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陶俑”向我发来无违之邀
当我接到王延松导演的电话，邀我帮他把《原野》做成英文版搬上舞台时，第一时间闯入我脑海的是王延松导演带领天津人艺制作的中文版《原野》中“古陶俑”面具的运用。
诚然，面具的运用穿越了世纪、跨越了文化，已成为世界诸多剧种中最常见的表现手段。然而，王延松的“古陶俑”《原野》是我此生第一次看到大地戴上了面具。
《原野》带给我的印象正如它象征味十足的剧名一样，在那片土地上，人们生活，人们离开，人们隐藏，人们暴露……每个人都在寻找生存的意义，挑战自己对死亡的恐惧。原野大地，是他们的生活场域，也是他们的精神家园。
根据王延松导演的设计，舞美组做出奇特的古陶俑面具，为《原野》创造出魔幻的生命样式——一片铺满芳香泥土、蕴藏不朽灵魂的大地上，游荡着人们沉重的脚步和猎人般的呼吸；一片承载了野蛮力量的原始土地上，游弋着大口喘息的巨型生命，他们时而歌唱，时而嬉戏，时而站立一旁，静观审判眼前发生的一切，俨然所有生死安危的幕前操纵。
“世界是个大舞台，男人与女人都只不过是台上的演员。”或许正像莎士比亚环球剧院墙上的那行大字所言“totus mundus facit histrio-nem——全世界都在表演。”我想，“古陶俑”《原野》的深刻与大胆正在于它给“世界”戴上了演员的面具。即便是老百姓耳熟能详的常言也不断承认成年人的“爱演”，人们总在生活中自觉不自觉地装模作样，粉墨登场，然后载歌载舞，大放厥词。德国人有句话说得好：“Machen Sie keine 0per! ——别跟我演歌剧！”这种戏谑不恭地看待日常生活中表演的态度极其普遍，但又因其自身打上“不赞同”的标签而存有局限。这种看法在一开始就预先假定了其他行为不是表演，进而专门攻击虚情假意的行为。然而，更谙世事的人们则认为正因人们拥有表演的欲望与能力，人类才得以使自己区别开其他动物。令这种理念得到普及和公允的是盎格鲁-撒克逊时代人们与生俱来的精于世故。事实上，我们都不可避免地继承了清教徒和腓力斯人的文化传统，正像萧伯纳这样的爱尔兰人告诉我们的“相对而言，演员是虚伪程度最低的人。因为他们敢于承认自己是在表演”；亦如王尔德、叶芝这样的爱尔兰人告诉我们的“我们要做的选择不在于面具还是面容，而在面具的好坏”；更像被波士顿及哈佛学究所激怒的西班牙人桑塔亚那桀骜直言：“面具，只不过是古代遮羞布在当代的替代品，而遮羞布只不过是一张更加简陋龌龊的面具。”
图12 古陶俑围观被杀的焦大星
桑塔亚那继而在其作品《英伦独语》中说：“什么样的真诚能比得上真实生活中的冲动呢？能像它那样虔挚而奢侈？能在每一个情感浪潮中奋起直冲，卷起飓风，如果可以，就请投入那浮夸泡沫堆起的怀抱。生活不是手段，头脑也不是奴隶或者照片；它们有权摆出自己的姿态，耍出自己的派头，为纯粹的运动和荣耀创造出一个它们能够创造出的惊天寓言。若想要在经验之绢上刺绣精良，靠旁观他人、做假见证可行不通，要反观自我，做个当事人。”
为了警醒世人，萧伯纳、王尔德、叶芝以及桑塔亚那各自造出一副绝佳的面具，提出一个恰当而完美的建议。事实上，我们大部分人都已被“生命”和“自身”宣告有罪，不得不裹上一张遮羞布——或带上一张不够大的面具；事实上，我们活得并不够好。我们的生活像戏剧一样，可我们却总演不好“自己”这个角色。
这种功能性故障在过去曾被牧师和伦理学家当作专业课题研究，在现代，则被心理学家当成临床案例分析。而博士们、学者们，尤其是那些高校里的研究者们，他们已经发现并且开始接受人类将世界看作戏剧的总体倾向。
王延松导演的“古陶俑”《原野》通过给世界带上“面具”摘下世界的“面具”，通过把剧场变成“大地”开拓出我们行走的疆域。我完全沉浸在这一绝妙构想带给我的种种兴奋之中。这正是我欣然接受邀请，与之共同创作英文版“古陶俑”《原野》的初衷。
（王嘉嘉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