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地理学

〔澳〕克里斯·吉布森 戈登·韦特 著苗玲玲 译

摘要 文化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其定义因语境和哲学传统的不同而呈现很大差异。作者无意在本文对此提供单一的宏大叙事，而是以平行叙事的三组“镜头”展开开放式的讨论。镜头一沿用传统的线性叙事，以“起源”“古典”“新”“更新”“最新”的顺序，追溯该学科从1920年代至今的发展历程，记录了此间重要的理论家及其观点。镜头二试图将线性叙事还原其复杂性，讨论文化地理学发展进程中持续存在的议题，如文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理念、“景观”的概念以及“文化转向”的内涵。镜头三则着重论述文化地理学研究如何重新思考“人”在世界中的位置，提倡关注非人类行动者的能动性，以及增加对于各种感官通道分析的必要性。笔者认为，文化地理学研究者应该注意协商自己的政治、机构和地理立场，从而避免教学和研究的局限性。

关键词 文化地理学 文化景观 文化转向

Abstract As a major subfield of human geography, cultural geography embraces different definitions depending on different contexts and philosophical traditions. Rather than offering a grand narrative, the writers of this essay provide an open-ended discussion of cultural geography with three parallel“takes”. Take One unfolds in a linear narrative the ongoing progress of cultural geography, beginning with“origins”, and then“classical”, then“new”,“newer”and finally,“newest”cultural geography, recording the representative theorists and their thoughts from 1920s until today. Take Two complicates the overly linear narrative of Take One, and illustrates the ways in which some themes in cultural geography existing persistently, such as the idea of culture“as a way of life”, the concept of“landscape”and“the cultural turn”. Take Three discusses how to re-place“the human”in research and thinking, emphasizing the agency of non-human actors, as well as the necessity to conduct analysis of the sensory pathways. We are also concerned with how researchers should negotiate their own political, institutional and geographical positions so as to avoid partialities in teaching and research.

Key words cultural geography; culture landscape; cultural turn

一 导语：什么是“文化”

“文化地理学”如今已成为人文地理学的一个主要学术分支，然而在教学和研究方面，它的地位才刚刚有所提升。文化地理学的定义因语境和哲学传统的差异而有所不同，更重要的是，它与个人如何理解“文化”和“类属于文化的”（the cultural）事物相关。“文化”曾被用于以不同方式描述某种类型的地理知识：“文化”这一词的字面意思，与“种植，延伸，喂养，养育”等具有“培养”意义的人类实践相关，如英文的“农业”（agriculture）一词；或者指向在某些特定地点和时间从事的物质事物和手工制品的生产。在20世纪早期，一度流行过一种现代的、“人文主义的”、“文化”观，即把文化视为进步社会或“文明”社会所拥有的一套共享的准则、行为方式以及理性，所以会出现“有教养的”（cultured）这一相关词。因此，文化经常被用于描述社会上某些天才人士创造性的表达，以及智识和美学方面的成就。而能够理解和赞赏这些智性和创造性表达的人通常被社会赋予批评家、经纪人和经理人的角色，他们常常武断地区分何为“高雅文化”、何为“普通的”流行文化（如流行歌曲）的品位。然而，对于“文化”最常见的定义是：一种可以识别的“生活方式”。在这一定义中，文化被理解为一种建立于语言、宗教、习俗和族性基础之上的共有的价值观和信仰，这些文化方面的特点会在创造性的表达、衣着、食品、建筑物和职业等各种物质文化方面得到体现。

在地理学研究领域，“文化”这一定义自1920年代起一直延续了60多年而从未遭遇挑战，经常被用来对居住在某一特定地理范围（通常被称作一个文化领域或区域）内的所有人做出一些概括性的表述。因此，在鲁宾斯坦（James M. Rubenstein）看来，文化是“习俗信仰、物质特点和社会形态的整体，共同构成一类人群所具有的鲜明传统。地理学家根据一些重要的文化特征，将人们区分成不同的群体，描述特定文化群体的分布，并试图分析如此分布的原因”。文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通常被用作一个单位变量来解释一种空间模式。在这一方法指导下，文化似乎与政治、经济或者人口学截然不同。然而，很多当代文化地理学者经常会反对将文化解释为一种动机，或者将文化定义为“事物”“类型”，甚或是“学科领域”。他们以女性主义或者后殖民主义等一些地理学传统为例，挑战了之前从未受到质疑的将文化看作一种生活方式的“真实性”，认为通过分析文化来解释内在属性绝无可能。假如确如唐·米歇尔（Don Mitchell）所言，“根本就没有文化这种东西”，那么，“文化地理学”也应被视为一个构建出来的学术知识范畴，而非真正的物质性存在。

此类论断并没有把文化理解为日常行为，而是将文化理解为一种知识生产。把“文化视作一种思考和认知的方式”，这需要研究者解答两个基本的哲学问题：首先，世界上存在何物；其次，我们如何获取关于世界的知识。这种将文化理解为一种思考和认知方式的视角与后结构主义对于地理学研究的影响有关。后者鼓励研究者在知识生产、权力、实践、行为以及改变和转化的可能性之间建立联系。将文化理解为知识生产，这来自人们关心如何理解自己的生活以及生活的空间和地域，如何通过动物、植物、各种实物和人类之间已经存在或者正在展露的、或短暂或恒久的关系来理解我们自己以及周围的世界，也来自人们关心某些理念如何建立、如何流通、如何维持，以及如何受到挑战。

