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传统理论对收入差距的解释

（一）库兹涅茨“倒U”理论

严格来讲，库兹涅茨的“倒U”理论还只是反映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关系的一种假说。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1955年根据一些国家的历史发展数据提出了“居民收入差距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趋势呈倒U曲线”的著名观点，认为“一个国家由前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过渡的初期，居民收入差距会迅速拉大。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收入差距会在短时期内保持稳定。最后，当该国基本完成工业化之后，居民收入差距将趋于缩小”。对于“倒U”曲线的这种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过程，库兹涅茨解释如下。首先，他认为工业化初期需要超额投资，而高投资率需要高储蓄率的支撑，所以这一阶段的收入分配需要一个更有利于高收入者的政策安排。与此同时，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大量农业人口向城市迁移，工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显著上升，城市与农村人口收入差距将会拉大。其次，在工业化后期，收入差距拉大给政府造成的压力将使政府采取相应调整措施，如累进制征税、征收遗产税及对低收入群体的救济等。另外，较低的人口增长率会降低富人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从而减少他们在总财富中所占的比重。而伴随着技术的进步，新兴行业不断涌现，旧行业的高收入比重将降低。根据库兹涅茨的研究结果，“倒U”曲线这种从上升到下降的转换过程是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期，如英国大约用了100年，而德国和美国大约是60～70年。

库兹涅茨“倒U”曲线看起来是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我们只要考察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如果随着该国经济的增长，其收入差距呈现先恶化、后改善的变化趋势，那么就可以认为库兹涅茨“倒U”曲线适用于该国。对于库兹涅茨发现的这种看起来简单的经济现象能否推广到更多的国家，从而上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经济发展规律还存在很大的争议。事实上，自1955年库兹涅茨提出这一观点以来，就有许多经济学家对这一假说进行验证。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实证研究大多支持这一假说，如鲍克尔特（Paukert, 1973）从56个国家调查数据的分析中得出：人均GDP在100～300美金的国家，其收入不平等状况是逐渐恶化的，但恶化程度随着GDP的上升逐渐趋缓，当人均GDP超过2000美金以后，收入不平等现象逐渐好转。阿鲁瓦利亚（Ahluwalia, 1976）的研究也得出类似结论。罗宾森（Robinson, 1976）在二元经济框架下，假设城市收入差距大于农村，然后运用数学逻辑证明了在工业化过程中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其收入差距符合库兹涅茨“倒U”曲线先升后降的规律，但他的理论假设条件受到了质疑（Breusch et al. , 1989）。

以上研究都是支持“倒U”假说的，但后来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均不支持库兹涅茨“倒U”假说。比如，阿纳德和坎布（Anald and Kanbur, 1993）在阿鲁瓦利亚（Ahluwalia, 1976）研究的基础上得到了不同的结论，认为对于不同的国家，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的因果关系不一定成立，政府的政策等其他因素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不可忽视。特别是1980年代以后的一些经济学家通过对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研究发现，库兹涅茨倒U曲线并不能解释“亚洲四小龙”的发展历程。如费景汉等（1979）发现中国台湾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经济起飞阶段，经济保持了高速的增长态势，但基尼系数从20世纪50年代的0.53下降到80年代的0.33。

后来的诸多关于库兹涅茨“倒U”曲线的验证性研究中，有些支持这一假说，也有些不支持。为此，世界银行专门作了两项有代表性的研究。其中1985年使用58个国家横截面数据的分析发现基尼系数按各国人均收入高低排序以后，呈比较明显的“倒U”形分布（世界银行，1985），然而这种把库兹涅茨“倒U”曲线所反映的某个国家或地区收入差距的跨时期动态变化转化为不同国家在同一时期的国别变化的分析方法是值得商榷的；与此对应，世界银行在2000年利用65个发展中国家的基尼系数和人均消费情况的时间序列资料进行的实证检验中就发现它们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分析结果并不支持库兹涅茨“倒U”假说（世界银行，2001）。

