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际话语权竞争态势

国家对话语权的重视程度历经了一个略显微妙的演变过程：20世纪，“话语权”只不过是作为宣传战、心理战和外交谈判的一种附属物，渐趋步入战略视野；而到了21世纪，“话语权”之上的战略竞争，已经构成了衡量国家综合实力的一大重要指标，日益发展成为国际间较量一个新的战略制高点。不单如此，国际话语权还体现着一国的政治操作能力和理念贡献能力，构成国家软实力的要素之一。

话语权角逐以追求产生国际影响力为直接目标，而由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性，21世纪的国际话语权竞争反映的仍然是一种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因此，其最终目的也依然跳不出“由权力界定利益”的“窠臼”，国际话语权之争归根结底始终是国家利益上的博弈。国际话语权涵盖了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及广大民众等各种行为主体；争夺领域涉及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传播等诸多领域。掌握国际话语权的一方尽可以利用“话语权”优势，按自己的利益和标准定义国际事务、事件，制定于己有利的游戏规则，并对事物的是非曲直按自己的利益和逻辑作解释，从而在日益白热化的国际竞争中占得先机、赢得主动，先发制人、先入为主。因此，国际话语权绝不只是一个国家的新闻传播界需要深入探讨的理论性、专业性、操作性问题，而是一个更深层次的国际政治外交和经济文化战略问题，它直接关系到一国的国家形象、国际环境，关系到该国能否在国际竞争博弈的大舞台上抢占新制高点、掌握主动权。在未来可预见的较长一段时期内，在当今国际格局并未发生根本性变革的前提下，国家之间的国际话语权博弈也必将会持续上演。

事实上，国际话语权在当前世界上的“分配”状况是极不平衡的。近半个世纪的冷战期间，东西两大阵营对话语权的争夺集中表现为意识形态主导权上的斗争，西方国家凭借先发优势竭力打压或颠覆社会主义国家及许多刚实现民族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冷战结束之后，尽管2001年突发的国际恐怖主义事件和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等给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以较大的冲击，但国际话语权的总体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整体上看，以欧美为主体的西方占据着明显的主流和强势地位，个别国家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拥有“话语霸权”，而非西方世界处于弱势地位，这一状况总体上似乎刚好反映了作为一种“软实力”的话语权与硬实力的权力分配状况之间的一致性。

从较浅的一个层面看，单以国际传播领域而言，国际舆论的话语主导权显见被高度操控于美英等少数几个发达国家手中。目前传播于世界大部分地区80%—90%的新闻资讯，几乎都由西方主流通讯社所垄断。即以美国这一窗口观之，美国人口仅占世界人口总数的5%，却控制了世界75%的电视节目的生产与制作，每年向别国发行的电视节目总量达30万小时。传播于世界各地的新闻，90%以上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垄断，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电视节目有60%—80%的栏目内容来自美国；而在美国自己的电视中，外国节目的占有率只有1.2%。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尽管使用华语者占到世界人口总数的1/4左右，但国际上以华语为传播符号的信息量却只占总量的5%左右，国际话语权处于明显的弱势，这“与目前中国大国的国际地位和全球华人的政治经济地位都严重不相称”，成为中国综合国力的一只跛脚、国家安全的一大软肋。

从更深的一个层面看，不单是英语及英语媒体在目前的国际语境中仍居于毋庸置疑的强势地位，当今主流的国际话语及其概念亦大多是由西方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思想家或研究者率先提出来的。从近的说，如“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民主和平论”“民主化第三波”“霸权稳定论”以及“软实力”“巧实力”等；从远的说，自由、民主、平等、人权、法治等。作为西方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表达工具的西方话语随之散布天涯海角，形成一种覆盖全球的“西方话语霸权”。这种西方话语霸权并不单纯意味着对其他非西方国家表达权的剥夺，而是指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影响力上的压倒性优势大肆打压广大发展中国家被感知或被接受的可能性空间。

除了商品、资本、技术、设备等这些外在物质基础方面的优势外，西方在国际话语权角逐中的优势还表现在因其长期掌控国际政治经济主导权而获得的设定国际话语议题和内容等内在能力方面。议题设置与话语应用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反映了西方的国际话语权优势及其对国际事务的主导权，进而对于议题的评判标准及裁决标准，西方也就不免几乎顺理成章地拥有“一犬吠日，众犬吠声”的压倒优势。裹挟创造工业文明所获取的胜势，西方积极谋求以自身为样板来打造世界，力图通过霸权话语将西方精神传播全球。霸权话语是国际政治话语体系中最为重要的形式之一，在近代主要表现为殖民主义话语如东方主义，在当代主要表现为新帝国主义话语。对此，著名学者萨缪尔·亨廷顿在成名巨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写道：“每一个文明都把自己视为世界的中心，并把自己的历史当作人类历史主要的戏剧性场面来撰写。较之于其他文明，西方文明可能更是如此。”前已述及话语权不单指说话的权利，还包括说什么、怎么说、谁来说、对谁说、在哪说，在国际关系互动的微妙架构中，国际话语权更意味着话语公信力、道德感召力及形象塑造力等。为此，国际政治舞台上的霸权话语至少会带来三个相当严重的后果：第一个后果是假象替代真实；第二个后果是制造幻觉；第三个后果是制造等级。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在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的强势，在许多公开场合动辄以“代言者”的身份出现，使得西方话语体系俨然成为世界的“流行话语”；而广大发展中国家话语权则呈现出一种显而易见的话语权缺失态势：“传不出去、传出去的被歪曲，采不进来、采进来的靠不住。”在国际话语权竞争日趋白热化的今天，身处发展中国家阵营正积极图谋民族复兴的中国尚不具备与其日趋走高的国际地位相匹配的话语权。

