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克哈特与文化史
摘要：布克哈特被称为文化史之父。本文以《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和《希腊文化史》为例，试图探讨布克哈特对历史书写的理解和践行，强调他在写史过程中对文化的重视，指出他考察文化史的时候注重时代精神和人的灵魂状态的原则，以及布克哈特与尼采之间相互影响的事实。
关键词：布克哈特 文化史 希腊文化 尼采
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在西方学界被视为文化史之父，这是对他很高且非常公允的评价，不过这一认可来之不易。从担任巴塞尔大学教授伊始，布克哈特就走上了与当时渐成气候的主流史学不同的教学和治学之路。
布克哈特认为，作为大学教授，他的任务不是向学生讲授个别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而是指导和帮助他们掌握观察和分析整个世界的能力。从这个角度看，“历史是生活之师”这个名句才具有一个崇高但又非常简单的意义。研读历史，按照布克哈特的理解，不是为了变得精明（免得下一次犯类似的错误），而是为了变得更有智慧（一辈子享用）。布克哈特在其著作中屡次略带自嘲地说自己的研究没有多少科学性，根本谈不到方法论，所谓方法论，他显然是暗指黑格尔等人强调的历史的规律性和历史走向的可预见性。黑格尔相信，历史的画卷沿着上帝制定的路线展开，德意志民族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扮演主角，所以他认为，追溯历史的发展过程以及伟人在其中发挥的不同寻常的作用，是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布克哈特认为，历史充满了未知和不可预测的东西，它绝不是黑格尔想象的一个设计得非常完满的伟大工程，会以理性大获全胜宣告完成。相反，布克哈特以为，史家如何看待和解释一个过去的事件比他描述它发生的具体和详细的过程更加重要。布克哈特坚决反对实证主义，他在考察历史时并不是把重点放在具体史实、杰出的政治人物和军事将领，而是试图理清国家、宗教和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张力。
布克哈特从文化视角考察人类历史，尤其重视那些在历史上做出过卓越贡献的民族所特有的文化，着力探究一种文化在特定的时间段和区域内何以和如何繁荣。在布克哈特看来，一个民族高度发展的精神可以从三个方面认知和分析，换言之，文化史包括这三个方面的内容，它们分别是一个民族建立的国家，他们信仰的宗教以及他们在一定时间内世俗的精神生活。布克哈特坚信，一个民族在精神层面获得的成就最真实和清楚地体现在他们的艺术中。有关法律思想和社会现象的描述在布克哈特的著作中并不占据中心位置，相关民族的经济活动更是被一笔带过。这并不是说它们不重要，而是因为它们只是构成了衬托一个民族独特精神的基础和背景。
布克哈特相信，在了解一个民族的时候，他们发展和演绎出来的科学并不是彰显这个民族特有文化的典型代表，因为一个民族在特定时间未能发展起来的科学会在适当的时间被另外的民族加以发展。这等于是说，科学具有很强的普遍性和传承性，而艺术则不然，它是特殊的，许多艺术观念及其表现形式是特定民族所独有的，它们需要特别的时空条件。文化史特别重视它，不仅在情理之中，而且对理解人类精神的发展至关重要。因为布克哈特关注的是一个民族或一个时期的时代精神（Zeitgeist），一个伟人的非凡功绩也无法在他的书中占据主导地位。按照布克哈特的理解，每个民族都拥有两种伦理，其中一种体现了民众生活的实际特征和切实诉求，另外一种则是包括哲学家在内的精英们的理想和假设。文化史重点描述的是前一种。
