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证类本草》的版本

一 《证类本草》的初刊本

学界大都认为《证类本草》的初刊本是大观二年（1108）通仕郎行杭州仁和县尉管勾学事艾晟序本。艾晟刻本已佚，但《大观本草》传本保存了艾晟的《大观本草序》，其中记曰：“其为书三十有一卷，目录一卷，六十余万言，名曰《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察其为力亦勤矣，而其书不传，世罕言焉。集贤孙公，得其本而善之，邦计之暇，命官校正，募工镂版，以广其传，盖仁者之用心也。……然则是书之传，其利于世也，顾不博哉。谨微姓唐，不知为何许人，传其书者，失其邑里族氏，故不及载云。大观二年十月朔，通仕郎行杭州仁和县尉管勾学事艾晟序。”文中改唐慎微为唐谨微，系避讳所致。宋孝宗赵眘朝（1163～1189）的刻本，都避“眘”字，“眘”与“慎”同音，故唐慎微的“慎”字为避讳，尽改为“谨”。从上述艾晟的序可知，集贤孙公得到《证类本草》善本进行了刊刻。

艾晟所谓“集贤孙公”究竟指谁，宋元史料题录《证类本草》时均不载。例如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三医书类：“《大观本草》三十一卷，唐慎微撰，不知何人，仁和县尉艾晟作序，名《经史证类本草》。”陈振孙只说“艾晟作序”，未探究“集贤孙公”是谁。《玉海》《文献通考》《宋史·艺文志》著录《大观本草》也未提及“集贤孙公”。明代梅《南雍经籍考》著录《大观本草》三十二卷，首次提出“集贤孙公”即“集贤学士孙觌”: “大观二年，集贤学士孙觌得善本刊之，大德壬寅宗文书院重刊。”[注3]梅只下了断语，没有提供相关证据。这一说法，得到了后世的普遍认可。但据笔者考证，这一断语是站不住脚的。据周必大《鸿庆集》序，孙觌生于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大观二年（1108）升贡入太学。据《咸淳毗陵志》卷十一，孙觌于大观三年（1109）进士及第。可知，大观二年，孙觌不过是太学生，尚未登进士第，也未授官，根本不可能是集贤院学士，也不可能“邦计之暇，命官校正”。因此艾晟所谓“集贤孙公”不可能是孙觌，而是另有其人。

[注3]（明）梅:《南雍经籍考》，光绪壬寅嘉平长沙叶氏校刊本。

冈西为人《宋以前医籍考》: “中尾万三博士（《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汇报》第二号）以晟序所谓孙公为孙升。”中尾万三认为：“慎微之《证类》，成于元丰五六年之间，而当时既有刊刻，逮于元祐五年至八年之间，孙升重刊。遂至大观二年，艾晟三刊之。”中尾万三提供了一种解释，即艾晟序中所说“孙公”指孙升，这一说法颇有新意，然未说明理由。他又认为孙升不是《证类本草》的初刊者，元丰五年（1082）至六年（1083）之间已有《证类本草》刊刻，孙升是重刊者。这显然有误。因为《证类本草》征引的《孙用和方》（即孙用和《传家秘宝方》），据《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三著录，初刊于元丰八年（1085）。《证类本草》征引的《沈存中笔谈》（即沈括《梦溪笔谈》），始作于宋神宗元丰六年（1083）至宋哲宗元祐五年（1090）初迁润州梦溪时成书，元祐五年至七年（1092）间再行增修。因此《证类本草》最终成书应在元祐五年（1090）之后。

唐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始有集贤殿书院及集贤书院学士之称，宋沿唐制，亦设集贤院，并设集贤院学士；然元丰五年（1082）改制罢，元祐五年（1090）复置。绍圣二年（1095）集贤院学士改称集贤殿修撰，政和五年（1115）又改称为右文殿修撰。因此，1082～1090年之间并无集贤院学士一职。笔者据现存宋代史料考证，1090年复置集贤院学士至1095年集贤院学士改称集贤殿修撰期间，担任集贤院学士且为孙姓者，即为孙升。

孙升的生平事迹见《宋史》卷三四七、陆心源《元祐党人传》。孙升生于1038年，卒于1099年，字君孚，高邮军（今属江苏）人。治平二年（1065）登进士第，签书泰州判官。元祐元年（1086）为监察御史，迁殿中侍御史，出知济州。逾年，提点京西刑狱，召为金部员外郎，进侍御史。由起居郎擢中书舍人，直学士院，以天章阁待制知应天府，改集贤院学士。绍圣初削职知房州、归州，贬果州团练副使、汀州安置，卒。名隶元祐党籍。临江刘延世在汀州从孙升游，录所闻于孙升之语为《孙公谈圃》三卷，其中多述时事。可知，孙升担任集贤院学士的时间是元祐二年（1087）之后，并于绍圣初年（1094）削职。由于1082～1090年之间并无集贤院学士一职，因此孙升担任集贤院学士的时间即为1090年之后至1094年之间。

