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要走向大众，走向实践
——纪念艾思奇同志逝世30周年
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同志，到今年3月22日离开我们整整30年了。
艾思奇同志把毕生的精力都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从20世纪30年代起他就在上海参加革命活动，发表文章批判旧世界，批判各种反动思潮，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抗战开始他到了延安，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他在党的理论、宣传、教育以及文艺、新闻等各个部门都从事过工作，致力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和研究。从1948年起直到逝世，他一直在中共中央马克思列宁学院和后来更名为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即现在的中共中央党校）里从事教学和领导工作，其间并进行了大量的社会活动。从1950年起他是我的老师，以后又是我的领导。在30多年的奋斗中，艾思奇同志在思想理论战线上做出的多方面重大贡献，是永远不会磨灭，永远值得后人纪念的。
艾思奇同志作为国内外知名的哲学家，他的理论学术活动涉及的方面和产生的影响是非常广泛的。他给我们留下了各种内容和各种形式的重要论著，其中的许多著作，如30年代的《大众哲学》，抗战时期1943年在延安《解放日报》头版发表的《〈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解放战争时期1948年由新华社向全党播发的《反对经验主义》，新中国成立初期发表的《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和其后的几部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等，都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起到了重大的思想理论教育作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身后留下的《艾思奇文集》集中了他的宝贵哲学遗产。
毛泽东同志号召：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在这方面，艾思奇同志是当之无愧的先驱者。他的《大众哲学》所体现的就是哲学的大众化、通俗化、现实化方向。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大众哲学》开创的这条道路和方向，永远闪耀着璀璨夺目的光辉。
《大众哲学》这本著作正像艾思奇同志自己说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入门的读物”，是为大众写的书，并不是他最深刻的著作，也不是他最成熟的著作。毛泽东同志在1937年10月间就曾经写信给艾思奇同志，对在《大众哲学》出版两年后在上海出版的《哲学与生活》一书作了这样的评价，说“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
，并作了长篇摘录送给艾思奇同志看。随着时间和研究工作的进展，后来他的哲学思想也越来越深刻了。但是，《大众哲学》这本书出版后引起的震动，其影响的持久和深远，以及它所开辟的道路的意义，在今天也值得我们深刻思索，其写作经验也值得我们努力汲取，其榜样的作用将永远不会过时。
这本著作是1935年年底艾思奇同志将报刊上连载的他的哲学讲话结集成册出版的，名为《哲学讲话》。《哲学讲话》以人们身边生活为例，用人们易懂的语言和生动活泼的形式，简明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这本书，很快就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青年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出至第三版，即遭到国民党政府书报审查机关的查禁。不久从形式上稍加修改后，更名为《大众哲学》再版，到新中国成立时该书一共印了32版。从抗战前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在这本书的影响下一批又一批青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一些人就是由此入门，登堂入室，深入到更广阔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时至今日，在报刊上仍然可以常常看到一些人的回忆文字，在垂暮之年，这些同志回首往事时仍在念念不忘《大众哲学》对他们走上革命道路的思想影响。这本书当时对求知若渴的青年的思想解放和理论启蒙作用，一似围困于广袤无垠的沙漠之中突然遇到清冽无比的甘泉，那种茅塞顿开、醍醐灌顶似的接触到真理的喜悦，不是亲身经历过的人是很难想象的。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入门的书，能够产生这样大的影响，决不是偶然的。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一方面，当时的形势是中华民族正处在严重的民族危亡关头。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不满足于对我东北三省的侵占，铁蹄正践踏关内，步步蚕食华北，并妄图把侵略魔爪伸向全中国。而国民党反动派在敌人进逼面前却步步退让，一意扩大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战火，在其统治区内则实行“文化围剿”，残酷镇压人民大众的抗日民主要求，社会动荡不安，失学失业，民不聊生。在这种险恶的社会环境里，人民大众特别是青年学生迫切要求找寻救亡图存、改变社会生存环境的出路，在彷徨苦闷中热切渴望那种能揭示事物的本质、阐明问题的根本、指向光明真理的书籍。一句话，为了启迪智慧、找到出路，群众要求掌握科学理论。
另一方面，艾思奇同志从1932年开始便在报刊上发表哲学短文，并着手翻译苏联米丁的《新哲学大纲》，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决心用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武装广大群众，指引走向光明的根本道路，推动群众沿着正确的方向进行斗争。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能变成物质力量，能动地去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成为广大群众手中的思想武器，才能发挥这种改造世界的力量，逐步完成自己的使命，这是由这种哲学的本性所决定的。也就是说，理论需要掌握群众。马克思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无产阶级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紧密结合，密不可分，这是它的一个根本特点。
