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物浦的38个普通人

承认群体的这种力量，导致了一个令人惊讶的结论，那就是詹姆斯·巴尔杰不幸的命运，不是取决于谁在最后时刻见到了他，而是有多少人见到了他。

公平地讲，除了这38个人之外，还有更多的人部分见证了他的遭遇。首先，是商场的安全摄像头拍到的那些购物者；此外，还有那些在当天遇到了那3个孩子，但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人。毫无疑问，肯定还有其他的目击者害怕站出来，因此从没有出庭，没有承担起自己在小詹姆斯的悲剧中应负的责任。但是，“利物浦的38人”这个称呼太过具体而引人注意，因此流传了下来。

群体的力量能否解释他们的不作为？仔细地检视这38个人，找不到什么非正常的性格或是个人特质，可以解释他们的行为。

戴维·凯伊（David Keay），一位33岁的出租车司机，当时停车在购物中心外，看到了年长的孩子们拉着不情愿的小詹姆斯的胳膊，却假定这是因为詹姆斯是一个倔强的孩子，在购物中拒绝走对于2岁小孩来说太长的路程。

凯瑟琳·理查森（Kathleen Richardson），45岁，透过公交车的窗子，看到了两个大孩子架起詹姆斯走路，让他在空中摇晃。她记得自己曾大声质问，什么样的家长会允许这么小的孩子自己出门，即使跟着两个哥哥？

马克·平布利特（Mark Pimblett）是一家干洗公司的司机，看到了其中一个大孩子踹詹姆斯。他当时注意到了，但是后来解释说，自己从没意识到这是一起正在发生的绑架案，因为“大孩子做这种事很常见”。

伊丽莎白·麦卡里克（Elizabeth McCarrick）刚接回了自己7岁的孩子，她听到孩子们与一位女士谈论如何去警察局。当他们走向了错误的方向时，她把他们叫了回来。大孩子们解释说，他们在购物中心发现了詹姆斯，要把他送到警察局。为什么他们离购物中心如此之远，还有为什么在有人指路之后依然走向了错误的方向，这些令她感到困惑，于是她拉起了詹姆斯的手，说她会陪他们一起去。其中的一个孩子坚持说，他们可以自己解决问题，于是她放弃了。

很简单，利物浦的38人身上并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有男人也有女人，有年长的也有年轻的，他们是这个比较平淡无奇的社区居民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样本。读过他们的证词之后，他们对于所见情况的反应，变得合理多了。你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人会假设这几个孩子是一起回家的兄弟，确实，他们太年幼了，不应被独自留下来，不过也没有什么紧急的危险需要出手干预。

他们的证言也许可以让我们回忆起自身的经历，在那些经历中，我们也没有积极地探究身边所发生事情的真相。如我们听到了大声的争论，会假设这是一场克制的家庭内的口角。或者，公园长椅上坐着一个迷失方向的人，但是看起来没有人对他的命运有一丝关心。也许正如我们所怀疑的，这些并不是紧急的情境。但也可能是。

不久之前，在操场上陪女儿的时候，我被动地坐在那里，看着一个10岁的小孩在一个5米高的攀爬架上反复地爬上跳下。虽然罗马尼亚的体操裁判不会给他的落地动作打高分，但他也没有受伤。在我看来，他的活动有些太过危险了，不过我为什么要干预呢？我猜，他的父母就在附近某个地方。

诚实地讲，我可以很容易地想象，自己也是利物浦38人中的一员，在路上遇到了詹姆斯·巴尔杰和绑架他的人而没有出手干预。难道你不会这样吗？

“利物浦的38人”不只是一个吸引眼球的绰号，这个绰号也可以让人感到宽慰。它把这些目击者归入了一个单一的、缺乏同情心的集体，用一个具体的地点和一个具体的数字来界定他们。我们没有在那一天辜负了小詹姆斯，辜负他的是英格兰某个城镇里数量具体的一批人。这个称呼让我们可以想象出一幅图景，即38个心碎的人从人群中悄悄溜走，逃到边缘的地方，在羞耻中度过余生。

