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当下的中国为什么要关注法国的城镇化？

对当下的中国问题研究者而言，城镇化是一个被广泛讨论的热门话题。现代经济学理论通常认为，城镇化的要义是在空间上实现对资源的大规模重新配置。城镇化能够通过分享、匹配、学习等机制促进各类要素在空间上的优化配置，从而促进生产率的提高，改善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亨德森、蒂斯，2012）。从这个意义上说，能否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生产率是检验城镇化质量高低的试金石。也正是从这一视角出发，一些国内官员和学者认为，城镇化是今后一个时期内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量，城镇化效率的提高将会显著改善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

不过，迄今为止中国城镇化的质量不容乐观。10余年来，中国的城镇化是在各级政府的主导下，沿着“造城”的路径，以行政化方式自上而下展开的。尽管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模式在做大经济总量、创造就业和增加财政收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其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方面存在严重缺失。在土地资源的配置上，效率的缺失表现得尤为突出，土地资源浪费严重、城市内部土地利用结构不完善、土地规划和布局不合理、城镇工业用地占比过高等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我们认为，以上几类现象均是土地资源配置效率缺失这一“病症”的“状”，而土地资源配置效率的缺失又是现有的政府主导城镇化模式运行成本过高的具体表现，凸显了中国转轨与发展中的诸多体制弊端，这才是土地资源配置效率缺失现象背后的“因”。也正因为如此，以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为突破口，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走出一条以生产要素与产业在空间上的优化配置为主要驱动力量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就自然而然成为“十三五”时期乃至更长一段时期内提升中国经济发展质量与效益的必然选择。

放眼看世界、广泛借鉴国际经验是30余年来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法宝”。然而，在城镇化领域借鉴国际经验却需要格外小心。正如李扬（2015）所言，欧洲城镇化兴起之前的状况是“先进的农村、落后的城市”，因而那里的政治格局是“乡村统治城市”。在中国，城乡关系从来就是与前述情况相反的。由于城镇化的历史起点存在如此泾渭分明的差异，基于欧美的实践谈城镇化同基于中国的实践谈城镇化，可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正因为如此，若不假思索地简单移植欧美的城镇化经验，则可能导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苦果。

更有甚者，当我们希望从西方国家借鉴城镇化经验时才发现，在那里，中国当下所看重的城镇化现象从来就没有被当作特别重要的问题看待，像样的理论专著也十分鲜见。这是因为，在西方经济学家看来，城镇化是伴随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而自然出现的各种生产要素和生产活动不断向城镇聚集的经济社会过程，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必然带来的“副产品”，无须特别加以分析论述。具体来说，当人口和其他要素的聚集达到一定水平之后，足以抵消地价上涨、拥堵、污染、社会矛盾等城镇化成本的正外部性效应就会显现。这一效应直接表现为创新不断涌现，劳动分工不断深化，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供给成本不断降低，从而创造城市的规模收益递增特性。在市场机制条件下，这一进程将持续进行，直至负外部性引发的边际成本等于聚集效应带来的边际收益时，城市的规模就达到了最优状态，城镇化进程也就完成了。可见，以理性、均衡为内核的现代微观经济学就能够逻辑自洽地分析城镇化的基本机制，再不需要对城镇化进程另辟学科分支加以深入阐释了。在中国，城镇化是在政府主导下推进的，市场机制并未在城镇化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仅仅依靠微观经济学理论并不能发现中国城镇化的运行机理。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中国学者应特别注意总结本土的经验，重视从中国的实践中提炼理论。

充分认识中西城镇化的系统性差异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决策者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可以无视发达经济体已经走过的道路和其中的经验教训，我们要深入分析中西经济运行的基本特质，仔细选择与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和经济体制有较明显共性特征的发达经济体作为我们进行比较研究的对象。

经过反复研究和比照，我们认为，在诸多欧美发达经济体中，法国与中国有若干高度相似的基本经济特质，是一个适于作为中国城镇化道路参照系的研究样本。其中以下三个共同点格外突出。

第一，法国与中国同样有悠久的中央集权传统，并且同样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启了向地方分权的改革。

法国是一个大一统的共和国，有着长期的中央集权主义传统，早在1789年大革命爆发之前，这种集权传统就已经植根于法国，经济计划和国有经济部门在法国的经济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在这种体制背景下，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城市规划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强权和国家干预的烙印。

僵化、低效的行政管理体制导致法国20世纪60年代末城市危机的爆发，促使法国中央政府从1983年起开始了一场至今尚未结束的深刻体制变革——向地方分权。此后，地方政府在城市规划、用地安排、基础设施建设上拥有了越来越多的权力，国家公共政策的地域化色彩日渐浓厚，强调中央政府和地方集体的协同合作与整合一致，并进一步团结社会力量，发展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回溯法国中央与地方政府在城镇化进程中的角色变化，总结法国分权改革的利弊得失对当下中国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合理划分政府与市场边界、重塑中央-地方关系等工作可起到参考作用。

第二，法国与中国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农业和农村在中法两国经济社会生活中长期占据重要地位，从农业文明向城市文明转变的启动都比较晚，城镇化推进速度都比较快。

与英国、德国等其他欧洲强国相比，法国城镇化进程相对滞后，直到20世纪中期前后，全国的城市人口数量才超过乡村人口。尽管法国的城镇化启动相对比较晚，但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法国从传统的农业国发展到今天具有较高城镇化水平的现代化国家，这一过程的许多阶段与我国当前的快速城镇化进程有相当大的类似性。回顾法国快速城镇化过程中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绩效对于中国未来制定更有效的城镇化战略不无裨益。

第三，以城镇化率为主要指标来看，法国的城镇化进程大体已经结束，城镇化政策的主要目标在于通过“领土整治”寻求城乡一体化和不同城市间的平衡发展，并同时致力于实现要素在空间上的优化配置。与此类似，中国部分经济发达地区已经接近城镇化的均衡点，中国未来的城镇化也应当走上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道路。

从数据上看，1996年法国约有76%的人口生活在361个城市地区，其余人口则主要生活在乡村地区。并且具有乡村特征的空间地域量大面广，以市镇为单位计算，数量约占全国市镇总量的2/3，面积约占全国土地面积的70%。总体上，法国市镇的人口规模普遍偏小。根据1999年全国人口普查，市镇平均人口规模仅为380人，平均土地面积仅为14.88平方公里。在全国36000多个市镇中，人口超过万人的市镇不到2%，约有一半市镇的人口不足300人，80%的市镇人口不足千人；而在规模较小的市镇中，绝大部分为乡村市镇。尽管法国是发达工业国家，且已进入城镇化进程的稳定发展阶段，但其乡村社会仍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无独有偶，在中国的经济发达地区，如福建、江苏、浙江、广东、山东等省，用传统的城镇化率标准来衡量的城镇化已陷入停顿。一方面，那里的农民不愿意用自己的土地权利去交换城市的市民身份；另一方面，这些省份的乡村和小镇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吸引着城里人向乡村流动。

从更长远的视角看，中国追求的城镇化也应当是在供给效率改善和产业发展的前提下统筹城乡发展，重新界定城乡产权、法律制度和个人身份，并以此为基准推进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城乡生活方式现代化的过程，其最终目标是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均衡发展。中国新阶段的城镇化更加强调将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关联体和整体加以关注，从而在城乡之间建立更好的互补、互动、共赢发展的关系，强调将乡村地区作为一种更加积极的空间来加以关注。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考察法国经验、思考中国道路当属可行的研究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