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先祖父傅秉常（1896—1965）是从1943年1月到1949年4月，担任中华民国驻苏联大使，前后长达6年。这些出版的日记几乎完全依照原貌，留下了战时他在莫斯科的几年之间，有关生活与工作独一无二的个人记录。先祖父写下这些日记时，正值47岁的盛年，而且是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的关键时期。那一段时期出现巨大的转变和英勇的奋斗，因为有两件大事就此决定了。一是同盟国最后如何对抗轴心国，特别是以何种战略对抗日本的问题；二是国际政治关系（同盟国之间的关系）对中国的国共争夺权力造成的冲击。

傅秉常奉派使苏并非偶然。1942年秋末，蒋中正想要派遣一位可以树立中国的正面形象、增进中苏间的相互了解、提升中国与盟国的关系的高层外交代表驻节莫斯科。他所选择的傅秉常，是一位革命记录无缺点，且和孙文关系密切的专业政治人物，因为蒋中正知道苏联领导人会把傅秉常看成苏联的友人。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此时蒋中正要和苏联建立合作的政策，会有助于他发展有利的政治和军事联盟，他需要一个能够在莫斯科和苏联人工作，并鼓舞苏联人同情中国的适当人选。傅秉常符合这样的要求，他长期支持国民党，民国初年他担任孙文的秘书。1920年代在苏联顾问鲍罗廷（Michael Borodin）引导下，国共知名人士和共产国际组成精英团体，傅秉常为成员之一。他是一位有经验的外交官，以谈判才能闻名，具有和苏联及盟国官员打交道的丰富经验。他在国民政府外交委员会服务多年，也是立法委员，并担任立法院外交委员会委员长、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又在1941年升任外交部政务次长。不仅如此，他曾到过苏联，面见苏联领导人，成效卓著。1937年他跟随由孙科率领的一个争取贷款和军援的访问团到苏联，该访问团圆满达成任务，蒋中正深予肯定，这件事确保了蒋在1938年3月的台儿庄会战中赢得大胜。

傅秉常的家庭背景

1895年1月4日，傅秉常在广东省南海县的佛山镇出生，是家里三个儿子中的长子。他是典型的南方人，他的家族在佛山一带世居超过300年。佛山有两间傅氏家庙，一间在隔塘大街上，一间在卫国路第三中学的校内。从照片上可以看出卫国路上的家庙是传统的中国红砖建筑，有着雕琢的木椽、屋瓦、石柱。木门的露头石刻着五个红色大字：秀岩府公祠（傅秉常的祖父名为傅秀岩）。有一段时间，家庙里藏有傅家的族谱，装在四方形的木盒之中。

傅家原本富裕，后来傅秀岩遭到三次绑票，为了缴付赎金而倾家荡产。傅秀岩继承父亲在广西的房产和生意时，才二十多岁。有一天可能是因为做生意，他在往广西的路上被绑架，绑匪索取5万两赎金。傅家付了赎金，在那时是一大笔钱。第二年，秀岩又在同一条路上遭绑，这次傅家付了1万两银子赎回。第三次到广西的路上被绑时，傅家已没有钱了。经过冗长的谈判，秀岩已出嫁的姐姐筹集了5000两银子。这笔钱虽然够赎回秀岩，但在那几天之中，他已被绑匪折磨至死。秀岩的身后留下穷困的年轻妻子和两个幼儿傅翼鹏（庆锡）和傅庆兆（傅秉常的父亲），原先在广西的生意也被迫放弃。显然秀岩的家庭后来由亲戚照应，因为两个儿子都接受了教育。傅翼鹏长大后成为香港一位富有的开发商，以后支持了傅秉常的教育，而傅秉常的父亲傅庆兆，则成为一位私塾教师。

