福利政策这一派的思潮，或称为“新自由主义”；而“保守主义”则是指强调自由竞争、偏于放任主义，在政策上向投资者倾斜这一派。这是美国政治特色的产物，不能就此成为“自由主义”完整的定义。本书提到的“自由主义”如果不加说明，主要指从16世纪肇始于英国，经过欧洲大陆启蒙运动的充实、丰富起来的经典意义上的理性自由主义，它包括自由和平等两个方面。因为人生而平等本来是自由主义最基本的信仰。

洛克说：“人类天生都是自由、平等和独立的，如不得本人的同意，不能把任何人置于这种状态之外，使其受制于另一个人的政治权力。”法国《人权宣言》第一条就是：“在权利方面，人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早期美国的思想先驱们也是自由与平等不分家的。杰斐逊起草的美国《独立宣言》说得明白，“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边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

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不平等现象日益尖锐，于是出现了不同的支派，其中一派影响较大的是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基本上不承认在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经济压迫，认为既然大家都在同样的规则中竞争，那么失败者主要是自己无能。他们要争取的是取消种种导致不公平竞争的外部条件，包括政治特权、对四大自由的限制等等。但是与社会达尔文主义兴起的同时，在自由主义者内部已经有各种改良的主张和理论，其关注点都是社会弱势群体，致力于缓解不平等现象，反对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不能说这些人就不是自由主义者，因为他们都信奉基本的天赋人权。社会主义则与自由主义属于不同的思想体系，前者先集体后个人，后者反是。不过社会民主主义可以与自由主义并存，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专政学说与二者不相容，但是其关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人的创造力，以及最终目的是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些思想却是继承和发扬了欧洲的古典理论。

各种理论在欧洲与美国的实验

以上这些学说都兴起于或完善于19世纪中期，但是在20世纪得到最大规模的实践或实验。欧洲仍是花色品种最全的实验场：除了传统的自由主义根深叶茂外，社会民主主义在西欧、马克思主义在欧亚大陆加东欧，乃至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和意大利都占领过舞台，对千百万人的命运产生过影响。其中法西斯主义带来的是纯粹的灾难，并已彻底失败。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并存基本站住了脚，至今仍在不断适应、磨合、改革中。以马克思主义名义实践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受到了挫败，但并不等于马克思主义本身失去了生命力，它仍是世界公认的经典学派，并且是不断地研究、诠释和发展的对象。

20世纪最大的，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实验场是美国。从精神资源而言，美国的一切都来自欧洲，是欧洲文明的继承者，又是其变种。在源于欧洲的种种学说中，经过美国土壤的选择，得以生根开花的是自由主义。由于先天没有封建制度的历史包袱，自由市场经济在这里得到最无制约的充分发展。南北战争之后，亦即从19世纪最后的30年起，美国可以说是张开翅膀高速向前飞。在这过程中，创造了空前巨大的生产力，而且财富高度集中。此时刚好斯宾塞的理论传到美国，为美国当时的实践找到理论根据，立即受到热烈欢迎。社会达尔文主义诞生于欧洲，但是在那里生不逢时，因为当时的欧洲社会矛盾已经尖锐到难以忍受的地步，差不多同时兴起的社会主义思想对它更为适合。这样，自由主义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一支派始终成为美国的主流思潮之一，也是其社会发展的主要路线。但是如果只有这一条线，发展下去必然使美国变成一个弱肉强食的大丛林，使矛盾激化到无法缓解的地步，难免引起社会动乱乃至革命。美国自南北战争以后，历经经济和社会危机而得以平稳发展，是因为还存在另一条线——改良主义的思想，也就是关心弱势群体，倾向平等，主张政府调节经济，实行福利政策的思潮。整个20世纪，美国不断在进行渐进的改良，这是美国一大特色，也是一大强项。在这过程中，政策在上述两端之间摆动、微调，而大的趋势是二者都向中间靠拢。到今天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社会保障和福利网，同时自由市场经济仍然高度发达。如果说，欧洲的福利制度更多受社会民主主义影响的话，美国则主要是“新自由主义”。也可以说，欧洲自由与平等并重，而美国始终是先自由后平等。如果以“左”“右”来划分，则美国的社会思潮重心比欧洲更靠右些。

