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纪念活动

从中国共产党创建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经历了苦难和辉煌。这一时期的纪念活动，既是革命动员、形象建构的有效载体，也是关系协调的重要途径。

一 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的纪念活动

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纪念活动的出发点之一，是协调与共产国际、苏俄的关系。正因为如此，十月革命纪念成为这一时期纪念活动的重点之一。1922年11月7日，李大钊在《晨报副刊》发表《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一文，说明十月革命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借助十月革命纪念，李大钊提出协调中俄关系的主张，要求当局“无条件的承认劳农政府”，“无条件的开始中俄会议”，“不许一味仰承资本主义国家外交团的意旨来办理对俄外交”，“不许沿用媚强欺弱的帝国主义式的无耻的外交手段来办理对俄外交”。国共合作后，随着“联俄”政策的确立，十月革命纪念走向有序化。1925年10月28日，《中央通告第六十号》就当年纪念十月革命作出规定；1926年10月21日，《中央通告第二十五号》，就当年纪念十月革命的宣传进行部署。

中国共产党尽管是在秘密状态下成立的，但一经成立，就面临政党形象的建构和塑造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为增进民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了解，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合法地位，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开始了对马克思、列宁的纪念。1922年，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马克思诞辰104周年纪念活动。4月23日，陈独秀在吴淞中国公学发表《马克思学说》的演讲，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进行了介绍；5月5日，在马克思纪念大会上又发表演讲，指出马克思的学说和行为有两大精神，即实际研究的精神和实际活动的精神。5月6日，李大钊在《晨报副刊》发表《马克思与共产国际》一文，梳理了马克思对于第一国际创立的贡献。1924年4月19日发布的《中共中央通告第十三号》，要求五五纪念“开一纪念会，由同志中在理论上素有研究者讲演”。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精神实质的概括和传播，有利于民众认知、理解马克思主义，进而接近、认同马克思主义。1925年1月，列宁逝世周年纪念，中共四大发表《对于列宁逝世一周年纪念宣言》，称列宁为“全世界工农阶级和一切被压迫民族的首领、教师、同志”，号召中国的工人们、农人们和一切被压迫民众，“要想脱离你们的重重压迫与奴隶地位，只有起来努力了解列宁主义，实行列宁主义，因为只有列宁主义才是我们自己解放自己的唯一武器”。“首领、教师”与“唯一武器”的定位，有利于民众把握列宁的地位与列宁主义的价值。

同时，党的性质、党员品格也是政党形象建构的重要方面。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的纪念活动，注意彰显党的性质，展示党员品格。1926年1月15日，《中共中央通告第七十二号》提出：二七纪念时，应当举行“职工运动战士大追悼周”，说明二七在中国职工运动史上的地位，说明二七以前中国共产党已开始引导中国工人阶级为自己的民族的利益而斗争，中国共产党为工人阶级奋斗，代表的是工人阶级的利益，他没有自己的利益；二七之后工人阶级开始在事实上成为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锋。中国共产党力图通过举行纪念活动，扩大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影响，增强民众对党的性质的了解。中国共产党是由党员组成的，党员形象是政党形象的表达。1926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通告，要求迅速搜集编辑二七以来党的烈士传略。因为，“他们奋斗的精神，牺牲的勇气，是可以鼓励我们前进的勇气与决心，并可以使社会群众认识我党，增高我党在群众中的威望。尤其是在国民革命高潮的今日，群众急欲知道我党，敌人又故意造谣污蔑，我们只有宣传这些具体行动的事实，宣传我们先烈奋斗的壮史，可以封敌人之口，坚群众之信”。因此，中国共产党力图通过烈士传略的编撰，在纪念烈士的同时，建构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增进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意识到单靠自身力量无法完成肩负的历史使命，因而注重利用二七、三八、五一、五四、五七、五卅纪念，动员、组织群众参加革命，以壮大革命力量。1924年5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制定的《农民兵士间的工作问题议决案》，强调在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国民革命宣传时，“尤其要趁国内各种政治运动式的纪念日”。1926年4月，中共中央就5月各纪念日的宣传发表通告指出，从五一、五四、五五、五七、五九以至五卅，“没有一个纪念日不值得我们作广大的宣传，警醒民众，检阅自己的力量，向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示威”。“我们不放过一点宣传的机会，同时也不简单的妄动。”比如，二七大罢工，中国工人阶级付出了血的代价，二七大罢工纪念对于动员工人加入革命的队伍，具有较强的说服力。二七大罢工发生后的第二年便举行了纪念活动。1924年2月7日，在广州追悼列宁并纪念二七大会上，李大钊发表演讲指出：“今日何日？就是中国劳动界为人民争自由、为无产阶级向军阀争自由流血的纪念日。”“现在中国是在资本帝国主义压迫之下，试看全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阶级谁能反抗？只有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当先锋的亦只有无产阶级。”李大钊肯定二七大罢工的意义，认为“国民革命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与‘二七’死难工友有同一的价值”。1925年2月4日发布的《中共中央通告第二号》，就当年二七纪念的宣传要点作出规定，要求各地在举行纪念时，着重说明二七纪念的意义、二七以后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表现与作用、世界工人阶级的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工人阶级的关系。通告强调，“‘二七’斗争是中国无产阶级最勇猛而最革命最能牺牲的斗争，证明中国工人阶级能担负领导中国解放运动的使命”，“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工人阶级而奋斗的唯一的政党”。又如，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进见袁世凯，递交二十一条要求的文件，企图把中国的领土、政治、军事、财政等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并要求袁世凯政府“绝对保密，尽速答复”。1915年5月7日，袁世凯政府决议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引起全民公愤，史称“国耻”。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为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围绕五七开展了纪念活动。1924年5月1日，李大钊在《这一周》的短文中指出，“五七”纪念日，“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提出致我死命的二十一条款，威迫袁世凯政府，使之屈服于日本‘哀的美敦’之下的国耻纪念日，亦即是帝国主义压迫我民族的纪念日，这是个国民的耻辱的纪念日。我们在这一天，应该回思过去一切的痛史，以作国民的薪胆，大声疾呼的向国民喊道：‘国际帝国主义是我国民惟一的仇敌！'”这种犀利的文字，有助于激起民众的反帝意识和反帝热情，也有助于强化对“国耻”的记忆。再如，1925年爆发的五卅运动，是近代中国反帝爱国运动的组成部分，对于动员民众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颇具教育和启迪意义。1926年5月30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为五卅周年纪念发表告全国民众书，肯定五卅运动“是被压迫的中国人民站起来对压迫者帝国主义作大规模反抗之第一次，是全国各阶级民众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之开始，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壮举”。并且指出，五卅纪念“不是垂头叹气的纪念，应该是挺身奋起的悲愤纪念啊！各阶级的革命民众都应该挺身奋起，以满腔悲愤，恢复去年五卅运动中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并扩大巩固此战线，以打倒反赤的直奉军阀，实现国民会议”。因此，五卅纪念也成为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动员。

