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的实践基础

正是基于人类社会实践的真正需要，反映时代特点、推动社会发展的科学理论体系才能发展起来，才会呈现出来。在一定意义上，实践和时代的现实需要，这是一个理论得以发展、完善最为深厚的实践根基。离开社会实践这块肥壤沃土，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就会枯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同样也是如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无论是国际形势还是国内形势，同过去相比，都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与变革。中国特色文化建设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这都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从理论和实践上做出科学的回答并加以积极的解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正是在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的社会大背景下，在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代表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特色文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逐渐形成、发展和完善起来的。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的国际境遇

二战结束以来，特别是人类进入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整个世界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与变革。当代世界的发展变化，概括起来讲，主要表现在两个大的方面，即经济全球化浪潮的迅猛推进和世界多极化格局的曲折发展。在这种机遇与挑战同时并存的国际背景下，如何应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思想文化的侵蚀和意识形态的渗透，如何维护中国国家文化安全和进一步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这就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的国际境遇。

经济全球化浪潮的迅猛推进，这是当前国际社会的一个显著特点。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增强，文化多元化逐渐成为国际社会发展的一个趋向。形形色色文化之间的频繁交流与直接对话，既为中国特色文化建设提供了非常难得的历史机遇，更对中国文化建设提出了严峻的现实挑战。当前，全球化背景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先期发展在经济、科技等方面的优势地位，牢牢占据全球文化交流中的主导地位，牢牢掌握着全球文化交流中的主动权。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对发展中国家进行资本输出、经济掠夺的同时，还极力输出资本主义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文化生活。据统计，目前世界上每天播放的各类国际新闻，约有90%都是来自西方的各大媒体，其中约有80%都是来自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三大通讯社。在互联网上，以英语为语言的内容约占90%，中国对互联网上的输入、输出信息流量仅占0.1%和0.05%，而美国的这两项指标都达到85%以上。当前，美国饮食文化标识的麦当劳薯片、美国电影文化标识的好莱坞大片、美国信息文化标识的硅谷芯片，共同造就了全球化背景下美国文化的“三片”形象。美国的电影生产尽管只占全世界总量的5%—6%，但放映时间却占全世界观影总时间的80%。所有这些都充分表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全控制了当今世界的文化贸易和新媒体的话语权。当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不遗余力地推行文化殖民主义，绝不仅仅在于文化贸易的巨额经济利益，更在于文化贸易、文化产品背后的文化观念、价值观念的渗透与输出。正如田丰、肖海鹏、夏辉在《文化竞争力研究》一书中所指出的：“如果说西方在全球化早期是用枪炮加传教士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殖民地国家，那么今天的西方是用大众化文化加互联网向后发展国家输入他们的文化价值观。”在第一世界掌握文化输出主导权、第三世界只能被动接受的境遇下，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与考验。如何在经济全球化浪潮迅猛推进的形势下，在与世界文化交流碰撞中实现文化理论的创造性发展与创新性转换，从而进一步推进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维护中国国家文化安全，这是当前中国共产党需要面对和解决的一项重大时代课题。