傅秉常出身寒微，但甚有教养。从照片可以看出，傅秉常的母亲麦太夫人个子不高，缠足，仪态秀雅，面容匀称，瓜子脸，脑后低低地挽了一个发髻。麦太夫人是一位有成就的艺术家，在佛山以绘画纸扇闻名。傅秉常显然遗传了母亲的艺术能力，因为他在就学期间“对于西法的铅笔画和木炭画等，也颇为擅长”。他在1929年为如夫人宋琼芳所绘的一张炭笔画，仍保留至今。他二十岁出头开始学摄影，这也成为他一生的兴趣。1923年，傅秉常与两位友人组织了“景社”，这是华南最早的业余摄影社之一。社员擅长风景摄影，故得其名。他们的作品也参加摄影比赛，1926年傅秉常离开广东，到香港就任粤海关监督时，该摄影社才解散。

傅秉常的教育与婚姻

傅秉常最早就读于家乡佛山的一所小学，另外也跟从两位知名的广东学者傅家治和卢湘父学习国学。10岁时，在香港经营元利建筑公司的伯父傅翼鹏注意到傅秉常的学术潜力，资助他离开佛山，进入香港的圣士提反男中（St. Stephen's Boys' School）读书。这所学校的创办人之一何启（1857—1914），后来成为傅秉常的岳丈。

1903年该校创办时，以建立基督教学校为目标，为华人幼童提供机会，好让他们获取高素质的教育，一如著名的英国公学。傅秉常的父亲过世5年之后的1911年，傅翼鹏持续支持15岁的傅秉常，并照顾其家庭。而傅秉常的母亲也一直未改嫁。

傅秉常在圣士提反男中学的同学兼好友何永乾，就是何启的儿子。有一次傅秉常在何永乾的寝室瞄到其妹何燕芳的照片，颇为心动，便央求何永乾安排见面。傅秉常和何燕芳很快就开始约会，傅秉常自香港大学毕业后，两人就结婚。这么一来，傅秉常就进入了一个在商业和革命工作有重要联系、颇具声望的香港家族，使他能够追求攀上巅峰的政治生涯。傅秉常的人脉因而广增。何燕芳的父亲何启是晚清维新运动的死忠支持者，曾就维新运动发表多篇文章。他是一位英国培养出来的医师，曾就读伦敦亚伯丁大学（Aberdeen University）和在圣汤玛士医院（St. Thomas' Hospital）实习，自欧洲返回香港后创办西医书院，当过孙文的老师，之后和孙文保持密切联系。不仅如此，何启的姐姐还嫁给外交家及政治家伍廷芳。伍廷芳曾加入革命党，代表过南方孙文的临时政府，1917年短暂代理国务总理。伍廷芳的儿子伍朝枢也是一位成功的外交家，娶了何启的次女，也就是何燕芳的妹妹。1916年傅秉常以一等荣誉成绩获得香港大学工学士学位后，自然就被姻亲关系上的叔叔伍廷芳延揽，在上海沪杭甬铁路局担任助理工程师。

1918年伍廷芳到广州和其他护法领袖见面，并组织军政府，他带着傅秉常同去，指派他为军政府总务厅的印铸科长。1919年护法军政府派伍朝枢参加巴黎和会，伍朝枢带傅秉常同去，24岁的傅秉常因而就有机会走访法国。当时他以广州军政府代表团随员的身份参加巴黎和会，担任伍朝枢的秘书。这个起点引导傅秉常走向革命，成为有抱负的政治人物及成功的外交家，一生辉煌。

青年革命党人傅秉常

傅秉常当时确实前途光明。他的学业成绩优异，而后有了好的家庭关系，并表现出卓越的行政能力。他也结交身居高位的朋友，和“太子帮”中的孙科熟识。所谓“太子帮”，主要是由国民党中的粤省精英所组成的政治网络，因孙文的儿子孙科而有此名。傅秉常和孙科终其一生都维持友谊和紧密的关系。傅秉常看到中国从传统的帝制过渡到新生的共和，决心在中国的革命转型中贡献一己之力，深受崇高理想和效忠国家的意识所驱使。他的同僚夏晋麟说：“他真不愧为中国政府官员中之清品，更不具有一般人心目中革命党人的特色。没有人会想象到他会摇旗呐喊或抛掷炸弹。他之成为革命党人，一如旧日德国一位罗茨希尔特家人之成为银行家。他生于满清将亡，而长于北洋军阀为害最烈的时代……他是一介廉吏而仁厚可风。”