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的纪念活动，有的是中国共产党倡导并具体安排的；有的是社会团体组织、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应邀参加的；有的是以国民党的名义组织实施的。比如，1924年4月19日，《中共中央通告第十三号》对当年的五一、五四、五五、五七纪念与宣传进行了具体安排，并要求各地将活动情况汇总后报告中央。从后来各地共产党组织报告的情况来看，有的是纪念活动的发起者，有的是纪念活动的参加者。上海地方党组织给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提交的报告指出：参加五一、五九纪念会，发起五四、五五纪念会。山东地方党组织给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提交的报告指出：最近的市民运动——如五四、五七皆有较好之成绩，并且在五四那一天由各校学生提议恢复学生联合会，现已推定筹备九人成立了临时执行委员会，预计不久可正式成立。不过，国共合作时期的纪念活动，大多以国民党的名义进行，共产党参与其中的组织工作。山东地方党组织给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提交的报告指出：“最近五月的纪念日——‘五一’、‘五四’、‘五五’、‘五七’，除‘五五’纪念性质稍差外，余皆由民党名义发的传单，并且参与演说者，亦以国民党名义。”1926年10月21日发出的《中央通告第二十五号》，就当年纪念十月革命的宣传进行部署。其中强调：“在广东、湖南、湖北、广西、四川及国民政府势力所及的地方，我们应以国民党名义或其他社会团体来号召广大的群众大会、讲演、游行、示威；在反动势力统治的地方，亦应尽可能的召集会议或游行发传单宣言等。”因此，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不少纪念活动是以国民党的名义组织开展的。

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的纪念活动，不仅有统一部署和安排，而且要求报告具体开展情况。1924年4月发布的《中共中央通告第十三号》，即要求各地向中央汇报纪念活动情况。1925年4月，《中共中央通告第二十二号》明确要求：“以后凡遇各种纪念日及大的宣传运动，各地于遵照中央宣传大纲实行之后，当迅速将宣传之经过，报告于中央。最近之‘三八’纪念，巴黎公社纪念，孙中山死后之宣传，望即报告。”要求各地报告纪念活动的开展情况，实际上是对纪念活动的督促和检查，有利于中央统一部署的实施。