总的来说，库兹涅茨“倒U”曲线假说仅仅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国家的经济发展现象，其普适性还值得怀疑。事实上，库兹涅茨自已也认为“倒U”曲线的变化并不是无条件的，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要综合考察当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因素。他还建议发展中国家应该避免发达国家当初放任经济发展致使国民收入不平等恶化的行为，把收入差距扩大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对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关系的考察一直以来都是收入分配领域的一个重点研究课题，而库兹涅茨“倒U”曲线对这一关系精彩而简洁的表述更是经济学界津津乐道的一件事情。现在看来，库兹涅茨“倒U”曲线本身正确与否已经不太重要，反倒是由库兹涅茨“倒U”曲线激起的学界对于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关系考察的长久兴趣更耐人寻味。因为“挖掘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关系的背后深层次的原因，从而在规避经济增长陷阱的同时，维持社会公平和正义”是大多经济学家梦寐以求的目标。

（二）二元经济理论

二元经济理论自刘易斯提出后便不断得到扩展，拉尼斯和费景汉的拉尼斯-费景汉模型、乔根森的古典二元经济模型、托达罗的城乡人口迁移理论等，都是扩展二元经济理论的代表。二元经济理论把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过程看作城市与农村、工业部门与农业部门的互动过程，并试图把居民总收入差距的动态变化过程解释为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城市内部收入差距以及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的变化演绎过程。

1．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

刘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二元经济模型包含以工业为代表的现代部门和以农业为代表的传统部门（Lewis, 1954）。在他的模型中，二元经济的发展过程就是现代部门不断扩张、不断吸收传统部门的劳动力和经济剩余，而传统部门不断萎缩的过程。由于工人的工资水平比农民平均收入高（大约高出30%才有效），而对于劳动力丰富、资本稀缺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其经济起步时期的劳动力几乎是无限供给的，也就是说，资本的任何扩张都会有充足的劳动力补充。此时，现代部门中的劳动力工资与工人的劳动边际生产率无关，也不受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完全决定于农业部门就业人员的人均收入。这种工业资本扩张吸纳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的过程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完全转移到工业部门为止。在这种转换过程中，随着就业人员的减少，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不断上升，该部门就业人员的收入也会逐渐提高。如此一来，如果工业部门继续进行资本扩张，就必须以更高的工资来吸引农业部门就业人员。最后，整个经济的发展态势从低水平的均衡获得提升，继续向前发展。

对于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中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向“稀缺”转化过程中的转折点，蔡昉（2004）称之为“刘易斯拐点”。在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的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农业劳动力不断拥入城市，农业部门不断萎缩，工业部门快速发展，城乡收入差距迅速拉大；在劳动力稀缺阶段，农业部门边际生产力有所提高，农业部门收入提高，工业部门为了获得农业劳动力也不得不提高工人工资，所以在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同时，城市内部收入差距也有所缩小。所以，伴随着劳动力由过剩时代向短缺时代的转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会逐渐缩小，从而形成有利于缩小总收入差距的局面。

2．拉尼斯-费景汉结构转换理论

拉尼斯（Gustav Ranis）和费景汉（John C. H. Fei）在《经济发展理论》（A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一文（1961）中对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进行了必要的修正和完善，形成了“Lewis-Ranis-Fei”模型。该模型继承了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中关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古典假设。同时他们批判了刘易斯模型中“忽视农业部门促进现代化工业部门增长的作用”和“忽视农业剩余产品是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的先决条件”这两大缺陷，强调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对城市工业部门扩张的意义重大。