20世纪西欧主要国家和美国都没有发生革命，只有群众运动和政府改良，也正因为有了及时的改良才避免了革命，这是其共同点（这是指一国内部，至于欧洲的两次大战和国家间的冲突，以及殖民地的独立斗争则是另一范畴的问题）。并非是西方国家的统治者天生比较明智，而要归功于社会批判的传统。这种批判的动力是知识阶层的责任感，其保障是充分的言论自由。因此，“不平则鸣”得到充分的发挥，任何社会不公和黑暗现象都得到不断的揭露和批判，形成强有力的舆论监督。即使是代表各种利益集团的政客的互相揭短、攻击，客观上也起监督和制衡作用。由于政府领导是民选的，他们既不能压制舆论，又不能置之不理，这就促成了改良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反过来，这种改良和妥协也维持了社会的稳定，使资本主义制度得以延续，所以既得利益阶层也有进行这种改良的动力。在这方面，得天独厚而又远离战场的美国得到最充分的体现，收到最好的效果。又由于它始终以自由市场经济为主线，较之欧洲尾大不掉的高福利制度政府负担不那么沉重，平等与效率的矛盾也不那么突出。当然在美国，这些问题也是存在的，令历届政府头痛。于是在世纪末，英国布莱尔和美国克林顿同时提出了“第三条道路”之说。这一提法不出自保守派而刚好出自工党和民主党之口，究其实质是从原来的立场向右靠拢，而不是相反。从目前来看，这在思路上未始不是一种新的探索，但在实践中仍然属于微调，是否能成为渐变的改良的一个新阶段，尚未可知。

关于平等，也有两种意义：一种是机会均等，也就是在起跑线上平等；一种是结果平等，也就是缩小贫富差距。自由主义宣扬的是机会平等，但是初始机会的平等在现实生活中很难做到。欧洲资本主义是脱胎于封建社会，许多贵族转变为资本家，并非同属赤贫的人在完全同等的机会下竞赛。相对来说，美国在开发初期机会比较平等，第一代来自欧洲的移民基本上是白手起家，在广阔天地各显神通。但是到美利坚合众国建国时有产者和无产者之分已经很明显，尽管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先来者有权制定对自己有利的立法要后来者遵守。发展到20世纪，片面强调起跑线上的平等的虚伪性日益明显，而结果的不平等日益尖锐。单靠市场的“看不见的手”对解决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都不是灵丹妙药。正因为如此，才有各种社会主义的理论乃至马克思主义出现，其理想都是通过某种制度达到一个公平的社会，使人人都享有幸福。

沙俄→苏联→俄罗斯

毋庸赘言，一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改良，无论是机会还是结果的平等都不可能彻底解决。这一点早已为实践所证实，马克思主义又在理论上作了最完整的论述，不但提出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科学的必然规律的论断，而且进而提出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的，取消了私有财产的制度，才能消灭阶级，消灭人剥削人，从而达到真正平等、民主的理想社会。马克思设想这一革命应该首先发生在资本主义最发达最成熟的欧洲国家，如英国。但是历史的实践是第一个以马克思主义名义进行的暴力革命发生在经济相对落后，横跨欧亚大陆的沙皇统治下的俄罗斯。幅员辽阔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成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俄罗斯民族是一个文化高度发达的优秀的民族，19世纪的俄罗斯人才辈出，其文化与西欧相比有其独特的风韵。当时的俄国知识分子思想极为活跃，也是百家争鸣，学说蜂起，并且贡献出了“пнмеллцженцуя”（intellegetsia）这样一个有特定含义的词来概括有独立思想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但是与幸运的美国人不同，俄罗斯民族是在苦难中成长的，底层是农奴制，顶上是专制的沙皇统治，不存在自由主义的传统。本书系《二十世纪的俄罗斯》分册的作者冯绍雷以“东西方文明结合部”来概括俄罗斯的特点，包含了极为丰富的内容。既然实行渐进的改良还是暴力革命，取决于统治者和人民群众的习惯两个方面，那么，俄罗斯在这两个方面改良的条件都不具备，暴力革命终究有其必然性。凡是通过暴力革命确立的政权，开头必然要有镇压反抗力量的过程。何况，十月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剥夺一切资产者的革命，其理论就是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更何况，当时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极度恐慌，联合进行武装干涉，声称要将其扼杀在摇篮里。由于列宁逝世较早，论者惯于把苏联的专制镇压以及一轮又一轮的排除异己的党内清洗都归罪于斯大林的偏执狂。斯氏个人的因素固然有很大作用，但是理论的、制度的和历史文化的因素可能更加具有决定意义，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是斯大林而不是布哈林或其他什么人成为最高领导，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全党全民都能接受他或帮助他的高压统治。

