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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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经典作家纪念的由来与演变

一 马克思、恩格斯纪念的由来与演变

根据目前学术界掌握的资料,马克思的名字出现在中国始于1899年,即上海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发表的李提摩太节译、蔡尔康纂述的《大同学》一文。文中多次提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如“试稽近代学派,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家。如德国之马客偲,主于资本者也”;“德国讲求养民学者,有名人焉。一曰马克思,一曰恩格思”。林代昭、潘国华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影响的传入到传播》上,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0、55页。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的纪念始于1919年。这年5月1日,李大钊在《“五一节”May Day杂感》中指出,“五月五日是马克思的诞生日。去年的五月五日,又正是他诞生百年的诞生日”,我们应该“纪念这一八一八年五月五日诞生的人物”。李大钊:《“五一节”May Day杂感》,《李大钊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35—336页。这里在文字上已提及马克思诞辰,表达了对马克思诞辰纪念的关切。5月5日,为纪念马克思诞辰101周年,《晨报副刊》刊载河上肇著、渊泉译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文。原定1919年5月当期标明的出版时间是1919年5月,实际出版时间可能是1919年9月。出版的《新青年》第6卷第5号,为“马克思研究”专号,集中刊发了顾兆熊的《马克思学说》、凌霜的《马克思学说批评》、陈启修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贞操问题》、渊泉的《马克思奋斗生涯》及其翻译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刘秉麟的《马克思传略》、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等文。从原定出版时间来看,这期研究专号应为纪念马克思诞辰101周年而编,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向国人推介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用心之作,内容涉及马克思的生平与思想。1922年5月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同时举行了马克思诞生纪念大会。据当时文献记载:“演说者共十六人,多鼓吹社会革命,真是慷慨激昂,使人奋发。”《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1页。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选择马克思诞辰纪念日召开全国代表大会,表明其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也表明马克思主义在当时的社会影响。正如陈独秀在演说中所言,“社会主义青年团就是根据马克思的学说而成立”。这次纪念出版了“马克思纪念册”,介绍“马克思的历史和其学理”。陈独秀:《马克思的两大精神》,《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364页。1924年4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第十三号通告,对当年的马克思诞辰纪念与宣传进行具体安排,认为五五纪念“恐不能成为社会的运动,然亦应集合C. P.及S. Y.同志(如不便全体集合,C与S分别集合亦可),开一纪念会,由同志中在理论上素有研究者讲演”。《中共中央通告第十三号》,《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第1册,第568—569页。这是中国共产党具体筹划马克思诞辰纪念的开始,对纪念规模、纪念方式大体上作了规定。5月5日,为纪念马克思诞辰106周年,《北大经济学会》半月刊出版“马克斯纪念专号”,登载《马克斯年谱》等四篇重要文献。1925年5月,《中国青年》出版“五月第一周特刊”,刊载任弼时为纪念马克思诞辰107周年而写的《马克思主义概略》一文。马克思主义自传入中国,备受争议和批评。1926年5月,彭述之利用马克思诞辰纪念之机,回应当时社会上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质疑和责难,强调“马克思主义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锁钥,是中国革命之唯一指南”。述之:《五五纪念与中国》,《人民周刊》第11期,1926年5月,第8页。