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的纪念活动，已有了策略意识。1925年2月4日，《中共中央通告第二号》就当年二七纪念的宣传要点作出规定时指出，二七纪念的宣传“不可太死板，须注意被宣传的群众的感情与心理，总以机敏地能运用原则而又能得到群众的欢迎为妙”。纪念宣传注意受众的“感情与心理”，既符合传播学的原理，也能收到最佳的宣传效果。1926年4月，中共中央就5月各纪念日的宣传发表通告时也指出：“如果‘五一’节敌人的防备很严，罢工及游行或势难做到，我们亦不十分勉强，只要能做到飞行集会、秘密集会，发表宣言、传单、通电等事即可。‘五四’、‘五五’、‘五七’、‘五九’，均只相当表示，而集中力量于‘五卅’的宣传。自然各地情形不同，孰轻孰重，孰急孰缓，亦可按照当地政治情形及群众革命情绪决定。”因此，纪念活动的组织与安排已具有一定灵活性、策略性。

二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纪念活动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共两党由合作走向对抗，中国共产党开始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尝试。随着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民族危机加剧，抗日救亡成为全民族最紧迫的任务。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纪念活动成为国共两党斗争的工具。中国共产党在举行纪念活动的过程中，融入了反对国民党的宣传，揭露南京国民政府的独裁本质，号召民众以武力推翻国民党的统治。1927年八七会议，确立了武装起义的方针，毛泽东提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举行的纪念活动注意彰显武装斗争的重要性。1928年7月，中共六大正式决定，“广州暴动日”（12月11日）为固定纪念日，号召千百万劳动群众纪念它。其理由在于，广州暴动是中国苏维埃革命阶段的开始，是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同盟者单独用自己的力量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开始。因此，广州暴动不是简单的军事行动，并且不仅开辟了中国民权革命的新的阶段——苏维埃革命的阶段，而且是一个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著作”，广州暴动与巴黎公社有“同样的价值”。纪念广州起义，实际上是为了确立武装斗争、“苏维埃革命”的地位。1930年10月28日，为纪念十月革命和广州暴动发出的《中央通告第九十二号》指出，“要使全国广大的工农劳动群众深切的认识：在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下，在‘国民会议’的欺骗口号下，只有日加痛苦，饥饿失业与走向死亡，再也不能得到解放”。中国工农劳动群众纪念十月革命和广州起义，“更加要加紧反抗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进攻苏维埃区域与‘围剿’红军，以保持与扩大中国苏维埃革命的胜利”。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11月9日，《中央关于广州暴动纪念日的工作决议》提出：“印发各种宣传品，在群众中进行广大的宣传与鼓动，解释广州公社的经验与教训，宣传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统治的必要。”至于宣传方法，中央要求进行文字宣传与口头鼓动，说明两个政权的对立，动员工人农民及一切劳苦群众拥护苏维埃政权。“这里最好的方法是将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与法令与国民党的法令对照”。因此，广州起义纪念成为动员民众推翻国民党统治、拥护苏维埃政权的重要途径。1933年5月22日，中共中央为五卅运动八周年纪念发表《告中国劳苦民众书》，针对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后的严峻形势，认为“中国民族实处在生死存亡的危亟关头”，“只有打倒国民党，才能胜利的进行民族革命战争，才能保得住中国和中国民族的生存”。这里将民主革命作为民族革命的条件，进一步凸显了推翻国民党统治的必要性。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纪念活动成为塑造苏维埃政权与红军形象的载体。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与红军的形成，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取得的重要进展。为了增进民众对苏维埃政权的认知与红军的了解，确立苏维埃政权的合法性，建构红军的良好形象，中国共产党在开展纪念活动的过程中，竭力诠释苏维埃政权的特点与红军的性质。为纪念十月革命和广州暴动发出的《中央通告第九十二号》指出，在苏维埃区域，“能得到八小时工作制，得到土地，得到免除一切苛捐杂税的利益”；“苏维埃政权是自己的。工农劳动群众要拥护苏维埃政权，不仅要自己选举代表去参加建立全国临时政权的苏维埃大会，以厉行集中革命势力组织革命战争的任务，并且更要加紧自己的革命斗争，准备在自己的区域里也能建立起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的政权”。为使民众了解红军、接受红军、加入红军，中央强调：“要使群众认清红军是工农群众自己的武力；要拥护红军，便要从实力上来加强它。——号召广大群众去加入红军，选派得力的工人干部去领导红军，尤其是加紧在敌人士兵中的鼓动宣传与组织工作，领导他们投入红军中去。”这样，中国共产党借纪念十月革命、广州起义之机，建构了关于苏维埃政权、红军的形象。1934年2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三八”妇女节的决议》提出：“各级党、团、工会的组织，应利用一切的机会向白区劳动妇女广泛的宣传中国苏维埃与红军的伟大胜利，介绍苏区内劳动妇女解放的情形。”中央要求利用统计、通信、画报等实际材料，向白区劳动妇女解释“在苏维埃政权下劳动妇女如何参加了政权，分得了土地，获得了劳动法的保障以及解脱了一切封建的束缚等等，拿具体的活的事实向她们证明，只有苏维埃的道路才是劳动妇女真正解放的道路”。这样，三八妇女节纪念也被用来服务于红军形象的塑造。1936年7月24日，为纪念八一南昌起义九周年，杨尚昆在中央北方局机关刊物《火线》第61期《前进》，发表《前进！向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前进》一文。文章回顾了红军产生和发展的过程，指出，九年以来，中国红军浴血的战争中，度过了无比的艰苦，创立了极其伟大的事业！在它的队伍中有着无数百战百胜的英雄。九年来红军艰苦奋斗的战绩，是中华民族解放运动中最光荣的历史。九年来红军所走的道路，是中华民族解放的大道。它所创立的事业，也正是中华民族解放的事业！在红军的身上寄托着中华民族幸福的未来，寄托着四万万同胞的命运。文章强调，红军是抗日救国的先锋，它担负发动组织和领导抗日战争的任务；有了红军这样强有力的中坚，无疑是给了抗日战争胜利以极大的保障。这是对红军历史地位、历史使命的全面总结和概括。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纪念活动成为协调中苏关系的纽带。中国苏维埃政权是借鉴苏联经验、苏联概念建立起来的，中国苏维埃政权的形象与苏联的形象密切相关。因此，这一时期的纪念活动注意介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建构关于苏联的各种印象，使民众认识到在中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必要性。1931年11月9日，《中央关于广州暴动纪念日的工作决议》指出：“进行广大的拥护苏联的宣传和鼓动，必须将五年计划第三年的成功与世界经济恐慌对照起来。”广州起义纪念成为拥护苏联、宣传苏联、建构苏联形象的动员。