在书写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文化史时，被置于浓墨重彩下的不是孤立的事件和超群的个体。在这里，布克哈特与兰克之间、文化史与政治史之间的差别显得非常清楚。文化史要研究的是深藏在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背后的复杂原因，它旨在揭示作用于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恒定的潜能。归根结底，伟人及其丰功伟绩都是这个恒定的潜能外在的表现，只要这个潜能存在，伟人和奇迹会不断地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典型的事件和人物比一次性的事件和人物更加重要。在《希腊文化史》（Griechische Kulturgeschichte）中，布克哈特向我们展示了什么是“永远的希腊人”，即蒙森（Theodor Mommsen）和维拉莫维茨（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所说的“未曾存在过的希腊人”。
布克哈特注重对史实的收集和运用，不过他的目的不是为了堆砌它们，而是要从中净化出文化的精髓，他感兴趣的不是事件或人物本身，而是该事件和人物为何发生和存在以及以眼前的形式发生和存在的原因。对布克哈特来说，“事实的原样”实际上就是历史学家想象的样子，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事件的原貌已经无法完全复原。就文化史学者而言，关键是要从纷繁和凌乱的史料中或者偶然流传下来的零星残迹中嗅到并读出具有普遍价值的意义。布克哈特认为，所谓的真实性来自史家对所有相关文献凭借直觉进行分析和判断之后得出的结论。对局部的认知和对个体的评价有赖于史家对全局完整的了解。如果没有对特定历史事件和人物所处生活环境的动态的了解，如果没有基于多年积累和敏锐眼光基础上的直觉评断，史家无法抓住典型性，也无法归纳出规律性。当然，这其中存在主观臆想的危险，布克哈特既了解这种危险，也清楚无法完全消除它。
布克哈特很早就意识到当时在德国历史研究中扮演主导作用的历史叙事内在的局限性。虽然宣称遵循渐次的原则，这种叙事形式却无法把过去按照时间顺序把发生的事情立体地展现给读者，有鉴于此，布克哈特采用包括艺术品在内的多种材料，不是依时间先后而是从不同的视角和分多个层次剖析历史事件和人物所处的具体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说，布克哈特进行的历史叙述不是在撰写自传，也不是绘制肖像，应当说，他是在给这些事件和人物描画底色。一方面，个体事件和人物并非无足轻重，不过二者只是展现文化得以发展和繁荣的众多的细胞中的成员，并不能独立构成文化史的主体；另一方面，无数细胞的分工协作才促成了一个文化的诞生，并支撑它延续。单个细胞从诞生到逐步生长和最终死亡的过程被淹没在它所属的文化的兴衰历程中。
在书写一个民族的文化史的时候，布克哈特关注的不是那些在其他民族身上、其他地方也能看到的东西。因为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精神经历了酝酿期和成长期之后才会迸发出其特有的潜力和特性，布克哈特的文化史一般略去它所探讨对象的起始阶段。布克哈特侧重文化的研究路径在当时并没有受到学界的首肯，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向导：意大利艺术品鉴赏导论》一书于1855年首次面世，布克哈特在有生之年看到这本书出版七个版次，而后来让他成名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Die Kultur der Renaissance in Italien）一书，出版后销售不温不火。不过，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克顿意识到了这本书的不同寻常之处，称它敏锐和深刻地洞察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正如阿克顿所言，布克哈特在此书中捕捉到了当时起主宰作用的时代精神。海登·怀特认为，历史学家在描写历史真实时不必一定要借助叙事，像讲故事一样一定要有开头、展开、结尾。在这方面，他举了在他看来最著名的四位学者，其中一个就是布克哈特。
