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一个“民族”的概说

当读者在前一章中看到“保安族”这三个字时，一定会问：“‘保安族’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呢？”按照常规，在一本以保安族为研究对象的书里，应该首先回答这个问题。

保安族的人口及其分布

在中华民族大家庭里，保安族是一个人口较少的民族。他们主要聚居在我国西北地区甘肃省西南部的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境内。

保安族的族称来源于其原居住地青海省同仁县隆务河边的保安城，一个半世纪前，保安族的先民迁移到今积石山县大河家地区。1949年甘肃全省保安族人口共计4356人。1980年6月成立“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至1984年底，自治县保安族人口共有8201人。其中大河家乡789户，4079人，主要聚居在大墩、梅坡、干河滩村；刘集乡447户，2576人，主要聚居在高赵李家（高李）村、肖家村、大庄；柳沟乡131户，646人，主要居住在斜套村；四堡子乡39户，317人；在别藏、寨子沟等乡和县城镇吹麻滩也有零星居住（马少青，2001: 5～8）。图2-1是根据2001年实地调查获得的资料绘制的保安族在积石山县的分布情况示意图。

图2-1 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保安族分布

据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数，甘肃保安族8322人，96.3%聚居临夏回族自治州积石山县。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表明，全国保安族12212人，其中甘肃省有11069人，占保安族总人口的90.64%，大部分聚居积石山。这与1949年人口相比较，增长1.5倍多（马少青，2001: 5～8）。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2000年我国保安族人口为16505人，主要分布在甘肃省（15170人）（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2002: 285），其中临夏回族自治州有14936人（临夏回族自治州人口普查办公室，2001: 92）。积石山县第五次人口普查办公室2001年3月30日的统计表显示，该县2000年普查保安族人口为14116人，占全国保安族总人口的85.53%。

保安族的“民族”特点和特征

保安族有自己的语言，没有文字。保安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的一支，它与同一语族的蒙古语、达斡尔语和裕固族的恩格尔语有一定的亲属关系；跟土族、东乡族语言比较接近，很多常用词语基本相同。由于长期同汉族、回族交往，保安语在语音和语法上也受到汉语的影响。保安语中吸收的汉语借词约占保安语常用词的40%以上，保安族基本通晓汉语、通用汉文（妥进荣，2001:17）。保安族信仰伊斯兰教，主要信奉“崖头”（村名）、“高赵家”（村名）门宦，也有少数群众信奉“花寺门宦”和“伊合瓦尼”（马少青，2001:16）。

伊斯兰教文化特点是保安族文化的最主要特点，这与保安族族源、形成、发展的历史文化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以至其他文化特点都依附于此。保安族的经济形态及特点是，以农业为主，经营依附于农业生产的各种商业和冶铁产业。与伊斯兰文化的传播、渗透相关联的商业经济形态，是保安族经济形态中与农耕经济形态并存且互补的经济形态。由此形成了本民族特有的手工艺等传统的文化形式，这又与汉族的农耕文化形态有所区别。保安族形成、发展的地区，处在牧业与农业接触与过渡地带；这里也是道、佛、伊斯兰教等宗教文化相撞相吸的地带。在文化方面，保安族处于汉族、藏族、蒙古族和回族等人数众多的民族文化的包围之中。在这种特定的文化大氛围中，保安族文化呈现复合型文化特点（郝苏民，1999: 265～312；马少青，2001: 47～48）。

在有关保安族的文献（马克文、蔡湘，1987/1959；黎宗华、芈一之，1985；《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概况》编写组，1986；《临夏回族自治州志》编纂委员会，1993；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委员会文史资料和学习委员会，1999；杨新科等，2000；马少青，2001；妥进荣，2001）以及本项研究所做的访谈中，人们认为，保安族是一个“民族”，因为这个群体具备四个特征，即保安族有共同的地域——保安族主要聚居在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的大河家地区；有共同语言——保安语，这种语言因为保安族的使用而被称为“保安语”；有共同的经济生活——全民族维持着一种一致性很高的生计方式；有共同文化——全民信仰伊斯兰教；因而也有建立在共同文化基础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诚实、忠厚、团结、互助等。一些受过大学教育的保安族朋友还不经意间直接引用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来说明保安族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他们强调的就是这些特征。