结合《证类本草》终稿于元祐五年（1090）之后，可知孙升于元祐五年（1090）至元祐八年（1093）间，刊刻《证类本草》。《证类本草》终稿后的数年间，不可能有早于孙升的刻本。因为《梦溪笔谈》刊刻之后（1090～1092），由江苏传播到四川，被当地士人读到并摘录其中的本草文献给唐慎微，而后者再编入《证类本草》，在当时的条件之下，完成这些步骤，需要较长时间。大观二年（1108）艾晟《大观本草序》指出在孙公刊印《证类本草》之前，“其书不传，世罕言焉”。可以设想，如果在孙公之前该书已经刊印，短短几年间，不可能其书不传，世人罕言。因此，可以断定孙升刻本即为《证类本草》终稿的初刊本，他刊刻所据底本，当为《证类本草》的抄本。

冈西为人认为中尾万三此说不当：

 

按《南雍志经籍考》云：“大观二年集贤学士孙觌，得善本刊之。”（云云）。则知，孙公者是觌而非升也。又案慎微所引，有《孙尚药方》《初虞氏方》等书，今考《孙尚秘宝方》十卷，刊于元丰八年，《初虞氏养生必用方》，成于绍圣四年，然则《证类》之成，当在乎绍圣四年至大观二年之十一年间。而艾晟既云“其书不传，世亦罕言”，张谓亦云 ‘大观间刊于毗陵’，毗陵即觌之故里。是知，慎微之书，初无刊本，逮于大观，孙觌与艾晟，始为校正刊行，所谓《大观本草》是也。

 

冈西为人否定中尾万三的说法，证据有三：一是《南雍志经籍考》明言大观二年集贤学士孙觌刊刻《证类本草》。二是《证类本草》征引的《孙尚秘宝方》十卷，刊于元丰八年（1085）；征引的《初虞氏养生必用方》，成于绍圣四年（1097）。三是张谓指出《证类本草》大观年间刊于毗陵，而毗陵正是孙觌的故里。三条证据中第一条及第三条是证明孙公即孙觌，第二条是关于《证类本草》征引文献的最后时限。关于孙公不是孙觌，前文已经辨析，冈西为人的这两条证据不足为据。第二条证据中《初虞氏养生必用方》并非成于绍圣四年（1097）。《初虞氏养生必用方》即《古今录验养生必用方》，北宋初虞世撰。据绍圣五年（1098）赵捐之《重改正古今录验养生必用方后序》记载：“偶得灵泉人初虞世出方三卷以示余。在元丰中（1078～1085）尝镂版，既未尽所怀，又累经摹刻，为人妄有损坏，使其书不完。今复刊正，别立序论，及次大方，欲行诸世。”可知此书初刊于元丰年间，而非绍圣四年。因此孙升于元祐五年（1090）至元祐八年（1093）担任集贤院学士期间，刊刻《证类本草》依然成立。

孙升《孙公谈圃》记载了孙升与刘延世的对谈，其中对药物辨识，极为精当，表现出他对本草学的良好修养和学术兴趣，这恰是他发现并刊刻《证类本草》的重要缘由。《孙公谈圃》卷中记载：

 

公至汀，得服石菖蒲法。武平县官时为收采，公言：“服之数日，已觉转侧甚轻，信奇药也。”余因曰：“《本草》载：‘石菖蒲，久服身轻。一名菖阳。’退之所谓 ‘訾医师以菖阳引年，欲进其豨苓。’以余观之，《本草》所谓轻身，退之所谓引年，迨今石菖蒲，其生石碛上，祁寒盛暑，凝之以层水，暴之以烈石，众卉枯瘁，方且郁然丛茂，是宜服之能轻身却老也。若生下湿之地，至暑则根虚，至秋则叶萎，与蒲柳同，岂足比哉？”公颔之。

 

孙升在汀州得到服食石菖蒲之法，以为奇药。刘延世以阴阳学说纵论石菖蒲生石碛上者为佳，生下湿之地者为劣，此说得到孙升的认同。

《孙公谈圃》卷上记载：

 