对马克思的纪念既有诞辰纪念,也有逝世纪念。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主要纪念马克思诞辰,土地革命时期则开始纪念马克思逝世。1933年2月17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纪念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的决议》,部署了系列活动。具体包括:各级党部于马克思逝世日在各地组织群众的纪念大会,根据中央关于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纪念的宣言和决议的精神,预先指定同志向各地纪念大会作内容充实而又通俗易懂的报告;在各地各组织所召集的群众纪念大会上,建议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等各种公开的学术组织,当场征收发起人;发动左翼作家在各大城市组织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纪念大会,报告马克思的学说;各地党的刊物应立即筹备出版纪念马克思及讨论党内教育问题专号;中央宣委立即编译“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之理论基础”等小册子,须于马克思逝世纪念日前散发;各支部出版纪念马克思壁报,文字要非常通俗。《中共中央关于纪念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的决议》,《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0册,第126—127页。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关于马克思逝世纪念最为明确、具体的部署。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布《为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纪念告民众书》,号召工人、农民、学生“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旗帜之下,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武装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的血腥统治,为苏维埃中国的胜利而斗争,为中国民众的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而斗争!”《为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纪念告民众书》,《红旗周报》第58期,1933年3月,第1页。依据中央统一部署,1933年3月5日,时任苏区中央局宣传干事的杨尚昆在《斗争》发表《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纪念》一文,介绍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发展,提出“研究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武装自己”的任务。文章批评了过去苏区党内一部分同志忽视理论学习,只重视实际工作的情况,也批评了一些同志专门研究理论,脱离实际的做法,强调我们的理论工作不仅与实际工作不能分离,而且有极密切的关系。杨尚昆:《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纪念》,《斗争》第4期,1933年3月,第7、8页。3月12日,杨尚昆又为《红色中华》撰写社论《纪念马克思与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社论指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们的战斗任务,一切鄙视革命理论的偏见和只作书呆子的研究而不与实际联系,都违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并且有妨害工作的最大危险。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杨尚昆年谱(1907—1998)》上卷,第69—70页。同时,为纪念马克思逝世50周年,1933年3月13日,临时中央决定将位于瑞金的原苏区中央局党校,改称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任弼时任校长,杨尚昆任副校长。不久,即由张闻天、董必武分别任正、副校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杨尚昆年谱(1907—1998)》上卷,第70页。可见,经历党内“左”的错误之后,这一时期的马克思逝世纪念非常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以消解本本主义、经验主义带来的偏差。这一时期的马克思逝世纪念之所以备受关注,也有借此协调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关系的考虑。《中共中央关于纪念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的决议》指出,“现在真能代表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只有共产国际,“中国党也只有在共产国际领导之下,才能获取中国大革命的胜利”。《中共中央关于纪念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的决议》,《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0册,第125页。如此,中国共产党借助马克思逝世纪念表达了对共产国际领导权的认可与维护。

抗日战争时期,逢马克思诞辰、逝世均有纪念。1938年5月,为纪念马克思诞辰120周年,《解放》《群众》同时刊发凯丰的《马克思与中国》一文,对马克思的历史地位、马克思对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关切,给予了客观评价。1939年3月8日,为纪念马克思逝世56周年,《解放》第66期集中刊发陈伯达的《纪念马克思与孙中山》、恩格斯的《马克思墓前演说》与《马克思小传》、列宁的《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等文,通过呈现恩格斯、列宁对马克思、马克思学说的评价,为中国共产党人认识马克思、把握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基本参照。1940年5月15日出版的《解放》第106、107期合刊,刊载了许之桢摘译的《卡尔·马克思传略》,以及拉发格著、王石巍译的《马克思回忆录》,为中国共产党人走近马克思、认识马克思提供了更多史实和细节。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诞辰纪念被赋予特殊含义。1940年3月2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提出:“决定五月五日马克思生日为学习节,总结每年的经验并举行奖励(以集体奖励为原则)。”《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7册,第224页。如此,既表明了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推崇,也表明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高度重视。