考察苏联70年的业绩，最大的成就是实现了相当高度的工业化、基本的生活保障和普及教育。这是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能对反法西斯战争作出巨大贡献，并在战后成为能与美国抗衡一时的超级大国的基础。但是取得这些成就所付出的代价太大，从长远看难以为继。在很多重要方面，都与原来理论上革命的目的背道而驰。

首先看平等，这本是马克思主义对劳动者最有吸引力之处，也是在理论上彻底革命自许优越于形形色色的改良之处。但是如众所周知，在苏联最初物资极端匮乏的几年中实行军事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之后，就逐步形成实际上的特权阶层。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尤为突出。这种特权渗透于政治权利、职业选择、经济生活，乃至日常消费品的享有等各个方面。既无机会平等，也就谈不到竞赛规则的平等，因而不能刺激人的生产积极性。西方社会的贫富不均状况尚留有一条个人通过奋斗向上爬的道路，在这过程中同时有所创新，为提高社会生产率作出贡献。而在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中，个人改善境遇之道在于在政治上绝对服从的前提下，在官僚化的各个社会领域中沿着阶梯向上爬，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却较少与创造性的劳动相关，甚至相反。对广大的底层劳动者而言极难有爬入上层的机会。结果，在社会结构上形成了广大的劳动者和享有不同程度的特权的上层官僚的新的畸形的金字塔。

再看生产力的发展，革命的基本目的是解放生产力。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从根本上讲是难以持续的，其浪费和无效，弊病百出，已为大家耳熟能详，不必赘述。更重要的是，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人的解放和创造力的发挥。俄罗斯的劳动者素质并不低；俄罗斯到20世纪初已经有高度发达的文化，拥有大批才华出众的知识分子；直到今天，苏联各共和国的人民普遍教育程度和文化修养在发达国家中也是比较高的。但是，僵化的计划经济制和分配制度无法刺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高压下的思想禁锢磨损了知识精英的创造性和独立思考能力，很难想象大批有思想有头脑有学识的精英长期处于动辄得咎，被迫说假话，连生命的安全都没有保障的情况下，一个民族能够兴旺发达。

总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设想的无产阶级革命后的情况在苏联或者没有实现，或者发生了异化。原设想，工人革命第一步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然后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这个无产阶级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和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在苏联的实践中，剥夺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做到了；但是上面黑体字的内容却没有出现，实际上生产工具掌握在以国家的名义垄断一切的特权阶层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沦为机器的奴隶的工人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放。原来批判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设想无产阶级革命后将享有更加高度的民主，但是相当长时间中对民主的理解与欲求要么化为无政府主义的“民众崇拜”，要么形成高度集权下的“愚民暴政”。苏联当政者口中“民主”一词用得不比西方少，却更加虚伪。平等既没有实现，“自由”更成为禁区。结果，“自由”、“民主”的专利权送给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当然，与《共产党宣言》理想中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更是背道而驰。可以说，无产阶级革命被异化了。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的威力和苏联式革命的恐惧推动了美国和西欧各国的改良；另一方面，对于西方国家中不满足于改良，向往更为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人士来说，苏联实际榜样的出现反而使理想破灭，使他们二害相权取其轻，转而向现制度中的改良妥协。对于美国为什么没有社会主义这个问题，西方学者提出了若干解释，都言之成理。本人又加上两说：一是“反面榜样”说，即上述苏联的实践的负面效应；二是“时间差”说，即欧洲资本主义矛盾尖锐到难以为继，为社会主义思潮提供土壤时，美国的发展正方兴未艾，为社会达尔文主义提供土壤。等美国感受到危机时，渐变的改良已经开动，为“新自由主义”打下基础。美国的强盛又挽救和支持了西欧的资本主义发展。