中央要求在党报及中共领导下的各种报纸上开展对苏联的宣传，揭露国民党与帝国主义媒体上反苏联的谣传，并组织公开、半公开拥护苏联的组织。这一时期的三八妇女节纪念，也嵌入了建构苏联形象的内容。1934年2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三八”妇女节的决议》强调：“各级党、团、工会的组织，应利用一切机会向中国劳动妇女宣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与苏联妇女生活的情形，告诉她们苏联的妇女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已经取得了与男子完全平等的地位，而且由于公共食堂、公共洗衣所、托儿所的普遍设立，使她们已经彻底的从厨房工作以及家事压迫下完全解放出来了。苏联的妇女已经能够尽量发展她们的天才和能力，同男子站在一条战线上，从事于伟大的社会主义的建设。向她们解释苏联妇女的道路就是全世界劳动妇女解放的唯一道路。”因此，三八妇女节纪念成为向中国妇女宣传苏联妇女解放程度、建构苏联形象的契机。这一时期的十月革命纪念，更注意展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宛生在《十月革命十五周年纪念》一文中，对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对比，并且用“天堂”与“地狱”来形容，认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是在飞快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是在经济危机的深坑里”。土地革命时期的经典作家纪念，也融入了协调中苏关系的内容。1933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在《为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纪念告民众书》中指出，“现在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从苏联的实际生活中可以完全明白什么是社会主义”。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定义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的这一论断，是推崇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真情流露。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纪念活动成为连通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桥梁。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严重经济危机。共产国际认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必然引发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因而决定于8月1日，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5周年之际，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动员自己的力量，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决定，将每年的8月1日规定为“八一国际赤色日”，亦称“八一反战日”“八一反帝战争日”。1929年7月，《中国共产党为八一国际赤色日宣言》指出：“今年八月一日，全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都要在共产国际口号之下动员起来，以群众的示威，反对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后来的决议来看，共产国际对于中国共产党1929年开展八一国际赤色日的情况并不满意。共产国际认为，中国共产党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完成了任务，“在开展的运动中有许多不足之处。最主要的不足是中央未能领导全国运动的准备工作”。在共产国际看来，八一运动应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首先应该在像哈尔滨、武汉、沈阳、北平、天津、上海、香港和广州这些工业中心区进行，但中国共产党“仅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上海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无产阶级据点上”。同时，“整个党的工作仅限于散发党的传单”，而未能举行集会、群众大会、示威游行或罢工。这一状况后来得到了改变。1932年6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八一反帝战争日”决议》提出，成立各种各样的反帝组织；举行盛大的群众大会与武装的游行示威；发动与组织八一那天一厂与几个中心厂以至一业的同盟罢工；成立真正有群众基础的八一反帝战争的筹备委员会与八一行动委员会；文字上与口头上的宣传必须深入到工厂、农村、兵营与学校的群众中去。这里的设计和安排，明显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批评，采纳了共产国际的建议。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纪念活动成为抗日动员的平台。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东北三省的大规模侵略震惊了中国社会，工农商学兵各界民众团体和知名人士，纷纷发表通电，抗议日本的侵略行径，要求南京国民政府出兵抗日。中国共产党利用纪念活动，进行了抗日的政治动员。1932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九一八”一周年纪念的通知》，部署了一系列活动：组织与发展反日运动与反日组织；组织日本企业的反日罢工与同盟罢工；组织决死团、义勇军后援会，援助东北义勇军；组织农民反日会与抗日义勇军或反帝同盟军；开展抵制日货工作；举行群众大会与示威游行。1933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九一八”二周年纪念的决定》，进一步部署了系列反日、抗日活动。一·二八事变是日本侵略中国内地的重要步骤，对一·二八事变的纪念也成为抗日动员的途径。1932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一二八”周年纪念的通知》，同样部署了系列反日、抗日工作：组织开展群众的反日反帝运动；建立、恢复、扩大群众的反帝同盟组织；在日本企业进行反日罢工；组织反日反帝反国民党的示威、游行、飞行集会；用最大力量在国民党军队中进行宣传鼓动，动员士兵参加反日反帝反国民党的民族革命战争。1934年1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一二八”两周年运动的决议》指出，一·二八两周年纪念的主要任务是：“在反帝统一战线基础上，号召与组织广大的群众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和一切帝国主义的新进攻，反对国民党新的出卖与‘中日直接交涉’，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的五次‘围剿’。”《红旗周报》刊发的《怎样纪念“一二八”》甚至提出，要使一·二八纪念“成为推动反帝抗日运动到更高阶段的关键”，“不停留于简单的纪念”。为此，布置了纪念的具体工作，如扩大巩固反帝抗日组织、在国民党军队中进行自动抗日活动、动员力量进行抵制日货活动、参加国民党把持的反日团体等。可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已开始利用纪念活动进行抗日动员。