显然，以上互相矛盾的定义告诉我们，要理解什么是“文化”并非那么直接和简单。同样，要理解什么是“文化地理学”也非易事，因为这些截然不同的关于文化的定义已然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点渗入了地理学的学术研究，也产生了文化地理学的不同研究方法。因此，要判定什么才是文化地理学的唯一“精华”和真义并无可能。本文的目的就是要承认关于“文化地理学”所存在的多元叙事，并在本文的结构中予以充分考虑。我们对于文化地理学所进行的描述也非单一叙事，而是作为导演拍摄的一部电影的开场镜头，即《电影：文化地理学》。这部电影由平行的三组镜头构成，根据个人喜好不同，每一组镜头叙事都可以取代其他两组。有些人也许只想找到一个快速参考指南，或者在乱麻中找到清晰的线索，那他们可能会觉得这种实验性的结构太狡猾，或者令人厌烦。然而，此种类似电影拍摄的手法却能够满足以下目的。首先，不同于提供一个单一的宏大叙事，我们的三组“镜头”提供了对文化地理学的一种开放式解读。每一个“镜头”都提供一个关于文化地理学的独特而具体的思考视角，它们经营各自的叙事，即使将其放在一起阅读，也只是提供关于文化地理学的一种具体解读。其次，我们的“镜头”除了会关注文化地理学的缘起、转变和接续，还会指出其关注的主题以及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并解答一些与政治相关的议题。再次，这三组镜头强调了本文如何从某一视角“导入”文化地理学，也就是说，无论我们给出什么样的解读，那都是与作者的地理政治学和其在研究机构中所处的位置相关的。对于地理学知识的批评分析已经强调过它的片面性和受作者说话立场影响的特点。因此，我们的写作视角既受到自身差异的影响，包括性别、年龄、语言、民族，以及在英美地理学研究传统中所受到的学术训练，也背叛了我们在澳大利亚的研究机构的立场（其地理学研究一贯受到英美权利与利益的左右）。我们对于文化地理学的知识并非毫无偏颇，而是立场鲜明地立足自身的研究环境。

最后，也与上文谈到的第三点有关，那就是，“文化地理学”只是探索真理的一种方式，如今在英美国家的地理学研究传统中发展出了一些意义，然而对于文化地理学的当代理解所生成的意义则在其他非英语国家占据了统治地位。在澳大利亚，我们有可能对此进行反思。我们所处的位置容许我们浸入以英语为母语国家的文化地理学研究，并对其在知识上有所贡献。但同时，我们也明白，这些研究并未反眏其他社会群体生产的非学术性质的、日常的文化地理学知识。这些社会群体就在我们中间，比如澳大利亚的土著民族阿南古（Anangu）、邦加隆（Bunjalung）或是瓦迪瓦迪（WadiWadi）。这些群体有其独特的方式解读“文化”和地理空间的关系，他们创造关于这些关系的知识（如通过视觉艺术或是口述历史）。对该领域的学科分支做出过于明确的陈述无疑会遮蔽非英语国家的研究者和非学术研究领域对于这一领域的知识生产。不过，我们并非想要（也无法）在一般意义上为之慈善地代言，这是我们面临的主要困境。虽然我们有可能呈现该领域在认识论上的多元性，但是这世界上存在如此众多的文化差异，我们绝无可能自居为其“真正的”代言人。

基于上述原因，我们采用了“三个镜头”的方式来描述文化地理学。我们无法使读者舒服地看到文化地理学有着可知和固定的边界，相反，我们要挑战读者，使之认识到我们在这里所呈现的只是文化地理学研究的一小片领域，并对此持续提出质疑。我们认为，对于此领域的研究保留一些模糊和不适的感觉不仅重要，而且更加“真实”地接近文化地理学本身的意图与责任。

二 文化地理学之镜头一：开端

我们的第一个镜头延续了传统的叙事情节：从“起源”开始，接着是“古典时期”，然后以线性叙事揭示正在发生的“新的”、“更新的”和“最新的”文化地理学的发展。这种方式会给熟悉线性叙事和“发展”叙事的读者以一种舒适感，暗示文化地理学的边界是可知的、固定的、按照阶段性发展的。而在后续镜头中，这一叙事将会受到有目的的挑战。

古典文化地理学一般可以追溯到1920年代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卡尔·索尔（Carl Sauer）及其同事的研究，他们后来被称作“伯克利学派”，主张文化既包括“培育”——种植或养育——之意，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索尔创造了“文化景观”（cultural landscape）的概念，用以描述某一地方如何“被某一文化群体从自然景观中塑造而成”。索尔认为：

文化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是能动者，自然环境是媒介，而文化景观……是 [培育的] 结果。在一种特定文化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影响之下，文化景观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经历发展，经过不同的阶段，也许最终会达到其发展循环的终点。而每当有不同的、陌生文化 [或者生活方式] 被引进，文化景观就会焕发新的生命力，一种崭新的文化景观也许会在旧有景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因此，培育和生活方式在文化景观和自然景观的概念中紧密相关。有着特定人口规模、密度、流动性、居住风格、农耕方式和社会习俗的（即有着特定生活方式的）人群将会通过培育新的文化景观的方式而切实改变人类出现以前的自然景观。一直到1970年代，与索尔的文化地理学观点一脉相承，出现了“超机体”（superorganic）或“文化决定论”（cultural-determinist）的研究方法。这些方法视文化为一个“整体”，而不是个体行动的混合物：“我们所要描述的是文化，而不是参与其中的个体。很明显，没有一个个鲜活的肉体或者头脑存在，就不会有文化，但文化既包括又超越了这些参与其中的成员，其整体性很明显是大于组成部分之和的。”用朗特里（Lester B. Rowntree）的话来说，索尔一派的文化地理学者“从历史的角度描述了地理空间的人格”。尤其是在索尔以后几十年的北美地区，这一方法倾向于检视通常是在区域范围内的乡村环境下所组织、规划的物质意义上的文化景观地理学，主要研究议题通常包括乡村农耕实践的传播、乡村生活方式、实物文化产品的样式和分布（从当地建筑风格到乐器），以及有文化特性的土地使用情况。

还有一些历史背景值得简要介绍一下：在1920年代，索尔曾反对非常机械化地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即环境决定论。直到此时，这一理论一直主导着地理学研究。环境决定论者试图建立生态环境、地球变化以及地球上人口分布所体现的文化现象、文化特点和行为方式之间的因果关系。环境决定论者（如麦金德 [Halford J. Mackinder] 和拉采尔 [Friedrich Ratzel]）在欧洲盛行一时，而他们的弟子又将此理论带回美国（如戴维斯[William Morris Davis]、森普尔 [Ellen C. Semple]）和澳大利亚（如泰勒[Griffith Taylor]），他们打着“人类地理学”的旗号，或者有时候更简单些，直接打着“人文地理学”的招牌。

