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陈柱与康有为关系考论

康有为以政治家和教育家而闻名，他曾先后在广州、桂林和上海三地，讲学授徒，门生众多，且不乏高足名徒。有人称，陈柱是康有为第二次到桂林讲学时的及门受业弟子之一。迄今，对于康、陈二人的关系和交往，学界尚无细致研究。他们究竟是否师生关系？有过哪些交往？厘清相关史实，不仅可以还原历史，也有助于深化康有为研究和陈柱研究。

第一节 桂林拜师考

陈汉才依据廖中翼回忆录，认为陈柱在康有为第二次到桂林讲学时，成为他的一个入门弟子。这一说法是否属实？值得考究。

陈汉才著《康门弟子述略》，是研究康有为弟子们的一部专著。该书《前言》写道：

 

康门弟子材料极为贫乏，研究难度甚大……万木草堂极盛时期，曾经编过“同门录”，记载草堂弟子姓名籍贯。由于后党和清廷顽固派多次缉捕维新志士，弟子恐受株连，“亟焚同门录”。康有为在广西桂林和上海讲学时的门生名籍，有的原来就没有，即使有零星的材料，也在十年动乱中散失，荡然无存了。加之时间久远，人事沧桑，康门弟子，相继仙逝，其姓名事迹，更难寻问。这就给康门弟子的研究，增添了重重困难。

 

从这段文字中可知，康门弟子究竟有哪些人，已经难以确定。既然如此，据此推断，书中所记康门弟子或有讹误。据统计，该书共记康门弟子217人，按弟子受业的性质和种类，分为三类：“直接及门受教”的受业弟子182人，“拜列门墙，执弟子礼而听诲”的拜门弟子23人，“不及受业而宗仰其人，私以其人为师，以其书为治道修身之资”的私淑弟子12人。陈柱位列康门受业弟子第21位。书中介绍说：

 

陈柱（1890—1944）……八岁，加入圣学会，来到桂林依仁坊彭公祠堂内，听康有为讲学，拜康有为为师，始知自爱，发愤读书。

 

对于这段记载，有两个疑点待考。一是陈柱生年。迄今，已有1891年说、1890年说、1889年说。第一说，主要以张京华、王玉清的《陈柱学术年谱》一文为代表。该文应是依据陈柱《老母墓志铭》。持第二说者较多，以梁艳青的《陈柱文学思想与创作研究》一文为代表，该文以陈柱回忆为凭，兼用虚龄和实龄相结合，辅以陈柱之女陈蒲英所说为依据。梁文纠正了第一说，但兼用虚龄、实龄的计年法，本身就是一种概算，难以精确；况且陈蒲英也不是陈柱生年最有力的证人证言。第三说主要来自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陈柱著作栏下的作者生卒年介绍，不知所从出。究竟哪一种说法更为可信？有待细究。

按照人的成长规律和记忆规律，随着年龄的增长，时间的推移，人们对于过去的记忆会有偏差。据文献记载，陈柱回忆他聘任梧州中学校长的时间，就有三种说法：“民国五年”、“民国四年八月”、“年二十五”。事实上，陈柱于民国五年八月（1916年8月） 聘任广西梧州中学校长。人的记忆有误，实属正常。是年，陈柱是否25岁，则要先确定他的生年。基于此，须寻求新史料来判定孰是孰非。查民国元年版《萝村龙门陈氏族谱》记载，陈柱“生光绪己丑年壬申月辛未日甲午时”。换算成公历，即陈柱生于1889年8月23日。