在《希腊文化史》中，布克哈特勾勒了古希腊精神的实质及成就。这部四卷本的鸿篇巨制起初也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尤其在英语世界，部分原因在于一直没有英译本。《希腊文化史》是在布克哈特死后由人整理其在巴塞尔大学的讲稿而成的。布克哈特游离于学术圈，他很少参加学术会议。在他眼里，多数学者在会议期间的表现实在令人作呕，要么煞有介事地装腔作势，要么到处探听并传播小道消息。布克哈特经常称自己是个离经叛道者和无知的人。当有人建议他把《希腊文化史》讲稿整理以后出版时，布克哈特的回答是“到了这个年纪，我需要的是宁静”。他早已意识到这样的一本书会引来不同的声音甚至非议。在一定程度上，评论者的话道出了实情，布克哈特确实没有按照他们的套路使用文献，也没有像他们那样排列注释，更没有像他们那样为了写书而做研究。按照布克哈特的理解，“所谓历史，无非就是前世的记录中被后世视为有用的那些东西”。换句话说，每个时代的历史都是由它后面的时代塑造的。他当然很清楚别人对自己处事待人方式和著述的看法，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去世前留下遗嘱，手稿和讲义一定要付之一炬。他曾经以特有的辛辣语调说：“我原来从那位可怜的尼采教授的书受到启发，想出版一部希腊文化史，可惜他现在住进了疯人院，说明我当初的想法是错的。”
《希腊文化史》终于在1902年出齐，好几位德国古典学家都给出非常负面的评价，其中包括国际古典学界的权威蒙森、贝洛赫（Julius Beloch）和维拉莫维茨。他们都认为布克哈特撰写了一部不存在的书，意思是说书中讨论的问题子虚乌有。蒙森不屑地说布克哈特描写的希腊人从未存在过。维拉莫维茨更是宣称布克哈特的知识结构太陈旧，对学界在过去50年在文献、史实、研究方法和视角等方面取得的成就视而不见，关于布克哈特首次用polis称呼古希腊城邦，维拉莫维茨称它是“布克哈特式的愚蠢的流行语”。贝洛赫嘲笑这本书是由一个聪明的半吊子为业余爱好者写的。
大约50年之后，在谈到布克哈特倡导的注重时代精神的观点时，莫米利亚诺（Arnaldo Momigliano）认为布克哈特所谓的时代精神不过是一个空虚的概念，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想赋予它生命的气息完全是徒劳之举。有意思的是，恰恰是莫米利亚诺曾经的学生，英文版《希腊文化史》的编纂者默里（Oswyn Murray）认为布克哈特是研究人的思想的先驱，从方法论上说，布克哈特的角度可以被称为“后现代”。在默里看来，布克哈特的《希腊文化史》迄今为止仍然是解读古希腊文明最好的一部著作。他以为，布克哈特的《希腊文化史》为后来的学者真正理解希腊文明奠定了基础。布克哈特首次揭示了古希腊文化中的竞技特征，这样的例子当然很多，其中最小的可能是他引入的城邦概念，不过这个概念无疑指出了古希腊政治格局和市民政治生活的实质，它的重要性和产生的深远影响如何强调都不过分。默里认为布克哈特在文化史领域的地位可以与莎士比亚、伦勃朗和贝多芬等人在他们各自的领域相媲美。剑桥大学著名的古典学家和社会史家芬利（Moses Finley）一直想编辑英文版的《希腊文化史》，并与此书后来的英文译者斯特恩（Sheila Stern）达成协议，可惜芬利于1986年去世，后来由默里接手。几乎在德文版问世一个世纪后的1998年，英文版终于面世。布克哈特得到重视的过程说起来足够漫长，不过也足见《希腊文化史》这部著作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和随后的冷战以及殖民时代的终结仍旧没有丧失其价值，更确切一点说，更清楚地体现了布克哈特这位学者的洞察力和远见。