新中国成立后,对马克思的纪念延续下来。1953年,恰逢马克思逝世70周年、诞辰135周年纪念,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决定宣布当年为卡尔·马克思年,认为“卡尔·马克思是他那个时代中最伟大的思想家。他突破了狭窄的资产阶级眼界,将一切科学提到从来未有过的高峰,并给它指出一条宽广的道路,使它能充分发展”。《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宣布一九五三年为卡尔·马克思纪念年的决定》,《人民日报》1953年3月14日。在此背景下,3月14日,为纪念马克思逝世70周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加紧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刊发《马克思的工作方法》《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生命活力》等译文。4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马克思诞辰一百三十五周年纪念及宣传办法的通知》,要求举行纪念讲演会、纪念展览会,刊发纪念文章社论。讲演内容包括:马克思的生平及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列宁和斯大林对马克思学说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范围的传布及胜利,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运用,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等。《关于马克思诞辰一百三十五周年纪念及宣传办法的通知》,《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第3册,第549页。5月5日,为纪念马克思诞辰135周年,《人民日报》刊发社论《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我们的国家建设工作》,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正掌握着日益广大的人民群众,成为日益强大的物质力量”,要求更加勤奋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更加广泛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使之指导我国经济建设,保证经济建设的胜利。社论:《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我们的国家建设工作——纪念马克思诞生一百三十五周年》,《人民日报》1953年5月5日。与此同时,《人民日报》刊发王南的《学习列宁著的“卡尔·马克思”》、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威廉·皮克的《国际无产阶级的天才导师和领袖》等文章。中共中央西北局、东北局、中南局分别举行纪念大会,华东区和上海市举行展览会,中国科学院、马克思列宁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也分别举行纪念会。纪念过程中,潘梓年、陈伯达、杨献珍、胡绳等在不同场合,分别报告马克思的生平与学说。这次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马克思诞辰纪念,表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有利于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1953年3月16日,时任英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波立特就迁移马克思墓捐款一事致信毛泽东。7月4日,毛泽东复信波立特:“我们极为同意你们对卡尔·马克思墓的处理办法。为表示我们对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导师的生平和工作的关怀,中共中央认为帮助这一工作顺利进行是自己的光荣任务,特为移墓所需费用募款七千美元(折合二千五百英镑)。此款请苏共中央代为转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25—126页。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外汇十分短缺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为迁移马克思墓捐款,同样表达了对马克思的敬重与纪念。1958年5月4日,为纪念马克思诞辰140周年,文化部、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在北京联合举办纪念大会,林伯渠、董必武、张闻天、陆定一等1500多人出席,董必武主持大会,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杨献珍作报告。《人民日报》5月5日刊发的社论《现代修正主义必须批判》,注解了这次纪念大会召开的背景。这篇由陈伯达执笔、经毛泽东审阅的社论,集中批判不久前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草案》,认为它是一个反列宁主义、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社论说,这个纲领以诡辩论代替辩证法,以反动的超阶级的国家论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论,以反动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代替革命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混淆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根本区别。其实,南共联盟纲领草案中的许多观点,主要是针对苏共和苏联的;但社论批评南共的调子比苏共的调子更高,究其原因,与当时国内正在进行的反右派斗争不无关系。参见崔奇《我所亲历的中苏大论战》,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57页。可见,这次马克思诞辰纪念,具有回应国际共运分歧的旨意。

改革开放后,对马克思的纪念规格有所提升。1983年3月13日,中共中央举行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纪念大会,邓小平、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赵紫阳主持大会,胡耀邦作《马克思主义伟大真理的光芒照耀我们前进》的长篇报告,充分肯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此前,北京举行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全国学术报告会,周扬宣读长篇论文《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胡绳、张友渔、于光远、宋振庭等分别作学术报告。这次马克思逝世纪念,对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马克思主义的正本清源,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无疑具有积极意义。此后,对马克思的纪念主要以学术研讨的方式进行,不再举行纪念大会。

