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大学东方文库》总序
本文库是西北大学211工程重点学科资助的、旨在出版西北大学学者在亚非拉研究方面的成果的系列丛书。丛书主题以历史为中心，兼及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法律、民族、文化、国际关系等方面，目的在于推动西北大学相关的学科建设和梯队建设。
西北大学是中国历史悠久的高校之一，人文学科以历史研究见长，而世界史的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以亚洲近现代史为特色，逐步在国内产生影响。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亚洲史研究生班的彭树智教授（1931—）从印度近现代史和亚洲民族主义运动开始，研究领域逐步扩大到东方民族主义思潮、土耳其近现代史、阿富汗史、阿拉伯史、文明交往论等领域，并卓有建树。同时，1964年，根据国家关于推动国际问题研究的要求和毛泽东主席关于加强世界三大宗教研究的指示，国务院外事办、教育部和高教部联合发文，在西北大学成立伊斯兰教研究所（1978年改名为中东研究所），成为国内最早组建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之一。中东研究所汇集了一批精通俄语、阿拉伯语、英语、德语、法语等语种的研究人才，展开有关中东问题的研究和资料翻译，从而为学校的中东研究奠定了基础。80年代初，历史系开始培养世界近现代史（主要方向为南亚、中东史）和世界古代史（主要方向为佛教史）研究生；1986年，西北大学设立世界地区史、国别史（南亚·中东史）专业的博士点，此为国内最早的中东研究博士点；1995年，设立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上述学科点的建立，培养了一批相关专业的人才，进一步加强了西北大学在南亚中东研究方面的科研队伍和学科优势。
西北大学展开有关南亚中东领域的研究，具有特别的地缘和文化优势。在地理上，陕西所在的中国西北地区与以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的西亚、南亚（巴基斯坦）和中亚毗邻。同时，陕西地处中国的中心，为古代盛世——汉唐王朝的故地，而古都长安是始于西汉，通往中亚、西亚、非洲、欧洲的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是伊斯兰教最早进入中国的地方。今天，西北地区是中国穆斯林分布的主要地区，包括10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回族、维吾尔族、塔塔尔族、柯尔克孜族、哈萨克族、乌孜别克族、塔吉克族、东乡族、撒拉族、保安族，而在陕西主要是回族。位于西安市化觉巷的清真大寺建筑雄伟，是中国最负盛名的清真寺之一，也是伊斯兰文化与汉文化融合的结晶。而且，西北大学老校区邻近昔日唐朝的西市，当年这里聚集着上万名来自西亚的阿拉伯和波斯商人，门庭若市，人流如织。著名的旅游景区大雁塔则是唐朝僧人玄奘西土取经归来潜心译经的名刹。
东方所代表的亚非地区是世界古老文明的摇篮，这里有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尼罗河的古埃及文明、印度河的哈拉帕文明、黄河流域的华夏文明、吴哥的柬埔寨古文明，等等；这些古老文明书写了辉煌的历史画卷，启迪了古希腊的西方文明之烛。法国学者让·波特罗这样写道：“我们文化的所有方面大体上均是由发端于公元前4千纪、繁荣于公元前3千纪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形成的。这一文明或许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它无愧于这一称号。在其整个生存期间，它向周边地区辐射，使其邻国激发灵感而丰富自身：以色列直接受其影响，模仿其闪族同伴并与后者共事；希腊人则是通过赫梯人和小亚的前希腊人（即迈锡尼人和克里特人）而间接受其影响。”
当代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在《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曾提出了一个影响广泛的命题。他宣称，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这一时期各个文明都出现了重大的思想创新：古希腊的文学、哲学，以色列的先知，波斯的祆教，印度的《奥义书》和佛教，中国的孔子、老子等；这些思想同化和接收了古老的高度文化并向周边传播，它们标志着人类开始意识到自身的整体存在及其局限，创造了至今人们仍在思考的基本范畴，促成了世界宗教的萌芽。波斯、希腊、印度、中国并列成为世界四大文明中心，它们形成了“各自独特的哲学观念和社会制度”。