应当指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纪念活动，存在“左”的偏差。受这一时期“左”倾盲动错误的影响，纪念活动中也出现了不顾时间、条件、场合盲目行动的做法。刘少奇在《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一文中，对纪念活动中“左”的做法进行了总结和概括。他说：“纪念节在过去几乎成了我党冒险主义‘教徒’的‘礼拜日’。在这一天，照例要发宣言、发传单、出特刊、关车、罢工、到马路上示威、叫口号、开会等。在严重白色恐怖下不管当时的条件和环境，不管自己的力量和群众的情绪，不管敌人的戒备和阴谋，我们是照例要做这些事的。……结果在这些纪念节的损失，是难以计算的。”张闻天在《关于白区工作中的一些问题》的讲话中，对白区纪念活动中“左”的错误也进行了批评和反思。他说：“每当纪念节不顾具体环境必须‘纪念’，必须发传单，写标语，出刊物，到马路上去喊口号，组织游行集会等等，这种传统是必须废止的。但这里需要废止的是那种不顾具体环境而组织的‘纪念节’活动，不是一切纪念节。如果形势非常有利，利用纪念节有动员广大群众到马路上的可能时，那我们应该组织这类的纪念节活动。”从刘少奇、张闻天的批评和反思，不难体察土地革命时期纪念活动中“左”的做法与危害。

三 抗日战争时期的纪念活动

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全民族抗战的起点。抗日战争时期的纪念活动，主要围绕抗日这一主题展开。1938年后，每逢七七纪念，中国共产党都要发表通电、宣言或者口号，表达抗战主张，动员、集中各方力量共同抗日，以赢得抗战胜利。比如，1939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向全国同胞、将士倡议：“坚持抗战，动员一切人力、财力、物力，展开全民族的全面的抗战！巩固国内团结，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力求进步，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坚决反对投降，反对分裂，反对倒退，这就是我全中华民族继续努力的总方向。”这是全民族抗战的总动员。1940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认定“日本帝国主义是必然要崩溃的，中国决不会亡，最后胜利必然属于我中华民族。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已在我三年英勇抗战中大大削弱了，中国抗战到底的意志已凝结于全民族的心目中，而目前国际形势的变化基本上是有利于中国的”。这种中国抗战必胜的信念，为相持阶段的抗战提供了精神支撑。