对恩格斯的纪念,无论规格还是频率,相对于马克思纪念而言有些逊色,有限的纪念以文本纪念为主。1938年8月1日,为纪念恩格斯逝世43周年,《解放》第47期刊发列宁的《纪念恩格斯》、黎平的《纪念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恩格斯》。黎平认为,恩格斯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中华民族抗战的热烈拥护者,与马克思共同创造科学社会主义,领导国际革命运动的巨人、革命家、思想家”,“不仅看到中国民族解放的前途,而且看到新中国建设的前途”。黎平:《纪念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恩格斯》,《解放》第47期,1938年8月,第12、13页。“巨人”“革命家”“思想家”“朋友”,这些从不同侧面对恩格斯进行的定位,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恩格斯的基本评价。1940年12月,《群众》为纪念恩格斯诞辰120周年出版特辑,发表葆荃编译的《恩格斯的生平、著作及其事业》、潘梓年的《近代社会主义的创立者》、华西园的《恩格斯论民族问题》、曾芜明译的《恩格斯〈费尔巴哈论〉一书的介绍》、葆荃编的《恩格斯著作中译编目》等文。编者认为,恩格斯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者、思想家及革命家”,“在很早以前,就已经预见到我们伟大的民族自卫战争和新生,他曾经说过:‘华人远胜于一切东方民族’,‘过了不多年以后,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临死的斗争,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世纪的曙光’!恩格斯的这句话,可说是完全证实了”。《编后记》,《群众》第5卷第13、14期合刊,1940年12月,人民出版社1955年影印本,第335页。这里对恩格斯所进行的评价,与上述黎平的评价基本一致。1941年1月1日,为纪念恩格斯诞辰120周年,《解放》第122期刊载了允中译自《社会主义国家年鉴》的《恩格斯传略》,对恩格斯的生平进行了基本勾勒。

新中国成立后,逢恩格斯诞辰或逝世纪念,《人民日报》刊发屈指可数的几篇文章。如王若水的《恩格斯论国家——纪念恩格斯逝世五十九周年》(1954年8月5日)、陈昌浩的《恩格斯论农业合作化——纪念恩格斯诞生一百三十五周年》(1955年11月28日)、理文的《纪念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1960年11月29日)。改革开放后,逢恩格斯诞辰160周年(1980年)、170周年(1990年)纪念,恩格斯逝世100周年(1995年)纪念,学术界分别召开了理论研讨会,对恩格斯的思想及其当代价值进行多方位研究,拓展了恩格斯研究的学术空间,深化了对恩格斯思想的认识。

二 列宁纪念的由来与演变

中国共产党对列宁的纪念始于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之后。当年2月2日,陈独秀在《中国青年》发表《列宁之死》一文,讨论了列宁的生死和俄罗斯革命的关系,澄清了唯心派和机械唯物论的误解。唯心派认为,列宁死了,俄罗斯革命将随之寿终。陈独秀指出:“他们不明白俄罗斯革命有历史的意义,他们不明白俄罗斯革命有农工大群众及组织坚强的党之拥护;他们不明白个人的主观意志无论如何伟大,决不能创造客观上绝对不可能的东西;他们不明白苏俄之政治、军事、经济及国际地位,已有不随列宁之死而动摇的程度。”陈独秀:《列宁之死》,《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606页。与唯心派的观点相反,机械唯物论认为,列宁的生死对俄罗斯革命事业绝无影响。陈独秀指出:“个人的意志固然不能创造客观上不可能的东西,而在客观上可能的范围以内,却有个人意志回旋的余地,并且必须有此个人的努力及天才的创见,这客观上的可能才能够适当的实现。”陈独秀:《列宁之死》,《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607页。在陈独秀看来,既不能夸大列宁之死对俄罗斯革命的影响,又不能否认列宁之死对俄罗斯建设及世界革命将带来的损失。