然而，自近代以来，东方陷入了长期的衰落，这一过程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外交、文化等各个领域。借助其先进的科技和工业技术，西方世界迅速崛起，征服和控制了古老的东方世界，在这里建立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国家先后获得了独立，但许多国家也经历了地区冲突、领土纠纷、发展瓶颈、债务危机等各种困难。20世纪50和60年代，部分拉美和东南亚国家经济增长明显，被称为新兴工业化国家。但进入70、80年代之后，除亚洲“四小龙”外，上述经济体开始陷入经济停滞状况，各种危机缠身，落入了西方所称的“中等收入陷阱”。在所有的发展中经济体中，只有东亚“四小龙”通过自身努力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基本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但“四小龙”的经济总量有限，对世界经济尚未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冷战结束后，随着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西方世界再次踌躇满志，以“历史终结论”为代表的思想把矛头指向欧亚地区的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宣称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 “文明冲突论”则将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列为可能对西方基督教文明构成威胁的主要文明。1997年爆发于东亚的金融危机似乎再次印证了西方关于东方文明存在种种不足的观点。
2001年的9·11事件，揭开了所谓“后后冷战”时代的序幕，正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忙于全球“反恐战争”之时，历史发展的新坐标开始显现。同年，美国高盛公司首席经济师吉姆·奥尼尔首次提出“金砖四国”（BRIC）的概念，这一概念来自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四国的英文国名首字母，其发音类似英文词汇“砖块”（brick）。2003年，奥尼尔在一份题为《与“金砖四国”共同梦想》的研究报告中预测，到2050年，世界经济格局将重新洗牌：中国将在2041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印度在2032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巴西将于2025年取代意大利的位置，并于2031年超越法国；俄罗斯将于2027年超过英国，2028年超越德国；“金砖四国”合计的GDP可能在2041年超过除加拿大以外的西方六大工业国。此后，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四个新兴市场国家开始受到世界广泛关注，“金砖四国”的概念风靡全球。一个新时代开始了，其主要标志如下：
第一，亚非拉国家以新的姿态群体性崛起。2001年至2008年，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106个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平均增速高于世界平均水平1个百分点，有73个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平均增速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个百分点，有47个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平均增速高于世界平均水平3个百分点。在短短的8年时间内，有10个新兴经济体的人均收入水平从中高收入组别晋升到高收入组别，有17个新兴经济体从中低收入组别晋升到中高收入组别，有20个新兴经济体从低收入组别晋升到中低收入组别，还有1个新兴经济体从中低收入组别晋升到高收入组别。而且，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主要表现在新兴大国的崛起。经济总量最大的10个新兴经济体占全球经济的比重从2001年的14.1%上升到2010年的24.2%，提升了10.1个百分点，而同期整个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比重提高了12.8个百分点。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前十大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为34.6%，相当于同期整个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贡献的68.5%。2008年，新兴市场的GDP已占全球的50%，贸易量占40%，外汇储备占70%。根据中国社科院2011年发布的研究成果，到2020年中国经济总量将超越美国居世界第一。除“金砖四国”外，其他具有发展潜力的新兴经济体群体还有“展望五国”（VISTA），包括越南、印尼、南非、土耳其和阿根廷；“新钻11国”（Next-11，简称N-11），包括巴基斯坦、埃及、印尼、伊朗、韩国、菲律宾、墨西哥、孟加拉、尼日利亚、土耳其、越南。
第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具有可持续性。它们的迅速增长不仅仅依赖廉价的劳动力，而且包括发展教育、技术创新、体制改革、融入世界经济、优化产业结构、完善分工体系等多种有效措施。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公司资深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指出，“知识引导的变化（相对于意识形态引导的变化）已经成为改革后的中国的基本组成部分，其形式是经济学家所说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快速增长”。