视野扩大以后的问题

保安族聚居区所在的甘青地区，是我国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和内蒙古高原的交界地带。在分布于这一地区的几个人口规模较大的民族——汉族、回族、蒙古族和藏族之间，生活着一些人口规模远远小于这四个民族的民族：裕固族、土族、撒拉族、东乡族和保安族。历史上，这里是传统的农、牧两大经济集团的交汇之地，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纵横其间。在海运发达之前，这里也是欧亚经济、文化交流的大动脉。这条动脉上输送的不仅是货物，还有毛发肤色不同、语言风习各异的众多族群。这里也曾经是众多族群汇聚的地方，人们在数千年战争与和平的交替中你来我往、此消彼长，许多曾经威名远扬的族群现在已经没有踪迹可循。组成这些族群的生物体并没有消失，他们只是改变了名称以及标志，属于这些族群的人们在迁徙流动中多数逐渐融入其他在这一地区人口居于多数、拥有一定军事和经济实力的族群集团。到了现代，这一地区族群分布的边界基本上与自然地理分界一致。北部内蒙古高原聚居着蒙古族，西南部青藏高原是藏族聚居区，东部黄土高原连续分布着“回回”穆斯林聚居区。而在三大高原的过渡地带河西走廊和甘青交界地带，亦即费孝通教授所讲的“民族走廊”上，在广布的汉族中间点缀着规模较小的其他族群的聚居地。这种分布状况应当说是风云际会的族际交融中的一个历史瞬间。

当分析的视野扩大到整个甘青地区时就会发现，保安语不独是保安族的语言。这门语言正在保安族先民们迁出的那个地方被一些曾经与他们共同生活过而今天已是土族的人们所使用，语言学的研究将其定名为土族语同仁方言，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现在，日常生活中保安语的实际运用已经逐渐退缩到老人和家庭妇女中间，并且保安族中有一部分人从来就没有使用过保安语。在保安族生活的地域里还居住着撒拉族、东乡族、回族、土族、藏族和汉族，他们的居住分布呈现出“大分散，小聚居”的状态。保安族的生成和发展从来不曾与某一个确定的世居地相联系。在对保安族的实地调查中发现，保安族与当地其他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过着几乎一模一样的日常生活，他们的经济生活并没有区别于这个地域内的经济活动方式而形成独有的特色。实际上，保安族所具有的所谓共同地域、共同语言以及共同经济生活都是他们与其他群体共享的东西。追溯到元初保安族的历史也不独是这部分人的历史，具有这种共同历史的大多数人群现在都被称为“回族”。如果说到保安族独特的历史经历，只有同治年间的那次大迁移。而据一些人家流传下来的记忆，当时人们是带着“回去”的情感上路的。其中的一部分人认为他们的故乡就在河州——今临夏，而更多的人认为回归到共同信仰伊斯兰教的群体中就如同回归故里，可以得到犹如家园的安全感。如此说来，所谓的共同心理素质也并非保安族所独有。这就是说，保安族的所谓“四个特征”都是与其他人群共享的东西，并不是她所独具的，因而不能说明保安族的“特点”，不能清楚地将保安族从其他人群中分辨出来。

在这样的背景下，保安族以如此之小的人口规模，能够维持其作为一个“民族”的存在和发展，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现象。这个现象，可以细化为一些问题，例如，是什么力量使这部分人能够聚集为一个群体？他们在观念上如何把本族与其他群体区别开来？这种相互区分的观念是如何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变化的？有哪些因素在这个“民族”的生成、维持和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因素又是通过什么机制发挥作用的？总体来说，这些问题可以概括为一个问题，就是：保安族何以成为保安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