汀州地多香茸，闽人呼为香莸。公曰：“孰是？”予曰：“《左传》言：‘一薰一莸，十年尚有臭。’杜预曰：‘莸，臭草也。' 《汉书》:‘薰，以香自烧。’颜籀曰：‘薰，香草也。’左氏以薰对莸，是不得为香草。今香茸自甲坼至花时，投殽俎中馥然，谓之臭草可乎？按《本草》: ‘香薷，薷音，味辛。’注云：‘家家有之，主霍乱。’今医家用香茸，正疗此疾，味亦辛。但淮南为香茸，闽中呼为香莸，此非，当以《本草》为证。”公曰：“信是！”

 

这段考证薰、莸之不同，极为精彩。检《证类本草》卷二十八“香薷”条可知，此前的本草学未有如此精彩的论断，可补宋代本草学之不足。

上述两则材料，虽是刘延世答孙升之问，但从两人共同的语境来看，孙升必在本草学上具备一定的造诣，两人的对答才能有效进行。从时间上看，孙升任集贤院学士刊刻《证类本草》在先，而他被贬汀州期间成书的《孙公谈圃》在后。可见，孙升阅读并刊刻《证类本草》之后，他的本草学修养日益深厚。

确定《证类本草》初刊者为孙升，极有意义，历来关于《证类本草》初刊年代的诸种说法，应据此纠正。

第一种观点认为《证类本草》初刊于大观二年。例如南宋王继先《绍兴本草》认为《证类本草》成于大观二年（1108）。李时珍《本草纲目》:“宋徽宗大观二年，蜀医唐慎微，取《嘉祐补注本草》及《图经本草》合为一书……名《证类本草》，上之朝廷，改名《大观本草》。”这些观点显然误把大观二年艾晟序本《证类本草》视为了初刊本，并误认为唐慎微《证类本草》成书于大观二年。

艾晟《大观本草序》并不是为“集贤孙公”的刊本作序，而是为他自己的刊本作序。检《大观本草》卷三丹砂条尾部有注：“晟近得武林陈承编次《本草图经》本参对，陈于《图经》外又以《别说》附著于后，其言皆可稽据不妄，因增入之。”晟，即是艾晟自称。可知，艾晟将北宋医家陈承《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并图经》中的《别说》补入《证类本草》之中。显然，艾晟是《证类本草》的校刊者。因此，大观二年艾晟序本《大观本草》是以孙升刊本为底本并加修订的《证类本草》的新刊本。王继先、李时珍显然是将艾晟序本与孙升刊本混为一谈了。

第二种观点认为《证类本草》初刊于元丰五年（1082）至元丰六年（1083）间。例如上文所引中尾万三的观点：“慎微之《证类》，成于元丰五六年之间，而当时既有刊刻。”这种观点显然无视了《证类本草》征引文献中诸如《孙尚秘宝方》《梦溪笔谈》，初刊于元丰六年（1083）之后的事实。

但《证类本草》确有初稿和终稿之别。马继兴认为《证类本草》“初稿在1082年即已写出”，这一说法确有所据。根据宇文虚中在《证类本草》书后所作的跋：“以此士人尤喜之，每于经史诸书中得一药名、一方论，必录以告，遂集为此书。尚书左丞蒲公传正，欲以执政恩例奏与一官，拒而不受。”根据这两句话的逻辑关系来看，是因为唐慎微“集为此书”，然后尚书左丞蒲宗孟欲举荐唐慎微。当是蒲宗孟因为唐慎微编撰《证类本草》的事功而欲荐他。蒲宗孟任尚书左丞的时间是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次年即罢知汝州。根据这一时间，蒲宗孟举荐唐慎微当在元丰五年（1082）至元丰六年（1083）之间。故唐慎微《证类本草》当在这一时间之前已经撰成初稿。而《证类本草》征引的《孙尚秘宝方》《梦溪笔谈》，初刊于元丰六年（1083）之后，这又证明唐慎微在拒绝出仕之后，又潜心修订《证类本草》，增补了一些新资料，并在元祐八年（1093）之前的几年间定稿，由孙升刊刻。

那么，《证类本草》初稿有没有可能刊刻呢？这种可能性不大。《证类本草》征引的《神农本草经》《名医别录》《本草经集注》《新修本草》《本草拾遗》《开宝本草》《嘉祐本草》《本草图经》等文献均有不同的标识加以区别，而唐慎微新补的内容则以墨盖子加以标识。艾晟校刊《证类本草》时，前有序，正文中又有“晟”以示区别。从《证类本草》严格的注释体例来看，未见孙升之前刊刻者的任何标识，《证类本草》初稿当未刊刻，仅以抄本存在过，其终稿亦为抄本，且流传不广，后被孙升发现并加以刊刻，后又经艾晟重刊，得以广布天下。

