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和谐心理”与中国社会和谐稳定相关研究概述

关于“和谐心理”的提法和相关研究还不多见，特别是未见经过实证且比较成熟的研究成果。我们通过梳理现有的相关研究文献，希望形成本研究的重要理论支撑：建构和谐稳定的社会组织系统的关键是社会个体必须具备“和谐心理”的基本特质。在本研究中，笔者选择了主观幸福感、自我和谐、心理健康的量化指标作为评价个体“和谐心理”水平的工具，同时也用这三个指标来反映西藏地区藏族民生状况的基本情况和西藏社会和谐稳定的基本状况。

一 “和谐心理”的基本结构

已有研究认为“和谐心理”是由和谐认知、和谐情绪、和谐动机与和谐行为四个层次组成的基本结构（见图1-2）。“和谐”认知是指人们对“和谐”的性质、特征和作用理解程度的认识，包括对“和谐”心理与行为的赞同或反对；“和谐”情绪是指人们表现出“和谐”行为时内心的一种情绪体验，包括对“和谐”的正性情绪体验（即积极体验）和负性情绪体验（即消极体验），如在“和谐”情境下个体感到愉快、喜欢、积极、主动等情绪体验，本研究根据前述的核心概念界定和理论梳理，选择主观幸福感来反映个体的“和谐”认知与“和谐”情绪特质；“和谐”动机是指人们在人际交往过程中是否愿意、积极、主动地表现出“和谐”行为，包括对“和谐”心理及行为的趋向性和回避性，本研究选择自我和谐来反映个体“和谐”动机特质；“和谐”行为是指人们在人际交往过程中是否能表现出“和谐”的言行，本研究认为心理健康的个体能很好地反映个体的言行是否和谐。据此，本研究确定以个体主观幸福感、自我和谐、心理健康三个指标作为藏族个体“和谐心理特质”的指标体系，这也构成本研究的核心研究内容。

在这个结构中，首先是个体完成对“和谐”的认知，即个体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对“和谐”的内涵、性质和功能等要有所了解，在此基础上产生对“和谐”行为的认同或回避。当个体认为以和为贵对自己的人际交往产生积极作用时，就会认同自己或他人的“和谐”行为，并表现出“和”的行为；反之，当个体认为以和为贵会对自己的人际交往产生消极作用时，就会回避该行为，从而在人际交往过程中表现出“不和”的行为。其次是个体对“和谐”的情绪体验，即在人际交往过程中个体对自己或他人出现“和谐”行为会产生一定的情绪体验，若在交往过程中个体遇到自己或别人出现“和谐”行为时，产生的是积极的情绪体验，比如愉快等，则个体就会在以后的交往过程中继续保持或产生“和谐”的行为；反之，在交往过程中个体面对自己或别人产生“和谐”行为时，出现的是消极的情绪体验，比如厌恶、懊恼等，个体就会在以后的交往过程中回避“和谐”行为。再次是个体“和谐”的动机，即人们在人际交往过程中是否愿意、积极、主动地表现出“和谐”行为愿望。最后是个体的“和谐”行为，“和谐”行为是人们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对他人所做出的“和谐”的行为反应，是“和谐”的外在表现形式，是衡量个体是否具有“和谐”心理的重要标志。

“和谐”心理的产生不是单一的，而是由注意、感知、想象、思维等多种心理过程综合作用的结果。心理学的社会知觉标准模型认为，对行为的印象是由许多阶段组合而成的，对行动类型进行基本的等级分类后，感知者首先产生对这些行动为何发生的最初特征的想法，随后，探查这些最初特征的任何正确性信息，并做出反应。由此可知“和谐”心理产生的重要前提是存在潜在的或真实的情境，如直接的人际冲突或矛盾、潜在的尴尬氛围等，只有当这种威胁被个体注意和知觉，才会影响人们能否产生“和谐”的心理反应（见图1-3）。

而“和谐”心理是否产生并做出行动往往取决于个体心理评价过程。一般来说，当个体面临“和谐”刺激情境时，往往会根据以下两条原则做出评价。

（1）成本核算原则。社会交换理论创始人霍曼斯认为，“分配公正”是社会交换的基本要求，并把“分配公正”视作成本与报酬的比例，其衡量标准有两个：一是经验性标准，即把自己过去成本与报酬的比例和现在成本与报酬的比例进行对比，若现在的比例降低，就会产生不公正感；二是比较性标准，即人们在社会交换中把自己成本与报酬的比例，同那些与自己类似的人进行比较，当一个人与别人做相同的工作，有同样资历，但在交换中获得报酬较少，那么他就会感到不公正。霍曼斯提出的这两个衡量标准，揭示了社会生活的一个普遍规律：自己的成本与报酬、自己与类似他人的成本与报酬之间的比例恰当会使人产生公正感。另外，公平理论假设，陷入不公平关系中的个体感到难以把握关系并感到难过，那些收获大于付出的人会有负罪感，而那些收获小于付出的人会感到难过、失望、气愤、受伤害。据此可知，个体通过衡量自己的成本与报酬、自己与他人的成本与报酬后，若感到收获大于付出，就会感到心情愉快，这些情绪又反作用于人的心理和行为，从而引发“和谐”行为。这里的成本与报酬是从人际关系角度出发考量的，成本与报酬即是个体在内心衡量，若在此刺激情境中做出“和谐”行为是否会对现在和未来的和谐人际关系有利，从而选择获利或避免麻烦等。研究证明，个体大多是为了避免未来负面的人际效果而选择“以和为贵”的方式解决问题。