东西方的较量

“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自一诞生起，就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仇视和包围之中，这种情况造成了国民的凝聚力，和对国内各种物质的和精神的艰苦条件的耐受力，成为一种刺激团结奋斗的力量；同时又使统治者有不实行民主，进行高压的借口。斯大林时期被清洗、遭迫害的对象大多数的罪名中都有“帝国主义间谍”，就很说明问题。二战后的“冷战”促使苏联进行昂贵的军备竞赛，导致国民经济畸形发展，消费品长期紧缺，牺牲人民的生活质量。这种情况又形成悖论：军备竞赛使国家经济不堪其负担，而维持国内的凝聚力又需要外部的紧张局势。事实上，苏联的制度是经不起缓和、松动，经不起“和平竞赛”的。一旦与西方正常来往，不再处于敌对的状态，人民就有所比较，就失去必须忍受原来的条件的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赫鲁晓夫的“解冻”和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都对苏联的解体起了催化作用，也不无道理。而这正说明苏联的凝聚力实际上已经相当脆弱。

在我国，认为苏联解体是西方“和平演变”的成功之说颇为盛行，由此推理，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有限的开放就都是开门揖盗，是罪魁祸首。那么反过来，在外部世界突飞猛进，进入信息时代的情况下，这样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联邦，照旧经济上国家垄断，政治上全面专政，对内实行思想禁锢和信息封锁，对外保持紧张关系，抵制思想文化渗入，加紧控制东欧各国，严守柏林墙，能长期继续下去吗？更重要的是能给苏联及其势力范围内的各国人民带来繁荣昌盛，幸福生活吗？诚然，在冷战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促变”是既定方针，是美国向全世界推行民主制度的大战略的一部分，也可以说是其对外政策的“终极关怀”。这是公开宣布的“阳谋”，同时也不排除使用阴谋手段，不过主要是阳谋。所以在东西方谈判中，西方力争的是文化交流和信息相通的自由，苏联方面力拒的也是这一点。1975年赫尔辛基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简称“欧安会”）达成的最后文件是妥协的产物：苏联得到的是西方终于承认欧洲各国的边界“不可侵犯性”，特别是承认奥得—尼斯河为德波边界线；而西方得到的是苏联同意把“尊重人权”和东西方文化交流、人员自由来往的条款写入文件。前者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下来的苏联占领的领土问题，实际等于承认苏联的势力范围，利害关系很好理解；而文化、人员交流本是平等的，互相的，为什么西方力争而苏联力拒呢？为什么苏联同意了就是给了西方便宜呢？因为苏联正确地看出西方意图以思想文化渗透促“和平演变”。那么，再进一步，既然是相互交流，为什么苏联不能对西方进行“演变”呢？不应忘记，共产主义从理论上就公开宣布以推翻一切资本主义制度为目标。在实践中，十月革命后各国纷纷成立共产党，都听命于“共产国际”，也就是听命于苏共中央。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口号下，各国共产党的忠诚首先是对“国际”，其次才是对本国。因此，西方国家的统治者视共产主义为洪水猛兽，继丘吉尔喊出要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扼杀在摇篮里”之后，美国掀起过两次反共高潮，一是20年代的“恐赤潮”，二是50年代初的麦卡锡主义，都是以“共产主义威胁”的名义矛头指向本国一部分人。说明当时西方统治阶级缺乏自信，感到一种威胁。但是后来在思想上攻守之势易位，害怕“演变”的就不是西方了。为什么年轻的苏维埃政权顶住了十四国武装干涉，却在发展成掌握核武器的超级大国之后害怕在对等基础上的、和平的思想交流？事实上，在冷战期间苏联“文攻武卫”齐上，阳谋阴谋并用，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争夺势力范围，特别是新兴的亚非拉国家，也是不遗余力的。包括美国共产党在内的一些国家的革命政党接受苏联的资助也是公开的秘密。所以问题不在于在互挖墙脚中哪一方的策略更高明，关键还在于谁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本国人的创造力，满足本国人民的物质和精神需要。因此本书系重点讨论几大体系的内部发展。