二 《大观本草》版本系统

大观二年（1108）艾晟校刊《大观本草》之后，《证类本草》的传播渐广，受到了重视医药的宋代帝王的重视，多次下诏重校刊行，形成了多个版本系统。元明清三代又出现了许多《证类本草》的翻刻本、校订本、节要本、改编本，形成了复杂的传本系统。《证类本草》在日本、朝鲜也有广泛的传播。以下就《证类本草》在宋、金、元时期的版本情况，略加探讨。为避繁琐，《证类本草》明清传本情况，兹列表介绍，不再一一说明。

（一）宋大观二年（1108）艾晟增修校订本《大观本草》

今佚。宋大观二年（1108），艾晟在孙升刊本《证类本草》的基础上，再做了增修校订工作，刊行时根据当时的年号，改名为《经史证类备急大观本草》，简称《大观本草》。艾晟校订的《大观本草》并非官修本。艾晟的增修主要表现在他将陈承《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并图经》中的《别说》、林希的序以及某些药方，补入《证类本草》之中。《大观本草》卷三丹砂条尾部有注：“晟近得武林陈承编次《本草图经》本参对，陈于《图经》外又以《别说》附著于后，其言皆可稽据不妄，因增入之。”丹砂条是《大观本草》正文所录的第一味药物，其后附了《别说》，外加上艾晟的上述说明。其后《大观本草》所录药物，均据补入《别说》。可见艾晟上述说明针对《大观本草》全书而言。

因为补入了陈承《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并图经》中的《别说》，艾晟在《大观本草》第一卷《序例上》又补入了林希《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并图经序》。林希的序作于元祐七年（1092），其中提到：

 

开宝中，太祖皇帝命卢多逊等，考验得失，增药尤多，号为《开宝本草》。仁宗皇帝嘉祐初，又使掌禹锡、林亿、苏颂、张洞为之补注，因唐《图经》别为绘画，复增药至千有余种。……阆中陈氏子承，少好学，尤喜于医，该通诸家之说，尝患二书传者不博，而学人不兼有也；乃合为一，又附以古今论说，与己所见闻，列为二十三卷，名曰《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并图经》。书著其说，图见其形，一启帙而两得之。不待至乎殊方绝域，山巅水涯，而品类万殊者，森在目前；譬夫谈舆地者，观于职方，阅战具者之入武库也。承之先世为将相，欧阳子所谓四世六公者，承其曾孙。少孤，奉其母江淮间，闭门蔬食以为养，君子称其孝。间有奇疾，众医愕眙，不知所出，承徐察其脉，曰：当投某剂，某刻良愈，无不然者。

 

由上可知，受宋仁宗之诏命，掌禹锡等人补注《开宝本草》，撰成《嘉祐本草》；苏颂等人又在唐代《新修本草》的《图经》的基础上，进行了增绘，形成了《本草图经》（一名《图经本草》）。陈承出于传播两书的目的，将《嘉祐本草》与《本草图经》合编，又附以古今论说和自己的见闻，列为23卷，取名《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并图经》，于元祐七年（1092）刊行。可见，陈承与唐慎微做了同样的工作，即把《嘉祐本草》与《本草图经》合编，并附以古今论说，更甚者，陈承还附以己说，这是唐慎微《证类本草》所缺乏的。唐慎微只做文献辑录工作，而不加以己意。艾晟将陈承的《别说》补入《证类本草》，恰可补其不足。艾晟在《大观本草》中补入44条《别说》。根据前文的考证，孙升于元祐五年（1090）至元祐八年（1093）担任集贤院学士期间，首次刊刻了《证类本草》。《证类本草》的初刊本与陈承《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并图经》几乎同时面世。根据林希的记载“阆中陈氏子承”，可知陈承是阆中（今四川阆中）人；而艾晟则称“武林陈承”，则陈承是武林（今杭州）人。宋吴自牧《梦粱录》卷七：“杭城号武林。”武林是杭州的别称。根据林希所述，陈承少孤，随其母迁居江淮间。可知陈承祖籍四川阆中，少孤，随母迁居江淮一带，所以艾晟称“武林陈承”，当是指陈承迁居之地。据林希序“承之先世为将相，欧阳子所谓四世六公者，承其曾孙”，可知陈承的祖先是将相，而且是四世六公的显贵家族。