环境决定论者不仅试图将文化描述为一种生活方式，还着重强调一种文明或进步的感觉。在环境决定论者看来，文化差异被评判为一种基于可见的发达程度的道德和智力上的优越性，人类之间并不平等。他们认为，人类或许“生发”于“自然”，然而根据不同地域的人们“高于自然”的不同位置，有些人类会低等一些。环境决定论者认为，高于非人类世界是一个文明化和教养化的过程。人类被区别对待，分为不同的“族群”。这些分类历来受到质疑，因其依凭的是非常原始的技术，如人体测量学，或者是现在已经过时的1930年代的科学理念，包括优生学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有些“族群”被认为有着“更高”的文明程度，他们在进化的过程中，习得了诸如理性、推理、技术等文化特点。麦克林托克（Anne McClintock）的研究表明，在19世纪的欧洲，这些关于种族优越性的理念归化为人类的“族谱”（family tree），白人毫无悬念地被置于谱系的顶端。也有许多花样百出的假说，如环境决定了文化差异，包括道德和智力，也就是说，气候、地貌、偏远程度和生态资源都导致了生活方式上的差异，也促进（或限制）了人类的教化进程。

此类理论令人怀疑，不仅是因为其带有那个时代典型的种族歧视特征，缺少跨文化思考，而且在逻辑上也存在问题，因其误将文化在物质方面的表征——培育活动的广度（如农耕实践的复杂程度）和物质产品与知识结构的聚集程度（如工业技术、建筑物、城市等）——作为衡量文明和文化发展程度高低的证据。有数量众多的假说力图证明文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理论，然而这一理论本身就漏洞百出。例如，环境决定论者过于草率地将某些原住民文化中缺少宏伟建筑这一点当作其缺乏进步的证据，而与此同时，他们很少承认原住民文化实践和文化传统的深度和复杂性，即使有时稍有提及，那也是在西方式的具有等级差异的世界观模式下，将原住民看作“低级”或“没有开化”的民族。把文化视为一种生活方式的理念，如果被偏颇和有条件地应用，就会被用来证明某一范围的人类世界不同于别处，是有文化的，而其他地区则是不文明的、原始的，或者仍然属于自然世界。这样一种文化概念——人类在某种程度上拥有“某物”，与自然对立（即“没有文化”）——也许是影响范围最大和最广的地理学中的二元对立思维了，它一直维持着文明的欧洲和野蛮的“新世界”之间想象的边界。再进一步说，在这一（欧洲）人类中心的道德宇宙中，权利只给了那些特定的位置处于动物、植物和矿藏之上的人，而原住民对于定居地土地和资源的权利并没有得到承认，或是在条约中被作为交易划走，这是几个世纪以来原住民政治斗争的主题，并引发了连锁冲突。因此，地理学知识将欧洲的殖民行径描述为“适者生存”文化，而福音传教士和“原住民保护者”的任命被美化为引领原住民和“低等”种族提升其文明程度，他们通过基督化进程来传播文明和“文化”。

当代文化地理学者对于奠定自己学科基础的竟是这样一些理念也许会感到愤慨，这可以理解，但更重要的是，要认识到环境决定论者早在“文化地理学”这一命名经由伯克利学派而广为传播之前，就在从事文化地理学的研究了。环境决定论者对于文化质量、文化差异和地理分布都有思考，其思考逻辑有其历史背景，而并非来源于真空。它受到西方哲学的影响，最早可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后来是洛克、达尔文、孟德斯鸠和拉马克。因此，可以说文化地理学知识的产生正是几百年来西方智识发展的支柱。然而，在日常使用中，“文化地理学”一词只是在卡尔·索尔和伯克利学派拒绝环境决定论而引入文化景观的概念，给地理学理论注入人类有能力以特定生活方式改变其环境的理念以后才开始流行起来的。

半个世纪以来，对于文化景观的这种超机体的、索尔式的理解主导了文化地理学，尤其是在北美，直到1970年代人文地理学的出现和1980年代后期所谓“文化转向”的出现。后者不仅使这一学科发生了转变，而且也使文化的含义得到延伸。在整个1960年代，地理学研究充斥着数学模型和空间发展的实证探索，即所谓量化革命。到1970年代，地理学研究开始反对这一方法，引入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不均衡发展、阶级斗争以及资本主义系统中的结构性矛盾等理论，从而开启了一个地理学研究的激进视角。几十年以来，文化地理学（仍然被看作是对于文化景观、地区、生态和传播进行研究，保持着以索尔为代表的传统）虽然被边缘化，但仍然顽强存在着。文化地理学研究确实曾促进了文化和政治的生态研究，然而到1970年代，这一学科已不再受宠和令人瞩目，很多人认为它已变得艰深晦涩、无足轻重。

然而，到了1980年代后期，莱斯特·朗特里在《人文地理学进展》（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一书中总结了“新的”文化研究学者（如格雷戈里 [Derek Gregory]、杰克逊 [Peter Jackson]、邓肯 [James Duncan]和科斯格罗夫 [Dennis Cosgrove]）的研究，并得出结论说：

对于数十年以来一直习惯于文化/人文地理学的低调和坚持（有时这一形象会激起某些研究者的自辩）的地理学者而言，去年发生了一个广受关注的事件：一位认真敬业且著作颇丰的知名文化研究学者成为美国地理学家学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Geographers，简称AAG）主席，这是对于文化地理学在该协会中作为一个专项研究小组的承认，还就“新方向”和“新主题”召开了众多小组会议和特别研讨会，众多版本的教材也证实了大学本科学生被招收进入该领域学习。难道是凤凰涅槃了？

