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英国工业化过程中的城市化进程与亚当·斯密的重要思想

如前所述，英国的工业化进程，是一个自然的城市化过程，在17世纪中下叶到19世纪初基本完成。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农业生产效率显著地提高，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比重却明显地下降，这一点和中国极其相似。在英国工业化过程中，农业部门的产品从供给有余到慢慢地开始实现商业化，农民种粮不再是仅仅为自己享用而且还为了赚钱。“早在17世纪，英格兰的人均对外贸易额就已经超过荷兰以外的所有其他国家。伦敦城内的各类商业，金融机构已非常完善，令人瞩目，足可与阿姆斯特丹媲美。从1688年到1801年期间，农业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40%下降至32.5%，采矿、制造以及建筑等产业的比重仅从21%上升到23.6%，而贸易额与运输业的比重则从12%上升到了17.5%，几乎增加了50%。”

（2）尽管当时的大部分农业人口还没有完成向其他产业的转移，但属于当时农业人口的大部分农民所从事的工作却在第二产业或者第三产业领域，尤其是与家庭服务相对应的专业服务领域，其比率达到60%以上，而制造业及相关产业所吸收的劳动力比例在20%至30%。这些专业产业的显著特点是它的消费对象主要是远离所在生产区域的其他地方和国家，尤其是有显著商业特征的物质或精神消费品。这说明这些农民的劳动对象及劳动性质和传统农民相比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

（3）由于机器的发明及逐渐地推广，经济结构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第二产业主要是制造业、矿业和建筑业等蓬勃兴起，表现为劳动力就业和产出等指标所占的比例不断增加。进行传统种植业的农民人数却大幅度减少，于是一些种粮大户在这些农民中逐渐出现，农产品也开始向商业化转移。

（4）第二、第三产业在国家的分布点比较均匀（见图1—8）。由于科学技术的推广和渗透，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特别是第一产业的生产效率显著提高，这就使农业剩余人口从事其他产业有了可能，也为其他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以及土地资源的需求得以满足提供了可能，这种现象相对均匀地分布在英国的绝大多数地区（除了以庄园为主的西、北部地区）。“第二、第三产业的欣欣向荣，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产业门类增多，规模迅速扩大，对劳动力的需求日益增加，为农业剩余劳动力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吸引他们向城镇流动”。这就为工业化的实现提供了有力的物质条件和人力资源支撑。

（5）英国的工业化过程显示出的是一种“自然发展”的过程。其主要表现在，出现合理布局的农业人口向工业区域转移，他们迁移的距离很短。这就是伴随着产业梯度转移的人口密度从东南向西北部迁移，城市化速度加快。当时英国有很多的思想家、社会科学家如实地反映和阐述了这种“自然发展”的变化过程，并对这种变化过程给出了不同的观点和态度，他们之中很多人创造性地对人类的经济行为做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和判断，为现代经济学的建立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英国还出现了许多至今仍然具有巨大影响的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等等。他们对古典经济学的建立，现代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仅从对英国工业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的理论研究来讲，亚当·斯密的观点最具有代表性，他虽然没有直接阐述英国工业化的形成原因和生产力集聚的理由，但我们从他关于经济增长理论的阐述中可以明确地看到英国工业化形成的原因及机理。例如，亚当·斯密认为，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于两条途径：其一是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力。而劳动生产力又决定着劳动分工，劳动分工是生产规模扩大和劳动力集聚的重要原因；其二是资本积累。亚当·斯密认为，要增加国民总产出，就必须增加生产工人的数量；为了增加生产工人的数量，就要进行资本积累。产品是劳动生产出来的，产品的增加依赖于劳动量的增加。因此，资本积累就是生产性劳动的雇用，两者同一。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亚当·斯密在这里对产品交换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认为交换是人类本性中的一种倾向。后面我们将会看到，正是这种思想给我们对经济增长的波动、科学技术的作用以及劳动生产力的集聚等理论设定点燃了探索的火花。