傅秉常为孙文效力

1920年春天，广东军政府派傅秉常驻在香港，以筹划财政与外交。11月，孙文调升他为琼海关监督。傅秉常对孙文帮助甚大，以其流利的英文、和外国代表打交道的才能深获赞许。另外，他也透过自己的事业和家庭关系，以及他主管的海关业务，为孙文筹集大笔经费。他甚至筹募资金，策动了1920年驻扎广州附近的海军和警察的反正。军政府的外交总长伍廷芳也器重他。伍廷芳受到岑春煊和陆荣廷的排挤，处境艰难，就提取粤海关的关余款项，先汇存到孙文的基地上海。孙文需要钱作为援闽粤军回师讨伐桂系军阀的军费。依其计划，伍廷芳和其子伍朝枢及傅秉常到了上海。他们在上海法租界莫里哀路29号孙文的公馆，商量了几个星期。当岑春煊发现伍廷芳已把广东的关余款项汇存上海，大为震怒，警告伍廷芳说，若不尽速汇回，就要提出告诉。伍廷芳决定面对诉讼，于是请傅秉常担当他的诉讼交涉。经过孙文两位部属胡汉民、廖仲恺几个月的细心准备，傅秉常赢了官司，也赢得前辈的敬意。

1922年粤军总司令陈炯明举兵反抗孙文，并将他逐往上海。时为孙文助手及秘书的傅秉常，只得退到香港。但在1923年2月，孙文恢复原有地位，组织大元帅府，并将上海的公馆抵押5万元以支付平乱费用，傅秉常也就回到广东。胡汉民出任广东省省长，任命傅秉常为广东交涉特派员和财政部粤海关监督两项职务。傅秉常自1922年任职到1926年，工作是整理粤海关，最终达到关税自主。在整理关税的过程中，傅秉常注意到不少协助外国公司申报进口税的报关行，在关税形式上作假。他实行严罚，因此获得足够的关税，送交孙文6万元，这些钱足够孙文用来赎回他在上海的公馆。

傅秉常对抗帝国主义侵略

1925年6月23日中午，香港的中国工人、学生、军校生、市民参加了一场大规模的和平示威游行，此一以民族主义为精神的游行，目标是反对“不平等条约”。游行队伍通过沙面对面由重兵防守的英租界时，英国士兵开枪射击，造成五十多人死亡，一百多人受伤（是谁开第一枪，引发了后续的争议）。外国人有一人死亡，六七人受伤。广东省政府震惊，民众要求诉诸战争，甚至傅秉常也力主与英绝交。不过广东省政府最后决定以经济战来对抗帝国主义，英国货立即遭到抵制，官方和民间都支持香港工人的罢工。傅秉常在粤海关提出并发布第81号命令，外国船只除非取得罢工委员会发给的有效许可证，否则不得进入香港。香港总督司徒拔爵士（Sir Reginald Edward Stubbs）派周寿臣及罗旭两位特使和傅秉常磋商。尽管有人批评他忘恩负义，曾在香港受过教育，而亲人亦在香港致富，傅秉常仍然拒绝对第81号命令松手。后来他告诉友人吴述彭，周寿臣和罗旭无计可施，只能禁止他回港。此外，傅秉常也成功地说动香港的米商，把米直接运往广东，而不是像过去一样运到香港，这样可以省钱。事件爆发后，从缅甸和马来亚进口的米价格高涨，如此方式可以维持低米价，以持续支持罢工。对英国的经济抵制持续了好几个月，到1926年10月才结束。