1925年1月,中共四大发表《对于列宁逝世一周年纪念宣言》,肯定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和发展、对俄国共产党和苏维埃联邦的创立、对共产国际的创立所作出的贡献,号召中国工农阶级和被压迫民众“站在列宁主义的旗帜之下,实行列宁主义,与全世界的工农阶级联合起来去消灭世界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大会对于列宁逝世一周年纪念宣言》,《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册,第269页。中共四大为列宁逝世周年纪念发表宣言,既表明中国共产党对列宁逝世纪念的关切,更表明了列宁主义的地位。为纪念列宁逝世一周年,《向导》出版特刊,除刊载中共四大的纪念宣言外,还发表陈独秀的《列宁与中国》、硕夫的《殖民地被压迫人民所应纪念的列宁》、季诺维埃夫的《一九〇五年的列宁》、魏琴的《列宁不死》等文,在梳理列宁主要贡献的同时,重点说明了列宁对中国与东方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关切。《新青年》也出版纪念列宁专号,刊发时评《列宁逝世的第一年》、瞿秋白的《列宁主义概论》与《列宁主义与杜洛茨基主义》、陈独秀的《列宁主义与中国民族运动》、魏琴的《列宁、殖民地民族与帝国主义》、郑超麟的《列宁与职工运动》、谢文锦的《列宁与农民》、任弼时的《列宁与青年》、蒋光赤的《在伟大的墓之前》和《列宁年谱》等文,并译载了列宁的《专政问题的历史观》《社会主义国际的地位和责任》及腊狄客的《列宁》。这期纪念专号对列宁生平、思想进行了有深度的介绍,涉及的面较为广泛。1927年1月21日,《向导》出版列宁逝世三周年纪念特刊,刊载陈独秀的《列宁逝世三周年中之中国革命运动》、魏琴的《列宁论东方民族的解放运动》、彭述之的《列宁主义是否不适合于中国的所谓“国情”?》、郑超麟的《列宁死了,但列宁主义活着!》、白丽的《列宁与妇女解放》等文,阐释了列宁主义对于中国革命和东方民族解放运动的意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布尔塞维克》《红旗周报》《红旗日报》等刊发了系列纪念列宁的文章。比如,何史文在《纪念列宁》一文中指出,“列宁主义对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作用,是极端伟大的”,中国“只有走上列宁主义的道路,方才能够得着解放”。“要纪念列宁,就要用自己的行动来纪念:参加苏维埃革命,拥护中国苏维埃政府,反对日本和列强瓜分中国,压迫中国革命”。何史文:《纪念列宁》,《红旗周报》第27期,1931年12月,第8、10、11页。列宁纪念成为苏维埃革命的动员方式。此外,以列宁之名建构了各种纪念符号。如苏区的小学大部分改称列宁小学,中学大部分改称列宁中学,师范学校一律改名为列宁师范学校。苏区各个党组织设立列宁读书班,以便平时开展党内学习。1931年5月1日,中共中央通过的《全国组织报告的决议案》提出:“各级党部的工作同志必须以自己的组织为单位组织列宁读书班,讨论党内主要问题,扩大个别的教育工作。”《全国组织报告的决议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8册,第384页。苏区的俱乐部一般也以列宁名字命名,大部分称列宁室、列宁堂。此外,还有以列宁名字命名的街道、公园、广场等。参见胡国胜《革命与象征:民主革命时期“列宁符号”的建构与传播》,《党史研究与教学》2012年第3期。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更为关注列宁纪念。1939年1月,为纪念列宁逝世15周年,《解放》刊发张如心的《列宁与中国人民解放的事业》、柯柏年译的《列宁论战斗的唯物论底意义》等文。张如心说:“列宁是世界革命运动的导师,是弱小民族解放运动的热烈同情与赞助者”。张如心:《列宁与中国人民解放的事业》,《解放》第62期,1939年1月,第12页。1940年1月24日,《新中华报》发表社论《纪念世界革命导师——列宁》,称列宁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弱小民族解放运动的导师”,对列宁的历史功绩、理论贡献作了较为全面的评价。这些评价侧重从民族解放的维度来立论,以凸显列宁在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中的地位。1941年1月,为纪念列宁逝世17周年,《解放》刊发斯大林的《关于列宁的逝世》、实甫的《掌握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实甫提出,马克思主义有两种:一种是口头上的、书本上的、教条式的;另一种则是革命的、实践的、创造性的,列宁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底伟大模范”。实甫:《掌握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解放》第123期,1941年1月,第5页。1942年1月21日,为纪念列宁逝世18周年,《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掌握马列主义的锁钥》。社论指出:“历史证明:马列主义是改造世界的最伟大的武器。共产党人只有用这个武器把自己武装起来,才能在战斗中克服困难,取得胜利。纪念列宁的意义,就是掌握这个武器,应用这个武器去实现马列主义的伟大理想。”《掌握马列主义的锁钥》,《解放日报》1942年1月21日。1943年1月21日,为纪念列宁逝世19周年,《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列宁活着呢》。社论指出:“那个躺在玻璃棺材里的列宁是永远死了,永远不死的是列宁的主义,是列宁和他的前驱马克思留给我们的方向和方法。要把我们的事情办得更好些,就得更好的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就是去请教永远活着的列宁。”《列宁活着呢》,《解放日报》1943年1月21日。这些文章、社论,强调列宁主义的当代价值,要求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列宁主义。置于延安整风的历史背景之下,就不难理解这些文章、社论的深刻意蕴。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列宁主义,针对的就是教条主义、主观主义。