亚当·斯密的主要经济思想，集中地体现在他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里，他对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国民财富自身的产生过程以及与国家财富体系之间的关系等，都做出了深入浅出、鞭辟入里的论证和阐释，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但因这部巨著主要是用语言描述完成的，后人在对他进行研究和领会的过程中，尽管有很多创造性的发挥和发展，仍然不免有管中窥豹之嫌。例如亚当·斯密在这部巨著中多次提到的人类经济活动中的“历史倾向性”问题以及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等等，人们注意得不多，有的学者虽然注意到了但对其解释不尽一致。在现代数学研究的基础上，研读这些重要的经济思想，尽量给出合理的解释，将会对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完善和准确性预测产生重要的影响（请参看本章延展阅读）。

为了弄清亚当·斯密“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含义，中国经济学家按照现代经济学的表述方法对亚当·斯密的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描述。我们这里首先仍然借用这种方法，以观察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动的条件和原因。按照亚当·斯密经济增长的基本含义和对农业剩余劳动力形成的影响，我们来分析农业剩余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的机理并进行推理。我们用c表示剩余所有者的非生产性个人的最大消费比例；w表示工资率；A（t）表示生产过程结束时出现的农业剩余，它具有价值的量纲，同时它又是科学技术水平的表示，具有市场价格的量纲。那么农业部门可剩余的劳动力为：

剩余劳动力在单位时间Δt期的变化值为：

（1-2）式就是由于农业科学技术的提高从农业部门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令w/c=λ（比例常数），即

则有

其中A0是农业劳动剩余者开始从农业部门转移时，由于科学技术的普及和提高所导致的农业剩余，或者叫超过贫困线达到温饱时的农业剩余。（1-4）式具有古典概率密度函数的特征，它表明，由于科学技术进步在农业部门的作用，就会出现农业剩余。这种农业剩余以农业剩余人口的形式，在工业化过程中转移到了第二或者第三产业部门——完成向城市集聚。这就是工业化过程中的城市化原理。

对于（1-4）式，我们可以求出英国工业化时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动时的主要关系。那就是对古典概率密度求积分，即

（1-5）式说明，农业劳动力流动的形成状态为：某区域科学技术取代流动人数剩余的劳动价值（温饱水平的生活价值——最低生活底线的生活价值）×剩余所有者的非生产性个人的最大消费比例÷当时水平的工资率。我们认为，这个标准是容易把握和推算的，这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形成过程和流动原因。

按亚当·斯密的观点，英国工业化过程中的农民，在进行产业转移而流动到城市的过程中，他们生活状态是处于在当时科学技术进步的情况下的，转移农民个人用于生活消费的剩余与生产过程结束时出现的农业剩余的乘积，必须与转移农民的工资水平相匹配。这个比值越大，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就越快。相反，这个比值越小，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就越缓慢。这种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条件和形成标准是工业化过程中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基本标准，低于这个标准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比如说是为了生活所迫的流动和摆脱贫困的农业劳动力流动，就不能叫作工业化过程中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发展经济学家乔根森为此提出的关于发展经济学中“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概念，完全和亚当·斯密的原有定义内容一致。（1-5）式还告诉我们，整个农业部门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是和工业化过程中农民工的转移数量成正比的。

由于科学技术进步所产生的农业劳动力的转移过程，不仅满足了工业扩大生产规模的需要和城市化的扩张，而且还产生了一个人们并不太注意到的作用，那就是它开拓的市场最容易导致均衡的产生，特别是人口的分布的均衡。这个问题经济学家很少有人提及，但经济史学家早就注意到了。由于机器的使用使人们劳动效率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使交通运输更加趋于发达，为资源的市场配置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从而达到资源市场的均衡，进而达到人口分布的均衡。关于这一点，读者可以在有关英国经济史学资料中查阅。经济史学家还提到它能促使人口密度的分布均衡。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流动“不仅有助于国内经济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人口的地理分布。这些移民从乡村转移到不断发展的工业地区，迁移距离很短，同时伴随着很高的自然出生率，这就导致了两个显著的人口地域性变化：其一是人口密度从南部向西北部迁移；其二是城市化的速度加快”。