艾晟编订《大观本草》时，还在《证类本草》中增入个别药方。例如《大观本草》卷七络石条附方：“背痈：《图经》云：薜荔治背痈。晟顷寓宜兴县，张渚镇有一老举人聚村学，年七十余，忽一日患发背，村中无他医药，急取薜荔叶，烂研绞汁，和蜜饮数升，以其滓傅疮上，后以他药傅贴，遂愈。医者云：其本盖得薜荔之力，乃知《图经》所载不妄。”其中“晟”即艾晟。艾晟记载了他亲眼所见以薜荔治愈背痈的案例，其中“薜荔叶，烂研绞汁，和蜜饮数升，以其滓傅疮上”是艾晟补入的治疗背痈的药方。

（二）宋淳熙十二年（1185）张谓等校勘本《大观本草》

今佚。此本由江南西路转运司校勘刊行。参加校勘的，共有五人：刘忠信（承节郎、前监户部绍兴府诸暨桑溪酒库）、舒璘（迪功郎、特差充江南西路转运司干办公事）、楼镇（从政郎、特差充江南西路转运司干办公事）、王子湘（从事郎、江南西路转运司主管账司）、张谓（奉议郎、充江南西路转运司主管文字），另有王回（朝奉郎、权江南西路转运判官）主持此次刊刻。

据《宋史·职官志》记载：“都转运使、转运使、副使、判官，掌经度一路财赋，而察其登耗有无，以足上供及郡县之；岁行所部，检察储积，稽考账籍，凡吏蠧民瘼，悉条以上达，及专举刺官吏之事。……若副使，若判官，皆随资之浅深称焉。其属有主管文字、干办官各一员。文臣准备差遣、武臣准备差使，员多寡不一。”可知上述六人中，以转运判官王回的职位最高，当是他主持了此次校勘工作。

王回的下属担任主管文字的张谓为此书做了一篇跋。日本京师伊良子氏藏大德环溪书院刊本的卷末，附有张谓跋。日本中尾万三博士（《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汇报》第二卷）抄录了这篇跋文：“右《经史证类本草》三十一卷，目录一卷，唐谨微所辑。视往昔诸书，最为详备。大观间刊于毗陵，郡斋往往家有其书，涉时寝久，存者亡几。……取毗陵本，校雠锓诸木。初毗陵本，得诸私家所藏，点勘不精，脱略讹谬，疑误后人，兹得嘉祐元祐旧本，自本经注释，至于图经，用于参订。……舍毗陵，别之善本，有疑则姑存古旧，以俟后之博物洽闻者是正之。”可知，此本简称《经史证类本草》，正文31卷，另有目录1卷，以大观年间的毗陵本为底本进行校勘。张谓跋称唐慎微为唐谨微，系避宋孝宗赵眘之讳。

（三）宋庆元元年（1195）江南西路转运司重刊本《大观本草》

今藏日本枫山文库。此本是现存最早的《大观本草》传本，中国各大图书馆均未存。《图书寮汉籍善本书目》记载了此本情况：“《本草衍义》二十卷三册，宋刊本。卷末有庆元乙卯（1195）跋曰：‘右《证类本草》计版一千六百二十有二，岁月屡更，版字漫漶者十之七八，观者难之，鸠工刊补，今复成全书矣。时庆元乙卯秋八月癸丑识。’则此本当时与《证类本草》同所重雕。次有儒林郎江南西路转运司主管账司段杲等五人列衔。又次有，朝奉郎权江南西路转运判官吴猎一行。此书纸质精撰，字格严整，盖南宋版上乘者。每半页十一行，每行二十一字，界长七寸五分，幅六寸一分，旧藏枫山文库（《经籍访古志》所采本）。”可知，此本与宋淳熙十二年（1185）张谓等校勘本同为江南西路转运司刊刻，时间相隔十年。此次主持刊刻的是江南西路转运判官吴猎。此本当是宋淳熙十二年刻本的重刊本。

（四）宋嘉定四年辛未（1211）刘甲刻本《大观本草》

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2004年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收入《中华再造善本》丛书之中。此本是中国国内现存最早的《大观本草》刊本。该书卷首有政和六年（1116）曹孝忠的《政和新修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序》、刘甲跋、宋淳熙十二年（1185）校勘人员名衔；书末有《本草图经》的奏敕。今传刘甲刻本缺失了两部分内容：一是缺失了《大观本草》目录的前半部分，今传本取《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目录补配。故此本的目录首页题为“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目录”，目录末页题为“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目录”。二是缺失了艾晟的序。刘甲刻本中有艾晟补入的《别说》, 《序例上》也有林希《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并图经序》，唯独缺失了艾晟作于大观二年（1108）的序。艾晟的序在元大德六年（1302）壬寅宗文书院刊本《大观本草》中可见，清代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卷四十五也保存了艾晟此序。

