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秩序的裂变与重建: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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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背景:企业社会学的兴起

企业在我们所处的这个经济大发展时代无处不在!它是社会生产和商品流通的直接承担者,是社会资源和财富的主要创造者,是社会科技文化进步的重要推动者,更是增强国家综合实力和提高社会成员生活水平的第一力量。工业革命以来,企业的诞生和蓬勃发展,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探索,各个学科长驱直入,纷纷占领自己的学术领地,经济学、管理学、组织行为学和心理学等都充分发挥自身的学科特长,运用专业化的理论和工具研究企业组织,成果丰硕。在经济学中,企业被定义为从事生产、流通和服务等经济活动,以生产或服务满足社会需要,实行自主经营、独立核算、依法设立的一种营利性的基本经济单位,成本、竞争、利润等是其核心概念。但在社会学视野中,企业不只是独立的经济单位,而且是社会结构系统中的社会单位。企业的生产、管理和运营都是在经济转型、制度转轨以及社会成员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变迁的时代背景下具体运作和实践的。因此,探索企业在社会结构和社会网络中的运行机制和模式对于深入研究企业与社会关系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在学术研究中,将企业作为独立的经济单元进行研究起步很晚,“企业社会学”的概念也是在1927年才被德国学者勃里夫(Bob Reeve)首次提出。对于企业社会学的学科定位,学术界也是众说纷纭。笔者认为,要准确、合理地定位企业社会学的学科性质,需要着重厘清企业社会学与学术传统悠久的经济社会学和朝气蓬勃的市场社会学之间的联系和差异。

一般来讲,经济社会学的学科定位是研究经济和社会的相互关系以及经济运行过程中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相互作用的一般规律的社会学分支学科。经济社会学有着悠久的学科历史传统,不仅经历了古典主义、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等三个阶段,而且从宏观、中观和微观的不同维度探讨了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经济社会学的丰硕成果对于企业社会学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但经济社会学与企业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或研究客体不尽相同,企业社会学侧重的是以社会学的视角对企业与社会的关系进行研究,进而探寻企业不只是作为经济单位,而且是作为社会单位的生产发展逻辑,研究目标更精细化。因此,在企业社会学研究中,其关键就是要将企业的分析从一般的组织理论中分离出来,打破组织理论的倾向,对于不同类型的企业进行归类分析和研究。换言之,企业社会学包含于经济社会学之中,是经济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部分。

与底蕴深厚的经济社会学相比,市场社会学呈现生机勃勃发展之势。自2012年符平的博士论文《市场的社会逻辑》被评为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后,市场社会学研究再次引起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的广泛关注,尽管市场社会学认为其在经济社会学研究中占据主导和优势,但其也认为市场社会学是蕴含于经济社会学领域中的组成部分,着力于探讨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市场运作形式以及市场与社会的关系等。无论是在经济学里的自主经济机制内涵,还是在社会学中作为具体的社会结构和系统的制度安排,市场着重研究的是机制和制度,市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市场,然而,企业社会学则是以“企业的实践运作”作为研究基点和研究平台,以探讨企业与社会的互动机制和模式。两者研究理路相近,但研究对象各有侧重。因此,市场社会学与企业社会学是在经济社会学母领域中的子交叉关系。

通过比较分析,我们认为:企业社会学是以企业实践运作为研究基点,探讨不同类型企业组织与社会系统之间的互动机制和模式的社会学分支学科。我国企业社会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目前,我国关于企业社会学的专著或编著有七本,分别是:施正宗、张成权,1989;刘祖云等,1990;王德荣等,1990;李再龙、戴淮明,1991;江波、詹一之,1992;朱文光,1994;王积超,2012。随后的十年时间里发展相对缓慢。但在近些年,学术界对于企业社会学的关注呈现回暖的态势,依托我国社会转型的实践,在公有制下的企业研究(莫凡,1989)、企业的起源与转化分析(汪和建,1999)、交易秩序的探索(李林艳,2005)以及企业文化的构建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于丰富企业社会学的理论和经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企业社会学研究还存在着诸多不足,其最大瓶颈在于还未形成独特而系统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框架。自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组织的成长和发展呈现纷繁复杂的特点,有蓬勃发展的繁荣景象,也有难以解释的繁杂问题,企业组织与复杂的制度结构、社会关系等因素以变化多样的形式结合在一起,西方的经济学理论或社会学理论对此难以提出标准化的解释。从其发生机制的维度来看,企业组织的实践运作调动了大量的本土制度、社会关系和文化资源,以至于在中国学术界的研究中常常被称为“调解”、“妥协”、“变通”或“路径依赖”等。然而,用这些本身带有变通性质的概念来分析中国企业组织的运作,大多数还停留在描述性的解释层面,而不能真切地探讨出人们常说的“中间地带”和“微妙机制”是什么,这种解释是灰色的、含糊的,有种“想说又说不出、说不透的感觉”(渠敬东,2013)。此种质疑对于分析乡村民营企业组织的构成和运行十分重要,乡村民营企业成长发展于乡土社会,“非正式的”“变通的”“灵活性的”机制无处不在,感知和了解这些机制很重要,但清晰透彻、注重实质地探讨这些机制的内涵显得更为必要。正如1991年罗纳德·H.科斯在诺贝尔奖获得者演讲时的发言所讲到的:“在经济学的高深领域,我并没有什么创新,对经济学的贡献只是力主在经济学分析中纳入经济系统的特征,这些特征一旦被纳入分析,我相信会对经济系统运转方式的分析,对经济政策的认识发生变革,我的工作就是证明生产的制度结构在经济体系运行中的重要性。”那么,“如何将社会系统纳入企业组织的分析框架”和“企业组织对于社会系统的作用模式”则成为企业社会学的基本任务和努力方向。

简言之,探讨企业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机制和模式成为当前企业社会学的核心内容。本研究选取乡村民营企业的运作模式作为研究对象具有很强的时代代表性,集体企业急剧改制,私营经济蓬勃发展,但是学术界还没有能够及时转向现实变迁,并予以透彻的研究和剖析。这就要深入挖掘“企业”对于传统乡土社会的冲击过程与归因分析,梳理乡村民营企业因“乡土网络”、“人情伦理”和“传统习俗”等本土性压力与来自“理性计算”、“追求最大化利益”和“充分竞争”的市场性压力而形成的“双重挤压”形态,剖析乡村社会秩序裂变的原因和机理,清晰地刻画和归纳出“企业”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形态。这对于更深入地建构和丰富企业社会学理论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