朗特里认为，在1980年代后期和1990年代早期，后现代的“文化转向”建构了自身在英美地理学研究中的位置，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影响的范围也不小。“文化转向”出现的时间可能与学术领域普遍存在的对于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研究（包括地理学）的不满意有关，现有的概念工具和理论无法阐释当代社会变革的复杂性和反复无常的特点。这一文化转向受到地理学领域之外的理论家学说的影响，如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和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这一影响可见于一系列关于意义、权力和象征性景观的重要著作。库克（Ian Cook）等人认为，地理学转向的基本叙事和初始动力主要来自英国的地理学者，克里斯·斐洛（Chris Philo）的著作《新词汇，新世界》（New Words, New Worlds）将“新”引入了“文化地理学”，尽管此前已经有急需“新”文化地理学这样具有宣言性质的说法，如在1987年英国地理学家研究所（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简称IBG）召开的以“文化地理学研究的新方向”为主题的研讨会上，就有论文提交给由科斯格罗夫和杰克逊主持的小组讨论。在1990年代，在一系列由皇家地理学会（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下设的社会和文化地理研究小组（the Social and Cultural Geography Research Group）以及英国地理学家研究所举办的会议上，与会者对于“新文化地理学”的呼声越来越高。

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新”文化地理学者的好奇可以理解为一系列广泛的目的：首先，虽然使用“后现代主义”一词有引人注意的意图，但“文化转向”之后的大部分文化地理学研究在政治上走的都是后马克思主义路线，或者试图发展，或者反对自1970年代就主导了人类地理学研究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人文地理学者在1970年代后期和1980年代早期的研究一方面着力在理论上反眏社会经济结构与人类能动性之间紧张关系的实质，承认马克思主义对于大规模生产会制造社会分化和个体机遇差别的理论，同时承认人类能动性只能在特定时间和地点所限定的范围内被激发出来。现象学和结构主义的理论在当时也很有影响。虽然马克思主义强调的是资本主义结构，它确实使得文化地理学者认识到审美价值观和道德价值观相竞争的方式，从而从对于超机体的关注转移到“强调（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结构”。

后马克思主义文化地理学者也深受女性主义的思想和哲学影响，尤其是意识到，社会经济方面的阶级压迫并不是唯一的压迫。虽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为1970年代激进的地理学者提供了一个有效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压迫的理论视角，但是，那些试图对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和恐同症（homophobia）做出的研究需要不同的理论工具和实证方法。到这一时期，种族冲突大面积发生，美国的民权运动已经战胜了种族隔离制度，性别革命挑战了关于性别角色的墨守成规，女性被赋权，几十年的国际移民和旅游业的发展催生了更多的异质城市。人们信奉了很久的“文化作为一种稳定的超机体生活方式”的概念需要改进了。文化相对而言更被理解为身份认同和行为方式，被某些（而非另一些）文化地理学者所信奉，在不同时间被人们根据不同的环境而差异性地使用。如果研究者有志于推翻压迫，理解人类的文化差异，挑战“种族”这一概念，揭示社会体制的性别化本质，动摇关于“正常”性别意识和家庭观念的保守认识，那么，这一理论上的转折就十分必要。

例如，“酷儿”（queer）（既作为动词又作为形容词）的概念对于质疑一些关于性别、性属、空间的规定性说法起到了关键作用，鼓励研究者以更加流动和更加开放的角度取代以前被认为是“固定的”和“自然的”论断。拜尔（David Bell）等人指出，那些不按照异性恋特点和规范行事的人，比如在大街上亲吻的同性，通常会感受到周围的敌意，从而论证了空间如何经常被自然而然地认为属于异性恋人群。最近，一些国家、城市和节日对同性恋持友好态度的营销方式受到关注和讨论，尤其是这些努力如何将理解和接受同性恋的观念同化到主流生活中去。其他相关讨论还包括对关于开展酷儿地理学研究和写作，以及针对具有滑动性（slippage）、中间状态（in-between-ness）和阈限性（liminality）特征的思想所做的哲学探索进行政治干预。

文化转向的第二个目的是揭示思想、知识和社会实践是如何产生、如何延续、如何流通的，尤其是在日常领域。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者要通过理解世界资本主义体制的结构和政治，来解释政治经济压迫，而对于性别歧视、种族歧视、恐同症以及其他有此类压迫感兴趣的文化地理学者需要超越这一关于“体制”和“结构”的超机体思维，更细腻地理解关于人和地域的思想和态度如何渗入社会生活，从而解释压迫和残酷成为现实的途径。来自后结构主义文学理论的影响遍布地理学研究：文化的意义不再被认为是固定不变的，相反，关于地域和人群的描述和表征成为分析的对象。福柯关于知识就是权力的思想以及关于“话语”（使人、植物、地域和其他事物可以被理解的一套陈述）的相关概念尤其具有影响力。表征和话语在正式的文献中（如政府政策和规划报告）以及“日常”文本（如报纸、电影、电视节目和歌曲）中都可能会被当作“数据”，对此进行分析可以揭示话语形成的来源和轮廓——遍及社会的理念、知识、信仰、态度、描述和“常识”性的观念等，正是这些形塑了当代文化地理学。例如，在英国针对“亚洲人”以及在美国针对穆斯林的种族歧视，都可以通过了解这两类群体如何在电视节目和报纸上（通常用一种妖魔化的方式）被描画而得到揭示。方法论上的进展包括解构主义的文学技巧以及或潜在或明显的内容分析方法，后者是一种更加数字化、以符码为基础的分析方法，使用日常媒体中的语言和画面作为证据进行表征分析。

因此，通过借鉴后结构主义符号学方法，地理学研究者能够从日常话语中“解读”体现意义的符号和象征。这些意义被认为是随研究者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不同而呈开放式的，因为不同群体倾向于或维护或反对主流意义，或者用另类或多元化的解读取而代之。日常的文化表征是各种霸权利益群体（规定主流意义的人）和附属群体（在不同程度上抵抗主流意义和意识形态，并且表达自己的解读）之间权力斗争的结果。

与此同时，人们重新开始了对于“流行”文化的分析。文化研究作为一门新兴的跨学科，意在挑战沉闷和正统的文学批评、经典研究以及音乐学，受此启发，地理学研究者“拥抱”了曾经被认为太花哨、太逃避主义、太普通的流行文化，把流行文化作为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研究领域。文化作为“艺术”已然成为一种精英主义的说法，与欧洲文明比其他社会更加“有教化”这种帝国主义思想密切相关。与之相反，流行文化的各种样式，从街舞到肥皂剧，再到杂志和漫画书，都已经成为文化地理学分析的表征资料。