新中国成立后,列宁纪念随中苏关系变化与共和国历史的曲折而起伏。新中国成立初期,逢列宁诞辰、逝世均有纪念。1955年2月,中央明确规定,“以后对于列宁、斯大林等将着重在他们的生辰举行纪念”。《中央关于纪念斯大林逝世二周年的通知》,《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第3册,第916页。3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列宁诞辰八十五周年纪念办法的通知》,对纪念活动进行总体安排。具体包括:中央于4月21日在北京举行纪念会,由中央书记之一在会上作报告,邀请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来宾参加;各省(市)于4月22日举行纪念会,由省(市)委书记或副书记之一作报告,邀请当地兄弟国家的外交人员和苏联专家参加。北京和各地报刊刊载论述列宁关于中国革命、党的建设、过渡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工农联盟、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论文;各省(市)放映有关列宁生平的电影;北京、上海、南京、广州等城市举办列宁生平展览会。《中央关于列宁诞辰八十五周年纪念办法的通知》,《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第3册,第930页。这些规定,在随后的纪念过程中得到了具体落实。比如,4月21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列宁诞辰85周年纪念大会,刘少奇、朱德、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使馆工作人员及在京苏联专家代表参加,马克思列宁学院院长杨献珍作了题为《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的讲话,各方面代表1400多人见证了纪念大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举行大会 纪念列宁诞生八十五周年》,《人民日报》1955年4月22日。4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学习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并刊发艾思奇的《在列宁的战斗唯物主义旗帜下前进》等文。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和广州市委、上海市委、天津市委、湖北省委及武汉市委、陕西省委、辽宁省委及沈阳市委、重庆市委、甘肃省委等分别举行了列宁诞辰85周年纪念大会。《全国各地纪念伟大列宁的诞辰》,《人民日报》1955年4月23日。

1960年4月22日,是列宁诞辰90周年纪念。1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列宁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办法的通知》,对纪念活动作出具体安排。3月2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等问题;3月22日、3月31日、4月7日,邓小平三次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的相关问题,并多次召集彭真、陆定一等人,讨论撰写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的文章和编辑出版《列宁选集》、列宁有关论述集等问题。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533—1534、1537、1539页。4月22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大会,朱德、邓小平、宋庆龄、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方面代表万人出席,陆定一在大会上作了《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的长篇报告。报告梳理了列宁的主要观点、理论贡献,说明了中国革命、建设与列宁思想的关联,分析和批判了现代修正主义的观点。同一天,《人民日报》刊发编辑部文章《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文章肯定了列宁的历史地位,提出了中国人民面临的建设社会主义、争取世界和平、团结国际友人三大任务,回应了西方对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批评,批判了美国的战争政策、挑拨中国和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图谋。与此同时,《红旗》杂志1960年第8期刊发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万岁》。文章从时代问题讲起,指出新科技、核武器的出现有重大意义,但时代并没有变,现在还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列宁主义并没有过时。文章围绕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与和平过渡等问题,全面批判了现代修正主义的观点。1960年4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三篇文章的通知》,认为《列宁主义万岁》《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三篇文章,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坚持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文件。各级党组织应该组织党员、干部认真学习。要求通过这次学习,使广大党员干部高度发扬列宁的彻底革命精神,更好地掌握毛泽东思想,努力把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中共中央关于学习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三篇文章的通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966)》第33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58页。这次列宁诞辰纪念,反映了中南、中苏之间的分歧,集中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战争与和平等问题上的观点和看法。三篇文章后合订为《列宁主义万岁》的小册子出版,并译为英文、俄文、德文、日文、法文。