除七七纪念外，抗日战争时期的其他纪念活动，都嵌入了抗战动员的内容。比如，三八妇女节纪念在动员妇女参加抗战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1939年3月8日，毛泽东在延安纪念三八妇女节大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世界上的任何事情，要是没有女子参加，就做不成气。我们打日本，没有女子参加，就打不成”。他号召妇女“参加男女合起来的团体，组织妇女自己的团体，参加自卫军等等”，以在民族自卫战争中“表现出她们应有的力量”。毛泽东的这番讲话，旨在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在抗战中争取妇女的自由与平等。1941年2月5日，《中共中央关于三八妇女节工作的指示》提出，在反对世界帝国主义大战、反对亲日派制造内战破坏抗战、保护妇女切身利益等口号之下，进行抗日动员，并主张“通电苏联、日本、英、美、德、法、意、印度、朝鲜、台湾、南洋各地妇女号召共同实行反帝反战的战斗”。因此，皖南事变后的三八妇女节动员，既有明确的指向，也有开阔的视野。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这是国共两党各有自己的政权、军队、纲领，遇事协商的合作。抗日战争时期纪念活动的旨趣之一，是维护和巩固国共两党的关系。1938年7月6日发布的《中共中央为抗战一周年致蒋介石及全国抗战将士电》，向蒋介石及全国抗战将士“致以无限热诚之慰问与无限崇高之敬礼”，肯定蒋介石“统筹全局”之功，并希望蒋介石及全国抗战将士能“再接再厉，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与坚持持久战，本一年之经验，作艰苦之斗争，动员全民力量，一德一心，以争取最后之胜利”。这就借七七纪念表达了对蒋介石的推崇和期望，将抗战纪念与抗战动员有机结合起来。同年9月18日出版的《解放》第52期，发表时评《纪念“九一八”巩固国内团结》，既表达对于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满，又表示不能动摇拥护蒋委员长与拥护政府坚持抗战到底的方针，“我们将以极端诚恳的态度，帮助蒋委员长与政府克服一切困难，坚持抗战到最后胜利”，并希望当局“以更大的决心实行抗战建国纲领，开放民众运动，建立民主政治，去掉一切足以造成党政军民间不团结的障碍物，使一切阴谋诡计之徒，无从施其挑拨离间的伎俩，使抗战建国的伟业得以早日抵于完成！”孙中山纪念、辛亥革命纪念有协调国共关系之功，因而这一时期重视孙中山、辛亥革命纪念。1938年3月12日，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逝世13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发表讲话，认为孙中山的伟大，在于三民主义纲领、统一战线政策、艰苦奋斗精神。“我们纪念孙先生，如果不是奉行故事的话，就一定要注意这样的三项：第一，为三民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第二，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与扩大而奋斗；第三，发扬艰苦奋斗、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革命精神。我以为这三项是孙先生留给我们的最中心最本质最伟大的遗产，一切国民党员，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爱国同胞，都应接受这个遗产而发扬光大之。”毛泽东强调继承、光大孙中山的遗产，其意在于为国共两党合作提供基本遵循，以维护国共两党合作关系。这次大会通过的《边区各界纪念孙总理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宣言》则明确表示：“我们应该在最高统帅蒋委员长及国民政府的领导下，巩固国内团结，坚持抗战到底”；“拥护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拥护统一的国民政府，加强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因此，中国共产党借助孙中山纪念表达了维护、巩固国共两党合作关系的主张。1941年10月6日，《中共中央关于纪念双十节的决定》提出：“对于蒋介石先生在今年‘九一八’十周年纪念发表的宣言，应该予以积极的拥护，因为他在那篇宣言里表示了绝对不容许投降日寇的决心。他所说的不许日寇有一兵一卒存留于中国，非收复东北决不停战，这种坚决的表示，正与我党‘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的口号是相符合的。故共产党人与全国人民均应该拥护国民政府与蒋委员长领导抗战到底”。因此，皖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借辛亥革命纪念表明了对蒋介石的态度，对于维系国共合作不无意义。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共建党纪念，也注意维护、巩固国共两党合作。1943年7月1日，《解放日报》为纪念中共成立22周年发表的社论《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指出：“根据历史证实了的经验，我们认为，如能加强国共两党的团结，抗战中的一切困难即可迎刃而解。”“我们共产党人，主张国共两党更加亲密的合作，来克服困难，完成抗战建国的大业。我们坚决反对分裂，反对内战，反对祸国殃民的法西斯主义，坚决主张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可见，中国共产党借助建党纪念，表达了国共合作“更加亲密”的诉求。