刘甲刻本是宋嘉定四年辛未（1211）刘甲据淳熙十二年（1185）刊本的校勘本。刘甲跋云：“《证类本草》一书始于唐谨微所辑，最为善本。予谓卫生之家所不容阙。第岁月既久，字画漫灭，浸至疑误，因复锓木命僚属重加参订。如麦误为来，槐误为魏，射干为射十，惊痫为马痫之类，非一点画偏旁所误，虽微而用药之羌远甚，悉厘而正之，弗可枚举。是书初雠校于江西，再刊刻于南隆，今又点勘于东梓，可谓详备，后之得此本者，其不为庸医所欺必矣。嘉定四年十月既望，宝谟阁直学士、太中大夫、知潼川军府事兼管内劝农使、须城县开国子、食邑六百户、赐紫金鱼袋刘甲跋。”可知刘甲刻本纠正了淳熙十二年（1185）刊本中的不少传写错字，刻写精良，堪称善本。

（五）金贞祐二年（1214）刊本《大观本草》

清代尚存，至民国时，仅存残本，今《中国中医古籍总目》已不载。此本，清代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十四有著录：

 

《经史证类大观本草》三十一卷附《本草衍义》二十卷（金刊本）。宋唐慎微撰。是本卷数与《书录解题》合。《郡斋读书志》及《玉海》俱作三十二卷，合目录并数也。金泰和中晦明轩所刻，并为三十卷，已改《大观》旧第。此本未经窜乱，卷首有艾晟序，后有墨图记云：《经史证类大全本草》三十一卷附《本草衍义》二十卷，贞祐二年嵩州福昌孙夏氏书籍铺印行。考金宣宗贞祐二年，乃宋宁宗嘉定七年。每半叶十二行，行二十字。后来元大德壬寅宗文书院刊本，当即从此本出。而明万历丁丑本，又依元本刊也。

 

可知，此本刊于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此时也即宋宁宗嘉定七年，由嵩州福昌孙夏氏书籍铺印行，共31卷，每半叶12行，每行20字。此本未经窜乱，卷首保存了艾晟的序，后来的元大德壬寅宗文书院刊本，源出此本。此金刊本，书商印行时，在《大观本草》三十一卷后附《本草衍义》二十卷，显然借鉴了《政和本草》的做法，故而书商在墨图中取名稍异，名为《经史证类大全本草》。至民国时，张元济编《涵芬楼烬余书录》著录金刊本《经史证类大观本草》附《本草衍义》，仅存11卷，9册。

（六）元大德六年（1302）壬寅宗文书院刊本《大观本草》

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此本源出金贞祐二年（1214）刊本《大观本草》。共31卷，每叶20行，行20字。与今传的刘甲刻本不同，此本因沿袭金刊本而保存了艾晟的序，其中记曰：

 

其为书三十有一卷、目录一卷，六十余万言，名曰《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察其为力亦勤矣。而其书不传，世罕言焉。集贤孙公得其本而善之，邦计之暇命官校正，募工镂板，以广其传。盖仁者之用心也。夫病未必能杀人，药之杀人多矣。而世之医者不复究知根性之温凉，功用之缓急，妄意增减，用以治病，不幸而危殆者，时盖有之。兹何异操矛而刺人于衽席之上哉。傥能研思于此，因书以究其说，即图以验其真，审方以求其效，则不待乎七十毒而后知药，三折臂而后知医矣。然则是书之传，其利于世也，顾不博哉。谨微姓唐，不知为何许人。传其书者，失其邑里、族氏，故不及载云。大观二年十月朔，通仕郎、行杭州仁和县尉管勾学事艾晟序。

 

序中称慎微为谨微，盖金刊本即如此，元刊本照录。宋孝宗赵昚，昚、慎同音，故慎微避讳称谨微。但金刊本不当避宋讳，当是书商翻刻宋本所致。此本在艾晟序后有“大德壬寅孟春宗文书院刊行”字样。

现存的《大观本草》传本主要有九种，见表2-1。

除上述刻本外，《大观本草》还有一些不明年代的宋、元、明三代刊本。国外《大观本草》的传本主要有朝鲜翻刻元大德宗文书院本、日本望月三英刊本等，此不赘述。

三 《政和本草》版本系统

宋大观二年（1108）艾晟刊本《大观本草》，属于私人刊刻，并非官刻。《大观本草》传播开来之后，得到了重视校刊医书的宋徽宗的重视，他命曹孝忠等人重新校定，并于政和六年（1116）刊行，取名《政和新修经史证类备用本草》，简称《政和本草》。曹孝忠等校定本《政和本草》已佚，但通过今传的蒙古定宗四年己酉（1249）张存惠晦明轩刻本《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可以窥知曹孝忠等校定《政和本草》的情况。曹孝忠《政和新修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序》保存在张存惠晦明轩本之中。曹孝忠的序介绍了他校勘《证类本草》的情况，其中指出：