然而，我们已经看到，在这些人身上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进一步的检视表明，他们的不作为也不大可能是利物浦人才有的独特反应。如果想让“利物浦的38人”变成冷漠无情的代表，那么他们饱受质疑的表现，应该是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发生的非常规行为。

但事实并非如此。

2007年10月的一个早晨，加拿大皇家骑警的巡警克里斯托弗·沃登（Christopher Worden）正在西北边境的一个小镇中巡逻。因为看到了可疑的行为，沃登叫住了三个男人，其中的两个人当时已经坐上了一辆出租车的后座。第三个人在车外，表现得非常害怕，逃进了树林里。沃登徒步追赶他。几秒钟之后，枪响了。

在附近的一座房子外面，三位妇女告诉警察说，她们看见警官冲进了林子，听到了枪声，后来没看到有人走出来。一个男子在附近的一栋楼里睡觉，被枪声惊醒后，他爬到窗户边，瞥见了一个市民正在逃离这个区域。那位出租车司机也见证了追击的发生，认为枪声来自警官的枪，于是决定继续开车，把剩余的乘客送到别处的目的地。加在一起，一共有七个人听到了枪声，其中部分目击了追击。但没有一个人报警。两个小时之后，直到调度员因为沃登一直不回应自己的呼叫而感到担心，一位警官才在树林里发现了倒在血泊中的他。当晚他就去世了。

一年之前，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西部，35岁的电脑商店员工张娟（音译）被她的未婚夫报告失踪。像每晚一样，张娟离开一家零售店，开车把当天的9000澳元现金收入送回区域办事处。她一直没有到达目的地。第二天早上，警察在店后的员工停车场里，发现张娟的眼镜落在一摊血迹中。几天后，在城镇的另一边，她的尸体在自己车的后备箱里被发现。

调查人员确认，当时有一个同事在停车场里等张娟，因此可能是他抢劫了张娟。她作出了反抗，导致了超过60处防御性的刺伤：22处在她的手上，10处在脖子上，还有34处在头上。杀害张娟的人承认，她抵抗了很长时间，其间反复呼叫求救。实际上，他承认自己把张娟塞到汽车后备箱里后，开到了一条辅路上，等她的叫喊停止之后，才开回家清理。警方找到了至少八个目击者，他们都听到了停车场传出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张娟在她自己车的后备箱里流血而亡的过程中，没有人拿起电话报警。

确实，与利物浦的38人不同，这些案例中的旁观者见证的是一场正在进行的暴力冲突。他们可能顾虑自己的安危，而且恐惧可能阻碍了任何出手干预的本能倾向。但是，就像在真实生活中，旁观者的不作为不只限于某个特定的国家一样，它也不限于暴力犯罪的范畴。请考虑一下埃里克·斯蒂尔（Eric Steel）2006年拍摄的纪录片《大桥》（The Bridge），它记录了旧金山金门大桥上的自杀者。影片在金门大桥上拍摄了一整年，拍下了将近24起不同的自杀事件。有些是用长焦镜头拍摄的，只有通过一片几乎不可见的水花，你才知道自己刚刚看到了一例实际的死亡案例。其他的则用特写拍摄，让观众在令人不适的近距离上，看到另一个人生命最后的痛苦瞬间。

这部影片之所以如此扎眼，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这些自杀都发生在公开场合，发生在大量的游客、骑车人和乘客之中。特写镜头将一个人的死亡和桥上其他人的日常活动并列呈现，创造出了一种超现实主义的效果。凯文·海恩斯（Kevin Hines）是2%的幸运儿之一，从桥上跳下但幸存了下来，他描绘了这两个世界的交汇。当时他是一个19岁的抑郁症患者，从桥上跳下之前在那里待了40分钟。奇怪的是，尽管他当时“痛哭流涕”，在一个自杀高发地表现得很痛苦，当时有几百人从他身边走过，却没有人想到确认一下他的情况。

终于，一个路人停了下来。她想让海恩斯帮自己拍一张照片。

在影片中，海恩斯描述了自己在这一刻的想法：“喂，我想要自杀啊。你有什么毛病？你看不到我在流眼泪吗？但是她看不到。她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

海恩斯按照要求拍了照片。然后他还回相机，爬到栏杆上，跳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