抗日战争时期的纪念活动，注意塑造中国共产党的形象。中共中央立足延安后，对外注意借助海外媒体、记者的影响力来建构中国共产党的形象，澄清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误解；对内注意利用各种可能的途径和方式来塑造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回应国内舆论对中国共产党的批评。1938年6月24日发布的《中央关于中共十七周年纪念宣传纲要》，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作出了这样的概括：“中共过去的十七年即是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而艰苦奋斗的十七年。”这是依据三民主义对中国共产党17年历史的基本定调，是建构中国共产党形象的重要支撑。1943年7月2日，《解放日报》发表《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在分析抗战局势、提出抗战主张的同时，通过总结中国共产党成立22年的历史，对共产党员的品格进行了概括：“共产党员是一种特别的人，他们完全不谋私利，而只为民族与人民求福利。他们生根于人民之中，他们是人民的儿子，又是人民的教师，他们每时每刻地总是警戒着不要脱离群众，他们不论遇着何事，总是以群众的利益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因此他们就能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这就是他们的事业必然获得胜利的根据。”中国共产党是由党员构成的，党员品格是党的形象的折射和反映。为塑造政党形象，中国共产党注意借助纪念澄清事实与谣言。《中共中央关于纪念双十节的决定》提出：“对于国内若干反共分子所散布的荒谬宣传，例如说共产党是‘奸党’，八路军新四军是‘奸军’等等，必须予以坚决的打击，绝对不容许这类荒谬宣传在中国境内横行霸道。”1943年5月3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纪念抗战六周年宣传工作的指示》强调：“抗战六周年纪念之宣传应该集中于我军在敌后坚持抗战之英勇壮烈，并说明我们之所以能够坚持的原因，借以击破游而不击、封建割据及交出军队、政权之类的反动宣传。”中央书记处约请各根据地负责同志撰写文章，要求文长不超过五千字，并且“多作生动活泼之描述与分析总结，少用枯燥无味之表格统计”。可见，中国共产党注意借助纪念活动澄清关于共产党、敌后战场抗战、抗日根据地等的有损党的形象的谣言，以维护中国共产党的形象。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日战争时期的纪念活动注意协调国际关系，以赢得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支持。为协调中苏关系，赢得苏联对中国抗战的支持，中国共产党利用十月革命、苏联红军纪念，表达了对苏联、苏联红军的支持与推崇。1939年2月16日，为纪念苏联红军建立21周年，应苏联《真理报》征文之约，毛泽东撰写《中国军队应当学习苏联红军的经验》一文。文章说：“苏联红军经过二十一年的锻练，他的陆军、空军，还加上海军，已经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了。在英明领袖斯达林同志与统帅伏罗希洛夫同志领导之下，由于他是工农人民的军队，由于他具有坚强的技术装备，深厚的军事素养，正确的政治工作，不但早已成为保卫社会主义苏联的柱石，而且早已成为保卫世界和平反对法西斯侵略的中坚力量，成为全世界任何真正愿意反抗法西斯侵略的武装部队的模范。”这番赞美之词，尽管有基本的事实支撑，也为后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所证实，但其旨意仍在协调中苏关系。1939年9月28日，毛泽东应中苏文化协会之约，为纪念十月革命22周年撰写《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一文。文章批驳了认为这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由于苏联不同英、法订立互助条约而同德国订立互不侵犯条约所促成的，以及苏联红军似乎即将参加德国帝国主义的战线等说法，认为“苏联红军决不会无原则地参加帝国主义战线”。毛泽东站在苏联一边，澄清国际社会对苏联的误解，为苏联提供了舆论上的支持。1942年2月18日，毛泽东为苏联红军24周年纪念撰写文章。文章指出：“当此全世界划分为法西斯和反法西斯两大阵线并进行着最后决战的时候，红军便是人类绝大多数的主要希望所寄。”将苏联红军视为人类的希望，这一评价蕴含协调中苏关系之意。11月7日，《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的《祝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一文，充分肯定苏联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并对十月革命的道路充满信心。1943年2月21日，为庆祝苏联红军建立25周年与红军反攻的胜利，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联共中央和红军将士。贺电说：“五大洲一切民族爱好自由的人民，都已由亲身的经验，一致公认红军和苏联人民是抵抗法西斯暴力的中流砥柱，是创造新的和平世界的急先锋。”红军近三个月来的攻势，“无疑是历史上空前的，并且其规模和速度还在不断加大”。并且相信“由于中国人民的团结奋斗，由于苏联、英、美的胜利和对于中国的援助，我们也一定能够转入反攻并取得最后胜利的”。这里既肯定了苏联人民和苏联红军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中流砥柱”地位，也表达了国际社会援助中国的诉求。11月5日，毛泽东再次致电斯大林、苏共中央和苏联全体军民，庆祝十月革命26周年，庆祝红军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胜利。并表示：中国人民将永远和苏联人民携手并进，团结一致，争取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1944年11月7日，毛泽东、朱德设宴庆祝十月革命27周年。出席宴会的有苏联、美国、英国的来宾，在延安的国际友人及延安各界人士百余人。因此，抗日战争时期围绕十月革命纪念、苏联红军建立纪念发表了不少文章、贺电，也举行了晚会、宴会，中国共产党通过纪念活动协调中苏关系，以赢得苏联对中国抗战支持的意图较为明确。

可见，抗日战争时期的纪念活动，主要围绕抗战动员、协调国共关系、建构中国共产党形象、争取国际支持等方面展开，对于赢得抗日战争胜利发挥了积极作用。

四 解放战争时期的纪念活动

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赢得革命胜利、谋划新中国建设的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权威提升、准备执掌全国政权的时期。由于这一时期的时间不长，且处于激烈的战争环境下，纪念活动相对较少。这一时期的纪念活动，主要服务于解放战争的胜利、新中国的诞生和中国共产党权威的树立。