那么俄罗斯有没有走“和平演变”道路的可能？例如第一次布尔什维克革命是否必然要发生，克伦斯基政府是否有可能站住脚？若然，俄罗斯有没有可能沿着议会民主道路发展资本主义？其结果会如何？第二次，到了80年代末，苏联是否还存在渐变的可能？联邦的解体是否是历史的必然？在经济改革上，人们对“休克疗法”议论纷纷，但是到了这个地步，是否存在像中国那样渐进的改革的条件？当然，对已经发生的历史是很难有假设的，不过在探讨问题时也不妨作一些假设。俄罗斯分册的作者冯绍雷倾向于历史的必然性，也就是说东西结合部的文明造就了俄罗斯的特点，发展到本世纪初，社会结构中没有中间阶层，各种矛盾激化的程度使得客观上议会改良难有成功的余地。到戈尔巴乔夫时，一切已经太迟，戈氏实际处于进退两难之中，回天乏术；叶利钦及其谋士们也决不是无能之辈，不能认为他们就是无视本国条件盲目追随美国经济学家的指导。局外人很难体会在那种积重难返的经济体制中决策者所面临的艰难选择，也许俄罗斯人民命中注定要经历大起大落。当然这是从既成事实向后推理，但是设身处地很难想出另外的道路。

在苏联解体和俄罗斯易帜之时，西方伸出双手欢迎，一方面一个劲敌消失了，一方面欧亚大陆这一大片将纳入“民主化”进程。相当多的俄罗斯人也这样看，以为从此可以与西方共享民主、自由和繁荣。然而事实决不那么简单。外援远远少于期望，如杯水车薪；内部改制步履维艰。原来与西方国家在地缘政治上的矛盾又逐渐恢复，而此时抗衡的力量已经大大削弱。西方国家一方面必须维持俄罗斯不能垮台，一方面乘人之危，把北约的边界东扩到了它的脚下，而且肆无忌惮地用兵于东欧仅存的尚属俄势力范围的南联盟，俄罗斯周围再没有传统的缓冲地带。俄罗斯手中虽然握有仅次于美国的强大的核武器，却已形不成足够的威慑力量。如果说，命运特别眷顾美利坚，总是给予有利的历史机遇的话，那么这个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创造过灿烂文明的伟大的俄罗斯民族却是命途多舛，20世纪的历程更是悲剧性的。下个世纪能否摆脱新旧包袱，走出困境获得新生，尚在未定之秋。在世界全球化过程中俄罗斯在何处定位，扮演什么角色，也难以逆料。但可以确定的是，一个以欧亚大陆文明结合部背景为制约的俄罗斯既不可能复归苏联的“社会主义”，也不可能被“全盘西化”。

新时期的特点

历史的阶段并不一定是按世纪分的，国家内部的历史阶段也不一定与国际关系的阶段相一致。从全世界范围来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是19世纪国际政治的延续，新时期可以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开始。其标志如下：

1．欧洲的“两化”：“边缘化”和“一体化”。这是《二十世纪的欧洲》分册作者陈乐民的观点。“边缘化”是指的从19世纪的中心地位移至“侧翼”；“一体化”则是把“欧洲统一”的古老观念落到了实处。尽管困难重重，却是本世纪的一大创举，并与全球化的大趋势相一致。一种跨国界的主权国家的联合体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政治学和经济学将是欧洲对未来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

2．德国问题的解决。德国既对欧洲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又是两次世界大战之源。德国法西斯的兴起和灭亡使德国，从而使欧洲，进入一个新阶段。法西斯主义兴起在德国不是偶然的，有其历史和思想根源。而德国法西斯的最终失败则使西部德国最终纳入了西欧的民主进程，在制度上一致起来，使德国不再是欧洲的“问题”。至于冷战中的德国分裂而造成的“德国问题”，其性质与以前的不同，这一问题以柏林墙的倒塌而结束。法西斯德国的失败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权的垮台，而是一种思潮的终结，是德意志民族主义恶性膨胀到极点之后的消亡，从此德国与西欧民主国家步调一致，理顺了关系，从根本上改变了19世纪的西欧格局。如果没有德国的这一变化，西欧一体化的进程就没有可能。

