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民俗资料收集的原则

20世纪上半期，美国民俗学界对民俗的理解经历了一个重大转变。弗朗西斯·博厄斯（Francis Boas）提出“民俗是文化之镜”的看法，认为民俗既反映了过去，也反映了现在。这打破了以往学者认定民俗是遗留物的陈规。邓迪斯认为，从把民俗当成过去的产物到把民俗当成对现在的反映，这一转变意义重大：

把民俗看成当地人认知范畴和世界观范式的来源，这的确与19世纪的民俗概念大相径庭——后者认为民俗仅包含了奇怪的古物和破碎的遗留物。这种转变（从把民俗当成僵死的、静止的东西到把民俗当成活着的、动态的东西）是引人注目的。民俗不可能仍旧被定义为无意义的遗留物，而且，民俗是研究认知过程和价值观念的一个丰富和有意义的源头。一旦这一点被接受，那么民俗学就有可能在学术圈中变得越来越重要。通过对民俗的研究，我们能更好地理解他人，当然也能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

这一转变影响到人们对民俗资料收集的理解。如果民俗只是过去的遗留物，那么只需要收集文本即可。如果民俗反映了现在，那么在收集文本之外，还要了解民俗产生和使用的语境，了解民俗的所有者对民俗的解释。这就对民俗资料的收集提出了新要求。邓迪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民俗语境收集与民俗意义收集两个目标，同时讨论了到达这两个目标的可行途径。

邓迪斯公开宣称自己是“图书馆学者”而不是田野工作者，这可能引起人们误解，以为他不重视田野调查。其实，热爱理论思考并不等于他不愿意去做或者没有做过田野调查，更不等于他不重视田野调查。就此，他曾在2001年接受中国学者访谈时明确表达自己对田野调查的态度：

我认为，每一个民俗学者都应该做田野，这应该是民俗学者所必须接受的基本训练的一个重要组成，我对我的所有的学生，就都要求他们必须做田野。但是，他们不应该只是停留在田野作业上。如果总是强调实地调查，那么，你又能够亲自去多少个“实地”呢？你们知道，世界上有这么多的文化现象，但有的学者只是专注于一个或两个特定的地区，他们不去考虑更大范围的文化的全貌，他们看不见不同文化之间的关联，也不知道进行文化的比较研究。与之相反，19世纪所有的民俗学者，都是比较研究学者，他们不做田野，只进行比较研究。他们也犯了很多错误，因为他们忽略了民俗与民众之间的关系。但现在，你不必再犯他们当年的错误了，我们有大量十分优秀的民族志著作和田野作业成果，出现了一批由田野研究者撰写的把田野调查同深入分析出色地结合起来的论著，其中都有很强的理论深度。

由此可见，邓迪斯对田野调查的兴趣不在于自己的身体力行，而在于他更愿意以自己擅长的理论思考来反思以往田野调查的方法和目的。1964年发表的《文本表面形式、文本和语境》和1966年发表的《元民俗与口头文学批评》这两篇文章，集中体现了他对以往田野调查方法的反思，也表明了他的观点：田野调查要重视收集文本的语境和收集民俗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