在18世纪之前，欧洲人称赞斯巴达胜过雅典，赞美罗马又胜过雅典，这种情况在18世纪开始发生变化，至19世纪，随着人们日益强调和珍视民主，雅典无论是在政治还是美学层面都变成被歌颂的主要对象。布克哈特充分意识到民主走向暴力和暴政的潜在危险。他认为古希腊的城邦不同程度地限制和剥夺了公民的自由。在他眼里，古希腊最伟大的时期是公元前6世纪，即贵族们通过大型的竞技活动来施展才能并滋养丰富多彩和富有生命力的希腊文化的那段时间。布克哈特认为有助于达到完善的竞争是古希腊人特有的，因为这些地位平等的贵族，无论权利还是财力都处在相对原始阶段，他们需要在评判者前借助比赛来证明自己的出类拔萃，而这些评判者是通过公平原则挑选的。这一点在布克哈特看来非常难能可贵。他以为，罗马人不会费力劳神去搞这些，对罗马人来说，非实用的就是没有价值。可是，当原来的竞技精神中有害但处于从属地位的因素成为主旋律的时候，比如为了取胜而不择手段，意味着古希腊文化开始走下坡路——崇高的竞技沦为无聊的好斗，竞争者原来为了取胜可以撒谎，而此时这种权利转化为一种冲动；原来是为了保全名誉复仇，此时演变为不加选择地发泄仇恨，从残忍地毁掉别人的行为中得到快感，而且对这一做法根本不加掩饰；告密者和演说家在城邦生活中起到关键作用，加上潜在的以侵吞公物和未能完成任务以及亵渎神灵的罪名遭到起诉的危险，城邦的空气中充斥了恐怖气氛。在布克哈特眼里，散布谣言和煽动民众是最为典型的反民主手段，使用这一手段的最典型的人物是来山得，他把这种手段利用到极致的程度，既说明了他的堕落，也证明他具有这方面的天赋。尽管来山得来自斯巴达，类似的人物在其他城邦也很容易找到。雅典人都是优秀的演说家，但是善辩超出了限度就有害无益；当它恰到好处时使得诗歌丰富多彩，滥用的结果只能是华而不实，甚至哲学家们也有蜕变为演说家的趋向。居心叵测的野心家蛊惑人心，公民为了既得利益像乌合之众摇摆不定，并且受庸俗的物欲驱使，这些都窒息了原来健康的城邦精神。城邦后期日益严重的福利政策实际上无异于自残甚至自杀，表明城邦前进的动力已经消耗殆尽。
在布克哈特眼里，古希腊人的宗教主要表现在国家出于公共需要举行的仪式上。古希腊人的伦理因此也基本上是世俗的。他们的宗教中没有祭司、教义和神学，来世信仰在其中也无足轻重。布克哈特以为，德尔斐的众多建筑是用战利品建造的，它们生动地展现了古希腊人之间的矛盾和仇恨。他们的许多高尚的艺术品也由此生成。布克哈特断言，悲观主义像一条红线贯穿古希腊文化。做一个希腊人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甚至可以说是沉重的负担。我们只需想一想他们的悲观，他们多么迷恋自杀。当古希腊人不是忙于相互残杀的时候，他们就对生存变得绝望。布克哈特这些尖锐的观点当然有所夸张，但是不能否认，他窥探到隐藏在古希腊人心灵深处的东西。布克哈特并不以为，一个社会物质条件的改善会促进民众在精神方面也取得进步。物质上的进步并非与道德上的完善同步，他认为美国人把二者等同起来，或者至少混淆了二者。他不同意进步史观，即便不说他是悲观论者，他至少是非常现实的文化史家。布克哈特不仅不相信历史会走向至善，反而认为它经常改变原来的轨迹，走向反动和堕落，因为，推动历史车轮的动力当中有若干潜在的力量，它们不以个人的意志转移，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权力从本质上说是邪恶的，它的影响力无法用正常的思维进行判断。
布克哈特对古希腊文化总体的评价与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观念大相径庭。他认为古希腊人并不幸福，他们是极度悲观的民族。古希腊人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而且对后世尤其是欧洲文明的影响不言而喻。不过，布克哈特在古希腊人的创造性和创造力背后窥探到他们趋于破坏的冲动，其中包括为了实现抱负或野心不惜采用任何手段的趋向，违反城邦的规定和逾越道德的界限以及在城邦内和城邦之间争斗都是这种趋向的结果。布克哈特也没有把希腊文化视作人类理性的高峰，而是把它理解为充满非理性和危险因素的结构，这种颇具现代性的解读深深地影响了尼采。布克哈特很早就认为希腊神话当中沉淀了他们的过去，其中的反社会的英雄和极具悲剧色彩的受害者都是他们处在非理性状态的表现。在布克哈特眼里，古希腊人的非理性最明显地反映在制度化的暴力，当一个城邦需要扩张或者一个首领想扩大自己的权力时，他们确实到了不择手段的程度。这些暴力源于古希腊人对荣誉的追求，而他们如此渴望和珍惜荣誉是因为他们处在各种危险当中并有必要不断地克服它们。这些危险当中最为典型的就是被人诬陷为不虔诚，苏格拉底和亚西比德均为其受害者。所以，正是在城邦最为辉煌时期，城邦、民主、竞技等美好的理念被颠覆，徒留一个黄金时代的美名，成为怀旧的对象。正是因为古希腊文化走向了衰落，雅典才会被马其顿征服，虽然后者把古希腊文化传播到地中海沿岸甚至更远，但是它内在的创造力已经不复存在。
