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只眼看改革——读《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有感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发［2015］22号）的出台，打响了新时期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发令枪。深入学习贯彻22号文件精神，切实抓好重大改革举措的落地，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国国资系统最为紧迫的任务。知史可以明今。作为共和国历史上的最佳改革典范，今天重温那段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史，对于指导当前的工作，指引我们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道路上走得更稳、更远，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013年，中信出版社出版了著名经济学家、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和他的中国助手王宁合著的《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以下简称《变革中国》）一书。这是第一本由国外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撰写的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著作。科斯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产权理论的创始人，他因发现并阐明了交换成本和产权在经济组织、制度结构以及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作用而被世人所熟知。科斯长期关注中国经济，积极为中国改革发展建言献策，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忠告”，其观点对国内很多经济学家如张五常、周其仁等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变革中国》一书中，科斯围绕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基于大量实地采访和文献调研，从一个西方局外人的独特视角，详细追述了三十多年来中国从封闭、落后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开放、现代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全过程，考证并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史实，提出了很多独到的见解，对于我们开阔思路，全方位、多维度、深层次地理解这场变革大有裨益。这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作者对改革进程中所谓边缘力量和思想市场重要作用的分析阐释。
一、中国经济成功转型是“人类行为的意外结果”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哈耶克认为，所有重大的历史变迁，都是人类无意识的行为结果，而不是人类有意识设计和推动的结果。后人称之为哈耶克“人类行为的意外结果”理论。科斯在《变革中国》中开门见山地指出，引领中国走向现代市场经济的一系列事件并非有目的的人为设计，其结果完全出人意料；中国经济的成功转型是哈耶克“人类行为的意外结果”理论的极佳案例。
科斯经过调研后认为，“文革”结束后，中央高层对四个现代化建设和经济高速发展表现了“巨大热情”和“渴望”，并很快付诸行动，两次试图引导经济体制改革，但均没有取得预期效果。第一次是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目标的“洋跃进”，希望引进国外资本和技术建设二三十个重工业项目——其本质是在计划经济的框架内通过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路重振中国经济。由于对融资难度和当时国内的工业基础做出了过于乐观的估计，改革很快夭折。第二轮是以放权让利、承包经营为主要内容的国有企业改革，目的是激发国有企业活力。尽管这有利于调动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和职工的积极性，但由于改革允许企业保留一部分利润支撑生产投入和职工薪酬，政府税收因此减少，导致财政赤字增加，通胀压力加大，整个经济反而陷入困境，改革被迫中止。
科斯指出，真正使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并得以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是发自基层的四个“边缘革命”：一是农村包产到户的推行。1976年四川蓬溪县群利镇九龙坡的贫困村最先发起了这项改革，比安徽的小岗村早了两年。在1980年中央正式承认其合法性之前，包产到户已经在四川、贵州、安徽等地悄悄存在了将近四年。二是乡镇企业的崛起。这些大多成立于人民公社时期的村办、社办企业，为了能在国有企业的挤压和政府的歧视中求得生存，率先对接市场需求，并最终经受住了市场的洗礼，成功将竞争引入了中国经济，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强效催化剂。三是城市个体工商业的壮大。当大批知青返城，城市就业压力陡然增大时，政府对个体经济采取了不推崇、不宣传、不禁止的折中之策。但当时个体经济的经营范围仍然受到严格限制，只允许在国有企业比较弱势的地区存在。四是经济特区的设立。作为首批经济特区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由于易受台湾战争影响，属于“中国海事区”，建国后政府在这些地区的投资活动较少，经济上比较落后，非法移民的问题比较突出。