拉尼斯和费景汉在其第二篇论文《劳动剩余经济的发展：理论与政策》（拉尼斯、费景汉，1964）中，把城乡协调发展的过程具体分为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农业经济阶段，在这个阶段，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因此剩余劳动力的城乡转移不会对农业总产出造成负面影响，二元经济能够顺利向前推进。第二个阶段是二元经济结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已经大于零，农业劳动力继续向工业部门转移必然降低农业部门的总产出，进而引起农产品短缺和农业部门就业人员工资的上升。此时工业部门劳动力供给曲线趋于陡峭，工业部门要继续扩张就必须增加工人工资，最终导致二元经济的转换速度趋缓。工业部门停止扩张后二元经济转换过程也就暂时终止了。第三个阶段是成熟经济阶段，农业部门中的大量虚假失业者转向工业部门，导致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不断上升，当它上升到不变的制度工资以上时，工业部门的再扩张就必须建立在把工人工资提高到农业部门的边际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之上。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要想从二元经济顺利过渡到现代一元经济，就要提高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所以说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实现农业和工业部门均衡发展、第二阶段顺利向第三阶段转换的关键。拉尼斯-费景汉理论带来的警示意义是：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一定不要忽视农业生产，不能无条件地不断向工业转移农业剩余，否则就会出现全社会资源逃离农业，都向赢利高的行业聚集的不健康发展局面，最终影响农产品供给，引起农产品价格飞涨，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根据拉尼斯-费景汉理论，理想状态的经济发展阶段转换进程中，劳动者收入同劳动生产率的高低是呈正相关关系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农村劳动力隐性失业群体向城市转移会增加农业劳动者的收入，从而有利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但如果国家在转换过程中，资源过于偏向工业部门，忽视农业生产，将导致农产品短缺、价格上涨等国民经济发展的混乱局面，最终不利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状况的改善。

3．乔根森新古典二元经济理论

乔根森（D. Jogenson, 1967）对拉尼斯和费景汉的模型做了重大修正，形成了乔根森新古典混合模型。不同于拉尼斯和费景汉的理论，乔根森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框架下，抛弃了刘易斯模型中大量存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即“劳动力无限供给”）和工资不变（即“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前工资不变”）的传统假定，从人口增长和农业部门的发展角度看待经济结构的转化问题。乔根森模型的建立意味着二元经济理论由古典主义向新古典主义的过渡。

乔根森模型和刘易斯二元模型、拉尼斯-费景汉的结构模型相比，更为深刻地阐述了以下几个观点。

首先，一个经济体虽然由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共同组成，但是农业部门的发展是推动工业部门甚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动力。其次，农业总产出与人口增长一致，农业剩余决定着农业剩余劳动力规模，影响着工业部门的发展。只有农业部门出现农业剩余，农业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转移才会发生。而伴随着资本的积累，劳动力在工业部门的聚集将促进工业部门的快速扩张。再次，工业部门工资会随着资本积累及技术进步而有所提高，并不会出现“刘易斯拐点”之前工资固定不变的情况。最后，在农业部门出现农业剩余之前，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将会损害农业部门利益，造成农业产出的减少。所以，在农业部门还没有农业剩余的情况下强制实现工业化扩张并不是最佳的选择。

根据乔根森理论，如果无视农业部门落后、并不存在农业剩余的现实，盲目扩张工业部门，强制向工业部门转移农业劳动力，“以农赈工”，就会损害农业部门生产力，造成农产品减产、农业人口收入减少、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并最终危害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这一判断与拉尼斯-费景汉模型是大体一致的。乔根森理论出彩的地方在于他认为工业部门的工资同资本积累及技术进步有正向关系。所以，这种变化过程应该是持续的、渐进的，不会有明显的“拐点”。

4．托达罗的城乡人口迁移理论

鉴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存在“城市大批劳动力找不到工作，而在农村又有大量农村劳动力想方设法往拥入城市”的矛盾，托达罗（Michael P. Todaro, 1969）将城市失业问题纳入了二元经济模型的分析框架。传统的二元经济理论假设工业部门能够充分就业，所以只要农业部门有农业剩余，农业劳动力就会源源不断地向工业部门转移。托达罗则认为城乡人口迁移受到预期的城乡收入差异影响，人们预期城市的收入比农村高，则向城市迁移，反之迁移不会发生。托达罗和哈里斯1970年创建哈里斯-托达罗模型，在考虑城乡劳动力就业问题时进一步加入了城市“非正规部门”，从而形成了一个“三部门模型”。在此框架下，农业部门人口向城市迁移之后会在非正规部门或者正规部门就业，但是并不一定能够找到工作，就是说存在失业的可能性。所以，农业部门人口向城市迁移最终要受预期的收入和就业率的交叉影响。从这个角度上说，要解决城市失业问题，单方面依靠增加城市的就业机会是不行的，因为非工业部门内生的就业机会毕竟是有限的，而且就业率的上升也会吸引更大量的农业部门人口快速拥入城市，从而使得城市部门积累的问题更加严重。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决策层为了解决发展中的“城市病”，正是基于这一理论制定了一些控制城市人口的措施，比如加大对农业部门的投资力度以提高农业人口收入（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降低或减免农业税、对农产品实行保护性收购价等），增加农业人口在城市的生活成本（以户籍制度为代表，另外还有城乡有别的社会保障、医疗和教育政策），优先保证城市本地人口就业的歧视性就业政策等。这些政策或者降低了农业人口的预期收入，或者增加了他们在城市就业的成本和难度，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阻止农业部门人口向城市现代部门无序迁移的效果。

