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唐及五代本草学史概述

唐代之前的本草学著作均是私人编撰，至唐及五代时期出现了官修本草，例如唐代官修药典《新修本草》，五代后蜀官修药典《蜀本草》[注2]。唐及五代时期，私人撰修本草学著作的风气也兴盛起来，出现了《本草拾遗》《食疗本草》《海药本草》等知名的本草学著作，以及《四声本草》《删繁本草》等本草学工具书。

[注2]原名《重广英公本草》，全书20卷，五代后蜀韩保昇等奉敕撰于广政年间（公元938～964），是对《新修本草》的增补之作。书名中的“英公”指唐英国公李,“英公本草”即李等人撰修的《新修本草》，所谓“重广”即增补之意，此书所增新药现知有14种。后蜀国君孟昶亲为之序。原书已佚，《证类本草》保存了部分佚文。

一 《新修本草》概述

唐代国力强盛，版图辽阔，中外交流及民族交流频繁，药物种类增多，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已不能满足社会需求以及本草学发展的需要。在这种背景下，显庆二年（公元657），右监门府长史苏敬上书唐高宗，请求编修本草，以纠正陶弘景《本草经集注》的错误以及当时用药紊乱之弊。于是，唐高宗下诏命英国公李、苏敬等人领衔编撰《新修本草》，于显庆四年（公元659）完工，这是中国第一部官方编修的药典，又名《唐本草》，计54卷。据唐李含光《本草音义》记载《新修本草》有“正经二十卷，目录一卷，又别立图二十五卷，目录一卷，图经七卷，凡五十四卷”。《新修本草》正经20卷，远超《本草经集注》7卷的规模，其中“以序为一卷，例为一卷，玉石三品为三卷，草三品为六卷，木三品为三卷，禽兽为一卷，虫鱼为一卷，果为一卷，菜为一卷，米谷为一卷，有名未用为一卷，合二十卷。其十八卷中，药合八百五十种”。《新修本草》的药物分为九类，即玉石、草、木、兽禽、虫鱼、果、菜、米谷、有名未用，共记载药物850种，比《本草经集注》增加了一百多种药物。因为唐代中外交流频繁，《新修本草》新增的药物颇多海外药，例如龙脑、安息香、茴香、胡椒、诃黎勒等，均是首次记载。在体例上，《新修本草》以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为基础，增补注文与新药。对《本草经集注》的旧药，《新修本草》冠以“谨案”补入新增注文，并以小黑字接于陶弘景注文之后。《新修本草》新增的药物，则以黑大字书写，末注“新附”，以示区别。

《新修本草》修成后，唐高宗曾询问了此书的创新之处，大臣于志宁进行了解答。这段史料记载在《唐会要》中：

 

至四年正月十七日撰成，及奏，上问曰：“《本草》行来自久，今之改修何所异也？”于志宁对曰：“旧《本草》是陶宏景合《神农本经》及《名医别录》而注解之。宏景僻在江南，不能遍识药物，多有纰缪，其所误及《别录》不书四百有余种，今皆考而正之。《本草》之外，新药行用有效者复百余种，今附载之。此所以为胜也。”上称善，诏藏于秘府。

 

据于志宁的解释，《新修本草》纠正了陶弘景《本草经集注》的纰缪，并且增加了新药一百余种，这两点即是《新修本草》胜于以往本草学著作的地方。于志宁所言固然不错，但《新修本草》与前代本草学著作相比，最明显的特点还有两个方面。

第一，《新修本草》是官修，系集体编撰的成果。参与编撰《新修本草》者，据《新唐书·艺文志》记载共有23人，即：李、长孙无忌、辛茂将、许敬宗、孔志约、许孝崇、胡子彖、蒋季璋、蔺复珪、许弘直、巢孝俭、蒋季瑜、吴嗣宗、蒋义方、蒋季琬、许弘、蒋茂昌、吕才、贾文通、李淳风、吴师哲、颜仁楚、苏敬。集体编撰本草，可以相互商议，从而避免私人编撰本草时的偏颇。参与《新修本草》编撰的孔志约《唐本序》批评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之弊：“闻见阙于殊方，事非佥议，诠释拘于独学。”所以《本草经集注》颇多谬误，例如“重建平之防已，弃槐里之半夏。秋采榆仁，冬收云实。谬粱米之黄、白，混荆子之牡、蔓；异繁蒌于鸡肠，合由跋于鸢尾。防葵、狼毒，妄曰同根；钩吻、黄精，引为连类。铅、锡莫辨，橙、柚不分。凡此比例，盖亦多矣。自时厥后，以迄于今。虽方技分镳，名医继轨，更相祖述，罕能厘正。”这些弊端主要是由于私人本草存在闻见不足、未经同仁商议所致。《新修本草》作为第一部官修本草，经过集体商议，避免了“独学”之弊。