在《希腊文化史》中，布克哈特使用了各种文献，许多是被当时的学者忽视的材料。他善于抓住材料的精髓，而不是为了展示自己的博学而罗列没完没了的脚注。他的主旨是勾勒古希腊人的思维方式和他们的精神状态。他们的竞争意识因此就构成了他探讨的主题，从荷马、品达、柏拉图到修昔底德，从为了安抚一个令战车翻车的幸灾乐祸的亡灵在奥林匹亚建造祭坛，到一个织地毯的艺人把美化自己的字或画编在地毯上，布克哈特都看到了古希腊人爱荣誉和重荣誉的品质。对荣誉的过度重视当然会导致对青春和年轻人的崇拜，这一点表现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有专门讨论暮年的段落以及古希腊医生设法把灰白头发染成黑色的实例中。古希腊人即使是在欢庆的喜悦中都无法忘掉人必死的命运。他们对生命所持的悲观态度在悲剧和短诗中表露无余。一首短诗中写道：“给我那只盛满甜酒的高脚杯，它像我一样用泥土制作，我死后将安卧在这些泥土当中。”他们想到死就感到悲伤，联想到美好的人生就会变得更加黯然神伤。布克哈特在书中反复强调古希腊人这种悲观的人生观。有时读者会觉得他过分强调了这一点，但是他引用了丰富的史料，阐述得如此深刻，很难予以反驳。
布克哈特把古希腊人取得的成就置于他们日常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之中，许多不可想象或难以理解的事情也显得合情合理。这应当说是布克哈特解读文化的高妙之处。布克哈特并没有像黑格尔那样大谈历史哲学之类冠冕堂皇的概念，相反，他强调研究历史的人要有直觉，善于用直觉判断历史人物和分析历史事件。比如，他在《希腊文化史》谈到了古希腊人长什么模样。他认为，流传下来的雕塑不可能反映普通希腊人的长相。不过，如果古希腊人都长得很丑陋，他们也不可能创造出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优美的雕塑，因为他们关于美的理想化概念本身就不会好到哪里去。古希腊雕塑体现的希腊人的美丽的容貌和匀称的体型能否在文学作品中得到印证呢？按照布克哈特的理解，古希腊文学作品善于使用夸张这一修辞手法，不足以作为信史。恰巧，布克哈特找到了犹太人早期谈论人相学的论著，其中称古希腊人拥有世界上最美的眼睛。从这个小小的例子中不难看出，布克哈特看问题的角度非常特别，叙事娓娓道来，注脚则信手拈来。在需要聚焦的时候，布克哈特会讲述古希腊人的名字和他们起名方面的一些习俗，甚至提到把阿克特翁撕成碎片的几条狗的名字，他也会说起某一户人家的地板上铺了什么样的地毯；假如有必要，他就采用长距离、全景式的概览。他超乎想象的博学、清晰的写作特点和独特的叙事风格以及语气的简洁和自信，都能够让读者在纷繁的历史丛林中看到一条连接过去与未来的小路，了解其中的暗流和险滩以及它们的成因和由来。
布克哈特对民主的成见一方面源于他的家庭出身和他在巴塞尔的生活背景，另一方面也与德国当时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相关。布克哈特认为不平等是自然法则，他对暴民运动深恶痛绝。布克哈特偏向于把他对当下的不满和批评延伸到评价历史方面，克罗齐称布克哈特反历史似乎也是在这个层面做出的判断。作为贵族和学者，布克哈特很容易理解古希腊寡头制对民主的态度。民主无疑牺牲了精英的权利，削弱了有教养和有知识的上层人士的地位，这是关系到精英文化能否维系的重要问题。他天生的保守思想让他至多能接受柏拉图的哲学王。在布克哈特看来，古希腊人试图把政治上的平等与个人的自由嫁接，其结果只能是民主演变为大众对个体的专制。布克哈特以为，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是两码事。布克哈特推崇古风时期，而不是古典时期。他举了许多例子支撑自己的观点，其中有一条似乎很可笑，但实际上令人深思。