科斯分析认为，由农民、民营企业家、城市待业居民等这些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基层边缘力量发起的四项改革生命力之所以如此之顽强，并成为推动中国经济转型的先锋，主要是因为：一是这些领域的问题和矛盾最为突出，求变的诉求最为迫切，每项改革的发起都是为了谋求自身生存或发展、解决现实问题而作出的一种尝试，也就是问题导向。二是这些领域处于中国经济的薄弱地带和环节，与处在核心地位的国有企业相比，受政府干预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相对较小，容易率先取得突破。这与中国革命最终选择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有异曲同工之处。三是决策层认为在这些领域推进改革风险较小，成功了不会对社会主义制度产生较大威胁，失败了也能够把损失控制在最低限度，因此政府在改革初期并没有急于扑灭这些“火种”，而随后又由于其迅猛发展的势头给予了高度关注和重视。
二、政府和基层边缘力量构成了改革的“二元结构”
《变革中国》这本书的可贵之处在于，作者对中国经济转型的解读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对现象、行为及其背后原因的分析上，而是能够从一个西方人的视角站在制度经济学的高度进行更深层次的剖析，这也正是作者所擅长的领域。
科斯认为，中国经济的成功转型实际上是双向、双轮驱动的结果：一开始政府主动开启并试图引导变革，但在遭遇挫折后，市场的庞大活力触发了难以阻挡的“边缘革命”，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乎政府意料的。在改革初期，来自基层、边缘的改革力量大于政府的引导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绝不能因此而忽视政府的作用，特别是对于一套自上而下的体制而言，政府手中的批准权，以及批准之后在全国范围内强力推广的动员能力，同样至关重要。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不是单纯的自上而下或者自下而上模式，而是上下互动、循环往复、相互衔接、相互促进的过程，是一场从边缘发力、政府认可、继而全民参与的举国伟业。科斯将这种模式称为中国经济改革的“二元结构”。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种“二元结构”既缓解了改革面临的政治压力，又降低了实施变革的成本，在促进中国经济向市场化转型的过程中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在科斯看来，在整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类似这种“先上车后买票”的情况非常普遍。这种实践优先于制度的做法看起来似乎是政府监管部门的责任缺失或是失职，但却是制度产生的真实过程。在实践的发展过程中，决策层要学会迅速采取行动建立有利于实践发展的规章制度或者在情况恶化时及时叫停。一个实践能否被政府认可，取决于双方的力量对比（即博弈）。一方是支持者，在实践的实验阶段尽力让其运转，然后不断修正（以空间换时间），并在可控的政治范围内调整对其有利的制度环境。另一方是反对者，他们希望发现实验中的差错，来终止实验。对于希望通过实践来推动改革的领导人而言，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尽可能多地实验，在有限的时间里找出最为关键的影响因素，从而摸索出一套最为切实可行的改革套路。这就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解释了“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的丰富内涵。
三、利益是改革的驱动力而思想决定了改革的方向
早在1974年，科斯在提交美国经济学会的会议论文《商品市场与思想市场》中就对思想市场的特点与作用进行了论述，其基本观点是：商品市场中要有政府管制，而在思想市场中政府管制是不适宜的，应该对政府管制加以严格限制。
科斯在《变革中国》中进一步阐明了这一观点。他指出，与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一样，思想市场也是一个重要的生产要素市场。在思想市场里，知识能得到开拓、分享、积累和应用。企业运行、产品开发与创新，都依赖于一个思想市场的运作。思想市场也直接影响商品与服务市场的发展，正是思想市场塑造了消费者的需求，他们的性格和价值观最终决定了商品市场的性质及其运作效率。当今社会，民主还是非民主，吸引了政治辩论的大部分注意力，但开放的思想市场才是政治体制运行的关键所在——中国历史上，曾有过封建专制统治下极为开放的思想市场，造就了当时的盛世，例如唐朝。
科斯认为，改革受到意识形态的束缚，需要思想、观念的开放和转变；改革既需要利益的推动，很大程度上也依靠新的思想市场的形成。在改革开放初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场大讨论大大加快了改革的进程。它使中国的决策层摆脱了长期以来僵化的意识形态的桎梏，转而投向实用主义的怀抱。展望未来，科斯认为，决定中国改革开放前景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中国是否拥有强大的思想市场。但从目前的教育体制来看，这一点不容乐观。中国的教育制度更像是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并且伴随着自身不断的商业化扩张。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对思想市场的干预越来越深，控制也越来越强，如教育主管部门以各类基金或项目的名义进行的投资活动、高校官员带有行政级别的人事任免等。如果不减少行政干预，独立于经济体制的思想市场将不能够完全发挥其活力，直接影响市场经济的长远发展。