要满足群众掌握理论和理论掌握群众的需要，必须找到一条恰当的正确的把两者结合起来的路子。有志于把两者结合起来的革命的青年哲学家艾思奇同志，既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又经历了主持报刊问答栏的工作，了解群众的要求，熟悉群众的呼声，经过一番探索和实践，他切实开创了一条哲学大众化、通俗化、现实化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用最普遍的概念、范畴和规律来反映和概括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本质和运动发展的，它的内容要使得广大群众便于接受，就必须和群众所了解所熟悉的事实相结合，这就需要大众化、通俗化；要使得哲学的抽象的一般原理能够触动群众的思想，震动群众的心灵，又必须和对群众所关心的现实问题的解答相结合，即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这可以称作理论的现实化。哲学的大众化、通俗化和现实化又是互相联系，互相贯通的。《大众哲学》作为最初的开创性的尝试做到了这一步，从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今天，我们回顾艾思奇同志走过的道路，研究《大众哲学》成功的经验和它的意义时，不能不认真想一想当今我们哲学工作者面临的任务和我们应当做什么样的努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贯彻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在新时期的基本路线所取得巨大成就的过程中，哲学起着光辉的作用。历史表明，政治的重大变革通常总是以哲学观念的变革为先导的。众所周知，以真理标准的全国大讨论为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十几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和这种哲学思想方面的变革的先导作用相联系的，这是我们亲身经历过的有目共睹的事实。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前人没有走过的，是一场革命性的变革。随着我们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发展和新情况新问题的不断出现，邓小平同志总要不断强调学习理论的任务，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学习哲学。1981年，邓小平同志表示赞同陈云同志的建议：要提倡学习，主要学哲学，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从根本上而不是从枝节上解决问题。1985年在全国党代表会议上，他要求新老干部都要针对新的实际，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加强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防止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与此同时，他又不断地向理论工作者郑重地提出任务，要求他们深入实际，加强对各种问题的研究，按照实践的发展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前进，写出有新内容、新思想、新语言的有分量的论著，以满足广大干部和群众的需要。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形势和各种力量组合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在我国从过去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转向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情况下，要求我们的理论工作进一步适应新的实际，发挥更大的作用。江泽民同志强调广大干部特别是中高级领导干部要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驾驭全局的工作能力，要保持清醒头脑，反对国内外敌对势力的“西化”“分化”阴谋，抵御资产阶级的以及其他各种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侵蚀，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旗帜鲜明地同错误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划清界限。这是新时期、新形势下的重大课题，也是向理论思想战线工作者提出的具有重大意义的任务。树立和坚持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首先要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新的实际来教育和武装广大干部和群众，就是说，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哲学理论和当今的实践结合起来。在这方面，我们要借鉴和学习艾思奇同志写作《大众哲学》的经验，用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理论武装当代的干部和群众。
理论的生命力在实践，其根本作用也在于为群众服务，为实践服务。干部和群众在实践中对哲学理论的要求是有不同方面和不同层次的，理论对实践的服务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即也是有层次的。尽管如此，但归根到底，我们的理论、我们的哲学，要与实践相结合，要为广大群众服务，这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哲学普及要走这条道路，哲学提高也要走这条道路。如果哲学工作者置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要求于不顾，远离实践的迫切需要，囿于本行业的狭小圈子里，热衷于名词、概念的争论，或者闭门造车，一心撰写自鸣为“阳春白雪”式的“传世”之作，这是有悖于理论的任务和要求的。“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广大群众的实践是哲学（以及整个理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我们哲学工作者只有永远面向这个源泉，不断地从这个源泉汲取智慧和力量，才能做出有意义的成绩，才能成为大有作为的人。
实践呼唤理论，群众呼唤理论。借纪念艾思奇同志忌辰的机会，让我们像他那样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信念，并重温他的成功经验，使哲学走向广大群众，走向波澜壮阔的实践，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大放其“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的壮丽光彩。
（原载《求是》199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