作为国际社会大家庭中历史最为悠久的重要一员，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大体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阶梯式发展进程：古代中国——无话语权意识时期；近、现代中国——国际话语权被剥夺时期；当代中国——话语权意识觉醒与国际话语权博弈时期。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有着五千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在国际话语权领域，面对的往往是一个不包括自己意见的“世界舆论”，一个动辄在道义上贬损指责中国的“国际社会”，以及一个以“民主”“自由”“人权”等西方文明符号为价值要素的话语体系。在西方媒体上，中国的形象不断被意识形态的“红色滤光镜”、种族宗教的“黄色滤光镜”和商业竞争的“绿色滤光镜”折腾得面目全非、扭曲变形。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整体而言展现了一个从波峰到波谷再到波峰再到波谷的动态变化曲线：1949—1972年，中国虽近乎处于孤立状态，并被排除在绝大多数国际组织之外，但其实中国的理念贡献能力很强；1979年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眼光向内，专注于国内经济的发展，自1989年之后又执行以“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为核心的外交政策，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从波峰逐渐走向低谷。“由于我们在议题设立和规则制定等方面的能力有限，因此中国在制度性和非制度性国际场合的话语权并不突出。也就是说，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增长与其综合国力增长并不同步，后者的增长幅度远高于前者。”迈入新的千年，紧跟中国的崛起步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完善，中国特色民主政治逐渐成熟，以和谐发展与科学发展为特征的中国发展模式的影响面更趋扩大，有利于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中国话语体系日益丰富充实，“中国声音”稳步增高、“中国模式”的吸引力有所增强。尤其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海啸爆发之后，国际社会更加凸显了对中国责任的高度期待，西方发达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都要求中国“埋单”和“开支票”,“中国制造”与“中国投资”影响突出，中国的国际经济话语权增大。

然而，随着全球的聚光灯越发聚焦中国，不管中国自身愿意与否，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希望中国在国际发展过程中扮演更为主动的角色，并承担更多更大的国际责任。与此同时，自改革开放以来，各种西方式样的话语纷纷涌入中国各学科、各领域、各行业，并被自觉与不自觉地广为采用，有的学者为此不无忧虑地指出：在政治领域，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公民社会等所谓“普世价值”理念被引进；在国际关系领域，国家利益、硬实力、软实力、地缘政治、人道主义、历史终结、文明冲突、失败国家等说法纷纷进入外交话语体系；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实用主义、存在主义、非理性主义、后现代、后结构主义等概念也不断出现；在文化领域，西方歌舞、音乐、电影等逐渐成为中国大众生活的一部分，有的甚至成为主流；在经济领域，自由经济、理性经济人、市场机制、股份制、股票交易、私有产权等概念与理论，近乎覆盖了中国原有的话语体系。这些现象的出现固然有国际间交流交往日趋紧密的时代大背景这一正常促因使然，但中国在国际话语权较量上频频“失语”的反常苗头也确有必要引起我们的警醒与反思。

仅从引导国际舆论风向的传媒领域来略加管窥，中国的新华社、中新社、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CCTV 9）、《人民日报》等核心传播管道在国际上尽管已形成一定的影响力，但是它们与美国有线新闻网（CNN）、英国广播公司（BBC）、法国24小时国际新闻台、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日本NHK电视台、今日俄罗斯，以及《读卖新闻》、《纽约时报》等国际主流媒体相比客观上还存在较大的落差，“特别是在新闻的发射转播、业务构成、人力资源、落地覆盖、资金和技术保障等重要指标方面，中国仍有很大的差距”。而从语言使用的绝对人数与话语空间对比度来看，世界范围内以英语作为母语的人口数约为10亿，英语在世界主流媒体中的话语空间占文字流通量的80%；而以汉语为母语的人口数将近14亿，然其话语空间却不到文字流通量的10%，甚至还有人断言实在5%以下。即便是近年来孔子学院及孔子学堂在全球范围内飞速扩张，但是需要清醒地意识到全球汉语热并不能使其一举成为强势语言，汉语的国际化程度仍然比较低。

争取更多更大的国际话语权是中国在实现和平发展过程中维护国家利益的必然要求，也是身为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中国承担力所能及的国际责任、积极融入当前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的一种合理诉求。然就中国当前的国际话语权真实现状而言，近年来国际话语权意识虽持续走高，但中国在国际话语权竞争中仍存在着多重困局，彼此杂糅交织，有时互为因果。