第二，《新修本草》增加了药图，且药图的卷数（25卷）超过了正经卷数（20卷），这是本草学史上的一大创举。官修《新修本草》，动用了政府力量，“征天下郡县所出药物并书图之”，由唐政府下令郡县，上呈本地区所产药物标本，再绘图编修，形成《药图》25卷，从而改变了以往本草学著作只有文字没有药图，药物名实不符的弊端，对于后世本草学著作的编撰产生了重要影响。《新修本草》另有《图经》7卷，配合《药图》而撰，用于解释药物，记载药出州土、采造时月等。

基于《新修本草》的上述特点，它在本草学史上的地位十分重要，是中国首部官方药典，成为唐代医学教育的必修教材。《新修本草》“最迟于日本天平三年（公元721）已东传至日本”，成为日本医生的必读书。《新修本草》原书已佚，但日本尚存《新修本草》正文10卷。近代于敦煌发现《新修本草》三种古抄断简，均流落海外。《证类本草》通过转录，保存了《新修本草》的大部分内容。《新修本草》的辑本主要有清末李梦莹补辑《新修本草》、日本冈西为人《重辑新修本草》（1964）、尚志钧辑《唐·新修本草》（1981）。

二 《本草拾遗》概述

《新修本草》新补药物一百余种，遗逸尚多，此书编成80年后，即唐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陈藏器撰成《本草拾遗》。《证类本草》载掌禹锡等人《补注所引书传》介绍说：“《本草拾遗》，唐开元中京兆府三原县尉陈藏器撰，以《神农本经》虽有陶、苏补集之说，然遗逸尚多，故别为《序例》一卷、《拾遗》六卷、 《解纷》三卷，总曰《本草拾遗》，共十卷。”《本草拾遗》原书已佚，《证类本草》等书中尚存部分佚文，今有尚志钧辑校本（1983）。《本草拾遗》作为《新修本草》补遗之作，具有鲜明的特点和价值。李时珍《本草纲目》给予《本草拾遗》高度的评价：“藏器，四明人，其所著述，博极群书，精核物类，订绳谬误，搜罗幽隐，自本草以来，一人而已。”

首先，《本草拾遗》征引文献广博，新增药物数量巨大。《本草拾遗》征引了史书、地志、杂记、小学、医方等文献共116种。据现存佚文，《本草拾遗》收录了遗药712种，是《新修本草》新补药物数量的六倍多，基本上涵盖了唐代新增的主要药物。据尚志钧考证，北宋《开宝本草》新增的药物京三稜、青黛、天麻等，早在《本草拾遗》中就已有收录。由于《本草拾遗》收药广博，其中不乏一些生偏的药物，至北宋官方编修《嘉祐本草》时，对之颇多删削。对此，李时珍《本草纲目·序例》对《本草拾遗》颇有曲护：“肤谫之士，不察其该详，惟诮其僻怪。宋人亦多删削。岂知天地品物无穷，古今隐显亦异，用舍有时，名称或变，岂可以一隅之见，而遽讥多闻哉。如辟虺雷、海马、胡豆之类，皆隐于昔而用于今；仰天皮、灯花、败扇之类，皆万家所用者。若非此书收载，何从稽考。此本草之书，所以不厌详悉也。”

其次，《本草拾遗》对药物的考证辨析精良。例如《神农本草经》“柳华”条有柳华“一名柳絮”的说法，认为柳絮是柳树花；而陈藏器考证后指出柳絮是柳树的种子：“柳絮，《本经》以絮为花，花即初发时黄蕊，子为飞絮，以絮为花，其误甚矣。”《本草拾遗》卷八至卷十为《解纷》，长于审辨药物，例如《证类本草》卷九“姜黄”条记载陈藏器《解纷》精当地辨析了蒾、姜黄、郁金三种药物的性状：“蒾，味苦，色青；姜黄，味辛，温，色黄；郁金，味苦，寒，色赤，主马热病，三物不同，所用全别。”李时珍《本草纲目》“黄精”条注云：“历代本草惟陈藏器辨物最精审，尤当信之。”对于《本草拾遗》的考辨给予了最高评价。