他认为在前一个时期战争没有后一个时期多，代替战争的是真正的竞技。此外，布克哈特并不相信历史上曾经有过黄金时代。在他看来，在评判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时候，个人的喜好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他承认自己偏向于那些个人的创造力不受限制甚至得到张扬的时代。法国大革命以后，欧洲的文化潜力被完全消耗，个体只能沉浸在回忆以往的美好时光，比如文艺复兴时期。布克哈特从1868—1873年讲授《关于历史学习》（后来以《世界历史沉思录》书名出版），从1872—1886年讲授《希腊文化史》课程。不难看出，两个课程之间有着内在的关联。
布克哈特对民主持怀疑并不等于他不注重个体和个体的权利。正如上面提到，布克哈特相信不平等是自然法则，所有人拥有同等的权利是空想或迷惑人的口号。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开创了探讨身份问题的先河，他认为从近代早期开始，人们把自己视为精神上的个体。在此之前，人只知道自己是种族、族群、集体、家庭、行会等组织的成员。这些笼罩个体的盖头最先是在意大利被揭开，人由此成为拥有自己意识和身份的个体。
我们或许能够从布克哈特与尼采的关系以及尼采《悲剧的诞生》一书的命运更好地理解布克哈特生活时代德语区的学术环境和他的研究方法和观点的超前性。在聆听过布克哈特希腊文化课程的人当中，有两位的名字特别值得提及，其中一个是尼采，另一位是弗洛伊德。尼采曾经称赞布克哈特是当时希腊文化研究领域最有造诣的人。布克哈特曾经与尼采同时在巴塞尔大学任教。两人从不同角度探讨古希腊人的悲观主义。在《悲剧的诞生》一书中，尼采借助狄奥尼索斯这个神话形象抒发了人在逆境中依靠意志战胜各种困难的豪情壮志。不过，尼采不久之后被人送进精神病院，如果说他亲身演绎了这个悲剧，那么这场胜利的悲剧色彩似乎过于浓厚。相比之下，布克哈特比尼采幸运许多。
尼采和维拉莫维茨曾经先后在瑙姆堡附近的普弗塔中学读书，尼采年长维拉莫维茨四岁，所以上学也早四年，两人在学校时均为尖子生。中学毕业以后，尼采开始在波恩大学学习古典语文学。1869年，他从莱比锡大学毕业，同时获得了巴塞尔大学古典语文学教席。他没有写博士论文，更没有完成教授资格论文，只有导师里奇尔（Friedrich Wilhelm Ritschl）写给巴塞尔大学原古典语文学教席拥有者基斯林（Adolf Kiessling）的推荐信。当然，他在大学期间已经发表了有分量的文章，在古典学界被称为奇才。1869年4月，鉴于尼采出色的学术成就，莱比锡大学授予他博士头衔。
相比之下，维拉莫维茨的求学道路就寻常得多。中学毕业以后，他先是到尼采曾经就读过的波恩大学注册，然后转到柏林，并于1870年在柏林大学古典语文系完成了博士论文。维拉莫维茨认识尼采是在1871年，他此时是新出炉的博士，而尼采已经是教授。维拉莫维茨特地拜访尼采，他此行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向后者郑重地表达自己的崇敬心情。
尼采于1872年出版了第一部重要的著作——《悲剧的诞生》。这本书面世几天之后，音乐家瓦格纳特地写信向尼采表示祝贺，称自己从未读过如此美妙的书，甚至瓦格纳的岳父，著名音乐家李斯特也深表钦佩。不过，尼采更加渴望的是得到同行——古典语文学家们——的称赞。但是这些人集体保持沉默，只有尼采的朋友、基尔大学古典学教授罗德（Erwin Rhode）愿意站出来为尼采说公道话。不久，维拉莫维茨发表了书评，他的评论文章题为《“未来语文学”：驳弗里德里希·尼采的〈悲剧的诞生〉》。当时有不少人对瓦格纳超前的音乐不以为然，轻蔑地称之为“未来音乐”，维拉莫维茨的目的显然是一石二鸟。维拉莫维茨全盘否定了尼采的研究思路，指责尼采根本没有以科学的方式撰写这本书，具体地说，尼采作为希腊语文学教授没有按照语文学的套路写书。按照维拉莫维茨的标准，尼采不是进行科学研究，而是凭直觉找寻智慧，使用的语言不是严谨的学术语言，而是兼有公函和新闻稿的风格。在维拉莫维茨看来，尼采在书中提出来的许多设想和观点犹如痴人说梦，只能说他无知和缺乏对真理的热爱。