可以看出，英国工业化过程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部门转移的历史性过程，它是随着英国农业部门科学技术水平的进步带给农业生产部门较高的劳动效益而产生，它是农业部门出现劳动力剩余，进而转向非农业部门的自然的、“自下而上”的历史发展过程。政府的作用只是为这种转移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和法规，而没有对这种转移进行主导或极力的干扰。乔根森关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界定、恰尔多关于农业内部自动发展动力的贸易模型都与亚当·斯密的这种观点密切相关。

（1-4）式根据亚当·斯密的“经济增长理论”基本原理，将在英国工业化过程中有生产技术的劳动力集聚模式表示得一清二楚。这与亚当·斯密对英国社会工业化进程的认真观察、深刻认识和严密推理密切相关。英国是一个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的制度设定和经济运行的市场特征及特点是相当成熟和规范，资源的配置、产品的创新和产品规模化进程中的知识外溢效应等，都给农业生产效益的提升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再加上英国的工业化运动是“自下而上”地在全国推展，这就成为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趋势。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就经济发展的规模化来说，只有农业剩余劳动力才有可能掌握真实的、永久的城市化进程中的生产和生活技术，使他们从农业部门中分离出来，并在城市（城镇）中永久地居住下去。（1-4）式就是标准的概率分布密度的指数形式，是从农业部门分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流动集聚的理论基础，也是传统经济社会进行工业化、城市化形成的基本理论依据。在近代数学基础上，按照现有的经济学原理，（1-4）式是最能说明农业剩余人口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和集聚的模型表达式。但是，正因我们前面所描述的，由于表现手段的限制和表现条件的历史影响，亚当·斯密关于工业化进程中的一些重要的观点和结论，现代经济学还未能完全地得到表达和领会。因此，我们认为（1-4）式仍然是一个近似的表达方式，后面我们还想进行更加准确的表述。例如亚当·斯密关于“分工和交换是人类本性中的一种倾向”等著名的论断，我们认为这样的论断绝不是可有可无的空穴来风。但是必须用现代的数学方法，对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理念有所扩展才能完成，这是本书的基本任务。这个基本任务的完成，有利于我们对中国现代工业化进程中的新型城镇化进程，得到更加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我们还应该特别注意的是，当时英国的金融部门和金融机构对英国工业化及城市化的重要影响。“英国工业、农业、商业、财政金融各部门的整合发展为金融体系的初步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英国近代金融体系的初步形成，是以国债制度的建立为轴心、以英格兰银行为代表的银行体系和以伦敦股票市场为核心的证券市场的早期发展为主要内容的”。这样形成的结果是：“17世纪以后，随着英国农业、工业、贸易的飞速发展，以及信贷工具和货币制度的发展，为英国金融革命的发生提供了客观的基础。到18世纪50年代，以国债制度的建立为轴心，以遍布城乡的银行网络与伦敦证券交易所的早期发展为基本内容的英国近代金融体系已初具雏形。以英格兰银行为代表的银行体系，以伦敦股票市场为核心的证券市场共同组成的近代金融体系的形成，是英国得以率先迈入工业化大门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作为直接资本市场的交易所和作为间接融资渠道的银行，为英国近代早期积累的大量财富与工业化建设的融通构筑了一座坚固顺畅的大桥。”

这些作用产生的结果，使英国的工业化不仅带有城乡联合、初具规模的城乡贸易扩展体系，而且具有近似于英国的工业化促使广阔的农村变成小型城镇化的历史痕迹，这将成为我们实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有益借鉴。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忽视新型城镇化建设中金融化的巨大动力作用。这种动力作用直接体现在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上。应该承认，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工业发展没有资金的支持就相当于发动机没有“燃油”，英国的金融创新体系就是迎着这种时代的急需应运而生的。它集中地体现出了以下几个难以替代的作用。

其一，英国乡村工业往往依托城市的资本、信息和市场。英国乡村经济的变迁，始于乡村毛纺业的广泛兴起和逐步扩张。新毛呢即是农民手艺工业化的产物，其中的高新技术主要由城市传播到乡村。乡村工业资本大量来自城市商人资本。乡村工业生产和营销的信息大多是通过城市商人传输到乡村，这就为乡村工业的规模扩大和产品畅销寻求金融支持提供了可能。