在传统模式外进行研究工作令人兴奋，然而“新”文化地理学取得的进展也并非没有遭到批评，这些批评可以概括为以下五类。第一，文化地理学者被指控忽视了当下的政治因素，因为他们不再关注压迫问题。“新”文化地理学被指责为只有天花乱坠的宣传，而没有实际行动。第二，文化地理学被指责忽视了关于严谨、道德和真理的问题。文化地理学缺少方法论上的严谨性，已经成为一个“搞啥都行”的学科。第三，文化地理学被指责为满口后现代主义“行话”的排外自大的家伙。第四，在理论的驱动下，文化转向将“词语”（the word）转化为了“世界”（the world）。只有极少量的实证数据作为粉饰，而只讲理论成了时髦。相反，最后一点批评指出，文化转向已经抛弃了一个统合的、统一的理论，而将世界变成了一个个相对主义的个案研究，只有一些虚弱的理论作为点缀。文化转向最多不过产生了一些高度自反性的个案研究罢了。薛伟德（Nigel Thrift）提醒我们说，这些批评很有益处。他尤其指出，将日常地理学分析通过教学和训练运用到政府政策分析中去非常重要。另一些观点则认为，文化地理学者一直都在进行政治性的工作（关于资本主义剥削以外的其他剥削形式），方法论的实验正可用来破除那些有问题的假设和墨守成规对于知识的束缚。此外，文化地理学的当代术语都是恰当的，无异于物理科学的技术语言，这些术语有自己的理论来源、具体使用目的和意义。

然而，在整个1990年代，直到20世纪，文化地理学研究者自身也会表达对于当前文化地理学主流表征的不满。他们认为，文化地理学已经变得过分依赖于文本分析和文化话语，而缺乏必要的民族志方法来解释这些表征是如何影响到人、社会政策以及实际景观的。因而，他们建议地理学研究者应努力通过一种“最新的”文化地理学来使地理学研究重新变得“实实在在”，以期取代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新”文化地理学。

其中一个回应是引入地理学以外的另一套理论，这次是历史学和科学哲学，以及拉图（Bruno Latour）等作者的著作，即所谓“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这一理论的关注重点不在于表征或者话语，而在于人、物、植物和动物之间的关系如何持续生成。其视角的核心是承认人类既不统治文化，也不在主观能动性方面处于垄断地位，反而是非人类物体、动物和植物被认为是和人类有着平等生存能力的行动者，在与人类相关的网络中被激发出主观能动性。这些关系网络通常被描述为“集合”（assemblages）、“行动者 - 网络”，或者“杂合地理学”（hybrid geographies），使文化地理学从纯粹对于话语的关注转化为对于世界的深入理解：人文和自然之间不再是在二元对立思想影响下的两个毫不相关的领域。

虽然行动者-网络理论提供了一个挑战自然-人类二元论的完美工具，然而还是有人担心关于地域（place）的理解将如何落实到这一理论框架中。克洛克（Paul Cloke）和琼斯（Owain Jones）通过转向“居住”（dwelling）这一概念将这一行动者-网络理论进行了扩展。这一概念能够让人更深入地理解（非）人类行动者如何相对而言地成为景观、地域和行动者-网络的组成部分。“城市”、“果园”或者“后院”，都可以作为例子来进行理论分析，不是作为界限分明的地理上的实体，而是作为人与实物（如城市中的汽车、道路、港口）、生态系统（包括植物、鸟类、昆虫等）之间不断改变的关系。薛伟德还指出，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失败之处在于其地域的概念，他则使用“生态”（ecology）一词，用来表明研究地域关系必须理解一个很大范围实体之间的互动：一些人类、一些实物、一些生物性的存在和一些人造物体。薛伟德进而主张，行动者-网络理论对于技术的考量优于人的身体——人的理解机能、记忆力以及其他身体机能。因此，他将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操演性（performativity）概念引入对于地域关系的思考。由此看来，身份是不确定的、非本质的，由携带着历史印记的话语、规范和信念的主体在相互间（或有意识或无意识）的互动过程中重复操演而成。性别不是与生俱来的生理事实，而是主体在社会规范和社会理想构成的众多关系之中操演而成的。这使得人们重新思考规模、主体性、身体和流动性之间的关系。例如，诺普（Larry Knopp）开始重新思考非异性恋人群生活中的流动性因素。他不再将同性恋人群的流动性解释为纯粹是城市或乡村的（作为目的地和/或发源地），而是认为，个体所体现的动机也非常关键。一方面，非异性恋人群对于城市和乡村的不同想象可能会激发其特别的性欲望；而另一方面，身体在不同空间移动的行为和经历也会创造和影响身份认同。聚焦赋形的放置/置换 [embodied（dis）placement] 会提醒我们：个人身份的形成是一个和空间互为构建的过程，是发展的、流动的，而并非固定的或已经完成的。

三 文化地理学之镜头二：更多保持不变的议题

镜头一（主要是起源叙事）暗示了现代文化地理学的一种有逻辑的线性发展过程。“古典”“新的”“最新的”文化地理学好像能够被解读为几个连续的情节：一种正统理论遭到挑战而被另一种理论所取代，后来其自身也成为“正统”。然而在镜头二，我们意欲还原这一过分单纯的线性叙事的复杂性，论述某些议题如何持续存在，尽管受到另类概念工具的影响而发生一些改变，而另一些范式“革命”则可被视为更加渐进和具有不确定性的转变。我们认为，文化地理学挑战起源叙事是因为有些分析的对象（如景观）一直延续，尽管文化的定义发生了改变。也就是说，通过讨论关于文化地理学的不同定义，我们希望既能显示出这一学科领域的修改和变化，也能显示出其稳定性。

文化地理学所表现出的稳定性首先表现在“文化”一词的意义取舍，尤其是“文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理念上。尽管人文学者和“新”文化地理学者想要超越文化的这一“超机体”概念，提倡对于个体和主体性的考虑，但文化作为特定地理范围内的实体所共享的特点一直延续着。也许是因为这一文化观点已经被当作常识，因此其在日常生活中非常普遍。