方晋在《新兴经济体崛起》一书中指出，新世纪以来新兴经济体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以及外贸依存度无论是绝对水平还是增长速度均显著高于发达经济体，说明工业化以及积极参与全球分工很可能是新兴经济体本轮增长的主要动力。通过增长核算法对新兴经济体增长的来源进行分解后，作者发现全要素生产率对增长的贡献不断提升，要素投入的贡献不断下降，充分反映新兴经济体增长的合理性和可持续性。重要的是，新兴经济体群体性的崛起特别是新兴大国的崛起，使得新兴经济体之间相互带动作用不断提升。先发国家和后发国家之间，大国和小国之间，制造业出口国和初级产品出口国之间，形成了相互贸易和投资的良性循环，使得新兴经济体的增长可以不断持续下去。方晋高度评价新兴经济体的崛起，认为只有19世纪西欧国家的崛起才能与之相提并论，指出新兴经济体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跻身发达国家行列，是完全可以预期的。
而且，亚非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改变了全球化的发展态势。美国著名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区分了全球化的三个阶段：全球化1.0版本，1492—1800年，世界的规模从大号缩小到中号，全球化进程取决于一国的实力及其应用形式；全球化2.0版本，1800—2000年，世界的规模从中号缩小到小号，全球化进程取决于跨国公司；全球化3.0版本，2000年至今，世界的规模从小号缩小到微型，同时“平坦化了我们的竞争场地”，全球化进程取决于个人在全球范围内的合作与竞争。他指出：“人类历史上从来未有这样的时刻：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他们能够找到越来越多的合作对象和竞争对手，人们将和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人互相竞争和合作，人们将在越来越多的工作岗位上互相竞争和合作，人们的机会将越来越平等”。同时，他也总结了“碾平世界的十大动力”：柏林墙的倒塌、Windows操作系统的建立、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工作流软件、上传、外包、离岸经营、供应链、内包、搜索服务、大量移动通信终端的出现。
第三，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形成了可以与西方相竞争的发展模式。在新兴经济体迅速发展的同时，它们的发展模式也日益受到西方国家的重视。早在几十年前，英国的史学大家汤因比就在其皇皇巨著《历史研究》中指出：“最近五百年来世界的西方化乃是西方一系列分立而竞争的地区性国家的产物。它们之间的竞争乃是西方扩张的主要动力；政治上的分裂乃是西方化进程给全球政治地图造成的主要特点之一。”这种体制无法实现未来世界持续生存的三个前提：控制人口增长、避免资源过度消耗和核战争。而“经历了三千多年的经验的考验”、始终保持了大一统国家的中国给世界提供了一条出路：建立世界的“真正大一统国家”。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长期的经济高增长进一步引起西方世界的关注。乔舒亚·库珀·雷默在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的一篇调查论文指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并将其称之为“北京共识”。中国模式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寻求公正与高质量增长的发展途径，雷默将这种发展途径定义为：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循序渐进，积聚能量。创新和实验是其灵魂；既务实，又理想，解决问题灵活应对，因事而异，不强求划一是其准则。它不仅关注经济发展，也同样注重社会变化，通过发展经济与完善管理改善社会。雷默指出，中国的崛起正在通过向世界展示新的发展和力量原理重塑国际秩序。中国正处在建立全世界从未有过的“最伟大的不对称超级大国”的过程之中。尽管中国国内对“中国模式”的说法持低调态度，但在国际上，它已经明显削弱了“华盛顿共识”的影响力。
另外，西方有不少学者对中国的国家形态很感兴趣。知名的美籍考古学家张光直提出，东方式国家起源的代表是东亚的中国，也包括美洲的玛雅文明。它以人与人关系的改变为主要动力，在生产技术上没有大的突破，主要是通过政治权威的确立开创新的时代。其特征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连续的，它们的和谐关系没有受到破坏。在东方式的国家起源中，社会财富的积蓄主要是靠政治程序完成的。在文化上，中国主张存有的连续的古代宇宙观（天人合一）也完全不同于西方和中东的神凡对立的宇宙观。
