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概论
一 校勘研究概述
《圣经》是全世界最广为流行的一本书，它在中国的翻译传播及研究源远流长。汉语《圣经》在翻译的过程中，无论从文化还是新词角度，都与中国的社会文化背景、汉语词汇密切相关。从唐代景教入华起，汉文即已出现有关《圣经》译介的片段、著述，其中不乏翻译者创造、使用的新词语，特别是杂糅佛教词语；明清之际，大批传教士来华，《圣经》的汉译由只言片语的片段式译文过渡到完整的汉译本，在翻译过程中，人们往往采取“以儒释耶”的路线，即拉近天主教义理与儒家思想的关系，以易于中国人接受。这些译本按时间顺序来看，其中最早的、较为全面系统的有1636年阳玛诺的《圣经直解》（此书翻译了拉丁语《新约·四福音书》26.5%的内容）、1707年白日昇的《四史攸编耶稣基利斯督福音之合编》（将四福音书、《使徒行传》和《保罗书信》译成中文）、1803年贺清泰的《古新圣经》（除《雅歌》及部分先知书未译出，翻译了其余的《旧约》及全部《新约》），而这三部作品彼此之间有很强的传承性，甚至有大量段落、语句被直接引用。这些不同版本的汉语《圣经》，在字句的斟酌上，反映了古代中国不同时期的文化特点，特别是与儒、释、道的结合；在词语的使用上，除了基督义理方面的新词，生活用语方面也有所创新，部分用语沿用至今。
基督教在我国历史上承载了中西交流桥梁的重要角色，在《圣经》研究日益蓬勃的今天，学者大都将目光投向近代汉语《圣经》的研究，而对于前期稿本的关注极少，比如上述三本极为重要的早期著作，国内外学者鲜有问津。汉语《圣经》的研究方法则多从文学、神学角度入手，极少将其作为译本从比较文学角度入手，而对勘法在当下汉语《圣经》的研究中更是极为罕见。对勘法研究近年来已逐渐被其他学科学者重视，特别是在古文献的研读方面，如我国佛经研究早就广泛使用对勘法。对勘法在文本的研读中是最基础、扎实的做法之一，只有脚踏实地做好对勘研究，才能真正掌握作者在翻译书写过程中对西方异质文化的引入策略，探讨其对中国文化、语言的影响。
校勘一法，自西汉刘向《别录》起，在我国有悠久历史。到了宋代，校勘学更是独立门户，中央专设校书机构，并制定了校勘条例。近人对校勘颇有建树的应首推陈垣，1931年他的《元典章校补释例》即《校勘学释例》问世，初步建立了校勘学的理论体系。纵观我国学术史，历朝历代均有完整的校勘成果流传至今，而偏偏是各类研究方法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的当下，人们似乎忘记了这个最传统、古老的学术方法，当学者争先恐后运用西方理论和新颖方法研究学问时，回归根本的基础研究似乎被忽视了。自19世纪以来，西方和印度学者发掘和整理梵文佛经抄本的工作持续至今，近一百年来，国际佛教学术界已经出版了不少梵文佛经校勘本，同时也出版了完整的巴利文三藏校勘本，这些校勘本为佛教研究提供了方便。学者依据这些校勘本从事翻译和各种专题研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大量有关印度佛教的论著，如果没有这些校勘本，这些学术成果的产生是不可设想的。中国学术界直至20世纪上半叶，才注意国际上利用梵文佛经原典研究佛教的“新潮流”。引进这种“新潮流”，利用梵文佛经原典与佛教相关的中国古代文献进行研究的先驱是陈寅恪、汤用彤、季羡林和吕澂等先生。20世纪三四十年代，吕澂先生在主持《藏要》的校勘工作时，充分利用当时国外学者整理出版的梵文佛典，诸如《金刚经》《妙法莲华经》《金光明经》等，与汉语译本互校，论列其异同是非，于现代学术意义上开梵汉佛经对勘的先河。如今佛经对勘在我国得到重视，在中文佛经解读、梵文佛经解读、佛教汉语、佛经翻译史等方面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较之基督教，佛教之所以在中国的发展、流传更为深远，除宗教本质和历史原因，当下对于经文的重视程度、研究深度及广度，亦是原因之一。
季羡林先生曾说：“我们应该尽可能地把现存的源本拿来同译文对校，最少我们也应该把中国翻译史上几个大师像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义净的译文用这个方法来仔细研究。如果打算更深入更具体地吸收古代的翻译经验，那么对勘梵汉经典的工作，无论如何非做不可。如果不做这项工作，始终好像站在大门外讲大门里的话，说了半天，也难免是捉风捕影。”佛经对勘已历经多年发展，我们应当注意该方法对于研究汉译经文的重要性。佛教或基督教，对于中国人而言皆为外来文化，在传播过程中经典的汉译必然存在一定的共通性，故研究方法也可相互借鉴。如果我们只是将汉语《圣经》作为一个译作，仅注意它的翻译理论或文学性，也是不够的，在做研究时难免表象化，甚至过于牵强。若要进行源头的、根本性的探求，从根源做起、做最扎实的研究，必须将中文《圣经》与其翻译的源本进行对勘，在基础的字句对照中，方可进行最真实、有效的研究，得出有据可依的结论。
1988年，蒋忠新先生出版了第一部西藏梵文贝叶经的转写本《妙法莲华经》，季羡林先生亲自写下序言：“我们将精选一些海内外的孤本和虽然不是孤本但原文比较有价值的佛典或其他梵文经典，甚至包括一些印度教经典和印度古代自然科学著作，逐步加以编纂、影印、整理、校勘，公之于世，让全世界研究印度古代文化和宗教的学者能有机会利用。”20世纪80年代，开展西藏收藏的梵文贝叶经对勘工作时，季先生认为这项工程“将会大大地促进中印文化交流问题的研究，促进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促进汉藏两族文化交流的研究，促进印度佛教史的研究”。当下对于汉语神学的梳理，若忽略早期《圣经》的译介工作、不从源头做起，则根本无法理清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脉络；不回到根本，就不可能重建中国基督宗教史，因此研究者应该弥补这部分盲点，以扎实的态度回归原点，进行最根本的探索。近四百年来中国如何吸收西学，是中国文化重建的关键，是当代中国思想关怀的主要问题所在，而对于西学是如何进入中国历史这一问题，必须回到具体本文，在一手资料中寻找、整理出西学东渐的脉络，在原始文献中找到历史发展的投影。过去对于汉语《圣经》的研究，基本主要着眼于汉译本本身的解读与诠释，而非站在坚实的语言基础上。从对勘角度，可以对不同语言的《圣经》文本展开有力论证，翻译学的研究也可进入内核，而非停留在语言转换的层次上，从而能够进行最根本的研究。《圣经》研究工作者，可将目光投向这种方法，将佛经研究者的对勘法引荐到汉译《圣经》的研究中，深化《圣经》汉译研究，以新的领域开辟汉语《圣经》研究更广阔的道路，为汉译《圣经》的研究做出更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