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引用材料与注释方式

论文体式已如上述，此外引用材料方式与注释方式，都与体式有关，续分述如下：

（一）引用材料方式

现代人写学术论文，对于材料的处理方法，有人将原料直接录入文中，有人将原料加以融化，用自己的话转述出来，有人参合这两种方式，斟酌运用。我想直录原料与作者转述两种方式，各有利弊，各有优劣。就作者来说，融化原料，以自己的话说出来，一方面一定要对原文透彻了解，同时作者自己的文字修养也要较高，这是难处；但也有便宜处，即以自己的话转述史料，可以很流畅的与前后文打成一片，可免引用原文生硬阻塞之病。反过来说，引用原文，作者可以省去不少融化史料的功夫；但至少有两项难处。第一，引用原料，原料并非专为你这篇论文而设的，有时原文很长，要尽量删节到适合自己这篇论文的应用，而又不失原作者的本意，这就要加一番心思，一番训练，并非易事；事实上有时比融化原料以自己的话说出来更难。好多人大段的抄录原料，动辄百十字至千百字，那是要不得的！第二，把原料插在正文中，要想行文仍然流畅，条理井然，却颇不易。因为材料原文碍手碍脚，处理得不好，变成一大堆原料，前后不能通贯，甚至于自己说一句，接着一段原料，再自己说一句，又是一段原料，如此下去，弄得上下不连贯，不成其为文章。此类情形极普遍，翻开学术书刊，可谓比比皆是，甚至很有名的学人也不免此病。有一位地理教授要强写历史地理方面论文，送学报刊载，全篇论文大多如此，弄得编者头痛，莫可奈何！前几天看到胡菊人先生一篇题为《文章》的短文，大意说学术论文不讲究章法文句，不能算是文章。就目前写学术论文的情形来说，诚然不错。但我认为学术文仍当注意章法与文句的锻炼，不过不必像写一般文章那样讲究文字技巧而已！若如上面所提到的一般写学术论文的情形，根本文理不能连贯，实在不像话，无论如何是要不得的！

至于读者感受，直录原料，若原料太多，自不免感到芜累。不过若作者对于原料了解不够，甚至误解，而错误运用，读者可一目了然，不会为作者所蒙骗。若原料经作者转化述出，文章自能流畅轻快，但若转述有误，只有读者程度很高或知道那条材料真相，才能知是作者的误解；至于一般读者则只有和盘接受作者的误解，那就为弊太大了！这种毛病相当普遍，试举一个较离谱的例子如下：

某位先生著《中国经济发展史》，述汉武帝盐铁专卖事说：元狩四年，御史大夫张汤建议盐铁的方策，“这事分由东郭咸阳和孔仅两人主办。咸阳专管齐盐的煮制和运销，孔仅专管南阳大冶。”并且绘了个行政系统图，大司农下辖盐铁长丞，长丞下领两大职任，其一掌“齐之大煮盐”，其一掌“南阳大冶”。作者注明这是出于《史记·平准书》及《汉书·食货志》。但《平准书》原文云：“咸阳，齐之大煮盐。孔仅，南阳大冶。皆治生累千金，故郑当时进言之。”《食货志》同。这只是说明咸阳、孔仅二人的出身，不是居官任事后的分职；作者读古书的能力太差，又粗心大意，致有此大错。读者若对于咸阳、孔仅事本无认识，那只有查核原书始能发现了，但读者势不能逢注必查，岂非贻误太大！

以上谈现时写论文者两种处理史料方式的利弊。就我的观点看，专门研究性论文与通论性论文，在材料处理上应有不同。通论性的文章当以作者自己转述为主，尽可能少抄原料，除非原料极其重要而且原文本极简要不繁；这样可使行文简练，使读者易于领受。至于专门研究性论文，则相反的以录引原料为原则，自己转述只作辅助，而且只限于不太重要处。有时为了怕篇幅太多，不得不只用自己的话说出，注明出处，那就要特别小心，不要误解，以免贻害读者。我的《唐仆尚丞郎表》，凡不须考证处皆采此方式，以省篇幅。引用原料必然使篇幅增多，易见繁芜，但不会贻误读者，最为重要。例如上引汉武帝时盐铁专卖事例，若作者直引原文，则作者虽有误解，但程度稍好的读者应可立辨，不致大有弊害；所以就学术观点言，宁可引用原文有芜累之病，不要贻害读者。而且重要的材料，若直接引录下来，也可增加真实感，使读者不易轻忽而过，这也是直录原料的一层好处！