（2）关系远近原则。台湾心理学家杨宜音认为，关系远近的亲疏判断是中国人对人际关系的首要分类标准，关系越是靠近亲缘的核心，其人际关系反应越具有肯定性、情感性、亲密性、和谐性。越是远离亲缘核心，越是具有否定性，越少合作，越疏淡。杨国枢分析了中国人的社会取向，其中关系取向是中国人在人际网络中的一种主要运作方式，他把人际关系分为家人、熟人及生人关系，而由关系类型又决定了人们在交往过程中不同的对待原则、对待方式。如与家人交往时，如有矛盾或冲突，人们大都会选择以和为贵，这会促进家庭的和谐、稳定，“毕竟是自己的父母，也是为我好”“都是一家人，何必呢”等，足以见得中国人对家的维护之心；与熟人交往时，以和为贵就是不伤双方的“面子”“人情”，这些“面子”“人情”都是大福，可维系社会人际关系，对自己的未来有莫大的好处，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不愿意承受关系破裂之后相处的不便和尴尬”等；而与生人交往时，中国人往往顾虑没有那么多，个体在刺激情境下往往会不太愿意压抑自己，“如果对方态度不好，那就不用给他面子了，会据理力争”。另外，评价过程也受情绪的影响，特定的情绪往往易激活记忆深处的自我或他人“和谐”经历的图式，从而产生此情境下的评价。同时情绪的性质也会影响人的评价方式，较之消极情绪状态，积极情绪状态下个体往往易于对事件、情境产生积极评价，更愿意做出以和为贵的举动，从而避免争端，使自己保持良好的情绪。

“和谐”的反应主要包括言语和行为两个方面。通过日常观察可知，个体在遭遇人际冲突或矛盾时的行为反应类型主要有自控型、回避型、冷战型和冲突型。自控型的个体会先自我控制情绪，等冷静下来再解决问题，也就是说用理性从容的言语和行为去解决矛盾。这一类型的个体有明确的自我观念，能够有效地控制自己的情绪，进而从容地解决人际关系中的摩擦，更好地构建自己和谐的人际圈；回避型个体会先压抑自己的情绪，使之不爆发，然后选择沉默面对或不予作答，表面没有反应，内心实则劝慰自己、说服自己以维持表面上的和谐；冷战型个体则会就此与对方冷战，无论对方再说或再做些什么都不予反应，将对方视为空气；冲突型个体不会压抑自己，不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会与对方据理力争，以争吵、争执甚至打架的方式分出高下。当然，这种划分是相对的，因为个体有时不一定只是表现出单一的行为反应倾向，有时会表现出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行为反应，如冷战加回避、自控加冲突等类型。以上是从个体心理层面来分析和谐心理行为运行的机制，它有利于我们从本质上认识和了解和谐稳定社会运行的组织系统。可见研究西藏社会的和谐稳定需要从我们特有的和谐文化思想和由此决定的和谐心理特质的层面加以分析和研究，才能触及问题的本质。

综合以上关于和谐思想以及和谐心理运行机制的梳理和分析，前人丰硕的认识成果可以为本研究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那就是个体心理和谐是社会和谐稳定的根本保证。只有当社会组织结构中的基本单元——个体具有了和谐所要求的心理特质之后（在本研究中实际是将主观幸福感、自我和谐和心理健康三个指标作为个体和谐心理特质的基本内涵），整个社会组织系统才有可能构建真正意义上的和谐社会。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以来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至此在学术界和理论界涌现出大量有关和谐社会的相关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为我们系统分析西藏社会的和谐稳定提供了分析研究的平台，故在此也给予一并梳理。

二 中国社会和谐稳定的相关研究成果

（一）社会和谐稳定研究的基本命题

近年来关于社会和谐稳定的研究主题大致包括以下六个方面：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和谐社会的现代意义；和谐社会与社会阶层结构；和谐社会与社会安全；和谐社会与社会改革的新问题；和谐社会与社会公平等议题。对这些议题的研究，又集中反映出几个难点和热点问题：（1）我们现在要建设的和谐社会与过去的和谐社会有什么区别？（2）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究竟是如何提出来的？（3）如何落实以人为本和互利双赢这个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深层理念？（4）如何理解社会进步与代价的关系？（5）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社会治理和善治的关系？（6）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分哪些层次？（7）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的长效机制有哪些？等等。对于这些热点、难点问题必须要做初步的澄清，才能具备研究西藏地区社会和谐稳定的大前提。当然由于篇幅限制我们也只能就相关的问题做简要的归纳和梳理。