毛泽东力图借助列宁诞辰90周年纪念表明中国共产党的观点和态度,因而十分重视相关纪念文稿的撰写。1960年4月10日,毛泽东就胡乔木为《人民日报》编辑部写的纪念列宁诞生90周年文章致信胡乔木,提出第五部分需要修改,认为这一部分篇幅太长、问题太多、废话太多,结尾无力,要求重新撰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71页。20日晚,毛泽东在钓鱼台12号楼召集陈伯达、胡乔木、吴冷西再次讨论这篇文章,4月22日以《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为题在《人民日报》发表。同年4月中旬,毛泽东三次审阅陈伯达为《红旗》杂志编辑部起草的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的文章《列宁主义万岁》。在审阅时,毛泽东写下了一些批注,如“修正主义是主要危险”,“和平、战争,要有两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376页。这篇文章在4月16日出版的《红旗》杂志1960年第8期发表,4月20日在《人民日报》刊登。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列宁纪念,成为中苏对抗、批判苏联的窗口。1970年4月,为纪念列宁诞辰100周年,两报一刊编辑部发表文章《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文章指出:列宁主义的旗帜是不可战胜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列宁主义的根本问题;苏联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所谓“勃列日涅夫主义”是地地道道的霸权主义。并且强调:“彻底揭露苏修叛徒们对列宁主义的背叛,揭露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阶级本质,指出社会帝国主义同资本帝国主义一样必然覆灭的历史规律,进一步推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苏修和各国反动派的伟大斗争,这就是我们当前的战斗任务。这也就是我们纪念伟大列宁诞生一百周年的重大意义。”“两报一刊”编辑部:《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纪念伟大列宁诞生一百周年》,《人民日报》1970年4月22日。文章反映了当时中苏之间的冲突,其判断、其观点带有时代的局限,也存在认知的偏差。

改革开放后,在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前,并没有举行专门的列宁纪念活动。1989年5月,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后,对列宁的纪念活动得以恢复。1990年4月22日,针对当时贬低列宁与列宁主义,宣扬“列宁主义过时”论的倾向,《人民日报》借纪念列宁诞辰120周年刊发社论《永远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社论指出:“列宁离我们60多年了,但是他的事业、他的精神、他的思想并没有被岁月的风尘所遮蔽,反而历久弥坚,光照人寰。列宁与苏联人民同在,与中国人民同在,与世界人民同在。”“纪念列宁,值得追思缅怀的方面是很多的。最使我们难忘的是他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新的实际紧密结合、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列宁主义新阶段的非凡胆略、卓越才能和不朽业绩。”社论:《永远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纪念列宁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人民日报》1990年4月22日。这是改革开放后对列宁事业、精神、思想价值的重新定位和诠释。以纪念列宁诞辰120周年为主题,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等九单位、全国高校、中共中央党校分别召开了理论研讨会或理论座谈会。此后,列宁纪念活动趋向平静。

从经典作家纪念历史线索的回溯不难看出,经典作家纪念贯穿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改革开放三个时期。比较而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纪念活动较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纪念活动偏少,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纪念活动存在误用之处。