其二，英国乡村工业往往以城市为后期加工基地。在生产过程中，城市工业和乡村工业互为呼应。乡村工业产品一般是半成品或初级加工品。小城镇尚且如此，大城市与乡村工业的联系不言自明，这就为金融产品注入实体经济进而相互作用，共同发展提供了可能。

其三，城市商人雇主在组织乡村工业方面作用加强。无论是独立工匠制，还是委托制，城市商人的组织调剂作用不容忽视。商人资本往往垄断供给原料和成品收购、转运等。独立工匠因资本薄弱而必须借助商人的中介作用把原料和产品联系起来，以金融市场作为联系媒介已经变成了现实。

其四，前工业化时期城市职能的转变对乡村工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布里斯托尔、埃克塞特、达拉姆、利物浦等沿海港口城市的兴起不仅为英国乡村工业的扩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也为乡村工业产品走向世界市场担负着仓储、转运等重要的流通职能。西部乡村工业和普利茅斯港、布里斯托尔港互为依存。在乡村工业集中的地区，涌现出新兴工业城市和工业中心。如曼彻斯特、伯明翰、利兹、谢菲尔德、蒂弗顿和拉文翰等。这些工业重镇大多是在乡村的村庄和小市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们大多数得到了金融机构的支持和帮助。

城乡协调发展还表现为乡村对城市经济的影响增强。农业发展是工业扩展与城市增长的前提与基础，英国前工业化时期发生的农业革命，不仅使英国首次摆脱了周期性饥荒对经济发展的困扰，为人口的持续增长提供了充足的粮食供给，而且为工业和城市的发展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我们在感叹亚当·斯密精密的理性分析和严格的逻辑推理的同时，不得不为现代经济学，如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经济学等在指导发展中国家、拉美等国进行“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过程中，在指导传统经济国家向现代工业化国家进行经济转型的历史作用中，理论的“完整”但又作用甚微，手段的“严密”而基础设定的“科学性缺憾”而叹息。我们不能不反思在这些理论的应用和实践过程中，几乎是无意地对发展中国家以及转型期国家造成的误导乃至伤害，不能不去认真地寻找这些问题出现的原因和导致错误的基础和根源。

我们看到英国经济史发展的轨迹是，英国工业化乃至城市化所引发的一系列现象，都是微观经济活动和宏观经济状态相互作用、共同发展的结果。所以我们要寻找微观经济基础和宏观经济状态的关系，离不开微观经济体之间的“交换的本性”和“产品的本质”。如果这些本性、本质都和亚当·斯密所说的“人的倾向性”有关，那么就必须探究这些本性和本质所表现的实质以及交换本身对产品生产的实际意义。它们应该是这些交换能够付之实现的核心体现，也是个人形式的社会生产得以实现社会进步的客观基础。这都涉及“商品价格”和“生产数量”这两个与市场经济一起产生，而其形态变化本质不变的商品生产属性。对于现代金融经济学来说，也就必然存在着资本、利率、商品数量和价格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这些本质问题的具体体现才是市场功能的具体体现。同时，这些问题也和人们经济行为时空观的基本特点密切相关，因为它涉及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在市场交换形态下形成的基本规律——人们的需要从理想到生产，从生产到实现的一系列完整的周期性循环过程。如果这个周期没有完成或者看起来完成了但实际上没有得到市场的认可，那么生产者就不可能实现这种理想的飞跃，就可能在市场中产生危机。现代数学表明，这样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立体的动态群体运行过程”，妄图不加条件限制地、随意地将它们变成“平面化的（二维空间）”进行分析研究，或者不考虑人的经济活动特点而用具体的经济数据进行简单的代数运算或微积分运算，都是主观的和不实际的。因为这些运算根本不可能涉及经济运行的本质，更不能揭开经济发展的实际秘密。因此，不解决基本的思想问题，经济学的基础就不会牢固，所得出来的结论也就必然不符合经济实际，因而就不可能指导具体的经济实践。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一再告诉我们，经济学的科学性不仅仅是微观经济基础是否存在的问题，而且还在于这个微观基础是否与人们的经济行为时空空间相一致，如果经济学描述社会经济现象的手段与人们的经济行为时空观存在着错位，那么得到的理论同样会在社会实践中“搁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