苏联在华南的影响：傅秉常与鲍罗廷

1923年9月，一批外国船只驶入广东，其目的在防止孙文收取关余款项。像这样的事件，以及多次寻求西方国家的援助而未果，最终使得孙文相信自己过去“看错了路”。相对列强意兴阑珊，新诞生的苏联成了孙文希望所寄。列宁攻击资本帝国主义，斯大林致力和中共筹组“统一战线”，激发孙文建立和发展与共产国际的联盟。此一联盟代表中共党员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孙文的中国国民党，并得以保留其原属组织。这种一段时间的双重党籍，建立了两个党的知识分子（包括傅秉常在内）长久的关系。傅秉常经人介绍而认识了后来占有重要地位的中共党员，其中之一的陈独秀早在五四运动时就已是家喻户晓的人物。另一位是周恩来，曾在1919年参加学生抗议行动，在巴黎和德国三年之后，于1924年在广东任孙文的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有趣的是，1949年中共胜利后，周恩来派遣密使到巴黎拜访傅秉常，希望傅秉常回到中国，为新的中共政府做事。但是傅秉常拒绝了。

苏联公使加拉罕（Leo Karakhan）将苏联顾问鲍罗廷和加伦将军（General Vasily K. Blücher）介绍给孙文。加仑将军出任新成立的黄埔军校参谋长，鲍罗廷则是最受孙文信任的顾问。当时蒋中正为孙文的军事副手，奉派到苏联学习，苏联在华南特别是在广东的影响力越来越大。鲍罗廷协助国民党草拟新党纲，并教导党员如何组织群众。这期间，傅秉常拍了很多照片，包括鲍罗廷和他的夫人。几年之后，如同1943年的日记所记载的，傅秉常和鲍罗廷在莫斯科重逢，但情况很不同了：

参观英战时生活影片展览，鲍罗庭Borodin亦在，与谈旧事。渠询陈友人状况，余告以友人最后发表主和文章。渠亦谓真令人失望。余询其夫人，彼言近来身体亦不甚好。余未敢多言，恐对渠不便。

苏联在华北和东北的影响：1945年序曲

从1923年到1926年，苏联在华北和东北的影响看似微小，但事实上甚是巨大，特别是俄国密探曾接触过的东北军阀张作霖，给予苏联若干中东铁路的特权。对此，北京政府外交总长曾向莫斯科提出正式抗议。一年以后，苏联管理人员禁止未预先购票的中国士兵登上火车，引发更多争议。蒋中正也因此陷入困境，因为张作霖无法及时动员军队击退对手郭松龄。当地的日本军队知道苏联支持郭松龄，考虑自己在此区域的安全和利益，日本军队装扮成中国军队来进行干预。之后演变成苏联与日本争夺东北的奇特战争。1925年3月，苏联人宣布将自外蒙古撤军。其实苏联在外蒙古的影响力早已存在，几乎不需要再亮出军队，此一行动是要证明苏联在当地占有优势，即使外蒙古已经“自治”。

1929年以前，中国人长期痛恨苏联意图控制中东铁路。苏联人不仅经营铁路，其影响力扩及铁路两侧地区，利用铁路机关作为宣传和政治活动的基地。中国人还以颜色，攻击几处铁路机关，而且不顾苏联抗议，拘捕苏联居民。凡此种种摩擦，导致了1929年5月的战争。后来在各国尤其是美国的压力下，大规模的冲突得以避免。最后的解决方式是，1930年订定协议，依照1924年之协议将铁路的组织重整。1935年苏联把中东铁路售予日本，也就去除了其在东北的特权，但依然保有在新疆和外蒙古的实质影响力。到了1945年中苏进行谈判时，斯大林坚持索回其在华北和东北的利权，身为驻苏大使与代表团一员的傅秉常，就在谈判桌的另一端据理力争。

蒋中正的新政府：傅秉常起草民法

1928年底，国民政府已获国际承认。蒋中正所领导两年的军事行动，使中国脱离军阀割据，国家因此统一在一个政府之下。此时，中国的领导人力图建设现代国家，并重振国家尊严。1928年初，胡汉民、伍朝枢、孙科暂时辞卸新政府的职务，离开中国到英国和欧洲旅行8个月。傅秉常随同前往，担任翻译，沿途为他们拍了很多照片。他们在英国时，傅秉常加入了皇家摄影学会（Royal Photographic Society）。会员记录显示他是在1928年加入，但似乎只入会一年。1928年会员名册上傅秉常的资料是Foo, P. S, 8 Park Road, Hong Kong。他们回国后，胡汉民出任立法院院长，傅秉常则出任立法院外交委员会委员长。傅秉常的母校香港大学也于此时颁授他荣誉博士学位。