 

蜀人唐慎微，近以医术称，因本草旧经，衍以证类、医方之外，旁摭经史至仙经、道书，下逮百家之说，兼收并录，其义明，其理博，览之者，可以洞达。臣因侍燕间，亲奉玉音，以谓此书，实可垂济。乃诏节使臣杨戬总工刊写，继又命臣校正而润色之。……而《证类本草》诚为治病之总括，又得以厘而正之，荣幸深矣。谨奉明诏，钦帅官联，朝夕讲究，删繁缉紊，务底厥理。诸有援引误谬，则断以经传；字画鄙俚，则正以字说；余或讹戾肴互缮录之不当者，又复随笔刊正，无虑数千；遂完然为成书，凡六十余万言，请目以《政和新修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云。

这段序文表达了三层意思：一是唐慎微《证类本草》的特点是广泛征引医方、经史、仙经、道书等文献来证药，兼收并录；二是介绍了曹孝忠奉诏校勘《证类本草》的缘由，记载了宋徽宗亲口称赞《证类本草》，于是命杨戬负责刊写、曹孝忠负责校正润色一事；三是说明校勘《证类本草》的成效，曹孝忠删繁缉紊、改正误谬有数千处，最后定稿60余万字，更名为《政和新修经史证类备用本草》。

蒙古定宗四年己酉（1249）平阳张存惠，把寇宗奭《本草衍义》散入《政和本草》中，改名《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这就是晦明轩刻本（书影见上图，简称《重修政和本草》），人民卫生出版社，1957年影印出版。这是中国国内现存最早的《政和本草》传本。张存惠晦明轩《重修政和本草》牌记：“今取《证类》本尤善者为窠模，增以寇氏衍义。别本中方论多者悉为补入。”

与刘甲刻本《大观本草》相比，《重修政和本草》除了增入寇宗奭《本草衍义》，在收录的药物上也略有不同。石蛇、黑羊石、白羊石、天仙藤这四味药物，《重修政和本草》有，而《大观本草》不载。从药图上看，《大观本草》保存了922幅图，《重修政和本草》则保存了933幅图，多了白羊石、黑羊石、石蛇、南烛、野驼、红蜀葵、凫葵、金灯、天仙藤11幅图。从卷数上看，《重修政和本草》三十卷，比刘甲刻本《大观本草》少一卷，实则内容是一致的。后者第三十卷收录“有名未用”药物，第三十一卷收录“本经外草类”“本经外木蔓类”药物；而前者则在第三十卷收录了上述药物。

张存惠晦明轩本《重修政和本草》牌记末题“泰和甲子下己酉”，卷三十书末附刊刘祁跋的末尾题“己酉中秋日”。刘祁，字京叔，浑源（今山西浑源县）人，未冠举进士，廷试失意，发愤著书，撰《归潜志》。刘祁生于金章宗秦和三年（1203），卒于元定宗海迷失后二年（1250），此间只有1249年是己酉年，而此时金已灭亡了16年。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四“证类本草”条指出：“题记云 ‘泰和甲子下己酉冬’，实元定宗后称制之年，距金亡已十有六载矣。而存惠犹以 ‘泰和甲子下’统之，隐寓不忘故国之思。或以为金泰和刻，则误矣。”1249年，南方的南宋政权是宋淳祐九年，张存惠所在的平阳（山西临汾）地属蒙元。

《重修政和本草》卷首有麻革所撰的序。麻革，字信之，临晋（今山西临猗县西）人，颇有文名，曾与刘祁同为太学生。麻革序指出：“旧有解人庞氏本，兵烟荡析之余，所存无几，故人罕得恣窥。今平阳张君魏卿，惜其寖遂湮坠，乃命工刻梓，实因庞氏本，仍附以寇氏《衍义》，比之旧本益备而加察焉。”可知，张存惠刻本所据底本是解人庞氏本。庞氏本今佚。解人庞氏本源于曹孝忠等校定《政和本草》。靖康之变，曹孝忠等校定的《政和本草》书版被金人掳去，从现存《翰林学士宇文公书〈证类本草〉后》，可知金人于皇统三年曾刊刻。庞氏本可能是据此刊本重刊。《天禄琳琅书目》卷九著录张存惠晦明轩本《重修政和本草》，并指出：“虚中使金，与宋隔绝，所作书后，金人刻之，而宋人初未之见，故谓慎微不知何人也。”