利用纪念活动实施解放全中国的政治动员。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向解放区展开大规模进攻，全面内战爆发。内战爆发之初，中国共产党仍借助纪念活动表达了实现国内和平民主的诉求。7月7日，中共中央为纪念七七抗战九周年发表宣言，明确提出，“独立、民主与和平，这已经成为我国人民三位一体的斗争任务”，“没有民主，中国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与和平，而中国如果不能完全独立，和平与民主就更是空话”。在这一宣言中，中国共产党分析了内战爆发的原因，一方面是蒋介石在日本法西斯残余的拥护与美国的支持下，坚持独裁内战；另一方面是美国企图代替日本地位，变中国为美国的殖民地。宣言明确提出了“反对内战，坚持和平”“反对独裁，坚持民主”“反对卖国，坚持独立”三大口号。为使民众认清蒋介石的本质，中国共产党发起了西安事变纪念。1946年是西安事变爆发十周年，12月3日发出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大规模举行“双十二”十周年纪念给东北局的指示》，要求延安及东北举行大规模纪念，具体纪念内容包括：痛斥蒋介石一贯的卖国罪行；要求释放张学良、杨虎城；由人民团体及纪念大会通过决议，要求废除中美商约，严惩签订卖国商约的罪魁蒋介石、宋子文、王世杰。中宣部要求东北局发动纪念“双十二”十周年的筹备会、座谈会等，并希望张学诗、吕正操、高崇民、阎宝航、万毅等人撰写纪念文章。中国共产党力图通过西安事变纪念，勾起历史的记忆，使民众认识蒋介石的所为与品性。挫败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之后，1947年6月30日晩，刘邓大军发起鲁西南战役，由此揭开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7月7日，中共中央为纪念七七抗战十周年发布对时局口号，号召“全解放区军民团结起来，发展正义的爱国自卫战争，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蒋介石进犯军”；“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背叛政协决议执行内战独裁卖国政策的蒋介石政府”。这次七七抗战纪念成为反对蒋介石内战政策、饥饿政策、独裁政策、卖国政策的总动员。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五一口号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共鸣，对于解放全中国、建立新中国具有动员意义。6月2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纪念七一和七七的通知，规定两个纪念日的具体纪念办法。其中关于七七纪念提出，“各级党委应该向政府和人民团体提议，举行适当形式和适当范围的群众纪念”。在这个纪念中，除告诉人民日本侵略中国、中国人民抗日、蒋介石向美日出卖民族利益的历史外，还应该告诉人民，“恢复中国民族利益，抵抗美日两帝国主义侵略的主要方法，就是发展民族统一战线和人民解放战争，推翻蒋介石的卖国政权，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因此，解放战争时期的纪念活动，成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动员手段。

利用纪念活动谋划新中国建设。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借助纪念活动表达国家建设的主张。1946年7月7日，中共中央为纪念七七抗战九周年发表宣言，明确提出“改组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各级政府成为各级民主联合政府”。1947年7月7日，中共中央为纪念七七抗战十周年发布对时局口号，重申“恢复政协路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的主张。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向全国人民、各党派、解放区的职工、蒋管区的职工提出了促成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的系列方针。这一口号得到了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他们发表宣言、通电和谈话，并接受邀请奔赴解放区，与中国共产党共商建国大计。1949年6月30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勾勒了新中国的国体，即人民民主专政。“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因此，在新中国建设的关键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借助纪念活动表达了主张、提出了构想。

利用纪念活动提升中国共产党的权威。中国共产党由局部执政走向全国执政，需要进一步提升中国共产党的权威，增进民众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增强选择中国共产党的自觉性。1947年7月1日，新华社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创立26周年发表社论《努力奋斗 迎接胜利》，对中国共产党的形象进行了定位，称中国共产党经过26年的锻炼，“已经成为伟大的成熟的老练的政党”，“已经是在伟大的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坚强团结起来的政治上完全成熟了的党”。并且坚信：“有了这样的党，我们祖国的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就有了确切的指望，这种指望使我国人民更加坚强了信心和勇气。”伟大、成熟、老练的政党，自然有能力、有资格执掌全国政权。1948年建党纪念时，中央宣传部要求“各级党委应该召集党的干部会议或党员大会或活动分子的纪念会”。在这个会上，应简要报告党的27年历史，说明中国共产党“已经由几十个人的小组发展为现在业已超过三百万人的完全群众化的大党，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说明中国共产党所主张和实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完全正确的。群众化的大党、人民拥护、路线正确，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掌全国政权的重要条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将“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作为中国革命胜利的法宝之一，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形象，既有利于民众认知中国共产党的特性，也有利于确立中国共产党的权威。

可见，纪念活动存在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全过程，伴随革命的发展，纪念对象逐渐拓宽，纪念方式日益多样化。纵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纪念活动的社会功能得到了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积累了组织开展纪念活动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