然而，从“城乡协调发展才是健康的国民经济发展格局”的角度上说，我们对托达罗人口迁移理论的认识绝不能只停留在“从中汲取控制城市人口的灵丹妙药”的肤浅层面上。对待向城市迁移的农村人口应该采取“疏”的策略，让农村人口就近转移，由大城市向中小城市转移。农业部门与城市部门绝不是两个对立的系统，城乡融合、协调发展才是未来的发展趋势。否则，农业人口向城市的迁移过程必将扭曲，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无从谈起。此时不光农村的生产受到影响，从长远看，城市的发展进程也将受到阻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影响经济发展的大局。

（三）不均衡发展理论

1．佩鲁的增长极理论

法国经济学家佩鲁（Francois Perroux, 1955）最早提出了“增长极”的概念，后来布迪维尔（J. R. Boudeville, 1966）将增长极理论引入区域经济分析中，并由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赫尔希曼（Albert Otto Hirschman）等人在各个角度做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增长极理论（Growth Pole Theory）不但是发展经济学的代表观点，也是区域经济学中关于非均衡发展理论的一面旗帜。

佩鲁主张不均衡发展的观点，这和古典经济学派的均衡观点截然相反。他认为经济增长在不同部门之间、不同行业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不是均衡进行的，其发展的速度存在很大的差异。原因是某些主导型产业会在一些地区或城市先发展起来，进而形成一个经济活动中心，聚拢大量的生产信息、技术和人才等经济要素。这个经济活动中心像磁场极一样对其他相关部门和周边地区起巨大的辐射作用，从而促进其他相关部门和周边地区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佩鲁将这种辐射吸纳带动效应归结为“技术的创新与传播，资本的聚拢和扩散，规模和聚集经济效益”。

他进一步说明：“经济增长不会同时出现在全部区域，它或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极上，而且出现的强度也不一样，然后通过产业带动技术信息传播等方式不断带动其他产业和地区，最终对整个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产业间的联动效应在增长极理论中扮演重要角色。推进型产业的发展能够推动与其相关的产业的发展，并以这个推进型产业为中心形成一个产业联合体。在该联合体中的产业会比没有进入联合体的产业发展的速度更快一些。什么地方容易形成增长极呢？从地理上讲，增长极是那些地理位置或地理环境比较优越的地区；从产业上讲，增长极是那些创新能力强、发展规模大、带动效应强的推进型产业部门。

根据增长极理论的观点，鉴于各地区自身的资源环境不一样、信息量不一样，我们应该首先发展区位条件好的地区或部门，把人力、物力、财力优先用于这些地区和部门，让这些地区和部门形成一个增长极，从而将经济发展效力辐射到周边地区和关联部门。从增长极形成的原因来看，其类型可以归结为两种，一种是由完全的市场机制调节形成的，比如说一些创新力较强的推进型行业或地理环境优越、资源充足的地区。这种增长极是自发产生的。另一种是政府调节形成的，政府在其中起支持和推动作用：国家会根据实际需要做计划重点发展一些产业或地区，并且把这种方法上升到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层面。这种政府行为创造的增长极在国内外的成功案例都很多，中国经济特区的建立就是一个运用“增长极”的很好的例子。培养一个增长极首先要选择好地区和产业，然后对其进行重点建设，给予其一些优惠政策，从而形成政策软环境上的增长极。增长极形成后，不仅其自身得到迅速发展，还会将经济发展功能辐射到相关产业和周边地区。