受1980年代“文化转向”影响的文化地理学者很快就开始批评这一“文化作为生活方式”的思想。他们批评说，在该概念影响下，以习得行为方式为基础，形成了一些关于如何区分所谓不同文化的重要假设。那种认为每个在特定地理区域的人都拥有相近的行为模式、价值观和特征的假设是有问题的。人与人之间由于年龄、民族、性行为、阶级和社会性别形成的重要差别被这种在指定文化区域中人们分享同一种生活方式的理念所掩盖。文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最大优点就是指出了人类在转变自身生活地域的能动性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而其最大缺陷就是支持高度本质化的、充满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的论断。

然而，即使存在以上这些批评之声，索尔所代表的传统理念仍然继续体现在一些文化地理学的入门教科书中，尤其是那些为美国市场而写的教科书。在乔丹（Terry G. Jordan）、多莫士（Mona Domosh）和朗特里看来，文化是“人类习得的集体行为模式，与直觉的或天生的行为模式相反。这些习得的行为特点形成了某一特定人群共有的生活方式”。尽管存在一些质疑的声音，但是，索尔关于文化景观和文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理念仍然很有吸引力，尤其在美国，人们仍然将文化地理学理解为关注地区之间（在文化实践和规范、景观、运动、流行文化等方面）的差异。

在某些方面，文化“作为生活方式”的理念因其更加多元化的地理想象而代替了以前西方对于世界的主流认识，虽然已经遭到批评，但仍然得到重用。文化“作为生活方式”的理论已经超越了殖民时期，但仍然存在于语言地理学研究中，即力图揭示小语种语言在何种程度上受到英语作为主流语言的压迫，或受到政府政策中有关鼓励原住民放弃传统而接受国家官方语言的压力（如在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尽管此类研究很重要，而且出于抵抗主流权力对于从属群体的压迫，但是，其使用的文化概念与20世纪早期地理学中标志性的文化概念并没有什么不同。很多关注原住民地理学的当代研究（包括分析亲属系统、仪式性的表演、政治斗争以及与土地的关系）仍然在某种程度上承认文化的共有性和领地的划分。同样，很多关于国际移民、流散和多文化社会中文化实践的民族志研究也保留了一些文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研究视角，如关于考察跨国主义、文化保护、社区节日、音乐、运动和婚姻行为等的研究。

“文化作为生活方式”也存在于其他一直持续的“古典”争议中，如关于文化同质化还是文化混杂化的争议。关于文化同质化以及美国流行文化、快餐、电视和英语对于全球文化多样化影响的讨论首次出现在1980年代，但现在仍然不少。美国文化被定位为霸权文化，对世界其他地方生活方式的多样性产生不利影响，因其将全世界同化或标准化为一个追求娱乐、消费者行为和品牌的大市场。还有关于“文化帝国主义”的相关讨论，这些讨论关注占统治地位的文化群体如何使其规范和道德观在国家内部或跨国区域之间得以“自然化”，从而使从属文化群体受到损害——其生活方式遭到贬损，其成员经常受到种族主义的攻击。文化同质化和文化帝国主义的过程都依赖于将文化解读为一种生活方式，尽管是以一种较之于文化地理学在超机体时代更加具有批评性和政治性的方式来进行的。

也有研究者认为，文化多样性在英美文化帝国主义的背景下正在发展壮大（比如通过大规模的国际移民和旅游），因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会采纳和改变流行文化中的产品、故事和意义，并使之为自己所有，这就是文化混杂的过程。例如，美国的跨国连锁快餐公司，如麦当劳，并不会被其在澳大利亚、中国或俄罗斯的顾客称为“外国的”，而是视为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对于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来说，先前所想象的稳定的文化景观已被新的“媒体景观”（mediascapes）、“民族景观”（ethnoscapes）和“技术景观”（technoscapes）所取代，这体现了全球流动性和日常生活实况的层层复杂关系。美国以外的电视观看行为以及混合了美式音乐、当地乐器和音乐样式的音乐次文化就是例证。

文化地理学中的另一不变因素就是“景观”。尽管它不断被新的理论所解读，但这一主题一直延续。“新”文化地理学研究者当然将自己对于景观的解读区别于卡尔·索尔的经典著作。首先，景观作为一个传载意义的指涉系统已成为一个相对概念，更加强调人文方法的使用。景观被理解为由社会建构的、饱受意识形态影响的“观看方式”所产生的结果。虽然“新”文化地理学者抛弃了索尔的超机体理论，但景观可以被解读为文本，同电影和报纸一样，景观也承载了意识形态和意义。其次，马克思主义文化地理学认为，对于景观的分析明显是具有政治性的，尤其当不同社会群体的人们将不同意义赋予某一景观的时候。对于倡导在新文化地理学框架下研究景观概念的学者丹尼尔斯（Stephen Daniels）来说，最后一点非常重要。丹尼尔斯强调要将景观理解为一个意义斗争的场所，因为相互对立的社会往往会经过具有历史特定性的视觉符码和习俗而被赋予意义。随后，自1980年代早期起，新文化地理学研究者开始把景观视为“一个话语领域，在这一平台上，不同的（常常是敌对的）意义被建构起来”。景观同画作和写作一起，被理解为众多文本之一，需要被解读、解码或者解构。一些评论家建议，所有文化地理学研究都已经被解构主义的批评方法所取代，但这只是夸张的说法。例如，唐·米歇尔就支持将景观的物质维度纳入考量。他承认注意“象征和比喻”的重要性，但并不执着于景观的表征作用。他说：“景观也许需要一个景观理论，但它也同时需要关于资本流通和危机、种族和性别、地理政治学和权力的理论。”也就是说，文化地理学研究者不应该仅仅用意识形态来分析景观，而应该将景观置于全球经济的生产关系之中，从而产生一种有助于社会正义的景观。