最后，《本草拾遗》在《序例》部分首次提出了药物“十剂”以及“五方之气”致病种类及应对用药，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这部分内容保存在《证类本草·序例上》。《本草拾遗·序例》提出了药物“十剂”理论：“诸药有宣、通、补、泄、轻、重、涩、滑、燥、湿，此十种者，是药之大体。”这“十剂”，前人都未言及，以致合药时，有昧于此。陈藏器详举了十剂的代表药物，例如“至如宣可去壅，即姜、橘之属是也。通可去滞，即通草、防巳之属是也。补可去弱，即人参、羊肉之属是也。泄可去闭，即葶苈、大黄之属是也。轻可去实，即麻黄、葛根之属是也。重可去怯，即磁石、铁粉之属是也。涩可去脱，即牡蛎、龙骨之属是也。滑可去著，即冬葵、榆皮之属是也。燥可去湿，即桑白皮、赤小豆之属是也。湿可去枯，即紫石英、白石英之属是也。”陈藏器认为“五方之气”即凉气、湿气、阴气、岭气、石气、水气、野气、沙气等外在的环境因素，是致病的重要原因，他指出：“凡五方之气，俱能损人，人生其中，即随气受疾。”并给出了应对药物，例如“凉气多风，足理风之物，即防风、独活之属是也”。

《本草拾遗》也存在明显的缺点。首先，《本草拾遗》将人血、人肉、人胞、人胆视为药物，遭到后人诟病。宋代钱易《南部新书》卷八：“开元二十七年，明州人陈藏器撰《本草拾遗》云：‘人肉治羸疾’，自是闾阎相效，割股于今尚之。”宋代流行的“割股奉亲”风气，在医学上的理论依据，可以上溯到《本草拾遗》以人肉入药。其次，《本草拾遗》收录了一些不可信的传闻，例如“鬼车”条所谓：“鬼车，晦暝则飞鸣，能入人室，收人魂气，一名鬼鸟。此鸟昔有十首，一首为犬所噬，今犹余九首。其一常下血，滴人家则凶。”这显然是封建迷信，不可采信。

三 《食疗本草》概述

中国自先秦以来就重视食疗，《周礼》记载了四种医生，即食医、疾医、疡医、兽医，其中食医排第一位，体现出了先秦医学以饮食治疗为上的思想。至唐代，食疗发展为专门的学问。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十六《食治·序论》指出：“食能排邪而安藏腑，悦神爽志，以资血气。若能用食平疴，释情遣疾者，可谓良工。……夫为医者，当须先洞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能以食疗治病者，孙思邈认为是良医。治病当以食疗为上，食疗不愈，再考虑用药，这正是唐代名医治疗疾病的基本思路。在唐代医生普遍重视食疗的背景下，唐同州刺史孟诜撰成《补养方》，记载药物138种，其徒张鼎于唐开元年间增补89种药物，总计227种，改书名为《食疗本草》。《食疗本草》原书早佚，佚文散见于《证类本草》及《医心方》等书中。20世纪初，在敦煌莫高窟石室发现该书残卷，仅存药26味。《食疗本草》的辑本主要有日本中尾万三《食疗本草之考察》（1930）、谢海洲等辑《食疗本草》（1984年）等。

《食疗本草》是唐代专记食疗药物的专著，其特点体现在：“诸品名下，注明药性（温、平、寒、冷），不载其味。正文述功效、禁忌及单方，间或论及形态、修治、产地等。首载菠薐、胡荽、莙荙、鳜鱼等食蔬。尤以动物脏器疗法与藻菌类食疗作用之记载引人注目。所录食疗经验多切实际，药物来源广泛，充分顾及食品毒性宜忌及地区性，为唐代较系统全面之食疗专著。受时代条件限制，书中亦夹有若干宗教迷信内容。”《食疗本草》撰成后，食疗药物日益受到本草学家重视，宋代之前出现了多部相关本草学著作。例如唐大中七年（公元853）蜀人昝殷撰《食医心鉴》，其中记载了不少食物药方；五代后唐时，陈士良撰成《食性本草》，这些食疗本草对后世的食疗学和营养学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