现在要建设的和谐社会与过去的和谐社会有着本质的不同。社会的现代性完全改变了个人、社会和自然及其相互关系，原生性、自发性的和谐秩序已不复存在。现代性不断产生出个人主体性的加强与社会一体化需要之间的矛盾，个人需要自由，社会需要秩序。这就决定了今天要构建的和谐社会首先必须处理好个人与社会的矛盾冲突，社会个体要具有健康和谐的心理特质，要容许社会各方存在合理的差异，今天的和谐一定不是全社会整齐划一的和谐，而是要达成有差别的和谐。而在建构和谐社会中最具挑战的是具有差别的各方要能实现各安其位、各得其所达到互惠双赢的理想状态，也就是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要促进社会进步、缩减社会代价”，就是要促进社会的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以及社会个体的全面发展，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维护社会弱者的基本权益，尊重他们的人格尊严，以实现社会优化和社会进步的最大化，社会问题和社会代价的最小化。构建和谐社会还必须有社会治理的理念，特别是“善治”的理念，任何和谐社会都不可能自然到来，它凭借的只能是对社会组织系统的设计和管理，特别是“善治”的不断尝试和努力，目前大多研究证明由国家力量、公共部门、社会组织与公民共同管理社会是对现阶段构建和谐社会而言的最佳选择。以上是对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的一些基本命题研究成果的初步梳理，这为我们接下来对西藏社会的实证研究提供了分析讨论的背景和平台。

（二）社会和谐稳定的相关研究成果梳理

相关研究成果可依据其研究类别分为三类。

（1）理论研究类。如谭明方《从社会学视觉解析“构建和谐社会”》；郑杭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几个难点、热点问题》；李强《从社会学角度看“构建和谐社会”》；翟学伟《中国人传统和谐的社会心理基础及其嬗变》；黄家海《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思考》；黎昕《构建和谐社会的现代意义与实现路径》等。这类研究成果多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思考讨论在中国现阶段构建和谐社会的相关理论问题。比如谭明方认为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特征中，“公平正义”属于“道德价值”层面的特征，“民主政治制度、公平的法律制度”属于“规范体系”层面的特征，而“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则是互动层面的特征，因此他将构建和谐社会放在社会系统中的“道德价值”“规范体系”和“互动行为”三个要素之间的整合关系中展开讨论，并提出构建和谐社会要确立“具体道德价值”，围绕具体道德价值的内涵来制定“规范体系”，同时以具体道德价值与规范体系去引导和规制人们的互动行为的研究思路。翟学伟则从社会心理的角度深入分析了中国人在传统文化的背景下，在心理和行为模式上具有和谐的心理倾向，这种心理倾向主要表现在中国人的人际交往中，它为构建中国式的和谐社会提供了心理学的理论依据。

（2）社会阶层结构研究类。如扈海鹂《关于中产阶级“类型”的提问与思考》；方金友《扩大农村中等收入者比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吕红平、李英《基于出生性别比的人口安全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关系研究》；张蕾《和谐社会与生活质量评价体系的再建构》；赵定东《“群体”失业者的转型适应与社会认同》；李春玲《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制度与非制度路径：流动劳动力与非流动劳动力的地位获得过程之比较》；关信平《论现阶段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转型与重构》等。这类研究主要针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社会各阶层的定位和各阶层的职能，特别是对弱势群体的保障制度设计等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扈海鹂认为中国的中产阶级大约占总人口的15% ～18%，他们不同程度地占有社会的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组织资源。中产阶级在中国是作为地位群体出现的，并且他们的出现代表了政治性分层的解体和市场化时代分层结构的开始，其在中国的快速发展是全球化时代产业结构以及生活方式的产物，中产阶级的出现和发展对于我国现阶段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关信平则认为我国过去30年的改革过分强调经济效益和经济增长，对社会公平和再分配等社会目标重视不够，在制度设计上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等重大社会过程估计不足，因此需要对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重构。吕红平、李英认为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国人口数量、素质和结构的安全问题值得做深入的系统研究，比如人口出生性别比就直接关系一定时期的社会和谐稳定，必须提前进行研究并制定出客观合理的人口政策。张蕾主要完成了中国生活质量评价体系的建构，这个评价体系分生活质量保障状况评价体系和生活质量需求满足程度评价体系，体系内由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三个维度组成，这为我们从更精细的角度研究社会各阶层的生活质量提供了量化研究的可能性。

（3）社会失范和冲突研究类。如吴金芳《贝克风险社会理论及其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意义》；李亚雄《失范：对当前劳资冲突问题的一种解释》；朱力《化解失范：建设和谐社会的一项基础性任务》等，这类研究主要针对社会各种矛盾冲突提出怎样建立预警机制，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政府怎样制定客观合理的民生政策来化解矛盾冲突。

通过对以上研究的梳理，笔者基本掌握了现阶段关于和谐社会的研究现状，这些研究成果是我们研究西藏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基础。因为我们借以通过社会个体所具有的主观幸福感、自我和谐和心理健康的“和谐心理”特质来说明西藏社会和谐稳定的现状和特征，所以在此还需对主观幸福感和自我和谐、心理健康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以使我们接下来的讨论和分析能在更广泛的层面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