瓦格纳亲自撰文为尼采辩护，他以“那个语文学博士”称呼维拉莫维茨，鄙视的意味不言而喻。瓦格纳认为维拉莫维茨未能理解尼采书中的真知灼见。罗德再次写评论文章，设法反驳维拉莫维茨的指责，替尼采主持公道，称尼采是古典语文学家中少数能够洞见古希腊人灵魂的人。在《悲剧的诞生》出版后久，巴塞尔大学决定提高尼采的工资，以此表彰他在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并受到学生们的喜爱。不料，维拉莫维茨之后的评论使得尼采在古典学界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破坏了他的美好现状和前景。在1872年写给罗德的信中，尼采表达了自己的愤怒和不解：“好像我犯了什么罪，这些人在漫长的十个月里一声不吭，似乎他们与我的著作毫不相干。”尼采认为，整个巴塞尔大学都因为他而蒙羞，最终于1879年，他向巴塞尔大学校长递交了辞职申请书。
维拉莫维茨无疑是杰出和严谨的学者，不过他对尼采及其著作做出的反应很难说是公允和纯粹出于学术的目的。维拉莫维茨对《悲剧的诞生》一书的评论以及回应瓦格纳和罗德的文章并没有多少学术价值，难怪它们后来都未被收录在他的文集中。在1928年的一篇回忆文章中，维拉莫维茨承认自己严厉抨击尼采是受了同事舍尔（Rudolf Schöll）的唆使，但是他同时声称自己并不因为曾经的莽撞感到懊悔。相比之下，自从遭到维拉莫维茨的尖刻批评之后，尼采一直纠结于自己是否是称职的语文学家这个问题，最后甚至责备自己名不副实。我们似乎能够从中看出两个人不同的人品。
辞去巴塞尔大学教职以后，尼采成为一个没有家乡的自由思想家。1889年，尼采从客居的意大利都灵给布克哈特写了一封长信，他在信中描绘了自己的宏伟蓝图，同时也透露了落魄的处境，他在信的末尾写道：“说到底，我宁愿当巴塞尔的教授，而不是上帝；不过，我没有胆敢让自己的私欲如此膨胀，为了满足私心置创造世界之大事而不顾。”布克哈特把这封信给尼采的朋友、巴塞尔大学神学教授奥弗贝克（Franz Overbeck）看。两个人都很清楚，尼采的健康状况已经到了不能放任的程度。奥弗贝克赴都灵把尼采接到巴塞尔，然后把他送进弗里德马特神经病医院，即今天的巴塞尔大学精神病院。后来，尼采的母亲设法让儿子转院到位于耶拿的精神病院。尼采再也没有能够回到巴塞尔，于1900年在魏玛去世。在上面提到的写给布克哈特的信里，尼采似乎不认为自己放弃巴塞尔大学的教授席位是错误的，他说：“一个人不管怎样和在哪里生活，做出牺牲是不得已的事情。”确实，假如他一直当维拉莫维茨认可的语文学教授，按照维拉莫维茨认同的套路做学问，那么他剖析人类悲剧和探讨人生哲学的著作可能就不会诞生，他的名字可能早已被人遗忘。
克吉（Werner Kaegi）在《世界历史沉思录》后记中说：“对尼采来说，他与布克哈特之间的关系成为他人生中一个伤感和沉重的篇章，而对布克哈特来说，他的余生中根本就没有尼采这一章。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不对等的。”他们之间的关系确实是不对等的，但是说布克哈特的余生中没有尼采这一章，很显然言过其实。一方面，两人的影响是相互的，不能否认尼采的为人及其著作对布克哈特产生了影响。说起来，两个人在学术志趣和研究视角诸多领域有许多相同和相似之处。梅内克（Friedrich Meinecke）在评价布克哈特时说：“读者会马上发现，他的历史观点与他德国同事的观点之间横着一条鸿沟。布克哈特关于文化的定义有其独到之处，不同于由来已久的那种空洞的议论。即使所谓的现代文明，布克哈特也以相当悲观的角度加以审视。”我们似乎在这句话中看到了尼采的影子。1874年2月，布克哈特收到了尼采赠送的《不合时宜的沉思》，在写给尼采的信里，布克哈特一方面谦虚地说自己眼下还没有能力对书做总体的评价，另一方面承认他与尼采在学术兴趣和研究思路非常相近，所以有一吐为快的冲动。布克哈特称赞尼采在书中针砭时弊，他同意教历史和学历史不是为了积累史料，而是为了学会思考的方法和掌握思考的能力。
（金寿福，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