1928年国民政府施行孙文的五权分立制度，建立了立法院，开始起草新的民法。立法院院长胡汉民派傅秉常为起草中国民法委员会主席，负责国家基本法的拟定，并起草民法。1936年通过的宪法，后来称之为“五五宪草”。

日本侵略：傅秉常寻求苏联援助

1937年中苏两国面对日本的侵略，彼此之间的关系也有了改变。有关中苏复交的讨论一直在进行，8月中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为外交和军事的进一步合作打下基础，也是中苏两国结盟，从西方对抗日本的主要因素。然而1937年到1939年的结盟确实有些问题，蒋中正需要且要求大量的金钱和武器，然而他感觉苏联援助的程度达不到中国的需求，或者我们应该说这一时期，苏联对中国的精神支持相当大。虽然苏联并未对日本禁运，但其国内的经济和商业合同大幅降低。1937年苏联对日出口总值为3902000日元，一年以后跌至380000日元。中苏两国其他的紧张关系，则是蒋中正迫切希望苏联对日本采取直接军事行动（斯大林并未准备冒这个险），以及怀疑苏联在中共的壮大中有所介入。

此时到苏联最成功的财政访问团，是国民政府大佬所称的“立法院秘密访苏团”。团员有3人来自立法院，包括孙科和傅秉常。访问团于1937年离开中国，1938年1月抵达莫斯科，此次任务完全秘密进行，以避免可能出现的苏日龃龉。孙科和斯大林的几次夜间会面，从午夜持续到清晨。访问团其他成员都必须整夜等待，直到疲惫的孙科醉醺醺地回来，大家再把零散的情报拼凑起来，用复杂的密码把电文发回重庆。1亿美元信用贷款购买军事装备的协定就这样签署了，中国可向苏联购买炸弹、战机、坦克和其他装备。访问团后来到了法国和英国，虽然受到很好的接待，却没有得到任何军事贷款。

孙科访问团获得的援助，对中国的抗战十分重要。1938年3月于鲁南爆发的台儿庄会战，就是用苏联提供的枪支和T-26型坦克作战，这种武器在中国抗战期间此一首次战胜日本、消灭其两个师团的战役中确有帮助。另外，1939年12月的桂南会战，15辆来自苏联的T-26型坦克也扮演了重要的防卫角色。傅秉常协助此一访问团，使他有了在苏联的宝贵经验，并证明了中国若是无法得到其他主要国家的援助，在适当的情况下会得到苏联援助。1941年珍珠港事变爆发后，日本加入轴心国，情况急速改变。中国官员终于可以越来越期待同盟国的支持。傅秉常在日记中写道：“国际条件之发展对我们很有利，我们的敌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濒临破裂，因此我们的未来不会像以前那样暗淡。”一个月后，他又记道：“罗斯福总统在前天的广播演说中提到，中国向美国请求援助，美国已明白表示愿意提供援助。”

傅秉常与治外法权的交涉

1941年8月，傅秉常出任外交部政务次长，负责治外法权的谈判，一如他1928年担任立法院外交委员会委员长以来的任务。许多年来，傅秉常和他的同仁致力于旧条约体系的废除。他在前一个职务任内起草民法时，研读法律，因而在进行谈判时，已是一名法律专家。也因此他曾会见并与英国知名人士共事，包括后来的英国驻苏大使卡尔（Archibald Clark Kerr）及驻华大使薛穆（Sir Horace Seymour）。蒋中正决定派他使苏，无疑就是因为他和这些杰出英国政治人物的关系，因为他到莫斯科还会遇到这些人。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平等新约分别在华盛顿和重庆签订，标志着不平等条约的结束。傅秉常在日记中写道：“我国自不平等条约之初订，至今适一百年。在此一百年中，我国所受不自由、不独立种种之痛苦……现始废除……觉甚快慰者也。”