世界多极化格局的曲折发展，是当前国际社会的又一个显著特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世界各种力量此消彼长，总体来看，世界格局走向多极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与清晰。可以说，世界格局走向多极化，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的共同的期待，契合世界人民的共同的心声，合乎时代进步的必然的要求。当然，世界多极化格局的最终形成，将是一个十分漫长、曲折的发展过程。我们知道，二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各种手段和方法，对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思想文化渗透”。我们知道，苏联亡党亡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列宁之后的苏共领导人在意识形态领域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理解和思想僵化，缺乏思想文化理论创新，再加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思想文化渗透，导致苏共思想文化领导权丧失，最终出现亡党亡国的悲剧。苏共在文化理论发展问题上的深刻教训，也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的重要契机。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中国成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主要对象，对中国的思想文化渗透进一步全面展开，企图借助思想文化渗透达到“西化”“分化”中国的目的。对此，江泽民曾经指出：“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后，国际敌对势力……加紧对中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战略。”所谓“西化”，主要是指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企图在经济上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代替中国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在政治上用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制和多党制代替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在思想上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代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所谓“分化”，主要是指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企图利用各种机会和一切手段、方法，来达到分裂我们党、我们民族和我们国家的目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西化”“分化”图谋，其根本目的就是把社会主义中国变成一个分裂动乱、软弱涣散的国家，就是要把社会主义中国纳入西方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政治体系。二战结束以来，尽管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和发展趋势，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直没有、也绝不会放松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的战略企图。中国与西方敌对势力在这方面的斗争，将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存在，甚至有时候矛盾会激化。胡锦涛曾经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非常尖锐的。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然长期面对各种敌对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活动，对此，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保持高度警觉。”在当前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处于低谷的形势下，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文化建设面临严峻的挑战与考验。如何在世界多极化格局曲折发展的形势下，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坚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在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作斗争的过程中，推动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真正维护中国国家文化安全，这是当前中国共产党需要面对和解决的一项重大时代课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和区别对待文化差异与文化冲突，必须科学把握文化民族性与时代性的辩证关系，必须积极推动文化交流与文化发展。

总之，二战结束以来，特别是人类进入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发展，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相互碰撞。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一方面在经济发展上面临着严峻考验；另一方面，在文化发展上同样也存在十分严峻的现实挑战。这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世界格局深刻变化与变动向中国特色文化建设提出的一个重大时代课题，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面临的最基本、最主要的国际境遇。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的国内境遇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社会变化的最大特点就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的实践，为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实践根据。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正是敢于和善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中国共产党才能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使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与实践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如果说经济全球化浪潮的迅猛推进和世界多极化格局的曲折发展，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文化理论发展的重要国际境遇的话，那么，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的国内境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是在实践中不断推进的。正是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改善，人们的思想观念有了较大的更新和发展。这都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改革开放是一场新的革命。这场革命给社会思想文化带来了空前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使人们摆脱了那些陈旧过时的思想禁锢，产生了一些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新观念。”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人们的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开拓创新意识等观念都在不断地增强，这都为新时期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有力地推动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的历史进程。在看到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实践对于推动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积极影响的同时，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改革开放也给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带来了严峻的现实挑战。正如中国共产党人指出的：“我们实行对外开放，有利于人们开阔眼界、增加见识、活跃思想，但国外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文化也会乘机而入。我国社会长期存在的封建主义残余思想……也会沉渣泛起。”比如：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遭遇合法性质疑、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文化的泛滥、中国传统文化的衰落、中国共产党文化创新能力不足，等等。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诸如自发性、趋利性等市场本身固有的缺点就会逐渐暴露出来、显现出来，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反映到人们的思想文化生活中来，反映到社会中来。因而，现实生活中，就出现了所谓的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的种种现象，从而造成部分群众甚至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诚信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缺乏等问题。在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如何消除发展市场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进一步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项重大时代课题。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关于如何正确认识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人们存在不同的看法。有相当一部分人主张，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是有先后顺序的，要先经济，后文化，即所谓的“先后论”。在他们看来，只要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发展了，自然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能发展、就会发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味地强调精神文明建设，会形成对物质文明建设的“冲击”。这种认识，未能立足唯物史观真正科学掌握经济、文化二者之间的关系，因而是片面的、错误的。正是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一并展开、共同进行，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江泽民强调：“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只有物质和精神都富有，才能成为一个有强大生命力和凝聚力的民族。”胡锦涛认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充分表明，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全民族创造精神的充分发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2013年11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定信心，凝聚共识，统筹谋划，协同推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努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广阔的前景。”我们知道，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为此，关于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问题，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强调，要“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总之，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对于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而言，既有难得的机遇，也有严峻的挑战。适应改革开放以来物质文明的快速发展，如何推动精神文明发展与物质文明发展相衔接，如何推动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实现良性互动发展，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向中国特色文化建设提出的一个重大时代课题，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面临的最基本、最主要的国内境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