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汉语《圣经》对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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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阳玛诺《圣经直解》

一 《圣经》中国翻译史

随着基督教教会在世界各地的积极扩展,教徒人数日益上升,《圣经》同时被翻译成各种语言版本,让更多人能够研读。据统计,全世界共有2261种不同语言的《圣经》译本流传,其中还没有包括同一语言中不同的译本。《中文圣经翻译史》,思高学会,http://pbible. org/html/xwdt/287. html。

在中国,《圣经》的翻译始于唐贞观九年(635)。时至今日,《圣经》在中国的翻译共产生过文理(文言)、浅文理(浅文言)、官话(白话)、现代汉语四种语体的全译本、多卷本、单卷本和节译本,此外还有土白话(方言)、少数民族语言译本以及汉 -英、汉语 -罗马注音对照本。纵观《圣经》汉译史,大概有如下四个重要阶段。

1.景教景教即基督教的聂斯脱略派。此派始于叙利亚,其始创人聂斯脱略提倡“基督二位二性说”,即圣母玛利亚只是生育耶稣肉体,而非授予耶稣神性,因此反对将她作为神灵膜拜。公元431年,聂斯脱略派被教会第三次大公会议定为异端,然而,此派积极传教。唐太宗贞观九年(635)聂斯脱略派传入中国,取名“景教”,意即“光明灿烂的宗教”。唐德宗建中二年(781)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文讲述人类的堕落、弥施诃(即弥赛亚)的降生、救主在世的事迹等及介绍景教入华、盛衰的经过。在敦煌石窟发现的《尊经》中载《诸经目录》,记载当时已有35部经典被译成中文,其中某些名目,据学者考证可能是《圣经》书卷的中译名称。可惜这些经书的译本全都失传,有待考古学的新发现,方能有更进一步的研究。:景教在中国传播的200多年,产生了部分翻译文献或撰述文献。这些文献流传至今的主要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一神论》《志玄安乐经》《序听迷诗所(诃)经》《宣元至本经》《大圣通真归法赞》《三威蒙度赞》《尊经》八部。在景教文献《序听迷诗所(诃)经》和《一神论》中,涉及《圣经》内容较多。前者部分内容涉及《圣经》中的《利未记》《雅各书》《哥林多前书》《马太福音》等,后者则主要涉及《马太福音》。近年来有不少学者如林悟殊、孙景尧等有关景教的研究,参见朱谦之《中国景教》,人民出版社,1993;林悟殊《西安景教碑研究述评》, 《中国学术》第1辑,商务印书馆,2001;林悟殊《唐代景教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翁绍军《汉语景教文典诠释》,三联书店,1996;刘振宁《唐代景教的传教方略》, 《贵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刘振宁《唐代景教“格义”论发凡》, 《贵州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孙景尧《解读唐代景教文献的启示》, 《上海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对景教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2.孟高维诺直至13世纪中叶,在中国的土地上才出现第一位天主教传教士——孟高维诺主教(Bishop John of Montecorvino O. F. M.)。他于1247年生于意大利,之后成为方济会士,并于1294年被教宗尼阁四世(NicholasⅣ)委任为特使,带着教宗给元世祖忽必烈的亲笔信抵达汗八里(今北京)。他随即获许在元朝帝国境内传教,之后被教宗委任为东方全境总主教。孟主教在中国除传教,也有翻译的工作。:他于1294年入华,进行传教工作。孟高维诺曾在1305年给教廷的信件中提及他已将《新约》及《圣咏》译成了鞑靼人(今称蒙古人)的通用语言,并且采用于礼仪及宣讲中。然而这些译本一直未见流传,故后人对此一翻译工作所知不多。此外,马可·波罗(Marco Polo, 1254-1324)在其游记中也提及在大汗宫中见过“四本福音的圣经”,但未说明是否为中文。意大利人卡皮泥(John of Plano)在1245年出使元朝,不但看见中国有新、旧约《圣经》,也看见教堂和敬拜的活动。赵维本:《译经溯源——现代五大中文圣经翻译史》,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1993,第27页。孟高维诺主教卒于元天历元年(1328),此后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因后继无人及元朝的灭亡渐告终结。有关孟高维诺翻译《圣经》的研究,参见道森编《出使蒙古记》,吕浦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穆尔《150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郝镇华译,中华书局,1984。