再以族谱所记陈柱父母生年与他的回忆来比勘，以为旁证。据族谱记，陈柱的父亲陈开桢“生咸丰丙辰年甲午月辛巳日壬辰时”，陈柱的生母、陈开桢的继配杜坤元“生咸丰庚申年乙酉月甲子日甲子时”。换算成公历，即陈父生于1856年6月27日，陈母生于1860年9月17日。1921年，陈开桢病故。陈柱撰文，追忆“先君子生于前清咸丰丙辰年五月廿八日辰时”。换算成公历，即陈父生于1856年6月30日。1935年，杜坤元去世。陈柱撰文，回忆“我母生于清咸丰十年八月初三日”。换算成公历，即陈母生于1860年9月17日。由此可见，族谱所记陈母的出生时间与陈柱所忆完全一致，陈父的出生年月一致而出生日期相差3天。族谱为民国元年版，即1912年版，其编撰时间当在1912年或之前。从时间上说，族谱所记距离事实更近一些，相对于人后来的回忆，偏差可能更小些。基于此，可以认定族谱所记陈柱的生年更为可信。那么，陈柱任广西梧州中学校长时，应为28岁，而不是25岁。

二是陈柱8岁到桂林拜康有为为师的可信度。考此史料最初来源，应出自廖中翼的回忆文章《康有为第二次来桂林讲学概况》。1897年，康有为第二次到桂林讲学。廖氏能记起新及康门弟子姓名者有8人，他们是：汤铭三、林泽普、林负才、李惠如、陈柱、秦嗣忠、陈祖虞、赵福纪。廖氏文后的“附识”，写于1961年12月。他自言：“我今年八十三岁”,“与康门弟子相识者颇多，其中以汪凤翔、龙应中、赵懿年、龙泽厚数人，相交久而笃，与凤翔在爪哇办学相处四年，与应中在广西大学共事五年，与懿年在桂教育司同事三年，与泽厚在京、粤来往两年，平日过从甚密，间常谈及康氏在桂讲学事迹及其生平言行，是以知之较详，但事隔五十余年，已年老记忆力衰，回忆前事，多半遗忘，诸老友又复凋零已尽，无从询问，只有就记忆所及概略述之，但事须真实具体，又不能不查考书报及有为年谱，以资证实。其有新获材料，与近年所闻，回思与当年事实符合者并按其编排次序，一并采入，庶成一整体的康有为来桂讲学纪录，以便后来之查考”。从本段文字所述可知，廖氏83岁高龄所记旧事并非他本人亲身经历，而主要来自五十余年前他和部分康氏弟子的交谈所得，这就难免会有错讹，他也因此变为研究者，须从他人文献中来求证其所忆。

另一位康门弟子龚寿昌回忆说：

 

康有为到桂林讲学，先后有两次。第一次是在一八九四年（清光绪二十年），第二次在一八九六年。这两次讲学，我都参加。在当时康有为的门徒中，以我和龙潜两人年龄最小，我年仅十四岁。事隔六十余年，回忆往事，犹历历在目。

 

龚氏六十余年后忆往昔，称康有为第二次到桂林讲学是1896年，应指阴历。他自认和龙潜两人年龄最小，也有14岁了。要是他记忆不误的话，廖中翼说陈柱8岁在桂林拜康有为为师就难以成立。而且，龚文只字未提陈柱。原因不外乎两个：要么是陈柱原本不在康门中，要么是龚氏对他没有一点印象。当时，陈柱实龄8岁，虚龄9岁，比龚氏小五六岁。若是新及康门弟子之一，龚氏不可能不注意到他而自称“最小”；况且在当时人看来，相差五六岁也算年长很多了。陈柱回忆其当年与冯振在上海相识时，就这样说道：“时振心年方十三四，余长振心六七年。就当时言之，则几年长以倍矣。”

1921年，陈柱在缅怀亡父一文中回忆说：“不孝自年十五以来，即奉先君子之命，游学远方。”“年十五”，据以推算，应为1903年，比1897年康有为第二次到桂林讲学的时间晚了6年。自此以后，陈柱才离家出外求学，由苍梧而广州，而上海，而日本，又至上海。1936年，他在悼念亡母一文中犹记得：“柱年五岁时，聪慧颇异常儿。九岁，四书五经尽熟。九岁后，性忽异，好斗鸡走狗。……其后……发愤诵读不出户者三年。”未提及8岁到桂林拜师求学一事。