傅秉常大使在莫斯科工作

最初，傅秉常一点都不想接任驻苏联大使，他在1943年的元旦特别强调此点，指出是因战时他对国家深厚的责任感说服了他，才接受领袖的指派。他的迟疑除了是因离开挚爱的亲人和好友而难过，其实也担心远在苏联，这是一项艰难的工作。他早就知道在莫斯科推动任何工作，绝大部分要靠和李惟果领导的外交部总务司密切合作，这一点他认为自己办不到。1941年12月宋子文继郭泰祺出任外交部部长，蒋中正派李惟果为总务司司长。李是蒋的智囊之一，这些智囊比外交部更能决定外交政策。李惟果曾是傅秉常的部属，但是两人的关系紧张。从1月9日的日记得知，虽然宋子文指示李惟果提供汽油给傅秉常的用车，以便晋见蒋中正，但李惟果拒绝，因此傅秉常在日记中写道：“我有强烈预感，因为我无法期待外交部的支持，我在莫斯科将一事无成。”

外交与情报搜集

傅秉常动身前往莫斯科之前，曾在1943年2月4日晋见蒋中正。傅秉常的日记指出，在那次会面时，蒋中正要他提升中国使馆的位阶，在接待外国宾客时，要与英美使馆举办的社交活动“等级类似”。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蒋中正有意借由驻苏使馆的表现，恢复中国的主权完整，并建立其世界强国的地位。因此，傅秉常重整大使馆和人事管理，以及他有能力用合宜的方式，招待世界级的政治人物及其夫人，这些考虑都是蒋中正认为得以赢得外人对中国真正的尊敬和认识的必要方法。我们可以从傅秉常1943年的日记看出，在他的领导下，招待与社交活动，纳进大使馆的组织、功能与情报搜集之中。和盟国外交人员打成一片、建立正确的关系，对傅秉常和他的团队非常重要。组织社交活动使傅秉常更能接触专业、活跃人士。对中国关系和国际外交有特殊兴趣和影响力的宾客，以及苏联知识分子与有名的艺术家，经常受邀到中国使馆参加宴会。虽然这并不是正式的互动，但在这种场合中的政治互动很常见，且经常发生影响，即使不总是像正式政治互动那样透明有系统。傅秉常非常清楚，和外交人员的友谊与公开对话，对中国及其盟邦都有利。

莫斯科宣言

1943年傅秉常参与了莫斯科宣言的签署，中国代表在莫斯科宣言上签字，正式赋予中国往后在联合国拥有否决权，且成为四强之一。傅秉常是中国在莫斯科位阶最高的代表，故而在宣言上签字。日记中有关于此事的描述，值得注意的是宣言纳入由傅秉常代表中国签字，是在签字时间截止前几分钟才决定的。傅秉常和美国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与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W. Averell Harriman）在筹备阶段的讨论，是日记中很有趣的一段。莫斯科宣言无疑是中国重要的成功。当时美国的政策是要让中国加入战后的合作，如果这次努力失败，如果苏联拒绝对日宣战，如果中国瓦解了，那么美国对未来的构想就没有前景可言。傅秉常因为就在现场，所以他的角色重要，在他有限的位置上发挥力量，呈报他的长官，并极力主张中国对苏联和盟国采正面态度。

保有新疆

从1944年的傅秉常日记中可以看出，苏联控制新疆省，而蒋中正试图恢复中国失去的主权，致使中国在苏联的声望下跌。1941年，苏联已经明确对新疆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实行控制，新疆省主席盛世才接受自己是苏联代理人的角色。但是1941年夏天德国入侵苏联时，新疆发生重大变化。西方向苏联提出军事需求，此举显示盛世才不能期望“受到强大压力”的苏联可以提供物资援助。斯大林无法维持其在新疆的影响力，被迫调回新疆省的苏军，转派到欧洲战场。此时正是蒋中正收回新疆的机会。1942年他靠着盛世才的协助，快速行动，而盛世才也看出，站在国民政府这一边是有利的。过去苏援经由新疆北部运抵内地，现在苏联自己的物资已不够了，蒋中正抓住这个机会取得新疆的资源。傅秉常在莫斯科处理新疆事务，最重要的是他能用和平与最小冲突的方式，努力平衡与调和中苏双方领导人的歧见。从日记中可以看出，1944年傅秉常在莫斯科的工作并不轻松。

