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特区经济增长的历史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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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视角

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性和转型的现实意义已无须赘言,围绕这一问题的持续争论反映了各方仍未就该问题达成共识,因此有必要反思各个理论是如何从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回答的,同时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重新审视经济增长理论和增长现象。

为什么必须在历史情境的视角下认识经济增长?首先,人是经济增长的主体,而人又是存在于具体的历史情境中的;其次,经济增长并非抽象的存在,不像实验室中那样可以因若干要素的相互作用而必然发生,而是在复杂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环境中不断演化形成的。基于这两点,任何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过程必然是存在于具体的历史情境中的,这也就意味着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发展环境下的经济体所适用的经济增长方式也有所不同,其未来的转型路径也应当因地、因时而异 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方法的必然要求。历史唯物主义的要义在于揭示并切中当下的社会现实,这里的“现实”并非简单的“事实”。按照黑格尔的说法,现实是实存与本质的统一,是在展开过程中表现为必然性的东西。因此,如果无法深入社会-历史的本质之中并把握展开过程中的必然性,那么“现实”就根本不可能被揭示着前来同我们照面。因此,任何经济体都绝不依循所谓“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公式,即“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力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这样一种经济形态”。基于此,本书不得不重点强调历史情境的分析视角,历史唯物主义的纲领在将来也必然被人文社会科学越来越多地加以消化和吸收,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吴晓明,2011)。

但是现有的理论并没有对此做出足够理想的区分。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致力于理论的形式化并不断取得突破,对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从最初强调资本积累到技术进步,再到人力资本,经济增长模型不断丰富,计量工具日益复杂。但是,总体上人们对经济增长的真实过程仍然不甚了解,当前理论既无法对不同经济体也无法对不同时间的经济增长事实给出统一的解释,在本质上市场的运作仍然是一个从投入到产出的“黑匣子”,传统理论充其量只能算是关于市场如何运作的理论,而不是市场如何发展的理论。原因在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存在的两个错误假设:①制度不起作用;②时间(历史)不起作用(诺斯,1995)。

随着新制度经济学者将制度和交易成本引入经济增长模型,这个“黑匣子”逐渐被打开。新制度经济增长理论的问题在于,制度逐渐被作为一个新的要素引入生产函数,最终得出“制度是重要的”这样一个重要的结论。但是制度从哪里产生?又将向何处演化?对于该问题理论界仍然没有形成完全一致的意见。本书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们仍然只局限于在经济体系内看待经济增长现象,而忽略了经济体系与政治体系都是有机地共存于社会大系统这一点,从而陷入循环论证的怪圈。

因此,本书尝试在真实的历史情境中融合现有经济增长理论,综合考察政治和社会因素,对先行地区与后发地区的差异化经济增长方式予以区分,并对经济转型提供现实可行的路径选择,而不是先验地将某个发展程度更高的经济体作为后发地区经济转型的方向。同样,对于经济转型而言,不能因为当前经济增长方式存在的种种问题,就否定或者忽略其在特定阶段的合理性。本书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重新审视经济增长和转型过程,意在强调以下问题。

(1)历史是重要的提到历史,不得不再次引述诺斯的名言:历史总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我们可以向过去取经,而且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制度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的。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经济增长和转型都发生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时间t和时间-t是不同的,时间t和时间t+1也是不同的。过去影响现在和未来,因此同一经济体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增长情节,也就存在不同的转型路径。

(2)过程是重要的。不同的经济体X和Y即使在同一时间下的经济增长方式也可能是不同的,这是由于每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都是由独特的、异质性主体主导的,面临不同的制度和环境约束,主体的不同偏好类型和决策组合构成了复杂多样的经济增长和转型过程。

(3)个人主义方法论。前两点决定了本书的方法论是个人主义的本书中的个体主义并非绝对的原子式个体,那样将令我们面临严重的加总难题,一切实证检验都将变得不可能。我们只是在方法论上强调尽可能地突出不同经济体的异质性特征,从而为我们提供新的分析思路和角度。,本书将每个经济主体看作异质性的市场参与者,不仅考察同一性质的主体之间的互动,而且对非同质主体之间的互动进行考察,在此基础上分析市场参与主体的能动性作用。这也决定了本书在大部分场合包含深刻的解构主义倾向,而非建构主义倾向,本书力图通过不同角度的分解来认识事物的本质。

(4)制度是重要的。个体不是独立的存在,而是通过制度相互联系。因此,本书的分析方法并不局限于功能主义思路或者结构主义思路,不仅要考察个体对制度的能动性作用,而且要考察制度对个体的约束和建构性影响;不仅要考察资本、劳动、技术、产业结构等客体在经济增长和转型过程中的变化规律,而且要考察主体如何在经济增长和转型过程中发挥能动性,以及如何具体推动制度与技术变革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