这种增长极理论在积贫积弱的发展中国家经济起步时期有着极大的市场。经济发展初期最缺乏的往往是资本，因此初始的投资不大可能照顾到所有的部门和地区，往往只能采取优先发展、重点投资的策略。得到优先发展、重点投资的部门或地区，经济发展的条件会优越得多，收入分配会向这些优先发展的部门或地区倾斜，这些部门或地区的居民也会因此受益，导致这些部门或地区居民收入提高的速度会快于其他部门或地区。所以如果这种选择是区域性的，就会导致国家在各地区的投资失衡，形成地区间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如果是行业性的，则会导致各行业之间发展的失衡，最终扩大行业间的居民收入差距。短期的失衡尚可维持，但如果这种失衡是长期性的，必将对国民经济发展造成危害。

2．缪尔达尔的累积循环因果学说

佩鲁的“增长极”理论过分强调了“增长极”对自身或相关产业和周边地区经济的正向带动作用，但是忽视了“增长极”对相关产业和周边地区造成的负面影响。缪尔达尔（1957）提出的累积循环因果学说（Cumulative Circle Causa tion）有效弥补了这一不足。他认为，某些外部因素会使得一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比其他地区快，导致不同地区发展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会形成一种因果循环，并且不断累积，使得发展快的地区发展更快，发展慢的发展得更慢，地区间的经济差距越来越大，最终在“发展极”和“辐射区”之间形成区域型二元经济发展结构。

缪尔达尔还指出在累积因果循环过程中，发展极和辐射区的相互作用有两种效应，一种是辐射效应（也称为“扩散效应”），一种是“回波效应”。“辐射效应”有助于缩小地区差距，而“回波效应”容易造成地区发展的进一步失衡。“辐射效应”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随着发展极地区经济的不断发展，到达一定程度后，规模经济效应开始减弱，如果发展极地区想继续向前发展，就应该将生产要素扩散到辐射区，从而带动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第二，由于辐射区的基础设施也会受益于发展极的经济发展，持续得到改进，所以辐射区可以从发展极获得一些资本、人才，刺激本地区的经济发展，进而使得其经济发展逐步与发展极接近；第三，发展极的经济增长会使其增加对辐射区的购买和投资。与此对应，“回波效应”则是指辐射区的资本、劳动力等要素为了追求更高的收益而向发展极转移。所以发展极可以凭借自身的经济地位不断从辐射区吸收资本、劳动力等要素来获得进一步发展。这种效应会对辐射区经济发展形成比较大的负面影响，发展极与辐射区之间的地区差距也会进一步拉大。

缪尔达尔认为，在增长极理论指导下的发展中国家尤其要注意避免区域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的出现。这是因为市场不是万能的，它不会自动地对不平衡的经济发展格局进行修正。超过平均经济发展速度的地区由于市场效应往往会倾向于拉大而不是缩小自己与其他地区的发展差距。而相对落后的地区也由于市场效应不断积累经济发展中的负面因素。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两种地区的经济发展差异将不断扩大，从而形成所谓的“区域型的二元经济结构”。

在这种“区域型的二元经济结构”中，向发展极倾斜的收入分配格局将逐渐形成，发展极地区居民与辐射区以及其他地区的居民收入差距将会由于累积循环因果效应不断拉大。而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要想阻止这种地区收入差距的无序扩大趋势就必须进行政府干预。“扩散效应”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可以缩小发展极与辐射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但政府不能因此推卸加快辐射区经济发展速度、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的责任。发展极所起的作用只能是“诱导性”的，不均衡的地区发展格局不应该成为我们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只有各地区协调、均衡发展，国民经济才能获得持续的增长动力。

3．弗农的梯度转移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雷蒙德·弗农（Raymond Vernon）1966年在其《产品周期中的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一文中提出“产品生命周期学说”（Product Life Cycle）。他认为，如同大自然中的生物在生命周期中必然要经历“出生、成长、成熟、衰老”等过程一样，各工业部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要相应地经历“创新、拓展、成熟、衰退”四个过程。在这一转换过程中，一个新兴部门将逐渐转换为停滞部门，最后被市场淘汰。后来的一些经济学家把这种“产品生命周期学说”引入区域经济的分析框架，使之逐渐发展成区域经济学中的“梯度转移理论”。