科斯强调，对思想市场的控制本质上是对骚乱的恐惧，然而这种观点站不住脚。一方面，充分的思想市场能够有效弥补现代社会中科层制的信息陷阱（即高层与基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另一方面，控制思想市场所带来的损失远比其存在的风险更大。在《变革中国》的结尾，科斯对未来中国思想市场的发展表达了乐观的态度。他认为，作为曾经的世界思想中心，中国的决策层必然会体会到活跃的思想碰撞所带来的巨大收益，正如改革开放初期一样；自由、开放、中式将成为未来中国思想市场的主要特征，而这也将会是中国为世界经济发展带来的又一贡献。
四、启示与借鉴
尽信书不如无书。需要指出的是，科斯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仍然是一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代表，他推崇的是西方那一套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对政府特别是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持保留甚至负面态度，这在他的“十大忠告”中有充分的体现。对于这些观点我们无法表示认同，并且要时刻保持清醒和警惕。但剔除这些因素来看，科斯作为一位西方经济学家能够扔下意识形态的偏见，相对客观公正地看待中国经济的改革转型，仍然难能可贵。在《变革中国》一书中，他毫不掩饰对中国过去几十年迅速向市场经济转型且取得巨大成就的惊叹，同时对中国道路未来的走向充满信心。“中国活力四射而又独一无二的市场经济，充分证明市场经济可以在西方社会以外的地方扎根并繁荣发展”。透过科斯的这些思想，结合当前国有企业改革发展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我们仍然可以得到一些有价值的启发和借鉴。
一是在改革落地过程中要更加注重调动并保护企业家的主观能动性。不同于改革开放，十八大以来的这轮改革没有从边缘发起，而是首先在顶层设计上下足了功夫，1+N改革文件体系的制定更多的是自上而下的过程。但同时也要看到，在决定启动这轮改革之前，中央已经为此做了大量调研准备工作，特别是通过巡视准确地把握了当前的形势和问题。按照科斯的理论，改革是一个双向、双轮驱动的过程，是上下互动、循环往复、相互衔接、相互促进的过程。现在第一个轮子——1+N改革文件即将全部出台，在未来推动重大改革举措实质性落地的过程中，应该更加注意激发基层的主观能动性，让另外一个轮子转起来。这其中，如何调动国有企业领导人的积极性至关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全面深化改革，就要激发市场蕴藏的活力；市场活力来自于人，特别是来自于企业家，来自于企业家精神。国有企业所需要的企业家不是一般的职业经理人，而是兼具市场意识和政治责任的优秀乃至卓越的企业家。因此，企业家精神的培育和激发不能单纯靠物质激励，非物质激励反而更重要。要把敢于改革、善于改革的干部用起来，并建立必要的容错、试错机制，允许他们在1+N划定的框架体系内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最大限度地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为他们撑腰壮胆，形成鼓励改革、勇于创新的用人导向。
二是制度的建设和改革试点的推进同等重要。按照科斯的理论，实践优先于制度的做法恰恰是制度产生的真实过程。在改革试点推进的进程中，决策层要做的是学会迅速采取行动建立有利于巩固试点经验的规章制度或者在情况恶化时及时叫停。同时，科斯认为，对于希望通过实践来推动改革的领导人而言，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尽可能多地实验。自2015年底以来，国资委率先在六家中央企业启动了四项改革试点，在22号文件出台后，各试点企业也都加快了试点进程，同时上海、广东等一些改革走在前列的地方国资委及其管辖的国有企业也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要加强调研，全面了解各地改革进展情况，及时发现和总结各级国资委和国有企业改革的良好实践，提炼出可供推广的共性规律，并形成制度把试点成果固化下来，为下一步改革提供有价值的借鉴和参考。同时，要围绕22号文件确定的重点改革任务，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加大试点改革力度，国资委要做好统筹、把关、指导、帮助等工作，做中央企业改革试点的坚强后盾，在涉及政策突破时要积极与相关部委和高层沟通并争取支持。
三是在理论创新方面采取更为开放包容的态度。正如科斯指出的那样，丰富的思想市场为促进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成功转型提供了重要的智力保障，中国未来的改革前景取决于是否拥有强大的思想市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对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做出了一系列批示指示，这些思想和智慧凝结在22号文及其配套文件体系中，为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进一步统一了思想，增强了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与此同时，由于本轮改革具有多目标的特点，每个改革目标之间又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因此实际操作的难度非常之大。例如如何处理好加强监管与激发活力的关系，如何实现加强党的领导与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的协调统一，等等。除了通过试点积累经验外，这些问题的解决还有赖于理论层面的持续创新。要进一步增强战略定力，以更加开放包容的态度允许各种思想火花的碰撞，通过多种形式鼓励各类智库、大学、科研院所、行业协会等机构加大理论创新力度，汇聚全世界、全人类的智慧为我所用，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