3．“第三世界”的出现：殖民体系瓦解，出现了一大批新独立国家，构成“第三世界”。这一名词有多重含义：最初指中立于西方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一批中立国家；现在则泛指欧美以外的发展中国家。不论其定义如何，这无疑是20世纪后半叶出现的新现象，它使世界地图必须重画，国际力量的消长有所改变，在某种程度上相对平等的国际机制有实现的可能。还有一项深刻的影响是在国际关系中置种族主义于非法。最后一点对人类思想的发展极为重要，因为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国际间的弱肉强食还常常是以赤裸裸的“种族优劣论”为理论基础的。德国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固然如此，欧美民主国家对待“非我族类”也是如此。美国的种族主义实际上也带有世界性。所以二战之后种族平等成为一项国际公认的原则，应看做不但是国际关系史上而且是人类思想史上的深刻的革命。

4．核武器的发明：这是科学理论和实践的划时代的飞跃的产物。核武器既是毁灭人类的威胁，又是制止世界大战的因素。整个下半世纪各大国都在为对付这一自己创造出来的怪物而伤脑筋，核军备竞赛与核军备控制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主题。

5．“信息时代”：这是计算机的发明、完善和普及的结果。以后又发展到“网络时代”。“后工业化”这一名词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出现，但是“后”以后是什么，当时还不明确，现在基本上达成的共识是称之为“信息时代”。这也是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一样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与前一发展不同的是，这一次是席卷全球的，不可能像以前那样，有些国家能够长期处于工业化进程之外。这一变化带有划时代性质，深刻地改变着国家关系、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甚至犯罪模式。但是并不等于说各国和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可以缩小，相反，信息本身成为一种财富和权力，它一方面迫使世界各国趋同，一方面又在世界范围内成为扩大先进与落后，贫富悬殊的新的动因，这也是一个悖论。

6．国际合作解决问题体制化：这首先是指联合国的出现，还有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一系列的国际组织及其规则的确立。这一机制是建立在二战后的新的国际关系和新的观念的基础上的，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阶段，是和平不可分割，市场一体化的现实需要，也是对人类休戚相关的承认。这与美国霸权既矛盾又一致。联合国及一系列的国际经济组织实际上都是美国发起，并在美国“领导”下制定规则，然后由成员国讨论通过的。但是一旦通过，就属于所有参加者。联合国自成立以来在维护和平、调解争端、监督国际协议的执行、解决难民、贫困、卫生等遍及全球的问题方面作出了无可代替的贡献。美国一方面在其贡献中占最大份额，同时也利用这些国际组织实施自己的霸权，甚至在不能操纵时撇开它行事。一个有强制力的世界政府尚属不可企及，但是目前的国际机制不论有多少局限性，还是能对强权政治有一定的制约，随着国际间相互依赖日益紧密，这种机制只能进一步改进和完善而不会倒退到无序状态。

7．美国霸权：现在有多种提法：“美国领导”、“美国世纪”、“美国治下的和平”、“美国霸权主义”和“超级大国强权政治”等。归结到一点，就是美国在20世纪崛起为世界第一超级大国，冷战结束后又成为唯一超级大国，对于全球所产生的影响。

民主与霸道

在有关美国的对外行为中，作者用了一个提法就是美国“对内立民主，对外行霸道”。这就是要强调，源于美国自由主义思想的内部的民主制度和渐进的改良精神与它的国际行为并无必然的联系。美国任何当政者在国内必须受制于一整套制衡机制，在国际上却凌驾于一切规则之上，包括它自己参与制定的规则。它凭借超强的实力软硬兼施，迫使他国服从其战略利益，甚至不惜大规模动武，这就是“对外行霸道”。