此外，引起研究范式革命的地理学“文化转向”其实是被那些急于求“新”（从而奠定地位）的人，或是被那些在批评之前先做出归纳的人夸大了。库克等人曾警告说，与其说在地理学存在一个革命性的“文化转向”，还不如说在思考空间和从事地理学研究时，对后结构主义的理论能否派上用场而进行某种缓和的批评实践感到好奇而已。的确，从理论意义来讲，地理学的“文化转向”不能称为革命，而是一个自地理学人文传统内部焕发的、早就开始发生的稳步转变，不过恰好此时达到了高潮。到1970年代末期，同样是这股力量催生了北美的索尔等文化地理学者和法国的“可能主义者”（possibilists），从而削弱了此前的决定论。社会理论以及地理学中的主流理论曾一度变得非常教条，执意要寻求一个能解释一切的理论，而人类影响其生存条件的能力、可变性和微妙性看来好像完全被抹杀。到1980年代中期，已经有人尝试探讨“人文主义”和“行为主义”所导致的折中主义，而且更加深入地质疑此前的地理学研究从临近学科（如经济学和社会学）引入的一些理论假设。在“文化转向”之前，“能动性”、“地域感”、“体察”（perception）以及“心像图示”（mental maps）等术语已经完全成为地理学用语，因为地理学研究者试图更加全面地理解个人与其周围环境的主观联系，提供一个“看待人是什么以及人能够做什么的全面视角”。更多的人文概念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早期经过一系列转换进入地理学领域，但没有引起狂热或者大的波动，由此为“新”文化地理学的到来做好了准备。

转变的不只是文化地理学。对于现有概念工具的不满还表现在人们普遍怀疑其是否有能力对当代经济和政治进程的复杂性做出一般性的解释。在莱斯特·朗特里声称新文化地理学已经诞生的那期《人文地理学进展》中，特里沃·巴尼斯（Trevor Barnes）发表了一篇文章全面评价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中使用的普适理论（universalizing theories），尤其是“经济人”（homo economicus）的概念（这一理论认为，人类会在给定的条件下理性地行动，以求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目的）。也是在同一期，菲利克斯·德莱文（Felix Driver）也发表了一篇关于地理学中普遍历史观的评论，他强调了理论使用的情境，呼吁打破“历史地理学”（对于过去的研究）和其他类型地理学（只是关于现在情况的研究）之间的界限。换句话说，尽管“文化转向”现在通常被理解为文化地理学在地理学方向上的一次激进变化，从而影响了这一学科的其他研究分支，但是，其实理论方向的变化范围远大于此，也许甚至都和“文化”毫不相干。文化地理学中对身份认同、权力和话语的研究并没有“独立”为研究分支，而是忽冷忽热，与政治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发展地理学和人口地理学平行发展。因此，所谓“文化转向”，更准确地说应该是一次学科范围的转变，从试图发展能够解释人类社会的全面而完美的理论，到试图发展灵活而不空洞的理论，更敏感地应对偶发事件、变异和矛盾冲突。

四 文化地理学之镜头三：重新定位“人”

第三个镜头，也是文化地理学最让人感到混乱的镜头，是如何把人的因素放置在研究和思考中。虽然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文化地理学研究者对于景观和身份的研究使得这一学科开始关注权力、话语和意识形态，但是他们几乎从未涉足人类其实是文化的拥有者且已从自然中分离这一理念。例如，米歇尔认为，文化景观完全是人类所创造的成就，人类是产生“文化景观”的唯一行动者。如果景观被定义为人类文化的产出，那么就无须承认其他非人类的能动性。有些研究认为，文化是人类行动的“踪迹”，人类“影响”或“创造”了景观，那么，这样的立场就拒绝承认石头、水、太阳、土壤和非人类的动物具有能动性。“自然”于是成了一个迟钝的介质，一个被动的领域，而不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能动者。也有研究质疑这种理解如何得出、由谁做出、产生了何种影响。在非西方社会进行的关于文化地理学中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成果表明，在对待自然的能动性方面，欧洲和北美的研究与原住民社会相比是如何的狭隘，后者对于土地、河流、冰川，以及其他自然特征的能动性和文化意义有着全然的领会。在更深层次上说，有些地理学研究者在质疑“人”和“自然”作为意义范畴的本体论意义，并进一步质疑我们的存在与世界非人类的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他们尤其建立了与科技研究者以及女性主义哲学家（如薇尔·普鲁姆德[Val Plumwood]）之间的对话关系。在承认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之间具有协作关系的基础上重新思考能动性问题，这需要一些不将文化（人的在场）与自然（人的缺席）割裂开来的理论工具。戴维·克劳奇（David Crouch）、薛伟德以及莎拉·华特莫（Sarah Whatmore）等研究者的理论框架都包含景观总是大于人类这一思想。他们的叙事通过交互性、网络、聚合、多重互动、能动性协作等概念，更强调非人类世界的主动角色，而不是将人类当作一种更为优越的从自然中分离出来的存在。其中一个具有挑战性的研究计划，就是以这种能动性协作为主要模式，意图在今后制定环境治理的政策时要去人类中心化。

文化研究者除了注意到非人类世界行动者的能动性，还认为应增加对于各种感官通道的分析。英美地理学研究植根于后启蒙时期的西方哲学传统，非常依赖于视觉感官来捕捉证据进行分析。其他感官，如味觉、触觉和听觉等很少成为研究的重点，它们在建立地理学阐释基础时一直被认为不如视觉更“可靠”，只有视觉被认为是可以提供理性分析的证据。最近，文化地理学研究者已经开始将重心从视觉移开，而主张我们与其他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的关系网是以所有感官为媒介建立的。此外，这些关系是发生在人类作为物质性的存在与其他行动者和环境发生互动之时，以及人类通过语言和思维进行认知的过程之前。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新”文化地理学对于表征的关注被强调感知地域的赋形方式的观点所取代。对于那些关注身体感知方法的研究者来说，研究空间的表征和文本仍然重要，对于赋形方法感兴趣的学者也不会抛弃此类研究，然而如果过分强调认知和思维，研究者就会错过大部分日常经验，包括气味、声音、情绪、记忆和触摸。这些感官通道并不依赖于对外部世界进行内部表征的进程而存在。也就是说，非表征体验对于我们理解空间来说仍然具有核心意义，正如诺埃尔·卡斯特里（Noel Castree）所说，此类方法：

把我们视为这一世界的栖居者，而非观察者；我们是多种感官的参与者，而非疏离的观察者。我们通过做而了解，我们做是因为我们通过和物质世界的反复互动和影响已然有所领悟……我们用所有感官……来感知物质世界：我们是实践的存在，而非仅仅是头脑的存在。因此，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大部分理解和实践，用薛伟德的观点来讲，就是从未在形式上被表征过，或者，根本无法表征，因为它们是缄默的、感性的、习惯的和无法认知的。