3. 16至17世纪耶稣会传教士的译经工作:经过两个世纪的沉寂,耶稣会士罗明坚神父及利玛窦神父(Matteo Ricci, 1552-1610)将基督教再次带入中国。俩人同于1583年到达广东肇庆,并展开与儒者及政府官员的接触。罗明坚是第一位以汉语著述的天主教传教士,他成书于1584年的《天主圣教实录》是第一本中文天主教要理书,其中论及天主的本性、创造、灵魂不灭、十诫及圣体等教理。有关罗明坚《天主实录》的研究,参见张西平《西方汉学的奠基人罗明坚》、李新德《从西僧到西儒——从〈天主实录〉看早期耶稣会士在华身份的困境》等。

当时耶稣会士的中文著作,大多为阐释教会的基本要理,如天主的三位一体、原罪、救赎等,直至阳玛诺神父所写的《天主降生圣经直解》,才有片段式的《圣经》翻译。该书主要是主日福音经文的中文翻译及注释,于1636年在北京出版。

这一时期《圣经》翻译的动机全在于《圣经》在教会礼仪上的应用,其中诸如主日福音宣讲,日课经中的圣咏吟唱,对经唱颂等。在1676~1680年,耶稣会利类斯神父(Louis Buglio, 1606-1682)翻译了数本礼仪用的经书,其中如《弥撒经典》(1670)、《司铎日课》(1674)、《圣母小日课》(1676)、《已亡日课》(1676)等,皆是一些《圣经》片段。

4. 18至20世纪:从现存历史档案来看,16至18世纪很可能没有任何较为完整的《圣经》中文译本。直至18世纪初,在法国外方传教会(Paris Foreign Mission)巴塞神父(Jean Basset, 1662-1707)的努力下才得以突破。巴塞于1700年将四福音书、使徒行传和保罗书信译成中文,这批译稿现存于英国伦敦博物馆。李顺春:《圣经在中国的翻译和传播》, 《江苏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0卷第3期。手抄稿共377面,全书以毛笔字写成,每叶两面,每面16行,每行24字,版面高27公分,宽24公分,依据哲罗姆拉丁通俗本《圣经》翻译而成。 有关巴塞译本的研究,参见赵晓阳《二马圣经译本与白日昇圣经译本关系考辨》, 《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4期;Rev. Bernward H. Willeke, “The Chinese BibleManuscript in the BritishMuseum, ”in Catholic Biblical Quarterly, No.7, 1945; Alexander Wylie, “The Bible in China, ”in Chinese Researches, 1898; G. W. Sheppard, “China and the Bible, Early Translations into Chinese, Lecture before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Shanghai, February 22, 1929, ”in China Christian Year Book, No.17, 1929。

自19世纪,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事业方兴未艾,有更多的传教士投入《圣经》翻译的工作。在19世纪初期,耶稣会士贺清泰神父将大部分《圣经》(除小先知书)译成中文,并命名为《古新圣经》,大约译于1800年,并按柯尼留(Cornelius a Lpide, 1567-1637)的《圣经》注释本Cornelius a Lpide, The Great Commentary of Cornelius a Lapide, Edinburgh, 1908.加上经训。译文简单通俗,有时带有北方俚语。这个译本亦没能出版,原译本直至1949年存于北京北堂图书馆,现已失传。雷永明神父于1935年开始翻译《圣经》,他于北堂图书馆找到贺清泰神父的《古新圣经》,把它拍成相片分类成册,以做参考。现在思高圣经学会仍存有贺清泰《古新圣经》的局部摄影本(列上及列下),影于1936年,其他部分则于中日战争时被日军焚毁。冯瓒璋先生于1947年整理的《北平北堂图书馆暂编中文善本书目》中记载当时北堂《古新圣经》的藏本情况:“1871号,《古新圣经》,贺清泰译,清初抄本,存三十七册(古1-27,新28-37),二函,图像十五叶,正文共千四百八十七叶。”冯瓒璋:《北平北堂图书馆暂编中文善本书目》, 《上智编译馆馆刊》第二卷,1947,第一期第63~66页、第二期第152~161页、第三期第231~236页、第四期第363~369页。

19世纪后期的《圣经》翻译日渐蓬勃,更多神职人员参与其中。1822年,英国新教传教士马士曼(Marshman Joshua, 1768-1837)翻译了《圣经》,被后人称为“马士曼译本”。1814年,同样是英国新教的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出版汉译的新约全书。1823年,他和米怜(William Milne, 1785-1822)合译旧约全书并出版中文《圣经》全译本,取名《神天圣书》,史称“马礼逊译本”。

在这之后,越来越多系统、完整的《圣经》汉译本问世,由于篇幅有限,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