在我国相当普遍的认识是，一个倡导自由，奉行民主制度的国家理应在国际上也遵守和平和公理，否则就说明所谓的民主自由都不足取，或者说都是假的。甚至于把我国应走什么道路，提倡什么原则与有关国家如何待我联系在一起。一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在这个问题上有难以分解的情结，导致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曲折道路。对这种心情最生动的概括是：怎么先生老打学生？于是决定转而以俄为师。但是结果如何呢？姑不论俄国的榜样如何，这位老师难道就不欺侮学生了吗？平等待我了吗？时至今日，应该可以对这个问题作理性的、客观的分析，认识到，首先自由民主是一种思想理念，为人类共同的财富，代表文明发展到某种程度时人的共同的追求。它虽然肇始于欧洲，却非哪个国家所专。这种理想付诸实践要有一定的条件，需要长期的发展过程。各国所处环境不同，当然过程各异，难以强求一律。另一方面，到目前为止，国际事务还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占主导地位，也就是为强权所主导。不过20世纪毕竟与19世纪有所不同，前面诸点已经提到。当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仍是强权政治的实行者。与其说这反证了民主自由之不足取，毋宁说正因为这些国家对内有一套足以使其富强的思想和制度，才有资格在国际上称霸。这里是讲客观事实，并非提倡凡国家强大必然行霸道。但是如不富强则不论称霸还是主持正义抵制霸道都没有力量。我们的祖先一个半世纪之前已经承认了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优越性，但是对于深层的探索，似乎始终走不出作茧自缚的怪圈。历史包袱太重固然是原因之一，而在认识上总是把我们自己的追求与国际关系的起伏连在一起，有很大关系。

关于全球化

“全球化”的进程非自今日始，有的论者认为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就已经开始了。或者说，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身就必然带来全球的扩张。但是这一提法成为全世界的流行语却是冷战结束以后的事。二战以后贸易、投资、生产、金融的国际化与跨国公司的发展使全球化成为新的现实，而冷战的结束最后打破了人为的壁垒，同时高科技的发达和信息时代的到来大大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使每一个国家都不能自外于它。在许多方面人类真的到了休戚相关的地步，对他人的苦难既不能坐视，更不能幸灾乐祸。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前因后果和国际社会的反应是对此最好的注解。毋庸赘言，全球化的动力来自高科技发展本身的趋同力和现代市场经济的扩张。它所到之处带来巨大的发展，也带来巨大的问题和矛盾。其中至少有以下三个突出的问题：

1．全球范围内的两极分化。根据最新的联合国的调查结果，全世界最富有的三个亿万富翁的财产加起来已经超过了最不发达国家中六亿多人口所拥有的财产。而这种荒唐的不平等现象正是时间缩短、空间缩小和边界的消失的经济全球化的结果。一国内的问题可以通过政府干预进行改良，而在世界范围内没有可比的机制。在所谓“赢家通吃”的规律下，一些国家和民族可能境遇更加悲惨，有些国家被淘汰出局，也不是不可想象的。

2．民族主义的突起。冷战结束后被意识形态掩盖的民族主义突显出来，纷争不已。应该说，民族主义是民族感情政治化的表现，是与民族的诞生俱来的一种本能，因此往往不是很理性的。民族国家起源于欧洲。欧洲国家经过了几百年的争战、磨合，各民族的要求得到充分的释放，民族利益大体上达到平衡和满足，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高度并大体相同，才有今天联合的可能。但是仍有少部分民族矛盾并未得到解决，各自的历史愿望并未得到满足，因而还在继续争斗不已。冷战时期暂时被更加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分野人为地压制下去，或加以掩盖，一旦这个盖子揭开，原有的纷争就变本加厉地爆发出来，甚至恶性膨胀。苏联的解体也与此有关。至于欧洲以外的大部分地区，其民族愿望长期受压制，刚刚有机会得到伸张，发展极不平衡，历史遗留的矛盾和问题极为复杂，自然就要顽强地表现出来。而况大多数情况还有大国强国的利益和野心卷入其中，使问题更加复杂。