不过引用原料又当注意两点，即上文所说两项难处。第一，原料本极简要，自不成问题。但大多数原料颇长，若全部照抄，实在太多，有时多条材料证明一件事，若都照抄，实在要不得。所以作者在引用时绝对必要痛下剪裁功夫，一字一句皆须斟酌删略，以虚线表示，愈删节得多愈好，使每条引录的原文都很简短，但又不能有失原意。这也是一项锻炼功夫，不可不学。不过也有例外，如遇特殊基本史料，则不妨照抄，或节录较详；但这不是轻常出现的情形。第二，将原料插入正文中，务须注意上下文意脉络的连贯，在一条或多条材料之前之后，通常至少要用几个字加以联络，使材料纳入正文，显得颇为自然，不能抽去。不要把材料硬塞在中间，使文脉阻断不相连属；若将原材料抽去，反见前后文理通顺。这样引用原料，就更要不得。

再者关于引录原料格式，作者每以某条材料极重要或太长，而将其另行低若干格排列。这是为引起读者注意，或为欲使文字眉目清晰，自有其必要。现在写文通例，每段首行低两格，第二行以下皆顶格；则引用原料而提行低格者，应有不同，以示区别。最好通体低三或四格较为清楚。有些人引用原料，第一行低两格，第二行以下顶格；此便与自己文章一般，就易显得混淆不清。我写《唐代府州上佐与录事参军》一文，刊于《清华学报》新八卷第一、二期合刊《萧公权教授七秩寿庆论文集》。原稿按我的惯例，引用原料，各行一律低三格排列，非常清楚。但主持校稿者说，该刊体例，引用原料提行者，首行低四格，以下各行皆只低两格。低两格即与每段起首相同。该刊为纪念性质，不便抽稿，只得由他。但是印出之后，看来就非常混乱。我引用原料，条数极多，而皆节录极短，通常只两三行，因此看起来满纸一行高一行低，非常参差，就使读者眼花缭乱了。大抵西方论文有如此者；若引用原文之处不多，本不关紧要，若引用原料条数太多，又很简短如我的论文，就很不妥当。以前人“食古不化”，现在人又“食西不化”，不通过自己思考是否合理，一味模仿，真是没法！

（二）注释方式

论文为避免正文累赘而又欲详明周赡，因此自作注文，是很有必要的；但注文放在何处与排列方式，值得讨论。

中国古代学人著作很少自己作注，但为前人的书作注则极普遍，尤其是经书。经书有经、传、注、疏，传就是为经作注，注就是为传或经作注，疏就是为传与注作注。就体裁言，经传犹如纲与目，注疏则纯如现在的注释，不过通行版本，注文就夹在所注释经传本字本句之下，多作小字双行。最重要的古代史书也多此例。如《史记》有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汉书》有颜师古《注》，《三国志》有裴松之《注》，《后汉书》有章怀太子《注》，都极有价值，为不朽的名著。通行版本，各条注释也都夹在原书史文本字本句之下，作小字双行。因为这样的方式，注文夹在正文中，而作双行小字排列，所以通称为“双行夹注”。四五十年前，中国学人写书已多自己作注释，而沿用此体，作双行夹注。但后来也许为了排版的方便，改用与正文同号或稍小号字，也排成单行，只加一括弧以资识别；这或许是抗日战争期间因陋就简之故。平心而论，双行夹注，于作者读者皆极方便，而且不易排错，不会出现张冠李戴的毛病。不过注文不适宜太长，如长至数页，就多少影响正文（即本文）上下的连贯性。至于改用与正文同号或稍小字型排成单行，只加括弧为别，如注文只有几个字还可以，若是长了，不但更影响正文的连贯性，而且可能一时找不到正文的下一句在何处，所以此类注文绝不能长。