再从陈柱到桂林的经历来看，陈柱数次游桂林，留下百余首诗和骈文《记桂林之游》。1933年，他将该骈文收入《待焚文稿》。在文末，追记其游桂林时间及作文缘起：“游始于戊申夏秋之交，终于己酉之秋，记于丁巳之夏。以昔岁之游，斯乐为最，取其未忘，追为之记。”据以推算，陈柱此次游桂林，是在1907年夏秋之交至1908年秋。1920年3月3日至4月15日，陈柱、冯振、谭戒甫等广西省立第二中学师生等一百余人，从梧州出发，畅游桂林，沿途共写诗约二百首，辑成《桂游集》。注3陈柱在出发时写的一首诗中说道：“桂林天下奇，我昔曾数至。”由“数至”推知，此前陈柱游览桂林至少不下两次，假如1897年陈柱到过桂林一游，或有诗作。诚如他1918年在《待焚诗稿·旧序》中所坦言，诗作或已亡佚大半，抑或印行：“十数年来，所作不下五六千首，然奔走道涂 [途]，亡散者已过半数。而唱和之作，又往往不甚爱惜，成而辄弃，至今不过千余首而已。往时之诗，在沪滨时，从友人之请，已付印行。”1931年9月2日，刘其淑致函陈柱称“大著《待焚诗稿》十卷，敬读一过，比之前贻《呜咽吟选》，尤为卓绝！”由此可见，陈柱早年付印的诗集应指《呜咽吟选》，惜未寓目。是否有关涉桂林之游以及康、陈二人交往诗，不得而知。迄今为止，也未能从康有为和其他人的诗文中获得康、陈二人在桂林交游的一鳞半爪。

注3：冯振：《题桂游集》，载冯振著，党玉敏、冯采编校点《自然室诗稿与诗词杂话》，第59页。

综上分析，陈柱在桂林拜康有为为师的说法，难以坐实。

第二节 忆往二事

从目前已知的陈柱文字中可知，他与晚年康有为有过为数不多的几次交往，其中两次颇令他难以忘怀：一次是在上海天游学院，另一次是在无锡丁家山康庄。

1926年春，康有为在上海愚园路194号自家宅院游存庐临街的一幢两层楼房里开办了天游学院，他自任院长兼主讲，亲自编定《天游学院简章》，规定学院以研究天地人物之理，为天下国家身心之用为宗旨。其学制采用书院制，兼采学校制。招收的学员都是有一定学问基础的人，分正规生和特别生两种。正规生入学需考试，先入预科（1年），后升本科（2年），学制共3年；如有好学之士，不能依规定学科修业者，也可随意听讲，为特别生。

晚年陈柱羁旅南京时，撰写和发表了一批品评书画的小文，文中不时夹杂一些对往昔人事的回忆。他在一文中，这样写道：

 

忆昔年谒南海于天游学院，畅论当日政治之非，及上庠讲学之失。后游西湖，宿于丁家山讲舍，曾录其所撰楹帖入于诗话。乃不久而南海逝世，今屈指不过十余年，而沧桑之变竟如此，可胜慨哉！

 

陈柱简要追述了两件往事，不禁感慨系之。第一件往事是，陈柱曾到天游学院谒见康有为，两人畅论时政之非和大学讲学之失。时过境迁，当年两人相谈详情已无从知晓，但从“畅论”二字可以想见，他们两人晤谈甚欢。