第一，中国在国际话语权竞争中长期处于一种被动地位，这或许与中国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惯性有着难以切割的联系。中国传统文化讲求“和为贵”“桃李无言，下自成蹊”“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有理不在声高”“酒香不怕巷子深”等，这些哲思无疑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但换个角度看也或多或少塑造了无为、不争的品格，也就在国际话语权竞争意识上先就缺失了主动性、积极性、进取性。这种惯于内向收敛的习以为常往往会造就在面对外向竞争时的随波逐流，而话语权恰恰是需要主动争取的。过往百年的积贫积弱致使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20世纪的国际话语权，如今正积极谋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不能也不应再放弃或错失21世纪的国际话语权。与此相偕，国际社会也高度关注日新月异的中国，世界其他文明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充满好奇也存有犹疑，外国公众热切渴望了解中国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将以何种方式自处于国际舞台之上。外部世界对于中国的真正认识是通过“中国话语”实现的，离开对“中国话语”的感知，外部世界将无法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历史一再昭示我们，国际话语权既不是天赋的，也不是自封的，更不是靠别人恩赐的。国际话语权靠消极等待是等不来的，只能是靠本国的积极争取方能得来。

第二，中国截至目前尚未在事实上建立起一套比较系统的、契合本国国情并为世界所广泛认同的核心价值体系，这也是中国在国际话语权竞争上处于相对弱势的一个重要成因。当今国际体系正经历着从基础构成到国际载体、从价值观到文明体系、从规则规范到行为实践的深刻转型，这一转变进程也是国际权力结构发生变化之后国际话语权分配与国家整体权力结构之间重新走向平衡的过程。在当前国际格局与权力结构深刻变化的背景下，国际话语权越发显得重要，世界各国正加紧对国际话语权的争夺，国家之间的竞争在某种意义上已演变成了国际话语权上的较量，提升国际话语权也就成为国际体系转型的时代要求。值此国际体系转型时期，各种国际行为体你方唱罢我登场，国际关系不断分化重组，加之各种以前被掩盖被忽视的矛盾冲突集中凸显更使国家间关系的不稳定性和突发性增多。国际环境的复杂程度还不止于此，当下更有一个“崛起的魔咒”时时牵绊着中国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而为了尽可能争取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用来壮大自身，中国不得不保持无与伦比的战略忍耐力，恪守“韬光养晦”，不逞“口舌之利”，尽可能减避来自某些国家的各种疑忌、抹黑、挑衅、纠纷。尽管有关方面已经凝练提出了24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其对内宣示意向更为显著，且字数繁复到不易于对外传播。当此情形之下，中国亟须建立起一套比较完备的核心价值体系并高效能动地对外进行宣示，以利于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理解乃至支持、追随，稳中有升地推进中国的国际话语权。

第三，中国在对外建构国家形象方面还存在着不少主观的羁绊与客观的掣肘，其中特别是公共外交工作目前还做得有些不到位，这极大制约了国际话语权的赢取。一般而言，国家形象的建设是一个话语的建构过程，往往是本国自我话语描述与他国话语描述之间相互博弈的结果。现阶段，中国的国家形象建设上最主要的症结即是存在着三大不一致性：一是中国媒体塑造的中国国家形象与外国媒体描绘的中国国家形象之间的不一致性；二是真实中国国家形象与传媒眼中的中国国家形象之间的不一致性；三是中国期望产生的国家形象与国际社会实际感知的中国国家形象之间的不一致性。这种落差的产生，究其成因乃是主客观两个方面使然。从主观方面来看，中国对外传播国家形象实际上涉及“建构”与“解构”两个平行、独立、相连但不一定因果相成的过程。对于中国来说，关键是要建立新形象、树立新观念，即“建构”的部分；对于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的公众来说，则是要打破旧印象、拆除旧观念，即“解构”的部分。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后者较之于前者，往往是最艰难漫长、最无法掌控、最令人沮丧的过程，毕竟“这种旧印象通过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心口相传，已经根深蒂固，而这些偏见、陋见、成见的核心，又往往与国家的政治信仰、宗教氛围、文化传统、国家定位等社会因素息息相关。要让所有这些叠加的印象在一代人之内改变，谈何容易”。而从客观方面来看，中国的公共外交无论是理念上还是实践上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德、法、英等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尚未能充分发挥其强劲的能动效用。在既往的外交运作中，中国在争夺国际话语权时面临最大的尴尬是“中国声音”的国际公信力还不够强。个中缘由固然十分错综复杂，但“最重要的仍在于长期以来我们重宣传，轻传播；重舆论导向，轻新闻规律，不能真正做到用事实说话”。

概而言之，“在西方主导的这个国际体系中，中国面临着一种困境，即：只有大国的责任，但无国际领导权”。国际话语权竞争中的相对劣势自然于中国的未来发展大局十分不利，且这种并不正常的“权责背离”现象事实上也是难以为继的，亟须我们积极探索跳脱窘境的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