综上，张存惠晦明轩刻《重修政和本草》时，请到了当时有文名的两位山西同乡麻革、刘祁为之作序、跋。张氏重修《政和本草》，补入《本草衍义》的相关内容，颇有一番用心。平阳张氏晦明轩是当时著名刻书坊肆，《重修政和本草》刊刻精良，保持了平水刻书的风格和水准。

目前中国国内各大图书馆收藏的《重修政和本草》传本主要有14种，见表2-2。

② 有1957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据晦明轩本影印本。

③ 据尚志钧考证，《文渊阁四库全书》抄录的是明成化四年戊子（1468）山东原杰刻本。

④ 《四部丛刊》影印的是张存惠晦明轩本。

另有万历二十六年刊本、朝鲜活字本，以及其他不明本。《证类本草》在12世纪传入日本，14世纪传入朝鲜。

四 《绍兴本草》及其版本归属

政和六年（1116）《政和本草》刊行后的10年，1126年，金兵攻陷北宋汴京。《政和本草》的书版被掳掠而去，落入金人之手。南宋王应麟《玉海》卷六十三记载：“绍兴二十七年（1157）八月十五日王继先上《校定大观证类本草》三十二卷，《释音》一卷，诏秘书省修润，付胄监镂版行之。”可知，王继先校订了《大观本草》，取名《校定大观证类本草》，并于绍兴二十七年（1157）上之朝廷，宋高宗下诏修润后，刻版刊行，名为《绍兴校定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绍兴本草》，计有32卷。另据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三著录“《绍兴校定本草》二十二卷”，并注曰：“医官王继先等奉诏撰，绍兴二十九年（1159）上之，刻版修内司。每药为数语辨说，浅俚无高论。”据此，绍兴二十九年（1159），王继先又奉诏撰《绍兴校定本草》二十二卷，这大概是绍兴二十七年本的节略本。

《绍兴本草》原书已佚，日本尚存抄本残卷多种。“按中博博士（《绍兴校定本草解题》）云：《绍兴校定本草》，现存于日本者，计有十四部，皆系笔写本。”冈西为人《宋以前医籍考》对《绍兴本草》在日本的传本情况有详细介绍，此不赘述。《绍兴本草》今传残本中保存卷数最多者，当属日本天保七年丙申（1836）神谷克桢抄本，残存19卷，1999年由华夏出版社据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影印出版，收入《中国本草全书》卷十五、十六。另有日本佚名氏抄本《绍兴本草》, 1999年由华夏出版社据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所藏影印出版，收入《中国本草全书》卷十三。2007年，尚志钧以神谷克桢抄本为底本，出版了《绍兴本草校注》（中医古籍出版社），计19卷。

据王继先《绍兴校定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序》，他认为唐慎微征引文献而不断其是非：“考禹锡补注，慎微证类，又不过备录诸家异同，亦不能断其是非。”以致征引文献错谬较多，王继先做了大量校正工作：“今敢不研精覃思，博采方术，参校诸家，别其同异。若夫物性寒热补泻，有毒无毒，或理之倒置、义之相反者，辨其指归，务从至当。形像则本旧绘画，以大纲取识，则不敢臆说，执以有据，考名方五百余首，证舛错八千余字。”王继先《绍兴本草》的创举是在每一味药物之后，加上“绍兴校定”为标志的按语。例如《绍兴本草》卷十八蝼蛄条，在图文之后，增加了如下文字：“蝼蛄，性味、主治虽载本经，然但利水方间有用之，余未闻验据。处处产之。当云味咸，冷，有小毒为定。”但是检《大观本草》卷二十二“蝼蛄”两相对照，今传本《绍兴本草》仅保留了《神农本草经》及《名医别录》的相关文字，而《嘉祐本草》《本草图经》及唐慎微续补的文献一律略去。显然今传本《绍兴本草》作为节略本，与《大观本草》的文本形态有较大的不同。不宜将今传本《绍兴本草》视为《大观本草》的传本，而视为节略及改编本较为恰当。马继兴《中医文献学》指出：“通过《绍兴本草》的这些抄本考察，可以看出《绍兴本草》原书体例系直接承袭自《大观本草》，仅在部分文字与药目方面有所调整。并新增了 ‘绍兴校定’（神谷本存352条校语）, ‘绍兴新添’（神谷本存有新添6种药物），此外并无很大的改动与补充。”这种观点忽视了《绍兴本草》与《大观本草》在文献形态上的巨大差异，有待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