第二件往事是，在一次游西湖时，陈柱夜宿丁家山康庄。关于此事，陈柱亦有小文略记。陈柱平生好游览山水，他曾写诗道：“句漏有狂士，少小事豪游。东浮东海东，南游五岭头。”陈柱平生三游西湖，有《忆西湖》一文传世。他在该文开篇中写道：“予客江南约三十余年，游西湖者不过三次而已。”次数虽不多，但“三次之游，皆无不称意，故不欲多游也”。有一次，他和族侄陈实夫同游，“酩酊大醉，夜宿丁家山康庄”。所谓“康庄者，南海康长素有为之别墅也。族侄实夫，师事南海，故与同寓于此”。“康庄”，即上文所言“丁家山讲舍”。陈实夫（贡文，1901—? ），原名拔彰,1925年1月毕业于无锡国专，曾任广西北流陵城中学教员、无锡国专桂校总务，是萝村有名的乡绅富户、北流城中最早的印刷厂东主。据陈柱称，他和族侄实夫同宿丁家山康庄，是因为陈实夫是康门弟子。至于陈实夫何时拜师康有为，陈柱并未提及，且陈汉才《康门弟子述略》也未记此人，笔者推测可能是康有为天游学院弟子。最重要的是，由此可以确定无疑地说，陈柱和康有为没有师生关系。否则，他没有必要只提及陈实夫和康有为的师生关系，而不说自己和康氏的关系。

再说，在《忆西湖》一文中，陈柱直呼康有为名讳，与他尊称自己的老师为“×××先生”或“×××师”的文风，有所不同。据陈柱自述，对他学术人生影响较大的有苏绍章、陈衍和唐文治三位老师。1916年冬，苏绍章为陈柱《中庸通义》一书作序，称：“北流陈君柱尊自其未冠时，曾及吾门。……勤勤商榷国学，慨然志于文章性道之事，不为形下之学所眩。”1923年，唐文治为陈柱《说文解字释要》一书作序，称：“门人广西北流陈子柱尊，夙耽小学。”陈衍在一首赠陈柱诗中说道：“同宗三学人，东南峙鼎足。……伯弢从我游，谈艺卅载熟。柱也与斠玄，尚阙谋面目。”“伯弢”即陈献章，“斠玄”即陈中凡，“柱”即陈柱。在诗中，陈衍盛赞了三位同宗门人，此时他与陈中凡、陈柱两人尚未见面。由上可知，苏、唐、陈三氏都承认陈柱为门下高足弟子，且十分赏识他的才学。

1940年12月，陈柱作文，一面慨叹康有为与梁启超之间深厚的师生情谊，一面痛感世风日下、师道沦丧的现状：

 

呜呼！康梁二氏出处，先后乖异，或不免招后人之讥议，然彼于维新事业成就卓卓，赫然在人耳目，其功固有不可没者。世人震康氏之享大名，或怪其始之合而终之异，而不知其师生之谊，固有非寻常人所可及其万一者也。然则其学业之所成就，岂无故哉？方今师道日丧，为师者既不能以道以学自任；而为弟子者，或驱逐其师，如犬马奴隶然。昔荀卿以君师与天地先祖为礼之三本，而断之曰：“三者偏亡焉，无安。”呜呼！可不惧哉？闻梁氏之风者，可以知所感矣！

 

从这一段文字中可以感知，陈柱对中国传统的师生关系极为赏识并极力维护。由此进一步推论，倘若康有为是陈柱童年的及门恩师，陈柱不但没有理由讳言这一层关系，而且应对康有为十二分的毕恭毕敬才是！事实上，从已发现的陈柱记述康有为的片言只语中，虽然能够明显感觉到他对康有为的崇敬之意，但不能由此认定他们之间的师生关系。

第三节 题字与荐书

陈柱喜爱康有为书法，收藏康有为书法真迹甚多，并曾请康有为为其藏书楼和著作题字。康有为去世后，陈柱将其一部分遗藏推介给广西大学购得。

康有为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也是一位大书法家、书论家。其书法经历了从“帖学”到“碑学”的演变，其书法“康体”具有“重、拙、大”的特点。其论书法理论名著《书镜》（一名《广艺舟双楫》） 提出“尊碑论”，力崇汉魏六朝碑学，对“碑派”书法影响深远。陈柱搜藏康氏书法真迹甚多，颇知其师承：“南海尝自道所学得于邓完白、张廉卿，固属不谬。然用笔横平竖直，实得于伊墨卿，或谓其得力于陈希夷。”