3．霸权主义的伸张。在对峙的一方失去抗衡力量后另一方更加肆无忌惮。在世纪末到来时霸权主义与民族主义同时集中体现在巴尔干地区的烽火中。

关于全球化，当然离不开美国。毋庸讳言，美国以其科技、经济和制度的领先地位“领导世界新潮流”，也就是在全球化中起主导作用，这是客观现实，不以哪个国家的意志为转移。特别是在“知识经济”或“智能经济”中，美国比在工业经济中更占优势。全世界在不知不觉中追随美国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想影响。这是一种无形中的“美国化”，连欧洲也不例外。理论上各国有主动权，迎之拒之操之在己，不少国家也制定了许多保护民族“特色”的政策。但是实际上在市场一体化的潮流中，在相当程度上是身不由己的。特别是后进国家，面临两难抉择：盲目追随当然不足取，而过分强调民族特色则可能保护落后，自外于世界潮流。这种“领导”对世界是祸福相倚，不可一概而论。几百年来，美国对人类并非没有作出过积极贡献，今后也仍然应该而且能够对人类共同的问题担负义不容辞的国际责任。但是，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国际上也可以起极大的破坏作用。

首先，它所领导的“新潮流”不等于“好潮流”。全世界身不由己地追随的榜样未必是好榜样。一种情况是西方文明的诸多优秀传统本身正在发生异化；一种情况是本来包括西方文明在内的任何一种文明都是精华与糟粕并存的，对外人来说，吸收精华需要进行艰苦的努力和具备吐纳的能力，而以不可抗拒之势弥漫于世界的却往往是糟粕部分居多。近年来，所谓世界“多极化”之说甚为流行。但是客观地审时度势，这最多是代表一种主观愿望，或者一种未来可能的趋势，目前还不能算是既成事实。试看哪一种力量可以称为一“极”？欧洲、日本、俄罗斯各自都可能与美国有矛盾，但不足以与之抗衡，更不可能联合抗美，而是相反，在他们之间有矛盾时，有可能各自借助美国的力量，引来美国的干涉。在外部没有足够强大的制约力量，内部人民的制约力量也在削弱的情况下，美国的干涉主义从理论到实践将进一步发展。这是值得世人严重关切的。

新课题呼唤新思维

20世纪的确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和大灾难，诞生于19世纪甚至更早的重要思潮各自占领舞台大显了一番身手，在解决人类对发展和平等这两大追求中取得了重大的进步，但是问题依然严重地存在。老问题以新的形式出现，同时又出现新的问题。全球化是一种客观的进程，不是哪个国家的主观意愿的产物。但是这一过程是否能给世界广大人民带来和平和福利，则取决于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和蛮横的霸权主义这两种力量能否得到有效的抑制，也取决于在全球范围内发展和平等的问题能否得到解决。此外，人类如何以自律的精神驾驭飞速发展的高科技也是重大课题。就以环境污染来说，这可能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之一，超过迄今为止的战争和平、贸易摩擦等等带来的影响。不但地球上的水和空气被污染，连天空、太空也正在以危险的速度被人类所污染。在这种情况下，下一个世纪人类所面临的生死存亡问题将是自己亲手造成的生存环境的破坏，这是不分国界的。明智的选择应是联合起来共同拯救和改善环境。但是发展的不平衡和环境的暂时差异，造成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和全局之间的矛盾。决策者不见得都那么明智，即使是明智的决策也不见得能在盲目的群众中贯彻。到那时真正的英雄可能不再是战场上的军人，或是以其他方式保卫某一个国家的狭隘利益的人，而是对保卫环境作出巨大贡献和牺牲的人。如1998年戈德曼环境奖获得者之一，以部族集体自杀相威胁来阻止西方石油公司在哥伦比亚雨林中开采石油的领袖，其英勇悲壮也可以入史诗。这只是例子之一。

总之，进入下一个千年，人类面临的是如何使自己的高度智慧和创造力造福而不是加祸甚至毁灭自己。本世纪最后的十年的发展可能预示着一种质的变化。在思考世界面临的问题时，也需要目光超越传统的国际关系、地缘政治乃至意识形态的观念。新课题呼唤着新的眼光和新的理论。本书系意在鉴往知来，希望能得出一些启示。尽管着眼于世界，却总忘不了我国在这世界大潮中何以自处，如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此有题为“中国与全球化”一文，作者陈乐民的结论是：“至于我们中国自身，则改革和开放是在任何时期、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的。今天如此，明天如此，以后仍如此。可以说是我们的‘永恒主题’。”

这句话不是官腔，不是老生常谈，而是本书系作者们审世界之时，度我国之势，得出的深切感受。

（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