另有一些西方学者则认为，中国是一个“文明国家”（civilization-state），指出中国的“民族国家”尚在形成之中，而“文明形态的国家”在中国却有数千年的历史，因此中国无法形成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或“现代国家”。整个20世纪中国的历程不过是一个不得不从“文明国家”变成“现代国家”的过程，用中国自己的政治话语来说，就是一个由“天下”变为“国家”的过程。美国知名政治文化学者白鲁恂（Lucian Pye）更是把现代中国描述成“一个文明佯装成的国家”（a civilization pretending to be a state）。然而，英国学者马丁·雅克于2009年出版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却别有见地，他从正面论述了作为“文明国家”的中国：“世界上有许多种文明，比如西方文明，但中国是唯一的文明国家。中国人视国家为监护者、管理者和文明的化身，其职责是保护统一。中国国家的合法性深藏于中国的历史中。这完全不同于西方人眼里的国家。”他同时提出，中国模式对其他国家产生了吸引力，尽管他推断中国今后可能在东亚以某种形式复活历史上存在过的朝贡体系。针对上述观点，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维为在《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一书中宣称，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一个把“民族国家”与“文明国家”成功地融为一体的“文明型国家”（civilizational-state），它包含了被简称为“四超”和“四特”的八个特征：“四超”即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四特”是由此衍生的四个方面，即独特的语言、独特的政治、独特的社会、独特的经济。这其中的每一点都包含了传统“文明”与“（现代）国家”的融合。
让我们把目光从东亚转到西亚，西亚的土耳其在经历了“二战”前凯末尔的世俗化改革后，开始重新探讨国家的现代化道路。1989—1993年担任土耳其总统的厄扎尔曾提出“土耳其—伊斯兰”一体概念，认为土耳其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对土耳其的国际地位做出了决定性贡献，而奥斯曼帝国的历史遗产和伊斯兰文化成为现代土耳其国家“软实力”的来源之一。厄扎尔的外交政策被称为“新奥斯曼主义”（Neo-Ottomanism）。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于2002年上台执政以来，其外交更是出现了“中东化”倾向，成为“新奥斯曼主义”的全面实践。按照该党领袖、埃尔多安总理的外交政策顾问（后任外长）、“新奥斯曼主义”的理论家、国际关系学者艾哈迈德·达乌特奥卢的说法，这是为了纠正向欧美一边倒的不平衡外交，而发展土耳其的“战略深度”，此即“战略深度主义”。
达乌特奥卢是一个学识渊博的学者，除了国际关系学，对哲学、经济学、历史、地理、文化等学科均有涉猎。他认为，20世纪前半期的早期现代化人士（暗指凯末尔等人）“力图通过民族或文明的自我保存来抗击殖民列强的进攻”，但他们主张的世俗化是“对非西方社会的自我认知的威胁”，而20世纪末的“文明复兴主义者”则要重新定义自身的本体论和历史的存在。而且，穆斯林文明不论是在哪个地区或民族中，其具有的普世性表现为对共同的伊斯兰世界（乌玛）的承认，这超越了民族国家的模式，并表现为对殖民主义和现代性的共同回应。因此，土耳其作为奥斯曼帝国遗产的继承人，它具有明显的“战略深度”和“地缘深度”，必须改善与具有共同文化传统和历史的周边的中东、高加索和巴尔干国家的关系，主动影响上述地区的政治发展，以确保地区安全。当今的土耳其不再是东西方之间的“桥梁国家”，而必须担当“中心国家”的职责，在伊斯兰世界面临着经济、政治、文化和教育改革重任的今天，土耳其将发挥引领伊斯兰世界复兴的历史作用。在这里，达乌特奥卢从传统伊斯兰政治文化的角度同样提出了对西方民族国家观念的挑战。
与东方的崛起相比，西方的国际影响明显下降，而开始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加速了这一进程。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测算（按购买力平价法），发达国家对全球经济的贡献率从1990年的88.6%下降到2000年的76.6%、2008年的20.8%和2010年的约30%。乔舒亚·库珀·雷默在他的新著《不可思议的年代》中指出了新时代的来临：“我们现在正处在几个世纪以来国际秩序可能发生的最重大变化的起点，这是从1648年《威斯特伐里亚条约》之后国家转变成主权秩序以来最大的变化。这一变化是无法抗拒的，并且它将迅速蔓延。它将传播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改变我们的商业模式、银行账号、商业模式，甚至影响我们的健康。我们正经历的不是一种单一的变化，甚至不仅仅是一场革命。我们正在经历的变化和“二战”的结束、苏联的解体、金融危机的爆发类似，是一场无法阻止的变化的突然爆发。这种变化使得过去那些不可撼动的机构变得虚弱和不稳，这种变化使得那些看似弱小的变化最终会变成强大的力量。不管我们是否心甘情愿，这个世界并非变得更加稳定，或是更容易理解。简而言之，我们正在进入一个革命的时代。”
当然，亚非拉国家还远没有具备能够完全改变国际秩序的能力，但是，今天的世界与20世纪初的世界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拿破仑曾经说过一句名言：“中国一旦被惊醒，世界将为之震动。”今天，不仅仅是中国，而且是整个亚非拉世界的崛起，世界该感受到怎样的震撼呢？加强东方问题研究，此其时也。是为序。
2012年3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