陈柱曾重金购得康氏草书二屏，爱不释手：“吾藏康氏书颇众，此两屏脱胎于大令，殆所谓‘一笔书’者，岂专学碑者所能写乎？纸高六尺，每行五字，写王右丞《鹿柴》五言绝句一首，每字大尺许不等。康南海书伟大无踰于此者矣。顷以重值得之，日夕把玩，不胜狂喜。”

康有为既为书法大家，陈柱仰慕其名，珍爱其书法，但有机会，自然希望能得其题字。1943年，陈柱刊文，回忆康有为题写十万卷藏书楼榜额的情景，说道：

 

时革命军将抵上海，南海急避地青岛，于夜间十二时为余书之，至可感也。

 

从寥寥数语中可以看出，康有为也很看重陈柱。要不然，他也不可能在如此危急的情势下还为他题字；也难怪陈柱在十余年后忆及此事，仍心怀感激。此外，新近发现上海图书馆藏陈柱在暨南大学讲义《十万卷楼说诗文丛》，其书名也是由康有为书写。

据天游学院弟子蒋贵麟回忆，康有为平生藏有宋元明清名画三四百件，六朝唐宋碑帖二百余种，宋元明旧椠五千余册，以及百国古器图书等物，虽偶杂赝品，然亦属数百年前的古物。康有为去世后，留下六七万元债务，家人想变卖其游存庐遗宅、宋元明刊本书籍及书画碑帖古器等来还债，康门生徒曾欲设法筹款以图保存，作为南海学会固定会址，并建南海图书馆，永为纪念。奈何门生散居国内外，款项一时筹措不及。终以游存庐易主他人，遗书归广西大学及镇江市立图书馆所得，所藏书画质于汇丰银行，流落异域，碑帖古器则不知下落。

广西大学能得到康有为一部分藏书，有赖于陈柱从中推介。1927年冬，陈柱被推举为广西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之一，兼国内特派员。陈柱因故未能参加筹备会议，于1928年3月25日致广西大学筹备委员长马君武暨委员会函，提出办理广西大学的四点建议：“确定办学标准，整饬全省学风”; “优待学者，使全省社会，皆成为学术化”; “设备宜力求完备”; “免收学费，以力求高等教育之普遍”。表达了身为广西人对办广西大学的期盼，并时刻想着为广西大学尽心尽力。

陈柱与康有为弟子兼六女婿潘其璇（叔玑） 相过从，陈柱描写康、梁交谊的一段文字，即从他那里听来：“吾闻康氏之女夫潘叔玑君言：‘梁氏每谒康氏，必顿首再拜，有时意见不合，康氏必击案责嚷，梁氏未尝不叩头以谢也。'”在“康氏逝后，其遗书多由吾介绍转让于广西大学”。显然，广西大学能得到康氏遗留下来的藏书，也是通过陈柱与潘氏的关系，得以接洽。1941年，广西大学图书馆统计馆藏图书，其中：

 

古籍中，以康有为遗藏之二万余册，最为珍贵，均属康氏本人之私藏。善本不少，地志尤多。今再欲购置如此繁富珍异之古籍，诚非易事……

 

陈柱推介，可谓一举两得。既救了康氏家人燃眉之急，又解了新建广西大学图书馆亟须扩充馆藏之困。

康有为是晚清至民国政坛和文教界巨子，陈柱是民国享有盛名的国学家，他们均致力于传承和弘扬中国的传统学术文化教育。对于他们二人的关系和交往，目前有文字可考者并不多见。从康有为方面来说，除了已知他给陈柱十万卷藏书楼题字和题写陈柱书名之外，至今尚未找到其他相关文字记载；从陈柱的文字描述来看，言简意深，留下众多的想象空间。假如二人早有师生之谊，陈柱不可能在后来的回忆中，只字不提。综上所述，可以这样认为，康有为与陈柱并非师生关系，但从二人不多的交往中，可见彼此钦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