梯度转移理论认为，产业结构的基本情况是地区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而地区主导产业处于生命周期的哪一阶段又决定着地区产业的结构。在一些地域辽阔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地理环境、资源差异、历史原因等客观条件，各区域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状况往往存在较大差异，由此可以以“梯度”来衡量各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和经济技术的不均衡状态。高梯度表示该地区的主导产业处于产业生命周期的创新阶段，拥有较高的发展水平和较好的经济技术基础。在各地区经济的互动中，高梯度的地区往往在经济发展中占据优势，而这种优势也将随着时间的延伸和产业生命周期的演化逐渐向低梯度地区转移。这种生产力由高梯度地区逐渐向低梯度地区的转移过程有利于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打破空间经济布局的不均衡状态。梯度理论主张优先发展高梯度地区，然后通过产业和要素向低梯度地区的转移来带动整个经济的快速发展。后来的一些学者还提出了所谓的“反梯度转移”，即一些欠发达地区可以直接越过一些梯度层次，直接消化吸收先进的管理理念、生产技术，并加以创新提高，从而实现跨越式发展，并反过来向发达地区进行梯度转移。

梯度转移理论在实践中存在着不小的局限性，最大的障碍在于难以科学地划分梯度。而且因为地区经济发展不可能整齐划一，高梯度地区也可能存在落后的角落，而低梯度地区也可能存在相对发达的地区，所以如果无视这种差别和可能发生的变化而划定梯度，将人为地造成地区发展条件的不平等，造成低梯度的地区更加落后、高梯度的地区更加发达，最终拉大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距。

梯度转移理论往往人为划定区域的发展梯度，高梯度地区优先发展，低梯度地区只有静待高梯度地区的梯度转移。这种发展的优先与滞后的座次排列将人为地造成生产要素在各地区的不均衡分布，使收入分配有利于高梯度地区，不利于低梯度地区，居民收入差距也不可避免地由于这种梯度划分而拉大。而在接下来的梯度转移过程中，居民收入差距则有缩小的可能。

（四）人力资本理论

被誉为“人力资本之父”的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是人力资本研究领域一个极为重要的代表人物。他主要是从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的角度阐述人力资本理论的。他认为自然资源、物质资本和一般意义上的劳动力，不能解释经济增长的全部原因，对传统经济增长的解释漏掉了人力资本这个重要的变量。随后他计算出在影响美国1929～1957年经济增长的诸因素中，教育投资的贡献率占33%。西奥多·舒尔茨的开创性贡献为人们揭开经济增长的谜团打开了一扇窗口，人力资本研究由此引起了理论界的极大关注，后来的一些学者把人力资本理论用于收入差距问题的研究中。人力资本领域探讨人力资本与收入分配关系问题的主要有两位经济学家：明瑟和加里·贝克尔。

美国经济学家雅各布·明瑟（Jacob Mincer）是最早涉足人力资本与收入差距问题研究的经济学者。早在1957年，他就在其博士论文《个人收入分配研究》（A Study of Personal Income Distribution）中得出了“美国个人收入差距的缩小受益于美国国民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的研究结论。之后他又发表了两篇以“人力资本”和“职业培训”为主题的学术论文，建立了人力资本投资与个人收入关系的经济模型，即现在仍然广泛应用于各类人力资本经验研究中的“明瑟收入方程”。他还应用美国的数据对方程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个人收入与人力资本投资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但由于接受教育培训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所以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延迟或减少个人收入。最后他还使用加里·贝克尔的投资收益分析方法，把人力资本投资划分为国民教育和职业培训两个类别，提出了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的估算方法，并建立了相关的经济模型。明瑟在人力资本理论领域的杰出贡献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实证分析的技术框架。

20世纪60～70年代，加里·贝克尔（Gary Stanley Becker）从家庭生产和家庭资源分配（主要指父母的时间）的角度系统论述了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等问题。他以经济学中常用的“成本-收益”微观分析方法从家庭经济分析角度详细地分析了家庭在人力资本形成中的作用。他认为人力资本投资由家庭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决定。以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的低生育率为例，家庭之所以少要或不要孩子，就是因为父母选择增加自身的人力资本投资，或者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更看重孩子的质量而不是数量）。而人力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投资的差异最终将在个人收入差距上得到充分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