西方论著，例采附注方式。即所有注文附列于章节之末，依次编号，而正文中只于所注文句之下作一注号，读者可依注号数第在章节后附注中去查。近人一切模仿西方，所以此种附注体裁自为一般人所不加思索的全盘采用。我的想法，这种体式本也是个很好办法，尤其注文较长的论著应当采用；若很简单，甚至只注明出处某书某卷几个字，那就无大意义。这种章节后的附注，对于读者本来就有前后翻检之劳的毛病，甚至于影响阅读的情趣，若翻到后面，只是注明出处，并无其他说明，往往使人不免失望。我看此类论著就常有此种感觉，有时看正文不太明白，但句下有一注号，希望在注中得到更深入详明的解释，结果大失所望。不过就西方书籍而言，每个字由多数字母拼成，每行只能排几个字或十几个字，虽然只是个短注或出处书名，至少也要占去一两行，为了避免妨碍正文阅读的流畅，不得已移到章节之后作附注，此犹有可说；中国字方形，每行至少可排三十字，多至五六十字，此类短注倒不如就夹在正文中，若是双行夹注，每四个字才占正文一格，故全注所占行格不会太多，既不影响正文的阅读，更不会使读者有前后翻检之劳，岂非很好！而且此种西式附注体，一般粗心匆忙的作者还易犯一种张冠李戴的错误。即在正文中所记的注号与后面注文的编号数目不符，还有些有注文，而在正文中忘记写注号，甚至正文中有注号而后面附列的注文却无此条，这就更粗心了；若是夹注自不会有此毛病发生！

不过最近二三十年又流行一种新的底注体式，这大约也创自西方论著。此种体式，附注仍与前面所说的一般，不过注文不放在章节之末，而放在所注释正文本句之同一页的下段，用小字刊行。我想这是一项进步，也可能就是为矫正过去的一般论文附注的缺点而改进的。这样体式既不会妨碍正文，有中间隔断的毛病，而检对起来又极方便，不必前后翻检，更不至使人有失望的感觉。不过这种体式也只能适合于简注，至多只能用于注文不太长的论著，若注文太长，甚至超过正文，就绝不适用。而且这种注式只能适用于横排的书，若是中国旧式直排的书，虽然也已有很多人用此体，但每页正文都要中断，以便让出最后若干行去排注文，那就很不好，倒不如用小字作夹注了。

以上将各种注释体式逐一说明，并以个人观点加以评论，认为各有优劣。大体上说，利用小注作为正文的辅助，主要是一般常行体的论文；至于其他各体，因为纲目体的“目”与纲目变体的“考证”，事实上也等于是变相的注释，所以要再利用小注作辅助的必要已减少；尤其变体的“考证”与复合体的“详注”本身已是注的形式，若在“考证”“详注”中用注，只好用夹注体了。

再就上文评论各种注式的优劣看，无疑的以注文排在所注释正文之同页的下段为最佳，当然要尽量避免长注，如有少数长注，可另标作“附考一”“附考二”……附列于章节之后，有如纲目变体的“考证”。又若专就中文论著言，只有几个字的短注及只明出处的注，或者就作夹注以括弧识之，以省篇幅；作双行夹注尤佳；长注始作附注处理，放在章节之末。这两种方式，都是变通的办法，参合运用，最为妥当。或者曰，如此参合运用，体例参差不一致。其实此类事，只求读者便利，尽可灵活运用，不必拘泥于表面形式。有些人或者说，出处书名列在文后，可以一目了然，知作者曾参考什么书；又中国书名虽简单，但标明卷数页数及版本，也就不短，放在正文中作夹注也有不便。其实现代论著例附参考书目，又有版本，都不必在注中说明。标明页数，只有在学位论文中有其必要，因为可以训练初学要自己直接找材料，标明页数，以便审阅者易于检对；一位训练有素的学人，不必在此小处拘泥。尤其是规模大、篇幅长的著作，如在此等小处噜苏，每条注明出处的小注也必占一行甚至两行，以正文五十万字计，注明出处的小注至少当有一千条，占去篇幅也当在五万字以上，岂不浪费！若以我的《唐仆尚丞郎表》为例，“辑考”约六十一二万字，考出居官者三千数百任次，以括弧作注夹于正文中以明出处者，每任次平均以两括弧计，即有六千至七千括弧，每一括弧平均约七八字，即此等小注占去篇幅不会超过六七万字。但括弧中所记不只一书，若改作附注，且详列其卷数页数，则每一括弧中之注改为附注后，要占一行半至两行，即是一万行以上，每行四十六字，即要用四五十万字篇幅，几乎要与正文篇幅相等。换言之，如不作夹注而作附注，将会增加三四十万字篇幅，岂不可惊！此等处岂可不加考虑！至于有些人务欲张大其书的体积，以“大”为贵，那就不足与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