文化地理学研究者因此展开了对“声音景观”（soundscapes）、“气味景观”（smellscapes），或者“嗅觉地理学”（olfactory geographies）的研究。由于空间拥有声音、节奏和音色的特点，因此声音、噪声和音乐都被看作理解、经历和研究日常地理学不可或缺的部分，比如关于随身听的使用、舞蹈俱乐部和街头游行的研究。此类研究对于如何看待人们通过感知和经验而行动、人们如何参与构成他们的世界都很有启发。音乐和声音可以引导出特定的情绪，通过个体的回应方式而构建空间。

通过关注由气味、触感、音乐和声音所激起的经验性回应，文化地理学研究者开始思考空间的情绪和情感维度。希恩（Deborah Thien）将地理学建立的关于情绪的研究称为“社会和批评思想的情感转向”, 即能够理解能动者如何不只在认知的层面互相影响，而且在情绪和身体上互相影响。“情感”这一概念源于斯宾诺莎、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哲学思想，在心理学上被广泛使用，用以描述与认知和理性行为相反的人类情绪。在最近的地理学研究中，这一概念主要用于理论化人类与周围环境和非人类行动者之间如何建立关系，而不是以情感和理性之间清楚的区分（这一区分因为在研究意义上将情绪贬低为“不可靠”或“有效”而受到非议）为基础进行讨论。情绪是个体感受的社会投射。虽然个体感受依赖于来自前期经验的解释和归类，因此被认为是个人的和传记性的，但是，在特定情境中体验到的情感会折射出情绪化的表达。情感是先于个体而存在的；它是一种无法完全通过语言表达的、有强度的无意识经历，因为它先于意识且在意识之外存在。因此，解读世界如何通过情感这一媒介而存在，这通常被理解为一种对理性主义和男权主义的社会科学遗产做出的挑战，因其将情感排除在学术研究和实践之外。由于有关情感研究以及情感如何形塑主体性和空间的关系在理论方面取得了进步，现在需要重新讨论什么是身体以及身体能够做什么这类问题了。

对于试图在地理学研究中重新定位“人”的研究者来说，其第三个目的是超越正统的方法论和目前“解读”文化话语的标准实践。更进一步讲，研究感官通道、情感关系和非人类行动者的能动性问题，需要更广范围的技术工具和方法论，而不仅局限于1930年代到1980年代所培养的地理学研究者所使用的“工具袋”。他们通常用深度访谈方法（同时使用一些民族志技术），后来使用解构和内容分析的方法。这些工具依然重要，但强调日常生活的情感构成使薛伟德所倡议的“方法论突破”成为必要。这一突破激发了众多的实验性方法论策略，包括行为写作、互动式网站、照片和电影式新闻、使用地理信息系统的三维地图，以及通过街区剧场和与身体有关的种种方式（如音乐疗法）共同参与创造世界。

近年来渗入文化地理学研究的另一类方法与研究者自身相关：他们如何从特定的角度开展研究，其身份如何在研究中发生变化并遭遇挑战，其工作如何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大学机构、研究设施和学科传统中展开，并如何被解读。的确，虽然“文化地理学”目前已被接受为人文地理学的一个主要构成部分（即使很难定义，或者为其划出清晰的边界），但是，其意义和应用都是相对较近的事，具有地理学上的不确定性，来自不同地位、从事不同研究项目和写作的学者对其也有着不同的解读，在不同的语言传统和民族传统中从事文化地理学研究也有很大区别，因此，研究者也愈加意识到其研究不可能出自缺乏地域特征、性别特征和“无族群特征”的区域，不可能毫无偏见。

我们已经讨论过关于研究者自身立场的问题，如我们曾讨论过索尔的文化地理学在北美比起在其他地方更加具有延续性，而在英国等地，“新”文化地理学的影响则更加明显。更加复杂的问题是，在世界其他地区，文化地理学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如何蔓延和混杂使用，研究者如何在从事文化地理学的研究中协商自身的立场、身份和局限性。在《社会与文化地理学》（Social and Cultural Geography）杂志刊登的来自全国的报告中，“地理知识的空间”是一个被热烈探讨的主题，其中提到了不同国家的不同实践。例如，布奈尔（Tim Bunnell）、孔（Lily Kong）和罗（Lisa Law）汇报了关于民族文化、宗教和多元文化的研究是如何在东南亚成为主流的，这同该地区的国内政治政策以及民族国家的历史相对较短有一定关系。然而在诸如希腊、新西兰、加勒比地区和澳大利亚这样的地方，社会和文化地理学的地位就更加模糊，地理学系的规模通常都很小，老师们的研究也不仅仅局限于某一个领域。也有报告担忧英美地理学如何生产出普适的地理学，以及所谓“国际性”研究话语，即使这些研究也只是出自一个特定的时间、地点和视角。在其他渠道，文化地理学研究者还讨论了承认自己的研究立场在写作和跨文化语境中采用新的研究方法方面有何实际意义，以及在哲学层面上，在研究中进行自我评价和案例分析相对于理论发展的价值。

因此，文化地理学已经成为一个多样化的、神秘的学科分支，详见安德森（Kay Anderson）等人在《文化地理学手册》（Handbook of Cultural Geography, 2003）中的不同词条。文化地理学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逐渐流行之时，关于“文化”的单一定义早已被认识论上的不确定性以及追求多样性、自反性和超越二元对立观念的趋势所取代。与此同时，一些老旧的、简单的传统依然具有生命力，仍然保有意义和相关性，尤其是针对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如何改变和持续的争论。尽管如此，在文化地理学领域出现的转变也在经济地理学和政治地理学等关联紧密的领域中出现了。文化地理学研究者以其实验主义的精神，甚至是虚无主义的精神，正继续探索着该学科的一些基本问题，诸如关于人的存在以及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的位置等，以此引出对于“人”“自然”“文化”等范畴效用的质疑。也许文化地理学研究者重新解释了世界之后却发现，这一学科分支的身份其实可有可无。果真如此，也许不会再出现更加大胆和激进的最终行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