雅尔塔会议与中苏条约

1945年的日记内容大多是傅秉常关注雅尔塔会议中的远东协定。在雅尔塔讨论时，美国和英国给予苏联一些在中国的特权，那是俄国在历史上有过的利益，作为苏联加入对日作战，并保证和中国签订友好同盟条约，所得到的报偿。当时蒋中正未获告知。1945年的傅秉常日记所指出的问题是，中国在莫斯科的官员是在何时得知密约的内容？他们是如何得知的？这很重要，因为这两点可能影响到1945年6月中苏条约谈判时中国的策略，也可能影响到当时和以后的中美关系。傅秉常对雅尔塔协定签订的察觉、角色、观点、理解，和对雅尔塔协定的解读，以及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谈判，有一些相当详细的记载。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最终未能改变中共赢得中国的结局，但很清楚的是，国民政府在条约中重新划定了我们今天所知的国界，也是中共后来能够接管和治理的国土。莫斯科宣言、恢复中国在新疆的主权，以及中苏好友好同盟条约，都是蒋中正为中国筹思的大战略的部分，傅秉常则是站在推动朝向这些目标的关键位置，尽管有很多约束和局限，但他一直在做，这些努力都显现在他的日记中。

傅秉常的记录

先祖父在日记中每天写些新鲜事，记录他对于人物、活动、关系与他自身感觉的思考。他使用的笔是一种很好的Esterbrook（或是一般德国制）铁制笔尖的木质沾水笔，不是写在装订好的日记本上，而是写在13 × 18公分灰色单页厚纸上。每一张纸的右上角，以红色凸印他的英文姓名。每年年终，他就把所有记录的纸张用细绳装订，外覆以皮雕或布质封面。虽然日记中有很多内容描述了他在莫斯科的每日生活，例如他在剧院观赏歌剧、到乡间踏青，还有各种各样的琐事，其他部分则都是有关大使馆事务、全球新闻、国际外交、世界大事等的精彩记录。除了书写的记录，傅秉常也有令人惊讶的生活影像记录。他是一位天生的业余摄影家，照片中捕捉他所认识或共事的中国人和外国人。这些照片大约有2500张，大多已数字化，已收于University of Bristol, University of Lincoln, the Institut d'Asie Orientale（法国里昂）共同合作的“中国历史照片”（Historical Photographs of China）。造访此一精彩的网站，包括傅秉常的收藏，完全免费。

附记

1949年春天傅秉常辞卸大使职的几周前，他预测蒋中正的政府将无法支撑，于是提前准备运送一箱物品，其中有他的日记、照片和个人物品，交给陈定公使保管。陈定过去在莫斯科是傅秉常的部属，退休以后住在巴黎郊区的St. Cloud。令人难过的是傅秉常当时就知道他再也无法回到祖国的家乡了。他在苏联最后一天的日记这样写道：

1949年3月10日

今日为余呈递国书任驻苏大使之六周年，正忙于捡拾行李，准备去职，往事真不堪回首记也。又接培儿函，广州小屋已落成，但恐余现已有家归未得耳。

同年夏天，他和家人定居在巴黎附近的Sartrouville庄园，继续记日记，直到1957年他决定回台湾。他在蒋中正的政府中担任“司法院”副院长，1965年去世，政府为他举行“国葬”。几年之后，他的儿子傅仲熊从陈定那里取回父亲的遗物，将之存放在英国Lincolnshire的家中。身为他的后人，我们知道傅秉常希望他的记录能够公之于世，因为他在台湾退休之后，曾告诉女儿傅锦涂，希望他的回忆录能在“五十年后”出版。虽然这段时程漫长，但我们很高兴傅秉常大使的历史遗产和最后的愿望得到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